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强国:商业生态系统与制造企业价值网平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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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涵盖

美国经济学家 Moore(1993)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 BES)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基于组织互动的经济联合体。之后,Moore(1998)对其定义进行了扩展,即由客户、供应商、主要生产商、投资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机构、政府、工会、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组织或群体构成的动态结构系统。商业生态系统一般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典型特征(Peltoniem &Vuori, 2004),是由围绕在某项核心技术周围、相互依赖的供应商和客户组成的网络(Hartigh et al., 2006),这种网络可为企业提供资源、合作伙伴以及重要市场信息,是基于网络内部成员之间长期的互动关系形成的,能够激发系统需要的创新创业洞察力(Zahra, Nambisan, 2012)。Kim 等(2010)则强调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一些企业、高校、研究中心、公共机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这个系统的组织组成的动态结构。一般而言,商业生态系统是指企业通过复杂的交互关系,各自追求不同但相互促进的收益,最终形成紧密的内在交互关系进而产生具有稳定性、适应性和复杂性的网络组织结构,同时商业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应对交易成本和外部环境风险,即一种介于市场交易和科层管理之间的混合交易机制,且通常围绕一个或若干核心企业的系统构建和运行。

学界关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主要开展于以下三方面。一是阐述概念框架和系统特征。如潘剑英和王重鸣(2012)指出商业生态系统具有动态性、交互性和创新性等本质特征。崔淼和李万玲(2017)则强调专业互补、资源共享、价值共创和共同演化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内在表征。石涌江等(2018)认为商业生态系统包含了产业系统、资源池、创新路由器和回馈社会网络四个子系统。李杰(2019)明确指出商业生态系统具有的多个共生关系实际构成了一个关于商业生态系统的价值网。二是系统发展规律和内部机制分析。Moore(1996)、Garnsey 和Leong(2008)提出了结构模型。肖磊和李仕明(2009)提出商业生态系统包含了三个重要结构:时间结构(商业生态系统的生命周期)、价值结构(指联合体创造消费者所需的价值)、形态结构(即商业生态系统由价值创造单元及其链接构成,各单元地位并不平等,是嵌套的网络结构),指出价值流动和价值创造是商业生态系统中并重的两大要素。Iansiti 和 Levin(2002)、Hartigh 等(2006)构建了健康状况评价模型。Iansiti 和 Levien (2004a; 2004b)提供了系统内部企业角色与战略匹配模型,即通过区分系统成员角色,将其对应的企业战略划分为网络核心型、支配主宰型和市场缝隙型三类。李强和揭筱纹(2013)依据系统中企业基本的战略形态,提出构建“系统健康—战略行为—企业价值”范式。三是系统理论的应用研究。如 Kim 等(2010)以Google、IBM为例分析了旗舰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Zhang 和 Liang(2011)对中国移动进行了案例研究。Radhika等指出,旗舰企业能够有效创建与股票价值关联的生态系统,通过开发先进的工具,用以提高网络成员的生产力,并鼓励和吸引潜在成员的加入。夏清华和陈超(2016)以海尔为例,探讨了中国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对其商业生态的成员结构、相互关系及功能变化的影响。赵梅(2017)通过对阿里巴巴集团和苹果公司商业生态系统的解析,提出骨干型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发展演进不同阶段的战略重点。池仁勇和乐乐(2017)以浙江临安昌化镇白牛村为例,剖析了淘宝村产业微生态的运行机制和演化路径。

归纳来看,处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角色及其战略定位至少构成了三个层级:①少数顶层的网络核心企业处在系统的领导者地位,战略重心是主导价值创造与共享;②中层的若干网络支撑企业作为系统的骨干成员或关键节点,战略目标是实现协同共生与优势互补;③多数基层网络单元企业,一般分布于系统节点的末端位置,战略选择应当是高度差异化和深度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