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缘起
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邻近东南亚、南亚其他国家，是我国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独特的区位优势。2009年7月，胡锦涛同志考察云南，提出了要“切实巩固提升云南省作为全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地位”的目标。2015年1月，习近平同志考察云南，深刻阐述了云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提出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发挥党组织作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以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着眼新时代新要求和全国发展大局，为云南建设发展确立了新的坐标、明确了新的定位、赋予了新的使命、描绘了新的蓝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云南推进改革开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启动和推进新时代云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必须清醒认知和准确把握云南作为典型的边境、边疆、民族、贫困省份的省情与实际。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其中，中越边境线为1353公里。在滇越边境线附近，我国境内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彝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拉祜族、布依族、布朗族（莽人）、回族等11个跨境民族。由于中越民族识别的差异性，与中国这11个民族具有同源共祖关系的越南民族主要是华族、艾族、哈尼族、西拉族、贡族、倮倮族、普拉族、赫蒙族、瑶族、巴天族、山由族、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泰族、泐族、拉祜族、布依族、热依族、莽族、占族等23个跨境民族。这些跨境民族具有共同的祖源和血缘，所居住的村寨大多山水相连、田畴交错，相互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天险阻隔，因此，虽然分处两国，但其语言、文化、宗教信仰、节日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基本上大同小异。长期以来，生活在滇越边境线附近的跨境民族以便利的地缘为条件，以共同的族缘、亲缘为纽带进行着频繁的跨境交往活动。
跨境民族的跨境流动属于国家之间的民间交往行为，其活动不仅会对边境地区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贸、文化、外交等产生重要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云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跨境民族的跨境交往活动。越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邻国，对于滇越跨境民族跨境流动的研究便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化深度推进、地缘政治错综复杂、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深化的背景下，滇越跨境民族的跨境流动愈显频繁与广泛，成因和表现形式更趋复杂多样，由此产生的积极因素与消极效应此消彼长，给中越交往、交流和我国国家安全、对外开放、边境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虽然我国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单位部门对此较为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由于滇越边民跨境流动情况较为复杂，依然存在认知不足、办法不多、针对性不强、效果不佳等实际问题，致使国家安全、边境安定、边疆稳固、对外开放、民族团结、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重要方面存在着风云变幻的局势、难以预测的危机和难以根除的隐患。鉴于此，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科学创新的研究，客观总结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的现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准确把握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的规律与趋向，研究提出关于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的科学思路、对策与路径选择，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对策上的必要性和现实上的紧迫性。
二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在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地缘政治复杂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交往国际化、交流信息化这一深刻变革背景下，国家交往、民间交流、跨境流动、经济互动、文明交汇、思想交融将日益频繁，伴随而生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效应也将更加凸显，并成为国家和社会审慎对待与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就是这样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问题，准确认知、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科学解决，则利国利民；反之，则将给国家、民族、社会、民众带来难以预估的危害与伤害。鉴于此，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提升对边境复杂问题中边民跨境流动重要性、特殊性、复杂性的认识，有针对性地化解滇越边境地区潜在的隐患与风险，确保祖国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全
民族、宗教、边境、资源，仍是影响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重要因素，经常成为引发国家间矛盾、冲突乃至战争的导火线。正常的边民跨境流动、非法越境、难民涌入等，都关系着边境安宁、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在美国“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造成东北亚局势紧张、南海危局和中国周边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抓住国家建设和云南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本课题研究，揭示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的历史、现实、趋势及问题与困境，有利于提高各级党委政府与相关部门对滇越边境问题重要性、特殊性、复杂性的认知；通过研究，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有利于得出相应对策，有针对性地为边境边疆地区因跨境流动引发的风险和隐患提供预警，提前化解危害边境安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因素，确保边境安宁、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
2.有利于促进滇越合作交流的良性运行，有助于发挥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作用，进而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毗邻南亚、东南亚各国，历来是我国西南对外交流交往的重要门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拥有面向“三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肩挑“两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独特地缘优势，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重要出口，在我国对外交往和对外开放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云南的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云南一度闭塞，但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又使云南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国家确定南亚东南亚开放战略和做出将云南建设成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及“辐射中心”的重大决策，使云南对外开放和合作交往的任务更加突出、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外交无小事，跨境流动是国与国之间较为敏感的重要问题。对边民跨境流动实行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处理好滇越、滇缅、滇老等边境地区各方面关系，有利于顺利推进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交流，实现云南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不断提升沿边合作开放的质量与水平，更好地发挥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作用，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实施，更好地促进国家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3.有利于促进云南边境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确保云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好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始终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决断。“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云南能否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南漫长的边境线地区、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是否拥有和平安宁的建设发展环境，能否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正确处理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的交往和交流，妥善解决边民跨境流动中存在的矛盾与隐患，有利于促进边境安宁、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国家安全，从而更好地推进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施与实现。
4.有利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实现理论创新，更好地为国家决策咨询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2]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作用，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要的责任与使命。通过开展项目研究，一是结合云南省内外高校相关研究学者，集中攻坚，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队、培养了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学术人才；二是充分利用了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实现了学科的交叉融合，衍生出新的学科知识与内涵，有利于学科的生长与繁荣；三是运用“推拉理论”“层级理论”“移民网络学说”等国际人口流动理论和社会管理理论展开研究，实现了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四是研究并提出了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的具体对策和建议，既在强化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方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也可为解决其他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起到了服务国家决策咨询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人口流动是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国际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边境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外学界对国际人口流动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国内为早，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理论、理念、思路和方法上都处于前沿地位。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移民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关学科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亦逐步升温，探讨移民动因机制的五大理论就逐一浮现在世人面前，如推拉理论[3]、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4]、新经济移民理论[5]、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6]、世界体系理论[7]等。它们在不断接受移民实践的检验与挑战的同时，积极吸纳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完善着自身的架构，并发展出了颇具时代意味的移民网络说[8]、累积因果关系说[9]、移民系统说[10]等三种移民学说。关于移民理论研究的五大理论与三种学说的探讨，有助于理解自愿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自我延续的机制，对现有的事实做些解释。五大理论无一例外地只关心国际性自愿移民迁移的根本原因，而未顾及其他限定性因素；虽然三种学说探讨了诸如社会资本、场域、惯习等方面的因素对自愿移民迁移的影响，但仍是局限于对自愿移民动因的探讨。这些理论学说的提出，虽在一定程度上可有益于对非自愿移民现象的理解，不过对与跨区域非自愿移民相关的社会融合以及社会转型的方式，移民与发展之间存在的“未定关系”，家庭、亲属纽带的社会结构，移民网络以及其他介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间联系，移民发生的政府与政治背景等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应把移民研究的重心从移民的原因转移到其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策上都极有意义的其他方面，诸如：对边境地区跨境流动边民的社会管理制度和实施成效及面临困难和问题的探讨，以及嵌入政策因素、政治背景之要素后的考量，等等。
国内学界对国际人口流动的研究则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取得了较好成绩。在专著方面，出现了李明欢的《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潘兴明的《移民问题国际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田源的《移民与国家安全：威胁的衍生及其条件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周敏的《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曾少聪的《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和《东洋航路移民》（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吴前进的《国际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新华出版社，2003）、潮龙起的《美国华人史（1848-1949）》（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等。在论文方面，关于国际人口流动研究的成果更是数量众多。这些成果从多个角度展开了研究，丰富了国际人口流动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但大多侧重于从移民政策、影响移民迁移的因素、华侨华人、国际劳工移民等方面进行研究，而较少关注边境地区边民跨境流动时在社会管理方面遭遇的现实困难问题，以至于关涉这一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处理。
在云南省与越南直接接壤的1353公里边境线附近，生活着众多的跨境民族。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跨境民族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79年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第一次将世界民族研究正式纳入国家规划，跨境民族研究作为世界民族研究的一部分开始受到重视。[11]但在初期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只是对跨境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边疆地区全面开放，我国与周边国家边境线附近的跨境民族之间交往日益频繁，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开始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关于跨境民族的研究也随之深入，不再局限于只对跨境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描述，也开始对跨境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往以及社会问题等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也开始不断受到重视，涌现出范宏贵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就研究地区而言，中越跨境民族研究可分为广西段的桂越跨境民族研究和云南段的滇越跨境民族研究。总体上来说，桂越跨境民族研究做得较好，而滇越跨境民族研究却相对较为薄弱。可喜的是，近些年学界对滇越跨境民族的研究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例如，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近几年开始对云南及周边国家的跨境民族进行研究，其中滇越跨境民族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几位青年教师开始对中越跨境的壮族、瑶族、苗族进行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的何跃、谷家荣等学者对相关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设立于红河学院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滇越合作研究基地”、云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科技创新团队”也将“滇越跨境民族研究”作为重要方向和重点内容。
由于具有共同的族源、亲缘、文化、语言、宗教等，边境线两侧的民众长期以来流动频繁。在滇越跨境民族研究领域，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关注滇越边境地区的边民跨境流动问题，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著作方面，有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范宏贵等的《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和《中越边境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罗刚的《云南边境民族地区非法移民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河口瑶族自治县为例》（法律出版社，2012）、满丽萍的《滇越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问题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等专著，以及王越平的《滇越边境难民社会的建构与抗争（1979-2013）》、谷家荣的《边民生活政治：滇越跨境民族的记忆、心境与行动》等博士后出站报告。其中，满丽萍的专著以红河州为例，分滇越边境地区概况、新中国成立后红河州滇越边境地区出入境管理、红河州滇越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等三个部分对滇越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问题展开了研究，丰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12]但是，该书更多的是从政府的视角来研究边民跨境流动出入境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并未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而更加贴切实际的研究。
论文方面，同样涌现了一大批有关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的研究成果。如梁茂春和陈文的《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2011）、赵旭峰和黄芝联的《田蓬镇与苗旺县苗族跨境流动的现状与思考》（2011）、程曦的《中越边境贩卖越南妇女问题研究》（2010）、吴振南的《中越边境跨境婚姻人口流动的经济和生态因素分析——以麻栗坡县A瑶族村为例》（2012）、王晓丹的《中越边境跨境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2011）、卢鹏的《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及其特征》（2013）等。一些学者除了对滇越边境边民跨境流动的现状、动力因素进行分析外，还对其社会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相关论文有何跃的《云南边境地区主要贸易口岸的境外流动人口与边疆安全》（2008）、《云南境内的外国流动人口态势与边疆社会问题探析》（2009）、《中国西南边疆境外流动人口的区域管理研究——以云南为例》（2008），梁茂春和陈文的《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中越跨境民族》（2016）、罗刚的《非法移民对人口安全、国家认同的影响——基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调查》（2012）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人口非法流动法治对策研究》（2011）、罗淳等的《跨境人口流动的艾滋传播风险及其防范——基于云南边境口岸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2012）、满丽萍的《移民社会学视野下的滇越边境非法跨境婚姻移民问题》（2012）、李光灿和马光中的《云南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毒品犯罪》（1998）、肖震宇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防控人口非法流动的法律对策研究》（2010）等。这些论文关注到滇越边境边民跨境流动中的非法流动、非法婚姻、疾病传播、跨国犯罪等问题，并就如何加强社会管理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现有研究成果有助于加深对滇越边境边民跨境流动现状的认识，所提出的管理措施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存在问题主要有：一是既有研究多为专题性研究和论述，缺少对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的全面性、系统性、深入性研究；二是既有研究多注重对可得数据进行定量性的简单描述统计性分析，缺少全面的对跨境流动边民进行社会管理的质性研究；三是多属站在管理者角度以自上而下的姿态提出建议，较少在对边民跨境流动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站在境外流动人口自身的角度，结合具体情况提出管理对策和建议，因而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在实际可操作性方面往往会有一定不足。只有在深入了解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具体措施，才真正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这正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缘由，也是开展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空间之所在。
我国边境线漫长，边境地区边民跨境流动影响到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3]因此，全面审视我国边境地区边民跨境流动历史与现状，深入分析边民跨境流动发展趋势，准确认识跨境流动边民社会管理中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加强和改善边境地区跨境流动边民的社会管理，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既是国家和社会对学界的要求，同时也是学界应有的责任与担当。滇越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边境区域，也是边民跨境流动较为频繁的地带，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加强对该区域边民跨境流动的研究，将有助于确保祖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安全与发展，对将云南建设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路径
（一）研究思路
本项目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合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国际政治学、边境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采用田野调查、文献考证、分析比较等方法对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及其社会管理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在对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梳理滇越边境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现状、判断存在的问题和社会风险，并对比分析国外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模式，探寻出加强和改善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的对策与措施。具体做法是选择地处滇越边境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瑶族自治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马关县作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对这三个边境县的调查，全面呈现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及其社会管理的历史与现状，总结社会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和探索边境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在跨境流动边民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特殊情况和主要问题，在国家政策法规框架下，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为加强和改善滇越边境地区跨境流动边民社会管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路线与路径
1.研究的技术路线
图1 本书研究的技术路线
注：双线框表示最终成果。
2.具体研究实施路径
（1）总结有关文献与前期研究成果，深化认识，并建立本项目研究的理论基础。
（2）选取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和文山州马关县等三个边境县作为田野调查点，并对这三个田野点进行实地田野调查，通过与边境管理部门、地方政府的座谈和对边民的访谈、参与观察、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当地边民跨境流动及其社会管理的第一手材料。
（3）运用国际人口流动相关研究理论，如推拉理论、层级流动理论等，深入分析田野调查所获取的资料，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滇越边境地区边民跨境流动的原因、类型与现状，滇越边境地区跨境流动边民的社会管理状况，滇越边境地区跨境流动边民社会管理的成绩、问题与影响等内容。
（4）在国家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结合国情和省情，深入探讨加强和改进滇越边境地区边民跨境流动社会管理的对策和措施。
（5）在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论证，形成研究报告，如期结题。
五 相关概念界定
1.边境
“边境”一词，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第一种含义中，“边境”是指两个及以上地方行政区域相接的地方。在第二种含义中，“边境”是指靠近国家边界的地方。如《国语·楚语上》云：“夫边境者，国之尾也。”[14]此处的边境，指的则是国家与国家边界相接的地方。学者苗伟明在其《边境管理学》中指出：“边境是指国家领土的边缘区域，是紧靠国家边界线内侧的一定宽度的区域。”[15]从民族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来看，边境或边境地区往往指邻近边界、国界的区域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16]，只有到了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国家的边境及边境地区才逐渐形成。因此，只有当民族国家形成后，边境才正式出现，边境问题也才成其为问题。
本研究中的“边境”取第二种含义，主要指靠近中国与越南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的地方。中越两国2009年11月18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一条第八款规定：“‘边境地区’，是指毗邻边界线两侧的双方县级行政区。”本研究涉及的滇越边境地区，在中国主要是云南省红河州的金平、河口、绿春和文山州的马关、麻栗坡、富宁以及普洱市的江城等7个边境县；在越南主要是老街省的老街、保胜、巴刹、孟康、新马街，莱州省的封土、清河、孟德，河江省的河江、同文、安明、管箔、渭川、黄树腓、苗旺、箐门，奠边省的勐念，共4个省的17个县市。
2.边民
“边民”一词在我国古代即是一个常用词语，出自《史记·匈奴列传》：“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17]可以看出，“边民”在汉代就有“边境地区老百姓”的意思。到了清代，一般称居住在沿边地区的居民为边民，以此与居于内地的“腹民”相对称。[18]无论是《史记》所载之“边民”，还是清代所称之“边民”，均指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只不过前者涵括的范围相对要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法律的层面对边民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学者苗伟明在其《边境管理学》中的界定是：“边民，一般是指居住在与外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常住居民。根据我国与毗邻国家签订的有关边界制度条约或协议，边民，有的是指居住在边境乡（镇）范围的常住居民，有的是指居住在边境线（市）范围内的常住居民。”[19]1995年公布的《中国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管理试行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边民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市、区）境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中越两国2009年11月18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的协定》第一条第九款规定：“‘边民’，是指毗邻边界线两侧乡（镇）本国常住居民。”2012年公布的《中国边民与毗邻国边民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边民是指中国与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
为全面准确反映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的全貌和真实情况，本研究所用的“边民”是指生活在滇越边境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中国公民和越南人。虽然滇越边境地区的难民没有国籍，但由于他们长期居住在河口、金平、马关等边境县内，也是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具体而言，本研究中的边民主体为居住于我方邻近越南边境地区的汉族、哈尼族、彝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拉祜族、布依族、布朗族（莽人）、回族等11个跨境民族和越南邻近我方边境地区的华族、艾族、哈尼族、西拉族、贡族、倮倮族、普拉族、赫蒙族、瑶族、巴天族、山由族、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泰族、泐族、拉祜族、布依族、热依族、莽族、占族等23个跨境民族的广大民众。
3.跨境民族
跨境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也是无法且不应该回避的事实。“二战”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困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跨境民族引发的，或者与跨境民族有关。因而，跨境民族问题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并开设了关于跨境民族的研讨班，相关的论著也不断出现。[20]
我国边疆地区居住着数量众多的跨境民族。早在民国时期，当时的边政学者和民族学者的研究对象中就已有跨境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于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调查等需要，又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民族进行过调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我国也组织过中苏、中印间边疆跨境民族的调查。但在这些研究中，跨境民族并未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跨境民族研究也只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稍微出现了一下，此方面的系统研究并未出现，更未出现相关理论概念。
改革开放以后，跨境民族研究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随着跨境民族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提出跨境民族研究的相关核心理论概念。1982年，范宏贵教授在其论文《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侬族的古今关系》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跨境民族”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云南省成立了由学者、政府官员联合组成的“云南跨境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对比研究课题组”，开展调查与研究。关于“跨境民族”，胡起望提出的定义具有代表性：“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的民族。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国家，受当地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响，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他们传统文化的底层，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处，与原来的民族传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1]“跨境民族”概念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相当的认同和较大范围的使用，一大批与之相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
除了“跨境民族”一词，学界还出现了“跨界民族”和“跨国民族”等词语。最早明确提出“跨界民族”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陈永龄教授，该校1986年开始招收“跨界民族研究”硕士研究生。[22]曹兴认为，跨界民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跨界民族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而居住的民族；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割、消极被动跨界而居的民族，也包括积极主动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前者是国家分割的产物，后者是移民的产物”。[23]“跨国民族”的概念是由马曼丽首次明确提出的。她认为，跨国民族“就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24]“跨界民族”和“跨国民族”概念提出来后，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
此后，关于“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界民族”等概念的争论一直不断，直到今天仍无定论。这些核心概念的提出，表明我国的跨境民族研究已经真正进入了起步阶段，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民族研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本书的研究对象为生活在国家边境线两侧的民众，从研究方便出发，均采用“跨境民族”这一概念。
4.跨境流动
“跨境流动”是指人口跨越边境线、国境线等分界线的往来移动，在本书中特指以边民为主体的人口跨越国境线的交往活动。长期以来，生活在国境线周边的边民以地缘为依托，以族源亲缘为纽带进行的跨境交往活动不断，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出日趋追逐经济利益的特征。[25]从边民跨境流动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偶然性边民流动和经常性边民流动两类。偶然性边民跨境流动是指政治、灾害或战争引发的边民跨境流动。经常性边民跨境流动则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任意时刻，呈现出日常化、生活化的特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生活在国境线周边的边民自然联结为紧密关系的人们共同体，他们的跨境流动更多地呈现出经常性的特征。近年来，随着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开发力度的加大，生活在这些区域的边民的跨境流动日趋频繁，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交往活动的内容来看，边民跨境流动包括跨境婚姻、跨境务工、跨境文化宗教活动、跨境互市、跨境经商、跨境走亲访友、跨境互帮互助以及跨境犯罪等诸多类型。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www.chinanews.com。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www.chinanews.com。
[3] Hugo，G. The Demographic Underpinnings of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1998.
[4] Taylor，E.J.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International Migration，1999.
[5] Stark，O. and J.E.Taylor.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Demography，1989.
[6]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7] Wallerstein，I. 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8] Massey，D.S.，eds. Worlds in Mot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
[9] Kritz，M.，L.L.Lim and H.Zlotni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A Global Approach，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10] 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
[11] 参见葛公尚、朱伦《新中国民族研究园地的一朵新花——世界民族研究50年回眸》，《世界民族》1999年第3期。
[12] 参见满丽萍《滇越边境地区人口跨境流动问题研究》，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9页。
[14]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549页。
[15] 苗伟明：《边境管理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第43～44页。
[16]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页。
[17]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2007，第2896页。
[18] 参见周宏、保跃平《边民跨境婚姻：走向结构论和互动论相融合的研究取向》，《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19] 苗伟明：《边境管理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第265页。
[20] 参见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民族出版社，2005，第22～24页。
[21]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22] 参见王清华、彭朝荣《“跨国界民族”概念与内涵的界定》，《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3] 曹兴：《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
[24] 马曼丽、张树清：《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述》，民族出版社，2005，第21页。
[25] 卢鹏：《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及其特征——基于“江外三猛屯方”哈尼族的实证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