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别现代：一个创造性的学术名词与“事件哲学”

斯洛文尼亚研究员罗可·本茨（Rok Benčin）将别现代的命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别现代主义”比喻为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使用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概念所提出的“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作为中国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哲学思想，能够受到国外学者如此评价并不多见，未来无论别现代何去何从，至少证明了中国原创哲学思想从早期努力发出“声音”（voice）再到力图表达“言语”（speech）的转变。

“哲学时刻”既是哲学判断也是历史总结，但中国自古就有“功过是非后人评”，后朝来修前朝史的历史传统，从当代来看，姑且不论“别现代主义”（bie-modernism）是否能够堪比世界哲学史上的“希腊时刻”（the Greek moment）、“德国时刻”（the German moment），抑或“法国时刻”（the French moment），成为既具有中国民族特性，又具有与西方哲学普遍联系，在世界哲学体系下一脉相承的“中国时刻”（the China moment）。从“别现代”的名词创造再到顺其自然而生成的“别现代主义”，倒更符合阿兰·巴迪欧所说的“事件哲学”（événement）。正如巴迪欧在著作《存在与事件》中提出的“数学=本体论”命题，他借鉴康托尔与科恩的现代集合论，做出一个公理性假设，即集合中所有元素可以找到一些共同性的因素，正是这个共同性因素将所有的集合元素作为一个大写的“一”而呈现出来，被称为情势状态，但是，由于情势本身流变性的活跃力量，总会在情势中出现超出那个大“一”内涵之物，这种绝对的溢出就称为“事件”。用巴迪欧经常举用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关系，一个桌子上有苹果、香蕉、橘子，还有死青蛙、几块烂泥巴，所有的东西可以组成一个集合，桌子上的东西=｛苹果、香蕉、橘子、死青蛙、烂泥巴｝，其中若将苹果、香蕉、橘子拿出作为一个子集，可以将这个集合命名为水果，但如果将苹果、烂泥巴拿出来作为一个子集时，就无法用一个正常的集合名字来命名这个集合，但这个集合又是真切地存在着的，这个无法命名的名称对于原有的集合来说就是一个溢出，想为这个集合命名势必会改变现有的命名规则，这个集合相对于原有集合来说成为一个无法被包容的“无名氏”。

别现代状态正是一个无法被原有现代性子集包容的“无名氏”，可以感知它的存在却无法用现有语言言喻，王建疆深刻意识到了“历史发展时空的并置，即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者的杂糅交错，形成了三种社会形态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和交汇”，因此这对原有的命名集合来说是一个溢出，已经无法再用原有的名词对其进行精确指向，遂创造了“别现代”这个名称来指代当下世界这种复杂的现代性状况。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同行也众说纷纭，各自著书立说，并试图根据自身理解来进行哲学上的命名或阐释：如艾森斯塔特（Eisenstadt）的“多元现代性”、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内省的现代性”、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弗雷德里克R.詹姆逊（Fredric R.Jameson）的“单一现代性”、皮埃尔·阿尔都塞（Pierre Althusser）的“另类现代性”，还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的“反思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C.詹克斯（C.Jencks）的“晚期现代”、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的“我们从未现代”、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概括出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此外也包括国内学者的“另现代”“混现代”“复杂现代性”等诸多提法……“别现代”作为诸多现代性解释中的一种，与上述概念不谋而合之处在于都认识到了“现代性”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对现代之后的哲学反思与批判。但与上述概念强调脱离或者推翻原有现代性子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别现代”更加强调在这个子集中的并存与杂糅。

正是由于“别”字在汉语中的“另外、别样、差别、别扭、告别、不要”等古今丰富的多义性给予了这个汉字词汇极大的包容性和想象空间，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绝妙概括，使“别现代”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和涵盖性的学术名词。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认为“人类以推理的逻辑和创造性想象这两种方式来表现精神世界。理性逻辑的发展伴随着语言符号的产生和成熟，而人类创造性想象的实践活动则刺激了神话符号和艺术符号的诞生”。从符号学视角来看，“别”也成为某种能感知却无法在现有理论库中找到对应词汇来解释现代性状况的汉字指代，从而实现“能指”和“所指”的合理匹配。同时，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强势概念的生成与传播除了依靠先入为主性也需要“魔弹”（magic bullet）作用，就像“可乐”作为能指，当受众采用“可乐”这一简称时，其被认知联想到的具体饮料所指必然是“可口可乐”，而“百事可乐”则必须使用全称。“别现代”作为理论创新名词，如果未来能实现“能指”和“所指”的相得益彰，则有希望真正谱写哲学史上的“中国时刻”。

虽然王建疆自称创造“别现代”这个名词受到德里达的“延异”启发，但其实更得益于他本人过去长期专注于老庄、敦煌美学的研究，依靠其长期积累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新领域研究中出现了一次类似本雅明式的“灵韵”（Aura）生成与厚积薄发。正如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汉学家创造了“美学”“革命”“共产主义”“干部”等大量现代汉语词汇，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哲学”，也是日本哲学家西周由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而来的，并一直被沿用到今天。正是依靠日本汉学家深厚的汉学功底和对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大大丰富和拓展了今天汉语的现代语义。“别现代”这个词也类似于此，它拓展了汉语词汇的涵义。但因为“别现代”又并非汉译于西方固有名词而是纯正的本土创造，在它刚刚创造出来，出现在国外学术演讲中时，由于在英语中找不到现成的名词进行对应，曾经被翻译为“bie postmodern”“don't be modern”等多种表述，同样是由于英文表意的单一性，无论哪种翻译都无法将汉字“别”的意境涵括，最后索性用汉语拼音“bie”（别）与“modern”（现代）进行组合成为固定英语词汇“bie-modern”（别现代），现今“bie-modern”已经作为正式的“别现代”英文专有名词以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斯洛文尼亚四国文字在主流媒体上出现。所以通过结合汉语“表意”的诗性特点与英语“表音”的语言特点，使得“别现代”的汉字词汇更类似于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汉语词汇创造，而英语固定词汇的生成具有真正的德里达“延异”之妙趣。在跨文化思想交流中与“别现代主义”的“别”字非常类似的有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所提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中的“逻各斯”，“逻各斯”出自古希腊语λὀγος（logos）的音译，因为其在希腊语中涵义极其丰富，包含了“理性”“语言”“存在”“本质”“本源”“真理”“绝对”“准则”等超过十种含义，但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对应翻译，因而只能采用音译，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文本语境来做具体的哲学理解。

当然，“别现代”的词汇生成，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简单创造，也不止于生成一个商标式的悦耳名词，而是从这个名词出发，继而产生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

首先，“别现代”是在现有哲学名词体系上的延伸和创新，而并非颠覆与推翻。一个学术名词命名，绝不简单地等于字面意义，也代表了其背后整个知识与认识体系的差异。比如哈雷彗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扫帚星”，中国古代命理学家认为铁扫帚是个凶星，把它的出现和人间的战争、饥荒、洪水、瘟疫等灾难联系在一起，这个称呼映射了中国古代一整套的星宿认识体系，是前现代毫无科学依据的迷信认识观。而“哈雷彗星”的命名则意义完全不同，是为了纪念其运行规律的发现者爱德蒙·哈雷，之后与其他彗星、卫星、行星、恒星等并列成为一种代表了现代科学认知体系的科学命名法。中国关于哈雷彗星（扫帚星）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春秋》中，《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天文志》等也多次记载，但由于并没有从科学认识论角度来进行分析，因而无法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命名。

其次，“别现代”是一个具有中国原创特色又极为形象贴切的学术名词，别现代主义理论对艺术实践与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2016年9月，“别现代主义艺术图片展”在上海首次举办，通过艺术作品的直接展现，受众更能够从抽象到形象地理解别现代主义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2017年10月，在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举办的“艺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别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别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展”在阿梅里克斯市卡特艺术馆开幕，这次别现代主义作品展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艺术家本人提供，并附带艺术家本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介绍，因而也引起了海外观众的关注和媒体报道。参展艺术家孟岩、陈展辉、旺忘望、刘向华、曹铃、左义林等不仅提供了自己的作品，而且发表了各自的“别现代主义宣言”，表达了艺术家们在思想和艺术上对别现代主义理论的高度认可，以及以创作来追随理论的自觉行动。别现代主义为什么能够得到职业艺术家的认可，不仅是因为这个名称内涵背后的理论吻合了这些受西方现当代艺术影响，又扎根于中国本土的艺术家的心扉，更重要的也包括名字本身，“别现代主义”既承认了中国艺术家本土思想的独特性，没有人云亦云地用西方概念来盲目贴标签，也没有完全切割中国当代艺术成长过程中与西方的关系。到2018年上海举办“此时此刻：别现代·中国”艺术作品展时，自愿参展的艺术家已多达三十余位。

美学虽然又被称为艺术哲学，但美学与艺术创作通常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美学理论既得不到艺术家认可，更由于其抽象性难以指导实际创作。所以，能够对艺术家作品的风格、流派命名和抽象概括，既具有形象性、涵盖性又不失学术性才是“别现代主义”得到艺术家认可的关键。从这点来看，这不失为一次有价值的理论创新实践。

所以一个妥切的学术名词很重要。正如周星驰电影作品，早期被香港媒体戏称为“无厘头”喜剧，“无厘头”源自粤语俚语，虽然能够比较形象地揭示周星驰的喜剧表演特点，但太过市井的表述限制了其学理上的阐释空间。直到周氏电影逐渐被艺术批评家所关注，作品中大量戏仿、解构的特点被贴上后现代主义标签，也使其电影作品从喜剧经典迈向影史殿堂。现在看来，周星驰电影究竟是完全属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还是属于包含了后现代特征的别现代主义艺术作品，仍有进一步的学术探讨空间，但不管怎么说，尽管艺术家本人未必就一定心甘情愿亲口承认自己作品是“××主义”，或者把自己与“××风格”绑在一起，但用“无厘头”这样的市侩俚语来形容、戏谑艺术家精心创作的作品，显然是很难使艺术家本人心悦诚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