文本与田野说明

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在本书中都被视为一种“文本”（text）或“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context）之互映，而“表征、再现”则是强调它们是在某种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下产生的表相。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texts in context）；情境也赖文本来呈现与活化（context in texts）。或者说，文本是某种社会本相的表征／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这样的社会本相，也赖各种形式的表征，包含狭义的文本来呈现（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譬如，在一篇历史文献中，作者称羌为三苗的后代，一位羌族说羌族是周仓的后代，一位羌族妇女穿着“传统服饰”；然而，对我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文本”或“再现／表征”。从中，我探索的并非羌人是否真为三苗或周仓的后代，或何者为羌族传统服饰，而是它们背后的社会情境或社会现实。什么样的社会情境，使得古代华夏认为羌为三苗之后，使得当代羌族认为周仓是他们的祖先，以及使得羌族妇女须穿着“传统服饰”。

由更宽广的历史角度来说，所有当代所见关于羌族的文化、民族与历史现象，对我而言也都是一种“文本”或“再现／表征”。它们是由历史上一连串的“历史”事实所造成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将这些古今历史事实视为“文本”或“再现／表征”，我期望了解的是其背后的历史民族志情境，一种在人群间延续与变迁的历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

文本分析（textural analysis）在当前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中，都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又因性质及研究旨趣不同，各学科在此一方面也各自发展。相较于语言学与比较文学来说，人类学与历史学对于文本分析有较宽松的理解，同一学科中学者的做法也有相当差异。这或许是由于当代许多人类学与历史学者皆不相信有一套“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掌握社会真实或历史事实。无论如何，强调文本分析的史学或人类学研究，的确有一些共识。

首先，文本分析不同于结合各种史料（或各种学科）以归纳、发掘“事实”的“模拟法”（analogy）。虽然“模拟法”是人类知识产生的重要法则，然而在寻找“相似性”（similarity）的智性活动中，我们经常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认同与经验背景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理性深植于社会文化与现实利益之中。在此知识理性中我们定义、寻找何者是“相似的”“相关的”与“合理的”，以建构一个熟悉的、利己的知识体系。相对地，一些不寻常的、特异的、断裂的现象被忽略，此忽略也使得部分社会人群或“他者”落入社会边缘。因而，基于后现代的学术醒觉，学者们尝试由近代建构的“文本”中找寻一些多元、边缘、异常的现象，并分析其意义。

其次，由于以上的认知，学者们之文本分析切入点经常不是“熟悉与相似”，而是相反的，文本中或文本间所呈现的荒谬、断裂、矛盾、失忆、模糊、挫折；这不只是文本生产者在文本中所流露的，也是阅读者（研究者）所感受的。1学者所从事的“异例分析”（anomaly analysis）2或“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3，多少都与此研究取向相关。由多元资料间产生的“异例”，或者我们的理性与一段时间、空间距离外的“古代”“土著”世界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一异时代或异社会“情境”的复杂结构，以及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间的延续与变迁。

再次，通过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们希望了解其所反映的（reflective）“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及其所映照的（reflexive）我们所熟悉、信赖的“文化”与“历史”之本质。我认为，从文本所呈现的断裂、模糊与异例之探索中，文本所反映的与其所映照的知识可相互增长，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己身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情境中，了解另一个社会或另一个时代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最后，将文献史料、口述资料与文化展演都当作一种“文本”，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于其背后的社会脉络情境与个人情感，以及文本与情境间的关系。此社会情境与个人情感，在我的研究中特别是指当代人群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和相关的族群、阶级、性别与地域之认同与区分，以及在此认同与区分下个人的情感流露与行为。

与文本相关的是“文类”（genre）的问题。中国之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宋代以来的族谱，明、清时期汉人士大夫的异域游记，近代民族志书写，等等，都是一种“文类”。一种文类不仅承载着许多文本，文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文本。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一种文类持续被书写、流传，显示此种情境的延续存在。其内涵形式的改变或消失，也显示此种情境的改变与消亡。通过对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希望了解的是一种“文类”所潜藏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

基本上，我思考、分析文本的方式是借着一种考古学的器物遗存隐喻。考古学者将器物遗存视为在一选材、制造、使用、废弃过程下之产物。我认为文本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同样地，它们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保存的过程而形成。面对一个文本，我们可以思考：为何作者如此取材（特定人、物、时间、空间等的指涉与象征意义）；为何如此组织、制造（特定的逻辑语句与文本结构），究竟作者期望借此说明什么或达成什么目的；作者或他人如何操弄、使用此社会记忆（文本），并与其他社会记忆相抗衡；最后，在各种权力关系的争论与制衡中，这个记忆如何得以被保存、推广或被修正、废弃。对我而言，这并非是一种文本分析的公式。然而在本书中读者将发现，我对文本的理解与分析常循此脉络进行。

本书所依据的文本资料来自两种“田野”。首先，是我由1994年开始进行至今的羌族田野考察。1994年夏，我由西安经陇西一路进入青海河湟地区，然后再由陕南进入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循着历史上的羌人之迹，观察他们生活的山川环境，并接洽、安排以后的田野学术活动。此后，我在1995、1996、1998、2000、2001、2002年之寒暑期，八次进入岷江上游与北川地区作田野调查。在这段累计约有11个月的田野调查活动中，我曾在三处作多次的停留访问，这三地是松潘小姓沟、茂县永和沟与北川小坝乡内外沟。它们分别代表西北方藏化程度最高的，中间以及东方汉化程度最高的羌族地区。此外，我也短暂访问其他各沟村寨，每次在一村寨只停留约5—7日；或在一两年后，再度访问这些村寨。如此做法是由于我所进行的研究需要倾听羌族民众对于本民族文化、历史与社会之“多元声音”，因此我的田野调查需要多元，并能涵括各种“边缘”。在此研究需求下，我的田野考察地区包括：茂县的永和沟、水磨沟、黑虎沟、三龙沟、赤不苏、牛尾巴，汶川县的羌锋，理县的蒲溪沟、薛城，黑水县的麻窝、黑水与知木林，松潘县的小姓沟，北川县的小坝、片口、青片等地以及以上各县的县城。受访的对象，包括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背景以及与外界接触程度不同之羌族民众。

在田野中，除了观察、记录当地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外，我最重要的活动是问村民一些简单的问题，并作口述录音。这些问题或主题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我对当地之历史与民族志的了解，另一方面，它们来自于相关的族群与记忆理论。我对羌族的认识，主要便是通过这些经过设计的主题与问题，以及羌族民众与我在这些主题与问题下之对话所产生的文本。譬如，其中一组重要问题是：“这儿的人是从哪来的？”问题中的“人群”由家庭、家族、一寨的人、一沟中的人群到羌族等等。事实上，我所问的便是本地人记忆中的各种“起源历史”。在获得这些“起源历史”后，我分析其中某些语言符号的隐喻及一些关键主题如何被构述。

这些录音口述数据中的对话，都是以当地四川西北方言，当地人所称的“汉话”，来进行采访与应答。“汉话”是羌族与邻近藏族地区最普遍通行的语言，这一方面是“汉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乡谈话”（所谓羌语）在各地羌族间难以沟通。几乎所有的羌族与邻近藏族都会说“汉话”，但相当高比例的羌族人不会说当地的“乡谈话”。可以说，羌族以语言符号组构的文化与知识体系，原来就是以“汉话”来理解、表述的，或以“乡谈话”与“汉话”相互传译、混合的文化与知识体系。这也是羌族与许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族群特质之一。因此以“汉话”采访所得资料，可以适当地代表当地的本土观点。相反地，坚持以“原住民语言”来了解本土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传统，在“羌族”这样的人群社会中不但无法进行，而且也容易导致将一“民族”范准化、刻板化。

所有的田野录音都转录为汉字。基于我对口述资料之社会记忆本质的认识，我认为研究者在回忆、删削一段报告人的“口述”时，很难避免本身各种主观偏见所造成的误差。这便是为何我以录音来记录口述记忆，并将它们逐字、逐句转为文字。因此，本书所引的口述资料或有语法混乱、文句不衔接现象，或引文中会出现些罕见的语词，我都尽量附注说明。大量引用这些口述录音资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我认为这样的民族志表述、书写，可以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本地人与作者，或本地人与读者之间的中介文化认知场域。在此场域中，作者与读者因认识本土社会文化，而认识我们己身所处的社会文化。相反地，认识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可帮助我们认识本土之社会与文化。

本书所涉及的另一种“田野”，是在文献中所作的“田野”。我将各种文献，当作是报告人以文字展现的社会记忆，或如前所述，一种文本与表征。无论是汉晋时期华夏对西羌的历史与文化描述，或是近代历史与民族学者对羌族历史与文化的论著，或是当代羌族知识分子对本族历史、文化的书写，都被视为在某种社会情境下人们对“他者”或“我群”的选择与建构性描述。古今华夏或中国人以及羌族，这些书写主体自身之认同及认同变迁，反映在他们对“我群”与“我群边缘”的描述与论辩之中。因此通过这些文献，首先，我们得以分析、探讨文字记载中的人、事、时、地、物所交织而成的历史与社会“事实”；其次，产生这些文字社会历史记忆与叙事的“情境”——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体系与相关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此“情境”在历史中的延续与变迁；最后，结合对文本在现实社会中作为一种“论域”（discourse）的人类学田野观察，我们可以探讨这些古今文本如何成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记忆，被人们夸耀、争论、否定、修饰、复制，进而影响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及其变迁。

1　这也就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言：“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个礼仪或一首诗时，我们知道自己已触及到某些东西。由一个文献最晦涩的一面着手，我们或可以揭露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以这样的思考途径，甚至可能进入一个陌生而美妙的世界。”见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5。

2　R.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ter 6-9.

3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Scott Michaelsen & David E. Johnson eds.,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Elazar Barkan & Marie-Denise Shelton eds., Borders, Exiles, Diaspora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