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本课题是一个区域性灾害的实证研究，即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明清长江下游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核心，揭示灾害在乡村社会诸层面的扩散过程、演变规律及其特点，政府与民间应对灾害的机制、特点及其成效，以及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互动的具体机制及其广度与深度，努力将长江下游的灾害史研究扎扎实实向前推进一步，使之成为灾害与乡村社会互动关系研究的典型个案。
地方乡村社会是一个整体，需要我们用整体史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由于本项目兼跨多学科的内容，因而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灾害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主要是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等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要的历史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考辨和分类，以期复原明清时期长江下游自然灾害的基本状况；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主要用来考察森林、植被、河湖水系的变迁及其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由于研究内容涉及灾害防治和灾害善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需运用经济学特别是灾害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加以解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国家政权、基层社会组织（如地方政府官员、士绅、宗族等）在抗灾、救灾过程中的作用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并注意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既对自然灾害打击下的乡村社会作整体描述，又对典型性灾害进行个案研究。同时将自己融入乡村社会的特殊历史情景中去，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认识灾害环境下中国乡村的实态。
本课题将研究时段界定在明清时期（约1368—1911年），空间范围则以自然地理概念上的“长江下游地区”为基本框架。课题组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坚持历史学的实证主义精神，同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在相互联系的整体史观的关照下展开研究。鉴于农村与自然灾害关系的密切程度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主导性地位，本项目的研究也主要以乡村为中轴而展开。主要内容大体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论述自然灾害的概况与成因。对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发生的诸多灾害，按文献记载的发生年代之次序做全面、缜密的梳理，弄清其基本情况，诸如灾害的宏观趋势、灾害发生的时间序列及其空间分布、灾害的共生性和群发集中性等。同时对此时期本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进行探讨。自然地理和气候特点是致灾的最主要因素，宏观天气和天象异常与本地区自然灾害特别是旱涝灾害的发生关系至密。但在明清时期，真正导致本地区灾害规模不断扩大的还是社会因素，时人的不合理开发，特别是围湖造田、乱砍滥伐给长江下游的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水土流失直接导致该地区水旱灾害的频发。通过研究，揭示该地区人口发展—资源紧张—盲目开发—环境恶化—灾害频发的历史演进过程。
第二，探讨自然灾害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毋庸置疑，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它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突发性，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在相对较广泛的区域内和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中，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其特点也是可以探究的。首先，本地区历史上是一个旱涝易发的地区，而且涝的发生次数要多于旱的发生次数，涝多于旱是本地区的第一个灾害特征。其次，灾害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即夏秋两季是旱涝最易发生的时期，冬季发生旱涝的可能性相对较小[136]。再次，从自然灾害的区域分布和持续性看，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所有州县都有灾害发生，受灾范围极为广泛，主要表现为各种自然灾害在多地同时发生，覆盖的地理区域或遭受破坏的区域很广，可谓无地不成灾。同时，本地区自然灾害的持续时间往往较长，具体表现为连续数日、数十日乃至数月，甚至持续达数年之久。最后，此时期长江下游地区旱涝灾害的次生和衍生灾害十分常见，且种类很多，而这类灾害的发生又往往加重了原发灾害的灾情。由于衍生和次生灾害的共同作用，旱涝灾害的发生和发展就存在着链式演变的规律[137]。
第三，考察灾害环境下乡村社会的危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口变动和乡村秩序崩坏。就灾害对乡村人口的影响看，明清长江下游地区的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的损失十分惊人，其中尤以水灾、疫灾为甚。因灾造成人员的大量死亡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并没有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家荒政措施的相对完善而有所改善。同时，灾害吞噬着土地、庄稼、房屋和牲畜，乡村社会的生存环境变得极其恶化，有幸逃过死亡之劫的乡民，在粮食匮乏、居所被毁的情况下，有时只能加入逃荒队伍，远徙他乡乞食，从而加剧灾区人口的流动，造成灾区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而那些安土重迁、仍固守家园的乡民，因不断受到饥荒、疾疫的侵袭，精神上和肉体上饱受折磨，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普遍出现身体素质下降、心理濒临崩溃、行为趋于失范等人口素质下降诸方面的问题。
在灾害与乡村秩序的崩坏方面，肆虐的水旱等自然灾害，给明清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生产赖以为继的人力资源和畜力资源造成巨大减损，并直接侵蚀着田地及田地上的农作物，造成田地荒芜、农作物减产或无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灾区人口的减损和外流，导致土地兼并加剧，乡村地权因灾急剧变动，而粮价上涨等又会冲击原本脆弱的小农经济，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此外，灾害还影响乡村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上的腐败也渗透到本地区地方政府的荒政之中，如在水利兴修、积谷备荒等防灾备灾环节，报灾、勘灾等灾情勘报环节，赈济、蠲免等救灾环节，府县政府多存在执行不力、阳奉阴违、营私舞弊的现象。可以说，这些发生在历时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腐败事情、现象，又不断地在明清两代的长江下游地区一遍遍重演。
第四，考察灾害视域下农民的生活状况。内容涵盖三个方面：乡村生活、社会冲突和社会控制。在乡村生活方面，明清时期，造成长江下游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很多，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自然灾害是制约和影响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民以食为天，对于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的农民而言，自然灾害对于他们的冲击，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粮价的飙升，其次灾害也给当地的设施造成严重毁坏，而大灾之后往往又有大疫，从而进一步加剧民生的艰难。此外，本章通过管庭芬所写日记还特别关注到灾害期间“文人群体”的生活。
在社会冲突方面，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灾害多发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给当时的乡村社会带来较多不稳定的因素。灾害袭来，农业往往最早遭受冲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必然遭受到巨大的生存危机。明清时期，政府的救灾行为多在城市，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则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忽视。当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底线被冲破时，社会的不稳定则会不断发酵，主要表现为抢米风潮盛行、抗粮抗税普遍发生、地方盗匪猖獗、水事纠纷不断和土客矛盾频繁等方面。在“灾民变乱”部分，本章通过光绪十五年海盐县个案，具体还原历史过程，增强研究内容的“现场感”。
在社会控制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灾害与灾荒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必然的，社会因素如果朝着正向发展，则可以有效减少由灾而荒的可能；而当社会因素朝着负向发展时，由灾而荒则成为必然，一旦吏治腐败、水利设施失修与废弛，就会进一步加剧灾害向灾荒的转变。面对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冲突，明清时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顺应形势，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具体做法有劝分行善、思想教化、严惩贪腐、管控冲突和武力镇压等。需指出的是，社会控制本身只有找准要害才可能化解风险，否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社会潜在的风险。
第五，论述官府与民间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主要是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府为个案进行研究。我们以大量的地方志为资料来源，并参阅正史及明清各朝实录等史料展开讨论。例如，在论述官府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时，我们以不同版本的《杭州府志》为主要参考资料，同时与各版本《浙江通志》、杭州府各县志相关记载相互对照，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务求史料的真实可靠，丰富充实。而在讨论明清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各种举措时都绘制了对应的图表进行归纳或统计，做到简明直观，以此勾勒出杭州府的水利建设及海塘修筑较为清晰的历史沿革脉络。同时，补充完善明清时期蠲免标准的演变历程，如顺治五年、顺治十二年、光绪七年等时间节点的蠲免标准，都是笔者在地方志史料中发现并补充上去的，相较同类研究而言，所列蠲免标准的变迁历史更为具体。除此之外，笔者还发现清代后期清政府“针对田地类型及受灾程度分为四个标准实施不同的蠲缓方式，并一直被沿袭下来，几成定式”这一历史现象。在论述民间应对自然灾害的举措时，我们主要是从宗族、士绅、民间组织这几个维度来剖析当时的社会各群体对自然灾害所做出的反应。其中分析士绅积极赈灾救济的原因指出，士绅阶层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士绅本身也有一种贡献宗族、兼济乡里、忧民怀众的情怀及责任感，以及明清政府劝赈政策的导向作用等。我们也从中发现明清两朝民间应对自然灾害方式的不同之处。例如，在清代，粥厂成为普遍的赈济方式，医赈、物赈明显增多，个人创办救济组织盛行等，而这些在明代却是弱项。
第六，考察灾害与民间信仰问题。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问题，我们以明清时期广德州为个案进行讨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明清广德州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下广德州民间信仰的炽盛”“广德州祠山信仰的历史演变”。首先，在对明清广德州的自然灾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明清广德地区水、旱、蝗神信仰进行考察，具体以龙王信仰、城隍信仰、八蜡信仰、刘猛将军信仰和祠山信仰为例，分别对各个信仰的由来、神职变化、灾害与庙宇修建的关系等进行分析讨论，并得出结论：一是龙王庙的修缮与“祷雨有应”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出龙王信仰的功利取向和实际需要；二是地方官与城隍神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一方面恭敬谦卑，另一方面又威胁恐吓；三是清朝刘猛将军信仰的崛起，使得统治者放弃八蜡信仰；四是统治者的认可与支持是各类神灵信仰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五是祠山信仰的盛行与广德地区喜事鬼神的传统风俗密切相关。
其次，重点考察祠山信仰的演变过程，从祠山神职能和祭祀形式两方面论述祠山信仰的演变。对于祠山神，主要讨论其职能范围，指出祠山神职能的多样化有助于提高其地位，扩大影响力。祭祀形式方面则主要介绍从祠山祭典到祠山庙会的演变过程和跳五猖的仪式，指出在祭典逐渐演变成庙会的过程中，已不仅仅是宗教活动场所，更是兼具经济交流与文化娱乐功能。
总之，本项目试图以明清时期长江下游乡村的自然灾害为切入点，探讨本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打击下的农业经济与民生、乡村社会的危机与冲突，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应对机制和救荒措施，了解与把握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为本地区的防灾救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为深化乡村社会史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我们把眼光向下关注乡村社会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是研究资料的不足，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常常使我们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而许多本应深入探索的问题，都因才智学识的不足而却步；许多问题虽有涉及，但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课题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增加了研究难度。恰因如此，所以本项目成果的不足和错讹之处在所难免，祈望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1] 陈关龙：《明代农业自然灾害透视》，《中国农史》1991年第4期。
[2] 葛全胜、彭桂堂：《自然灾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4] 《尚书·尧典》。
[5] 《孟子·滕文公上》。
[6] 《淮南子·本经训》。
[7] 王子平：《灾害社会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8] Helen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Ch’ing Shih Wenti，Vol.3.3（1975），pp.1-59；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9] 参见[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参见周荣《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明清荒政、救济和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载赫治清主编《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453页。
[11] 参见[日]太田出《1999年日本史学界关于明清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1期；吴滔《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2] Card Benedict，“Bubonic Plagu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Modern China，Vol.14.2（1988），pp.107-155；“Policing The Sick：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14.2（1993），pp.60-77.
[13] Card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4] Christopher Cullen，“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History of Science，xxxi（1993），pp.99-150；Wilt Idema：“Diseases and Doctors，Drugs and Cures：A Very Preliminary list of Passages of Medical Interest in a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ovels and Related Plays”，Chinese Science，1977（2），pp.37-63.
[15] Marta Hanson，“Robust Northerners and Delicate Southerners：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Positions，Vol.6.3，1998。转引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6] 参见李文海、夏明方主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7] 包括美国约翰·麦克尼尔的《由世界透视中国环境史》、日本斯波义信的《环境与水利之相互关系：由唐至清的杭州湾南岸地区》、美国安·奥思本的《丘陵与低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澳大利亚费克光的《中国历史上的鼠疫》等，见于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
[18] 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十卷本），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9年版。
[19] 陈达：《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0]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3号。
[21] 参见王树林《清代灾荒：一个统计的研究》，《社会学界》1932年第6卷。
[22]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之旱灾》，《史地学报》1925年第6期；谢义炳：《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气象学报》1943年12月第17卷；李秦初：《汉朝以来中国灾荒年表》，《新建设》1931年第14期等。
[23] 刘秉仁：《我国的旱灾和农荒救济》，《清华周刊》1925年第1、12卷。
[24] 此书编于1932年，囿于时代所限，仅有其中的《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获得出版，这里所见是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
[25] 徐钟渭：《中国历代之荒政制度》，《经理月刊》1936年第1卷。
[26] 王龙军：《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
[2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8] 徐近之：《气候历史记载初步整理》，江苏省地理研究所1976年印。
[29] 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年第 3期。
[30] 陆用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评介》，《测绘学报》1986年第3期。
[31] 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册），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7页。
[32] 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册），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33] 参见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上册），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817页。
[34]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35] 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2期。
[36] 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风雹雪霜灾害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60年第1期。
[37] 分别见于《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安徽史学通讯》1960年第1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
[38] 朱焕尧：《江苏各县清代水旱灾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1934年第7卷。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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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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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于春媚、贾贵荣主编：《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第2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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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江西省水利厅水利志总编辑室：《江西历代水旱灾害辑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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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李永宸、赖文：《霍乱在岭南的流行及其与旱灾的关系》，《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0年第3期。
[120] 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 2期。
[121] 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122] 余新忠：《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23] 李玉尚：《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5期，2005年。
[124] 李玉尚：《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流行病》，《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25] 李丽华、肖林榕、翁晓红：《明清医家治疫特色研究》，《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年第 1期。
[126] 郑春素：《明清瘟疫学派治疫特色》，《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27] 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28] 唐力行、苏卫平：《明清以来徽州的疾疫与宗族医疗保障功能——兼论新安医学兴起的原因》，《史林》2009年第3期。
[129] 李玉尚：《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30] 参见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第399—438页。
[131] 管庭芬著《芷湘日谱》于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易书名为《管庭芬日记》。
[132] 管庭芬：《管庭芬日记》（张廷银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版，“前言”第6—7页。
[133] 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页。
[134] 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5] 明代的直隶州与府是平级的行政单位，与低一级的散州有所不同。
[136] 张秉伦、方兆本主编：《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2页。
[137] 张秉伦、方兆本主编：《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