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鬼谷子》是君子之学

“君子”是个好词，专以称呼有修为、能够控制住自己言行的人。在先秦，诸子百家对“君子”各有各的定义，对“君子”如何修为、如何控制自己的言行等提出了不同的操守要求。

与前一节的“弱者”与“强者”相似，“君子”在早期也是用以比较的词，是相对于“小人”而言的。先秦的“小人”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君子”来说社会地位卑下的人。《诗经》载，“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左传》载，“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讲的都是二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从字义上讲，“君”字从“尹”从“口”，尹是治理，口是出言，“君”字即出言治理的人。周初分封，所有受封领主均称作“君”，其中也包括“子”，因为“子”本来就是周初封君时的五大君（爵）位之一。

“君”原本是“君”，“子”原本是“子”，各有指代。当时光进入春秋，礼崩乐坏，原本严格意义上的称谓开始变味，“君”不完全指封君，“子”也不完全指“爵位”，“君”与“子”均可以用来指代社会上有地位、有德养、有学问的人。

这个不算特别逾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实际相合的，因为春秋时代礼乐虽坏，等级依然森严，礼乐不下庶人，能够拥有学识、德养的人，也必定是有社会地位的，大多是早期“封君”的后世子嗣。追溯百家诸子的身世，没有哪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人”。

“君”与“子”合用，也应该是春秋之后的事，似乎也应该始自孔子，因为从记载来看，有关“君子”的引词大多出现在孔子所整理过的书籍中，如《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诗经》中的“彼君子兮”，《尚书》中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

孔子在使用“君子”一词时，顺便对君子的操守作了基本的定位与描述，将仁、知、勇列为君子所应具备的三大素质，“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对君子的言行也提出了比较详细的规范与要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由孔子所定位的“君子”是“谦谦”的，是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的。

“谦谦君子”，须有仁，有知，有勇，须行“圣人之道”，与人交往须“动口不动手”，从而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有上述素质与要求，正是《鬼谷子》一书所主张的。换言之，儒圣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三大品性（仁、知、勇）及“九思”要求，在《鬼谷子》一书里均有体现，孔子与鬼谷子两大先贤在人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并不违和，都在提倡“君子之道”。

然而，孔子对“君子之道”只提出标准与要求，具体怎么做到则语焉不详，因为孔子所倡导的只是对“君子”的理想概念，标准与要求之高是寻常人难以做到的，这个连孔子自己也承认，譬如在谈及“仁、知、勇”的“君子之道”时，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至于“君子有九思”，仍旧是浮在理想层面，作为要求或追求是可以的，但要落实到行动中，寻常儒士很难做到。

鬼谷子迥然相异，甚接地气，因为他在提出目标的同时，也给出详细的可执行的方案。鬼谷子的目标不是“君子之道”，而是“圣人之道”，因为圣人“为众生之先”，“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是社会的先知先觉者。圣人倡道，君子守道。在鬼谷子之儿，“圣人之道”理当是孔子所定义的“君子”所应恪守的。

何为“圣人之道”呢？鬼谷子认为，“圣人之道阴”，“圣人谋之于阴，而成于阳”，“圣人之道”就是“阴谋论”，而“上兵”是要“伐谋”的，邦国是要“伐交”的。

在圣人之道的基础上，鬼谷子针对社会上繁纷复杂的人际关系图谱设计出一整套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阴谋”理论，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以“口舌”之争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实现“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战而屈人之兵”、“和谐共生”等终极目标。

就前章所述，鬼谷子理论中没有一条是要践行者诉诸武力的，至少鬼谷子没有这么说。无论是“抵而寒之”还是“抵而得之”，鬼谷子都主张以“谋略”方式加以解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鬼谷子都给出了以口舌应对的必杀方案。即使对于制订规则的强者，君主，鬼谷子也同样要求他们不要动辄使用强力，而是规劝他们修心炼性，学好御臣术，“守一而主九”，以求事半功倍之效。

从君子不好战这个角度来说，鬼谷子理论完胜儒、墨、法、兵等诸家学说。不说法、兵，即使一再强调仁政的儒家，对于不臣、不仁、不义之人，也是主张刀兵相加的。墨者坚守兼爱与非攻，针对攻上门来的强者，主张武力防护，要求墨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只有鬼谷子，从不强调刀兵，即使面对打上门来的“强者”，也主张使用口舌这个柔软的武器，得其情，卸其势，柔其骨，服其心，功成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柔软胜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