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朝鲜士大夫对于琉球国际地位的认识118
——以北学派为中心
一、 序言
在第三章中我曾指出，日本史中常被记载为“萨摩侵略”的事件，在当时的中国与朝鲜的史书中多被记载为“日本（倭）并琉球”。我认为，至少在1609年的这一事件后，在东亚这一场域中，超越了中国与各个国家之间所结成的单独册封关系的所谓册封体制这一系统是不存在的。注194
若要举出其中一个论据，那就是在朝鲜和琉球两国之间，甚至都不能一直交换国书，也即是说无法维持稳定的正式外交关系。在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肃宗四十三年），朝鲜政府曾经一度发生讨论，探讨是否要向琉球国王送去在明代曾给过的类似国书，以感谢其救助了自己的国民并经由中国将其送回，但是国王肃宗所作的决定是“兹事不无意外之虑”，最终决定不送国书，即决定不再重建国交。假设在东亚确实存在着有实际意义的册封体制的话，那么在实际上只有三个或四个国家的册封国中，为何朝鲜方面不能在北京向琉球国递交国书，以感谢琉球救助了自己的国民呢？这一点无法解释。因为朝鲜与琉球是两个没有任何仇恨和敌对关系的册封国，而且在18世纪前半期清朝统治已经相当稳固，两国没有必要担心被怀疑为合谋反抗清朝。在笔者随后的第二篇考证中，我将介绍两个奇妙的事例，用以说明朝鲜、琉球的朝贡使节在北京是如何接触的，并据此补证我的主张。注195119
实际上，当时的朝鲜士人对于琉球所处的这种国际地位，到底了解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或者他们是如何思考为何在两国之间没有国交的问题呢？在燕行使和通信使留下的记录中，又是如何论述这一问题的呢？这便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在现存的朝鲜史书中，极少有涉及断绝了国交以后的琉球的记载，即使在庞大的《朝鲜王朝实录》中，对于琉球的记录也很稀少，而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更是极为罕见。因为既没有国交，也没有贸易关系，涉及琉球的记载自然极少。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没有研究探讨过朝鲜士人在17世纪中叶以后如何看待琉球的问题。不过，要真正理解这个时代东亚的独特结构，便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国交的朝鲜、琉球两国对于对方所处的国际状况是如何看待的？
在此要研究的北学派士人，是鸦片战争以前在朝鲜国内具有最丰富的国际感觉与外国知识的士人群体。可以认为，在17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前半期，他们对于琉球的认识是朝鲜士人中水平最高的认识。北学派这一名称的出现，是因为洪大容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英祖四十二年）访问北京，次年带回了前所未有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受此刺激的朴齐家于1778年访问北京，回国之后立刻写出了《北学议》一书，其中提出了“北学于中国”的主张。北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作为燕行使的一员到过北京的人。他们虽然被看作是所谓实学派中的一派，但却是其中对于外国特别开明的一派。
一般说来，北学派是指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李书九、柳得恭这六人。其中，柳得恭在1801年（嘉庆六年、纯祖元年）访问北京时，恰好与刚刚参加琉球国王册封仪式后归国的李鼎元进行面谈，并留下了《燕台再游录》的记载。村尾进根据该史料，曾对柳得恭的琉球认识进行简要介绍。由于本书前章对此已有简略涉及，在此略过。注196相反，虽然成大中与元重举通常不被看作是北学派人士，但本文将会特别讨论他们对于琉球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二人在1764年（英祖四十年、明和元年）曾作为通信使前往日本，归国后又与北学派人士有过亲密交往。他们对于日本的认识极大地影响了北学派。实际上，他们所展示的日本观，与作为燕行使一员前往北京的洪大容或者朴齐家的中国观极为相似。注197因此，在此我将他们也看作是“北学派”士人，介绍他们对琉球的认识。120
前文提及的第二篇论考是用韩文发表，所以日本或中国的读者很难读到，但是由于在理解北学派士人的琉球认识时，该文所介绍的朝鲜使节在北京的两个见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所以本文将首先简略地介绍这些见闻。
二、 18世纪，朝鲜燕行使记载的三则琉球人见闻录
首先介绍第一则见闻。这则见闻发生在1724年（雍正二年、景宗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北京，是由书状官金尚奎在回国之后，以公文书的形式向朝鲜国王所作的报告。书状官的一个任务，就是记录在旅行中所见闻到的重要事件，并在归国后进行报告。其情况所述如下：
初七日丙子，晴，留玉河馆。琉球国两使臣，无来见之声息，而朝后忽直到庭内，不得不出接。其衣服制度，与清人无甚相远，而敛发不剃头，以紫黄色锦缎结之，恰似我国女人裹巾貌样，语音则非清非汉，如倭语云，而亦不了了。121
副使臣李真儒，先以贵国与我国无交邻之事，冠盖不相通，今日忽与使华邂逅，幸甚之意书示。则所谓上使者，称以其国王外三寸，又手写今日得见芝宇，甚慰鄙怀等语。笔法颇丽。少顷无他酬酢，而忽然起去。举止之颠倒，礼貌之轻率，极甚可骇。译辈以为与倭风相同云。注198
在这里出现的琉球正使是翁国柱。根据琉球方面《历代宝案》等相关史料，以及《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五编》中所收的清朝的史料，据说他是琉球国王的舅舅。注199
正如此处所见，朝鲜方面对于琉球的认识是“无交邻之事，冠盖不相通”，即是明确认识到并没有国交的事实。随行人员暂且不论，由于正使、副使与书状官是作为朝鲜国王的代理来到北京，所以他们不能与没有国交的国家使节进行随意交谈。毋宁说，他们所表达的，其实是对琉球使节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到来的惊讶，以及不得不当面应对这一问题时候的窘迫和愤怒。此时，朝鲜一方不是由正使，而是由副使李真儒出来应对，恐怕也可以认作是特意安排。
从这一史料中还能看到，清朝方面并没有特别忌讳，没有不让两国的使者相互接触。担心两国使者也许会通过接触来交换反清阴谋，这种疑惧早已消失。在朝鲜方面的宿馆玉河馆中，会同馆提督以及担任门卫的清朝军人都是严格管理，按理说只要一看到穿着琉球衣服的人，就能知道他们是外国人，所以本不可能让他们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入馆，而且据说琉球人要出入琉球馆，其限制比朝鲜人出入朝鲜馆（即玉河馆）更加严格。注200这样看来，翁国柱在步出琉球馆的时候，已经从清朝方面获得了访问朝鲜馆的外出许可，而且大概可以推测当时还有清朝方面的人员陪同。这一点，在之后论及洪大容的琉球认识时再作讨论。122
第二则要介绍的见闻，是四年之后的1728年（雍正六年、英祖四年）的记录。这为1727年出发的燕行使随行员姜浩溥所写的《桑蓬录》所载。值得注意的是，姜浩溥并不是国王的代理，而是以私人身份加入的随员。
1728年正月，恰好居留在北京的燕行使团诸人收到了一个信息，告知他们由琉球国救助的朝鲜济州岛的九位漂流民抵达了琉球使节的宿舍（三官庙）。这时，朝鲜方面并没有派遣使节团的正使等人前往表示谢意，而是派遣了通译官洪万运前往琉球馆，向琉球使臣传达谢意。这正是基于1717年在肃宗面前所作的讨论而作出的安排。在那次讨论中，论及因为正使和副使是国王的代理，所以不能让他们去表达谢意，而要让并非国王代理的通译官去表达谢意。
然后在正月十七日，由代表清朝的礼部尚书列席，在朝鲜方面翻译官的帮助下，清朝对济州岛的九名漂流民进行了听证调查。随后在二月十二日，九名漂流民被送到了朝鲜方面的宿馆。在此，朝鲜方面又再次进行了讯问。漂流民的回答与由中国方面进行讯问时的回答几乎相同，但是有一点不同需要注意。据他们供述，在漂抵琉球时，琉球人与他们之间有过如下交流。琉球人对于漂流民多次说出以下的话：123
我国每漂到汝国,则汝国辄杀之不送。前后死而不还者,不知为几人,而我等则不忍效汝国,若是抚恤以送。
听到这些话的朝鲜漂流民诸人，只能“愧不得出言矣”。注201
这是1728年漂流民返回朝鲜汉城的事件。在《承政院日记》英祖四年四月六日、《备边司誊录》英祖四年四月五日、《同文汇考》卷66雍正六年二月十九日、《通文馆志》卷10英祖四年中都有简单记录，在迄今的研究中也都有介绍。注202在这些作为国家层面正式记录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琉球人责难济州岛人的话。不过，也不能认为姜浩溥是故意记录这些荒唐无稽的故事。他没有任何理由要故意记载这些捏造之事，而且也没理由认为济州岛人会故意捏造出虚假供词。根据迄今的研究，实际上从1613年至1789年的180年间，都无法确认有朝鲜方面将琉球漂流民送还琉球的事例。曾经有研究者编制了琉球人漂抵朝鲜的年表，但对于在如此长时间内没有琉球人漂抵朝鲜的记载，他们也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不可想象没有人漂抵过朝鲜。注2031728年是1613年到1789年的正中间，这一事实与他们所说的情况正相符合。
在前文中对以上两则见闻已经有介绍，所以在此只是简单论及。下面将详细介绍的是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祖四十九年）的见闻。这是在严璹《燕行录》中记载的事情。注204
严璹是1773年燕行使的副使。十二月三十日，他依据常例访问鸿胪寺，通过预演来学习礼仪规矩，为翌年正月元旦在紫禁城中举行的新年祝贺仪式做准备。如果琉球使节也为了列席同一个朝贺仪式而来北京的话，那么按照惯例会共同出席预演的仪式。虽然这时两国使节是在一起学习礼仪，但由于是作为两国国王的代理而来，所以依照惯例他们不会做亲密笔谈。不过，由于严璹认为与琉球使节邂逅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他想借此机会询问一下平日一直抱有的疑问。他写道：124
罢时，就近欲相见，则不顾而去。使译者请少驻，亦不答。曾闻琉球以济州事怨我，而难知虚实，今日事亦似故避。欲一探测，与书状相议，作书通讯。
于是，严璹写好了信，再附上朝鲜制的湖西纸与岭南扇作为礼物，派下人送到了琉球馆。据使者回来说到，琉球使节三人露出非常欢喜的样子。在琉球的回信之上，写有琉球国耳目官向宣谟、正议大夫毛景成、朝京都通事蔡颐的名字。
问题出现在正月五日，那天留下了琉球使节送来正式回礼的记录。在返信中，有写着三人各自名字的三张附笺，其上写着“手巾二条、茶碗二箱”“琉球扇二箱、茶碗二箱”“琉球纸二卷、琉球扇二箱”。严璹记下了他打开礼物时候的感想：
所谓手巾，即苧布尺余，印青作斑文，纸与茶碗扇并匣，皆如日本物矣。谓之球纸球扇者，似因吾辈别单有湖西岭南之称，故效而为之。足一捧腹。
而最辛辣的话语出现在正月十二日的记载中：
琉球使从人五人持书来，并召入馈食。见衣服及头着，尽从清制。问之则渡海后自清造给云。再昨年入济州时，见济民漂到浙江省，自清制给毛兜羊裘，济民着裘，不着兜。清人谓皇帝之赐，不可不着。济民等言服色各有邦制，不敢着云，则清人戏以其兜掩，不意而加之髻，相与嬉笑云。今琉球则不但其从人，闻其使臣亦着清服，步往市中，手自买卖云，不及济民远矣。125
在他看来，济州岛曾是朝鲜的偏远地带，即使是那儿的人民，也不会戴上满族的帽子，但是琉球人，甚至连使节的正使，都恬不知耻地穿着满族的衣服，高高兴兴地在街市中漫步。
严璹还记载了他与这五名琉球下人的问答：
问尔国距日本几何，则来人掉头，言不知日本之为何国。又以倭国为问，亦撼言不知。盖闻琉球服事日本，而讳之中国，故如此云。
在以上严璹的见闻中，除了他表现出对于琉球的辛辣与蔑视外，还有两点也意味深长。第一点，在鸿胪寺举行预演的场合，对于琉球使节似乎完全无视严璹等的表达，他猜测“曾闻琉球以济州事怨我，而难知虚实”。此处所说的济州事，大概是指前文介绍的供词中所称由琉球漂流至济州岛的人都被杀害的事件？而严璹在前此一年前往济州岛时，是否确实听闻到了有此事情呢？此处琉球人的怨恨，是否指后文将论述《春官志》或洪大容的琉球认识时将要涉及的所谓琉球王子杀害事件的传说呢？不过，仅据严璹的日记无法明确这一点。126
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严璹在此明确地指出由于琉球臣服于日本，不能不对中国采取隐瞒措施，因此琉球人才会答道“不知日本之为何国”。朝鲜燕行使诸人在北京不时会遇到琉球人，并将他们的事情存留在见闻记中。注205不过在这些遭遇记录中，朝鲜方面不时地会询问“尔国距日本几何”这种问题，而琉球人则经常回答“不知”，朝鲜方面对于这种不明确的回答，通常也不会再深入发问，对话往往至此结束。严璹因为在此前已经基本确信琉球臣服于日本，所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询问。与此类似，很可能其他的见闻记也是在知道该点的基础上，即在知道琉球方面不会给予明确答复的基础上，故意提出此种恶意问题，仅仅想借此来窥探对方的反应而已。
至此，终于到了要讨论北学派士人的部分了。
三、 元重举与成大中的琉球认识
元重举与成大中是在1764年（英祖四十年、明和元年）一起作为通信使的书记访问日本的。
元重举的著作有旅行记《乘槎录》，以及研究日本的专著《和国志》。成大中也有旅行记《槎上记》，以及研究日本著作《日本录》。不过在这些书中几乎都没有对琉球的记载。我们只好主要从他们在这些著作中所引用的书籍，来推断他们在何种程度上了解琉球的情况。127
元重举在其著作《和国志》中言及琉球现状的文字，只出现在论述长崎的部分和论述萨摩的部分中。其中在论述萨摩（萨摩州）时，论到岛津氏“兼领萨摩、日向、大隅三州”，还写道“又领琉球国事”。注206只有在此处，元重举用自己的语言记载了琉球是在萨摩的支配下，进而也是在日本的实质支配下这一情况。此外，可以根据他在《和国志》的其他部分所引用的参考书籍名称，来推测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了解琉球的情况。这些参考书目有《倭国三才图会》（又称《日本三才图会》）、李孟休的《春官志》以及申叔舟的《海东诸国纪》。其中，由于《海东诸国纪》仅仅记载了15世纪以前琉球的情报，所以在此要论述的是《倭国三才图会》与《春官志》两书。
《倭国三才图会》（或称《日本三才图会》）是1712年（日本正德二年）由寺岛良安编撰的《和汉三才图会》。至迟于1748年，该年的通信使成员曹命采已经在其所著《奉使日本时闻见录》一书中引用了该书。其后的朝鲜士人在论及日本时，也时常加以引用。注207《和汉三才图会》中对于琉球的记载，是在其卷13《异国人物》琉球一条中，以及在卷64《地理》琉球国这一条中，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卷13中记录的丰富信息。
在那一条中记载的“琉球”，是跟在震旦（中国）、朝鲜、耽罗、兀良哈之后被称作“琉球国”，对于日本来说确实被看作“异国”之一。不过该处不仅记载了1609年琉球国王尚宁被萨摩俘虏的事情，而且明确地写道“近年为萨摩附庸之国”，而且自从尚宁被释放回国之后，还记载道“自是愈每年贡物不怠，而将军家嗣立时，王子来献方物”。此外，还记载了一个传说，即在平安时代末期，镇西八郎源为朝渡海抵达琉球，安定了该地的百姓，于是岛民们都遵从日本的风俗，为源为朝立祠并奉为舜天太神宫，在该地进行奉祀。注208元重举等18世纪的朝鲜士人在读了《和汉三才图会》后，都知道琉球当时是萨摩的附庸国，为其领有地，即是说虽被称为“异国”，但实际上其地位比诸藩更低一等，而且，正如朝鲜在中国皇帝即位时要派遣祝贺使节前往北京一样，在日本将军即位之时，琉球也要派遣王子前往祝贺。成大中在其《日本录》一书的开始部分，也引用了《倭三才图会》的自序，这点可以确证他读过该书。128
另一方面，李孟休的《春官志》是收集了与朝鲜“礼曹”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著作，其中所说的“春官”，用中国说法即是“礼部”。该书中有1745年（乾隆十年、英祖二十一年）李孟休的序言，而记载的内容则直到此前一年即1744年为止，大体是收集了直到此时为止的外交关系史料。虽说是外交关系史料，但基本上没有记载中国清朝的相关内容，记载的几乎都与日本相关，在最后也记载了少量有关琉球的内容，并以如下的文词结尾：
谨按，琉球国虽绝远，自国初以来，或来聘或通问，交修邻谊。或谓仁祖末年琉球太子漂到耽罗，为守官所害，是后遂相绝云。注209
此所说“琉球太子漂到耽罗，为守官所害”的事，是指琉球王子为了救助被掳去日本的父亲尚宁而出海，漂流到朝鲜济州岛，被当地官员杀害的传说。
不过，这一传说当然纯属虚构。因为在当时，被俘虏且送往日本的乃是尚宁王，而根据琉球方面的史料，例如据《中山世谱》所载，尚宁王并没有世子，他是让位给了尚久王的第四子尚丰王，注210而且不管是尚丰王，还是王族的其他人，都没有为了救助尚宁王而出海漂流至朝鲜的记载。据琉球史家称，很早之前他们就将这一传说看作是与琉球史实不符的错误。注211根据某个说法，这一传说大概是基于光海君三年（1611年）在济州岛发生的某个外国人漂流民被杀害事件而出现的。注212这一传说作为文学得以记载在文献中，最早是出现在1747年至1751年间由李重焕编纂的《择里志》中。而《春官志》中记载的内容虽然更简单，但时间要稍早。与此同时要注意的是，编纂《春官志》的李孟休，其实相当于半个礼曹官员，是他将这一事件当成了朝鲜与琉球之间没有国交的原因。李孟休虽然相当慎重地以“或谓”这一第三者说话的方式来论述该点，但是他并没有对此加以驳斥，也没有就国交断绝的问题举出其他原因，即是说，即使是对于他这样与礼曹有着密切关系，能够了解琉球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当时最高级士人来说，也无法举出除此之外可以说明的其他理由，来解释曾经有着友好关系的两国之间为何国交断绝这一问题。129
不仅元重举读过《春官志》，而且成大中也读过该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成大中的《日本录》中，不仅记载了在竹岛（独岛）问题上著名的安龙福的人物传记，而且还论述到李孟休的《春官志》是一本很优秀的著作。注213大概可以确认，元重举与成大中二人都很清楚过去存在着朝鲜方面杀害琉球王子这一事件的传说，而且知道这一传说被当成了朝鲜与琉球之间没有国交的原因。因为《春官志》这样半官方的编纂物也记载了这一传说，所以他们知道该解释非常有力。
还可以确认另一点，即元重举和成大中二人还通过他们在江户获得的荻生徂徕的《徂徕集》，知晓了琉球的现状。他们在日本熟读《徂徕集》，甚至能背诵其中一部分。注214例如，《徂徕集》中记载了下面的内容，据徂徕说，日本有四边，其东面与毛人（虾夷）为邻，由松前氏治理，南面则通中山（琉球），由萨摩藩统辖，随后说：
之二者业已为臣妾于我焉。乃其地寒暑弗交，其俗犷驯或殊，均之蕞尔影国，有事则不足烦一旅。注215130
徂徕的这篇文章，是为了激励雨森芳洲而写作的。当时雨森任对马藩书记，处于对朝鲜外交的最前线。无论是元重举还是成大中，都对徂徕论及朝鲜的部分特别敏感，所以必定非常仔细地阅读过该文，而且他们通过申维翰的《海游录》也了解到雨森芳洲的事迹，因此应该读起来兴味盎然。可以认为，他们必然知道从日本方面来看，琉球的状况乃是处在“影国”的位置上。
可以确认的是，元重举与成大中会通过之前的通信使记录，例如通过申维翰的《海游录》来了解琉球的情况。元重举在其日本旅行记《乘槎录》癸未（1763年）十一月三日的记录中，列举了申维翰在《青泉日记》（《海游录》）中所记的事情。此外，成大中的《日本录》，其内容大半都是对申维翰《海游录》的抄录，其中几乎包含了申维翰所述的全部琉球情报，即琉球每三年一次向日本朝贡，由萨摩州登陆行至江户，行礼之后归国的情况，以及申维翰所写的某个男子的经历。该男子曾经自济州岛附近漂流至琉球，而后经由日本再送回到朝鲜东莱府。注216虽然在成大中生活的时代，漂流至琉球的朝鲜人早已是通过福州—北京的路径送还朝鲜，但是如果往前回溯百年，则可知是通过萨摩—长崎—对马的路线送还的。
简而言之，可以认为元重举和成大中对于琉球在当时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有着近乎准确的认识。他们知道琉球虽然表面上是与日本不同的一个国家，但实际上则是萨摩的附庸国，亦即是日本的属国，基本上不可能有自主行为。正如向中国朝贡一样，琉球也向日本朝贡，而且该国虽然曾经与朝鲜有着相互通信的关系，但现在已经没有国交。对于国交断绝的原因，有一个解释是说因为济州岛曾经杀害了漂流来的琉球王子。此外，他们还知道在之前的时代，漂流到琉球的朝鲜人不是经由中国，而是经由日本送还的。可以说，元重举和成大中其实了解得相当全面。131
四、 洪大容与朴趾源、李德懋的琉球认识
洪大容参与燕行，是自1765年（乾隆三十年、英祖十一年）始至翌年止。受洪大容刺激的李德懋与朴齐家，于1778年参与燕行，而朴趾源的燕行，则是在两年之后。
洪大容所作的北京旅行的记录，有汉文本《湛轩燕记》与朝鲜文本《乙丙燕行录》两种。在汉文本中，对于琉球的记载基本上都被包含在其卷2《藩夷殊俗》中。据其中的简单记载，在1766年正月二十二日，他访问了琉球使节所宿泊的北京琉球馆，不过恰好会同馆提督来了，所以没被允许入馆。其后，虽然洪大容通过会同馆大使获得了入馆许可证，但当他再次访问时，使节已经离开了北京。不过若看韩文版本的日记，则在正月六日与正月二十二日两处，详细地叙述了他的琉球认识。
首先，据《乙丙燕行录》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六日所记，当日，会同馆的序班傅哥来到他的房间中，就琉球问题展开问答。注217所谓序班，也称为鸿胪寺序班，据《大清会典》卷3的规定为从九品官，据洪大容的说明则是胥吏。他们的任务是管理朝贡使节的宿馆，管束外国人的行动。
当日，洪大容向序班傅哥提问：“当今，有几个国家向中国朝贡呢？”对此，傅哥回答道：“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红毛，五个国家。”反过来，傅哥向洪大容问道：“琉球国与朝鲜国很近，相互之前有交通往来么？”对此，洪大容回答道：“过去是有交往的，但是近年来没有交往了。”对此，傅哥问：“为何呢？”此后的对谈，他是这样叙述的：132
其中的原因，因为是我国之耻，不能说。所以我说了“不知”。傅哥点点头，就出门离开了。
随后，洪大容说到了“朝鲜之耻”的内容，大致如下：
琉球是海中之国，珍宝众多，距离朝鲜的全罗道也不远。以前虽然有信使（通信使）来往，但是后来琉球国王漂流到倭国（日本），被倭国俘虏了。因此，其世子（皇太子）便乘着大船，其上装载了很多珍宝，希望前往倭国救助父亲。不过，他也漂流到了济州岛。统治济州的州牧是一位贪心而残酷的人，虽然世子把事情向他说明，希望能够放一条生路，但是州牧最终还是充耳不闻，将世子杀害。因此，琉球便断绝了向朝鲜派遣通信使，而且只要遇到济州岛人就一定要杀掉，以此来报仇雪恨。由于这个缘故，济州岛的人们在乘船时，因为担心会遭难漂流到琉球，所以都会带上康津人或者海南人的身份证明书出海。
这即是前文已经论述过的琉球王子被杀害事件的传说。对于管理会同馆多少了解一些外国事情的序班来说，同样是朝贡国，而且是近邻，两国间却没有国交，其原因实在是不可理解。洪大容在考虑其原因时，所想到的便是曾经在济州岛发生的杀害漂流来的琉球王子这一事件。虽然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把这一传说当成了事实，但是从他所写的“因为是我国之耻，不能说”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认可其中有一些可信性。至少在他看来，实在是举不出十分充足的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何在朝鲜与琉球之间没有国交的问题。
朴趾源也读过《择里志》，清楚其中记载的琉球王子被杀害事件的传说。不过他对此加以驳斥，认为这一传说“然非有古记可证，只是世俗流传”注218，在其燕行录《热河日记》避暑录中，也介绍了这一故事，此外还介绍了中山王尚宁经由北京向朝鲜国王递交书简一事，以此来证明琉球国王世子被杀一事乃无稽之谈。注219133
由此看来，与洪大容相比，很明显朴趾源对于这个传说持有更加否定的意见。不过，对于为何朝鲜与琉球之间没有国交这一问题，他似乎也没有找到答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热河日记》中记载有“甲申（明清鼎革的1644年）以后，不复通问”的文字，虽然他明确地了解国交断绝这一事实，但是对于其原因却没有任何记载。
此外，洪大容在《乙丙燕行录》正月二十二日中所记的另一个事情，在汉文本《湛轩燕记》中也有简单记载，即是指他原计划前往琉球馆，事实上虽然去了，但恰好遇上会同馆提督到来，结果没能入馆的事情。注220若我们再看韩文本《乙丙燕行录》中所记他的言行，则可以知道，像他这样身份不高的随行人员，要访问琉球馆其实并非难事。如前所述，当1724年琉球的正使翁国柱想要访问朝鲜方面的宿馆时，清朝官员并未加以阻止。更何况是朝鲜方面的随员，似乎是更容易获得许可。在《乙丙燕行录》中，出现了似乎是负责管理朝鲜馆即玉河馆的隶卒，其名字是“包水月”注221。当洪大容向包水月询问：“我想去琉球馆，是不是很难呢？”据说得到的回答是“这有何难。只需要向会同馆的大使知会一下再去，便没有问题”。据《大清会典》卷3规定，大使是指在长官提督以下的正九品官员，在前述序班上的一位，其工作也是管理朝鲜馆（通称玉河馆）或者琉球馆。
在此，再简单介绍一下北学派士人中的最后一位（李德懋）对于琉球的认识。他的日本研究著作是《蜻蛉国志》，其中的内容大都是依据元重举的《和国志》和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而来。有关琉球的内容，在其“兵战”部分记载了萨摩（岛津）攻击琉球，俘虏尚宁等事情，而在“异国”的部分则记载了源为朝的传说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以《和汉三才图会》为依据，对照两书的内容便可以确认此点。注222李德懋是一位学识渊博之人，而且与元重举还有姻亲关系。因此大概可以推断，元重举对于琉球的认识，李德懋大半也应该知道。134
五、 1794年，琉球漂流民的陆路送还与朴齐家的《北学议》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正祖十八年）八月十七日，济州岛漂来了一只琉球船。船上存活的四人希望能经由陆路送还，即经过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归国，其后虽然有一个人死去，但朝鲜政府还是遵循了他们的愿望。此前，经由北京—福州送还琉球漂流民的最近先例是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光海君四年），此次经由陆路送还实际上是重启了近二百年未有的先例，即是说，此次可谓是朝鲜的漂流民送还政策的一大转折。
在《备边司誊录》十月二十二日条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与琉球漂流民之间的问答。而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十八年九月乙未中记载的内容。这是济州牧使沈乐洙写给国王正祖的状启，其中记载了在漂抵现场的济州进行调查时的问答。注223
沈乐洙接到了大静县监的通报后，派遣部下带着通译前往现地。根据报告，琉球人坚持其请求，希望能通过陆路，经由中国从福建省福州归国。对沈乐洙来说，这一点是“事极骇异”。在问答之中，一旦提及经过水路送还，琉球人便“皆挥手掉头”，哀求不要走水路。对此，朝鲜方面虽然劝告说“谕以国法所不许”，但是琉球人宁死也不愿意走水路。
于是，沈乐洙便向正祖禀报称，送琉球人乘坐小船返回琉球，几乎就等同于让他们前赴死地。但是他又指出，虽然如此，但若向北京的礼部禀称希望让琉球漂流民经过中国送还琉球，“异国之人移咨入送，必无前例，决不可为。……似无他道，请令庙堂禀处”。135
根据这一禀报可知，对于漂流到朝鲜沿岸，至少是漂流到济州岛的琉球人，似乎在此之前都是劝告他们陆路送还是“国法所不许”，因而指导他们从水路归国。不过，若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则从水路送还的方法也是从1790年后才开始出现的，注224并不清楚此前是如何处置。1790年是在1794年的仅仅四年前，而且是正祖的治世时期。琉球漂流民送还政策的大转变，也许首先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接到该禀报的正祖，最终决定由陆路将他们送还归国。于是，他决定尽可能地把他们托付给即将出发的朝贡使节即燕行使，由他们将其送往中国。他将自己决定的意向下发给大臣，令他们进行讨论。根据大臣们共同的意见，将这些琉球人离开汉城出发归国的时间定在了同年十月二十九日。随后朝鲜国王制成了关于此事的文书并送交清朝礼部，乾隆皇帝也毫无困难地同意了。于是经过了二百年后再次开启的琉球人陆路送还一事，最终顺利结束。注225
在1794年琉球漂流民的陆路送还过程中，始终带头积极推进的人，便是朝鲜国王正祖本人。十月二十九日，即将从汉城出发的三位燕行使（冬至使）使臣来向正祖作出发前的告辞。此时，正使洪良浩述说了他的担心——“琉球国漂人若见阻于皇城，则此甚难处矣”。对此，正祖的回答是“以皇帝字万民之意，岂有防塞不纳之理”，以此给他勇气。注226此外，正祖还知道在济州岛上担当与琉球漂流民通译的人其实起不到多大用处，因此发出指示，命令估算着琉球使节到达北京的时间，把在国境市镇义州的译官派往北京，令其学习琉球语。注227此外，他还很关心此次漂流民所受到的待遇，询问他们的情况，并多次发出指示提醒在接待与处置他们时不要疏忽大意。注228136
那么，为什么正祖会如此关心琉球漂流民的事情，在送还政策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变呢？此时，管辖着济州岛的全罗道观察使是北学派的成员之一李书九。李书九也向正祖就这一事件递送了报告书。在该事件的两年后，当李书九与正祖就此展开问答时，他说到家中藏有清人周煌编著的琉球册封使录《琉球国志略》一书。注229可以推测，他对于琉球是抱有关心的。不过他到底与正祖的政策变更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此点尚不可知。我认为，琉球漂流民送还政策的变化，很可能是与朴齐家的《北学议》有着很大关系。
朴齐家是在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正祖二年）自中国归国后，立刻写作了《北学议》一书，主张朝鲜要进行技术革新和制度改革。该书附有1778年的自序。此后，他在1793年时，再次进行整理并奏呈给了国王正祖。在归国后立刻写出的书稿和向国王上奏的书稿中，都收录有《通江南浙江商舶议》。简单来说，其中的论述是——虽然朝鲜在近四百年间中断了海外贸易，但是为了使国家富裕，一定要再开海外贸易。论述中也交织着1764年通信使的见闻，例如日本（倭）依靠海外贸易如何变得富裕。注230不过他也指出，在现实中能够通商的对象其实只有中国。由于日本人非常狡猾，经常以侵略邻国朝鲜为目的，所以不能进行通商。他主张“安南、琉球、台湾之属，又险又远，皆不可通”。
在此，他并没有明确主张要把朝鲜商船送往中国南方，因为这样说是犯大忌。他主要主张的是要让中国商船来朝鲜。不过，朴齐家还主张必须以现在无视禁令来到朝鲜沿岸的中国船只为基础，学习造船技术，以制作中国式的坚固船只，同时还要让以前有过漂流经验的人指示水路航道，前往中国招请当地的海商来朝鲜。从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朴齐家是想让朝鲜人乘船前往江南即江苏和浙江地方。
他首先设想的海上交易对象国只有中国。对于琉球，他认为同安南、中国台湾一样，既遥远又危险，无法通商。不过从后文来看，他不仅想让船只去江苏和浙江，还去福建。至于他是否真认为让船去琉球比去福建更加“又险又远”，就不得而知了。对于朴齐家来说，即便只想再开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便已经可以预期到无数困难。如果能做到这点，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的成功。事实上他也说“只通中国船，不通海外诸国，亦一时权宜之策”，即他认为这也只是暂时的政策，“非定论”。137
正祖读了朴齐家的《通江南浙江商舶议》后，似乎考虑了未来朝鲜可能首先向中国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派遣商船，或者是希望派遣商船的情况。这一想法，很可能也是考虑到前文所述本国朝鲜的人民可能会漂流到琉球去的情况。在很长时间内，朝鲜都没有将琉球漂流民送还过，但相反，琉球方面则多次将漂流至琉球的朝鲜人经由中国送还归国。琉球方面对于朝鲜漂流民的救助和返还，即使在现代的韩国研究者看来也是非常积极的，对漂流民来说是特别友好。注231在归国后，漂流民也多次谈到在琉球所受到的优待。
1778年，朴齐家从北京归国后，便写作了《北学议》一书。翌年即1779年，他与李德懋、柳得恭、徐理修一起，被正祖任命为奎章阁的初代检书官。注232众所周知，奎章阁并不仅仅是引领正祖时代的单纯文化机关，这些检书官们实质上担当着为正祖提供咨询服务的职能。在正祖开始对琉球漂流民相关的送还政策实施改革的1790年之前，他很可能已经读过了《北学议》中的《通江南浙江商舶议》。即使正祖没有读过《通江南浙江商舶议》，该文的要点已经事先写在所谓《丙午所怀》的上奏文中了。从写在上奏文后的感想来看，可知正祖确实读过《丙午所怀》。注233在《丙午所怀》中，朴齐家就主张必须让“江、浙、泉、漳之货”（装载着江苏、浙江、福建产品的商船）航行至朝鲜。
对于没有国交的琉球，正祖也抱有关心。《琉球国志略》一书是周煌的旅行记录，他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至1757年间前往册封琉球国王。如前所述，李书九家中便收藏有该书，而开启这一相关话题的正是正祖。在开启陆路送还的两年后，李书九与正祖在汉城宫廷中展开了一段对话。正祖首先问：“《琉球国志略》，闻有所誊置者。年前琉球漂人出来时，有所征信乎。”从这点来看，即使不是朴齐家的《北学议》该书，也可以肯定正祖是因为受到了北学派诸人的影响，才带来了琉球漂流民送还政策的变革。138
六、 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见，朝鲜北学派的士人群体对于琉球所处国际地位的基本情况，可谓十分清楚。他们知道，自1609年琉球被日本“并”后，就处在其支配下，但即便如此，琉球仍旧向中国与朝鲜继续隐瞒，继续如恭顺的朝贡国一样行动，不断地将其使节送往北京。严璹所展示出来的对于琉球的彻底蔑视，绝不仅是他个人的态度。写作《桑蓬录》的姜浩溥，是一个对万事都好奇的人物。当他听到由琉球送回的朝鲜人抵达了琉球宿馆后，他第一个就想和通译官一起前往。不过他最终还是取消了这一行动，他记载自己的判断是“更思之，则有若薄其身者然，乃止不往焉”。注234进入琉球馆，以及在那里与自琉球送回的本国同胞见面，这本应是一件再普通不过而且伴随感激之情的事情，但是他却似乎感觉到“若薄其身者”。此外，北学派士人柳得恭在居留北京期间，与刚刚从琉球回国的李鼎元会面时说出了“老子羞与韩非同传（即希望不要将朝鲜与琉球同传）”的话，令李鼎元大笑不止。无论是柳得恭，还是李鼎元，对于琉球的态度都非常冷淡，而且辛辣。注235139
更进一步说，在1728年，当朝鲜通译官前往琉球馆，对送还漂流民的琉球表达谢意时，他将这一目的告知了会同馆提督。提督提醒他说“汝辈岂可自屈而入见之乎，于此召见之可也”。注236原本是朝鲜的“通译官”要向琉球正使表达感谢之情，结果却认为把琉球“正使”召唤过来更加合适。会同馆提督是礼部官僚，而国家礼部是以礼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这样的礼部官僚，对于在制度上“同样是”朝贡国的“通译官”，在本来应该由朝鲜通译官表述感谢之语时，却反而特意提醒他，说只要把“正使”叫过来就可以了。这难道不是违礼行为么？会同馆提督是管理朝贡使节的部门长官，是否可以认为，他其实也非常清楚琉球所处的国际地位呢。单单从朝贡国和册封国的名称来看，琉球确实与朝鲜是相同的。如果琉球只是比朝鲜狭小、贫穷的话，朝鲜士人和会同馆的提督是否会如此彻底地蔑视琉球呢？他们的蔑视与辛辣，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明确知道琉球是日本的属国，但琉球却隐瞒起来不断地制造明显的谎言么？在朝贡与册封这种与礼相关的根本问题上，对于撒谎来到北京装作恭顺的琉球使节，不管以多么蔑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大概都不算是违礼吧。在朝鲜史料中出现的琉球使节那种战战兢兢的卑屈态度，大概也是由此而来。
不过，即便是编纂《春官志》的李孟休或者洪大容这样最高层次的朝鲜士人，也无法解释当时在朝鲜和琉球之间为何没有国交，或者只能够把琉球王子在济州岛被杀害这一传说当成是唯一的答案。不仅是朴趾源，而且洪大容和李孟休也很可能怀疑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但无论是谁，都无法提出可以取代这个传说的其他解释。李鼎元也很自然地向柳得恭询问“贵邦曾与琉球通商，后成隙。今究如何”，柳只能回答道“国初伊来贡，今不来。别无嫌隙”，也没法明白地说明其原因。注237140
不过，据说在传说与故事之中，隐藏着连创作者本身都很难注意到的，同时讲述和阅读这一传说的读者也很难意识到的某些内容。琉球王子杀害事件，其实是从琉球国王被日本人俘虏，被囚禁在日本这一事实中生发出来的。这一点是否极具启发性地揭示了在这个传说和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内容呢？这一个传统在暗中诉说的，是否正是如下这点呢——朝鲜与琉球之间没有国交的原因，就在于隐藏的日本的存在？琉球王子杀害事件这一传说的出现与发展，难道不正是为了解释为何没有仇恨的两国会断绝国交这一现象的吗？注238如果两国至少有在北京交换国书这种程度的国交存在的话，这一传说也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延续，也不会伴随着恐怖的念头，被人们一遍一遍重复吧。
据说，以前在朝鲜宫廷中讨论是否要给琉球国王发送国书，以感谢送还漂流民的行为时，因为国王肃宗说如果这么做的话，“兹事不无意外之虑”，最终还是取消了该行为。在前章论及肃宗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时，说到因为背地里有日本的存在。此外还可以认为，在肃宗的模糊不安之中，也许还有着这样的担心——朝鲜与中国不同，朝鲜与日本是有国交的，一旦到了对“琉球是日本的属国”这一情况无法再假装“我不知道”的时候，该怎么办，而且，他可能也担心，一旦本应被隐藏的事实由于某种契机不得已突然暴露的情况。不过，我们已经在上文清楚了朝鲜士人所持有的琉球认识，因此还可以加上肃宗所担心的“意外之虑”到底是何种事情？
当时，日本、琉球、朝鲜和中国这四个国家，其实共同隐藏了一个事实，即琉球在表面上是恭顺的朝贡国，但实际上是日本的属国，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共谋，用以维持东亚的安定。这是以中国、日本没有国交这一点为前提，在沉默之中形成的共谋。肃宗的不安，其实可能包括如下的担心，即如果自己擅自发起行动，向中国宣称希望由朝鲜给琉球递送国书的话，清朝可能担心这个在沉默中形成的共谋会崩溃，由此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强硬态度。换言之，他所担心的其实是清朝也可能有如下判断，即若朝鲜与琉球之间建立国交的话，可能会导致某些契机使得原本隐藏的事实突然暴露出来。141
正祖在决定将琉球漂流民经过中国送还归国时，实施这一行动的洪良浩其实很担心清朝可能会阻止这一行为。毫无疑问，若说清朝是因为担心朝鲜和琉球这两个国家会联手反清，所以要加以阻止的话，这一解释不可能成立。应该理解为，朝鲜一旦行动，说不定清朝就会担心各国的共谋将出现破绽。此前所说的隐藏工作，表面上似乎只是说琉球做的事情，实际上绝非如此。琉球是针对中国和朝鲜，朝鲜是针对中国和琉球，中国是针对琉球、朝鲜和日本，日本则是针对中国，正是因为这四个国家各自都在“我不知道”与沉默的背后互相隐藏着，才使得东亚四国之间的国际秩序得以成立。
因为这一共谋中有着日本加入，并且其“主角”是日本的属国琉球，所以在此形成的国际秩序大概不能被称为册封体制。说起来，明朝很热心于以册封构筑国际秩序，但这其实是宋代之后的一个特例。清朝原本就与明朝不同，很不热心于在册封的基础上构筑国际秩序的事业。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清朝来说，以朝贡来结成国际关系依然是其基本理念。如果只是从中国方面来看，那么确实所谓的朝贡体制依旧延续着。不仅对于当时通晓国际关系的中国士人，以及在北京的外交负责人，而且甚至是对以北学派为中心的朝鲜士人来说，如果没有这一理念的话，就无法解释东亚国际秩序。由于无法构想出一种国际新秩序，以容纳日本这种与中国没有国交关系的国家，所以他们对于朝鲜与琉球之间为什么没有国交这一问题，始终无法作出解释。
也许有人在听了我的讨论之后会问一个问题：那么这是什么体制呢？如果暂且不论中国一国的理念，而要提出一个能说明东亚国际结构的概念，并基于此来回答这是“什么体制”的话，那我只能说“尚不清楚”。还有，包括现代的国际结构在内，是否总能够称为“某某体制”呢？这一点我也不清楚。我不愿意纠缠在“某某体制”的问题上，而是希望把当时的国际结构理解为一种马赛克结构。在当时，日本、琉球、朝鲜、中国这四个国家，恰如构成马赛克画的一个个碎片，即使某两块碎片之间没有相互关联，但是他们各自都与别的碎片相连，因此在整体上能够构成一个某种程度上安定的构图，而且，这一个个碎片都不是由纸板或者坚硬的塑料所制成，而是像活着的细胞那样可以变形。从这一比喻来看，大概可以说从17世纪到19世纪，东亚四国的国际秩序正是构成了这种马赛克的结构。142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之后的1872年，琉球国王被改为琉球藩王，由此开启了一连串所谓“琉球处分”的变动。琉球被“正式地”并入日本。而在前一年的1871年，日本与中国之间缔结了《日清修好条规》，再次建立了两国国交。所谓“琉球处分”，便是中日这两个碎片直接接触的必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