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越绝书》的历史观

《越绝书》所传达的历史观，正体现在其对吴越国势此消彼长的阐述中。

其一，君明道正。对国君自身道德和行为的重要性的凸显，贯穿于《越绝记》全书的描述，君明则辅之，君昏则离之，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全书所树立的吴越谋臣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对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富国强兵，还是夫差狂惑、偏信谄臣太宰嚭等人而杀害伍子胥终致国亡身灭的描述，还是对越王勾践重用范蠡、文种、计倪等谋臣而强越灭吴的阐述，及对此后勾践排斥陷害贤能臣子行为的贬斥，无不渗透着作者“君明道正”“良臣择主而事”的历史观念，此种观念的凸显，正是当时精英阶层自身价值追求及各诸侯国间的争斗为谋臣提供了展示自身能力的舞台等因素的反映。

明朝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的越王勾践形象

其二，臣子谋略作用与其选择重要性。《越绝书》向我们展示了子贡、伍子胥、范蠡、文种等多位谋士的卓越谋略，如子贡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策略，伍子胥的兴吴治军之策，范蠡“持盈”“定倾”“节事”的治国谋略，计倪的“积蓄之理”，文种的“伐吴九术”等，均凸显了谋士的策略在各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谋略能否发挥作用及发挥作用的大小，则同其所选择依靠的国家及国君的贤能与否存在密切的关联。因此，同是伍子胥，其在楚吴两国的境遇不同，而在吴王阖闾与夫差时期的命运亦大相径庭；胸怀韬略的范蠡、文种在越王勾践复国的过程中受到重用，但在勾践成就霸业后却受到排挤和陷害，均表明谋士谋略作用的发挥深受其所处时空环境和国家政治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三，一定的民本思想。作者在分析吴越国势发展时，将民心向背视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吴王夫差大起高台、广纳美女、穷奢极欲，杀害伍子胥、公孙圣等忠直的臣子，违背民众的利益，以致国亡身灭；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重用贤能的谋士、维护民众的利益，故得以灭吴强国。正是在具体的描述中，衬托出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越绝书》作为古代浙江地区历史发展与地理发展的重要作品，不但是最早的吴越地方志著作，而且是中国古代较早的、颇具可读性的区域史著作，不但书中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作用，而且其在人物塑造、历史观等方面的创新作用亦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