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沿动态

2019年形象史学与燕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刘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陈 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2019年11月2日至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河北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2019年形象史学与燕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举办。来自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博单位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他们围绕燕赵青铜文化、燕赵墓葬文化、器物与图像，以及区域与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列述如下。

一是燕赵青铜文化。张文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中山国出土青铜器所反映的鲜虞族文化因素及其华夏化进程再认识》分析了中山国出土青铜器器型和纹饰，指出中山国出土青铜器绝大多数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但部分又极具鲜虞族文化特色。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从燕地两件龙纹鼎看纹饰的演变脉络》指出同一种顾首盘尾龙纹出现在不同的材质上，衔接而成完整的传承轨迹，西周时期青铜器上应该可以发现同类的顾首盘尾龙纹。并且，这类龙纹主要流行于中原文化的周边地区。吴磬军（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论燕瓦当双龙饕餮与青铜饕餮、秦瓦当夔纹的文化关系》认为秦代夔纹瓦当是受到燕双龙饕餮纹瓦当直接影响演变、创新发展而成的，从商周青铜饕餮纹到燕瓦当的双龙饕餮纹，再到秦代夔纹，体现了龙文化的一脉传承。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从“梁山七器”看大保器及早期燕侯世系》辨析了“梁山七器”中有争议的器，认为大保鸮卣、小臣艅犀尊、鲁公鼎等都不能列入其中，并通过“梁山七器”铭文，重新梳理了大保器及燕国早期燕侯世系。洪猛（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冀北山地青铜文化述略》指出青铜时代的冀北山地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分布区，其文化演进路径以替代为主，是商周时期北方戎狄部族兴衰更替的历史反映。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燕下都金器与欧亚草原的交流》分析了辛庄头M30出土金器中的卡拉纹、摩羯纹等特殊纹饰，认为卡拉纹造型特征应是直接来源于中亚草原地区，且公元前3世纪前后，古印度的摩羯纹已通过中亚草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河北涉县李家巷铜豆及其他问题》对李家巷铜豆做了重新检视，通过检讨类型学的利弊，并结合器形的特殊之处，来寻迹其发展的祖型，理清其发展的路线及对周边文化的影响。张振谦（河北大学文学院）《郾侯载豆铭文考正》考证了郾侯载豆铭文的字形、辞例及格式，认为从这几方面看，郾侯载豆铭文都符合燕系铭文特征，虽因个别文字残缺，铭文尚不能读通，但它绝非伪作。

二是燕赵墓葬文化。杨爱国（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东汉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河北东汉墓券顶文字的启示》对儒学普及在文物上的表现、儒学普及与汉代官私教育的关系、儒学普及背后的动力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儒学主要因为汉代选官制度的引导，以及儒学积极入世的态度和行动，成为汉代官私教育的主要内容，从而促进了儒学的普及。章义和、姚立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汉人灵魂乘车出游的节点与终点——以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墓室画像为中心》认为在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汉人死后灵魂乘车出游的两个重要节点是墓室与西王母仙境；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灵魂出游的终点为太一所在之处；而到了东汉后期，太一信仰衰弱，终点以祥瑞图像形式呈现。刘尊志（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河北阳原西汉墓葬的两个问题》对阳原北关与三汾沟墓道上的建筑遗存和墓穴中的木构设施做了分析，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墓葬等级及墓主身份、地位等较为相符。阳原地区西汉墓葬除传承自身地域特征外，还对匈奴文化有一定吸收，但吸收更多的是临近诸侯国及京师、中原等地区的丧葬文化。耿慧玲（台湾朝阳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善律与再嫁——河北封子绘妻王楚英墓志初探》由“王楚英墓志中对女儿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这一不常见的现象入手，探讨了墓志的体例、王楚英女的再嫁现象，并结合相关律法，认为王楚英墓志符合法律的要求，也顺乎中古人情。刘怡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由隋代墓志看河北地区墓志发展概况》指出目前出土的墓志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河北地区的墓志数量居于第三位。通过分析北魏至隋的河北地区的墓志，足见政治中心在转移过程中对墓葬区的影响，并且此地多见个人墓志，可以看出墓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的现象。

三是器物与图像。朱天舒（澳门大学历史系）《神王图像与降魔变》认为神王组合作为六世纪中国佛教艺术里出现的特殊图像，专指一组自然神、动物神。它没有对应的梵文，在汉译佛经中指代各类印度神。降魔图与神王形象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同时代的降魔变中的魔众形象是创作神王形象的源泉。大西磨希子（日本佛教大学佛教学部）《金棺银椁形式舍利容器的传播》探讨了棺椁形制舍利容器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认为显庆五年所造金棺银椁为武则天创制的可能性最大，并探讨了这一新形制舍利容器广泛传播的可能性。简佩琦（台湾静宜大学中文系）《定州白石双身造像之形成、发展与式微》对定州地区双身造像（双佛、双思惟、双观音）的形态、特质、发展历程与变化现象等进行了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就三种双身造像间的关系做了说明。向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赵孟传世信札中“德辅教授”考——兼论古书画的作伪》指出赵孟信札中的“德辅”应为松江人夏德辅，而与德俊父子相关的五幅作品应均为伪作。赵孟传世书信中出现如此多的与德辅父子三人相关的作品，是有人刻意为之；而作伪者很可能就是一位书画家，且对赵孟有颇多研究。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元代燕赵地区磁州窑陶瓷装饰与南方地区的交流等问题研究》对北方燕赵地区磁州窑、南方景德镇窑与浙江龙泉青瓷的装饰技艺、纹样做了比较分析，讨论了元代燕赵地区陶瓷装饰技术与南方地区瓷器装饰技术的交流，并分析了其反映的时代审美转向和社会消费需求。赵生泉（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河北涿鹿屯兵堡〈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暨相关问题解析》对河北涿鹿屯兵堡《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中榜题与画面不能严格对应、多次出现落字与错字，以及文殊菩萨在画面与榜题中均未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壁画的绘制受到了民间信仰的影响。周喜锋（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皇清职贡图〉中的东北渔猎民族》探析了《皇清职贡图》中的赫哲人、费雅喀人、鄂伦春人、库页人。

四是区域与中外文化交流。安子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李广难封”背后的汉廷对匈奴战略》详细分析了汉廷征匈奴“重西轻东”战略的形成、“重西轻东”战略对东部守军的影响、“主将集权”战术对李广的影响，指出“李广难封”很大程度上是汉廷大战略的后果，在该战略实施过程中，汉廷没有对原有的计功体系进行革新。汉廷计功体系对防守功绩不重视、对牵制性疑兵不重视，是“李广难封”最为核心的原因。尚永琪（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作为汉唐盛世象征的汉马与唐马》对汉马、唐马的形象及时代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汉马、唐马为帝国或文明的力量型形象塑造。图像、器物与装饰中，都蕴含着古代国家主动、有意识塑造强大形象的举措。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崇佛活动考索》通过考证敦煌文书中的若干零星记录，梳理了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崇佛活动的基本情况。纪雪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宋东京寺院功能探析》对北宋东京的寺院做了具体梳理，指出北宋东京寺院具有宗教功能，增加了文化功能、社会救济与慈善功能，还成为瓦肆市场、饮宴娱乐的场所。李锐（鄂尔多斯博物馆）《长河万里 塞外来风——内蒙古西部历史文化漫谈》以时间为序，分四个部分对内蒙古西部的历史文化做了详细介绍，并重点介绍了部分遗址与文物。阮苏兰（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汉喃研究院）《从〈大悲咒〉论在越南10～12世纪流传的观音形象》从“大悲咒”的角度厘清了观音中国化后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讨论了10～12世纪中国观音在越南的多种形象。叶少飞（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明香”与“北国”：明清之际越南华人的身份转变》结合文献记载与碑志等资料，对明清之际越南南北政权下华人如何从“大明国人”转变为“明香”人与“北国”人进行了论析。

五是历史理论与方法。耿超（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史料、方法与趋势——试论考古资料的思想史价值与意义》指出对考古资料进行思想解析是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的，而在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思想解析时，不仅要结合文献记载，也要借鉴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早期艺术研究中多学科证据的使用问题》对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史）、神话学、美学等学科背景影响的证据优先级做了分析，认为应以考古学所提供器物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关系为基础，在器物所属语境中展开研究，之后再结合多学科证据，同时要尽量避免各学科证据容易产生的问题。

从效果上看，本次研讨会紧紧围绕形象史学与燕赵文化所涉及的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是对多学科协同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