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明清五百年的诗坛上，钱谦益无疑是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如此认定，不仅是因为他在诗歌创作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明清诗歌发展史上起到了振衰起弊、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一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一字牧斋，后自称牧斋老人、牧翁、虞山老民，或称篯后人、聚沙居士，又自号蒙叟，偶称绛云老人、敬他老人、聋道人、没口居士，最后号东涧遗老，学者称虞山先生。江苏常熟人。钱谦益的家族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其远祖可以上溯到唐末吴越武肃王钱、北宋文学侍从钱惟演。其祖父、叔祖都是嘉靖间进士。

钱谦益很早就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十五六岁时读《吴越春秋》、《史记》，放言古今，作《伍子胥论》、《留侯论》，出人意表的构思和倜傥俊逸的文辞令长辈们吐舌激赏。海虞读书人的“拂水文社”秀出于吴中，而钱谦益又为“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万历前期，雄霸文坛的仍是以王世贞为首的复古派，钱谦益在制艺之馀，暗地里心摹手追，把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空同集》和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翻读背诵，欲与其驱驾上下。

然而此时钱谦益的主要精力和奋斗目标是科举，万历三十四年（1606）举于乡，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其仕途上看起来充满光明。然而不幸的是钱谦益生当明代末世，这是个怪诞荒谬充斥的时代，又是个创造人生悲剧的时代。不论是功业盖世、才志卓越的文臣武将，还是软猾奸佞、圆熟善媚的佞臣；不论是称孤道寡的皇帝，还是任人宰割的百姓；不论是大权独揽的权臣，还是被排挤在野的清流，最终都没有好结果，那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被腐朽透顶的政体吞噬了。钱谦益以自己不凡的才华步入仕途，面临的必然是险山恶水，命运多舛，也注定他的政治生涯是悲剧结局。事实正是如此，他考进士的起步就踏入了党争的泥潭之中。开始，主考官叶向高以钱谦益文望为海内瞩目，置为第一，宫内的小珰已把这一喜讯报告了钱，贺者盈门。但第二天张榜，状元郎的桂冠却戴在了归安韩敬的头上。据《明史》说，韩敬是汤宾尹的学生，廷对时，汤为其夤缘得之。钱谦益在翰林院编修的任上也只待了数月，第二年五月，就丁父忧归里，从此置闲达十年之久。天启年间，钱谦益与东林党休戚与共，两次起用，两次被贬谪。崇祯改元，起用忤珰诸臣，钱谦益七月入阙，十月会推阁臣，被排挤出局，免职还乡。

由于朝政乖张，在明末的社会舆论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逆反心理，大臣越是不被当朝所容，越是负有清望。正如文震孟所言：“策蹇出都，人谓快于驰驿，破帽蒙头，人谓华于蟒玉。诸臣被道学之名以去，其贵且甚于三公九卿也。”（《初学集》卷二《客途有怀吴中故人六首》之四《文状元文起》注一）钱谦益仕途受挫，清望却日增，成为在野清流的领袖。时皇帝欲通下情，谕旨臣民上言，于是有因上言得官者。常熟奸人张景良为了立致富贵，迎合权臣温体仁欲置钱谦益于死地的心理，于崇祯九年（1636）冬化名张汉儒，罗织钱谦益、瞿式耜师徒居乡不法，控制舆论，遥持朝柄等罪状，上疏讦奏。温体仁终于抓住了机会，拟旨立逮钱、瞿下刑部狱。后得太监曹化淳之助，尽发温体仁植党设陷的阴谋，钱谦益方死里逃生。

这次党狱，验证了他清流领袖的影响。天下士人聚于请室（监狱）者五十馀人，或执经问教，或探视慰藉。他不无自豪地说：“皎皎风烈人，千古留须眉。”（《中秋饯冯尔庚使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风烈节义没有保持到最后。在弘光小朝廷中，他因曾主张拥戴潞王而受到了马士英、阮大铖的钳制而谄事马、阮，政治上扮演了一个没有节操、热衷躁进的角色。继之，又降清仕清，以三十馀年的仕途坎坷赢得的清望在改朝换代的严峻时刻隳然坍塌，人望顿跌。

然而，钱谦益的曲折人生还要演绎下去，仕清后，新王朝任其为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应该说满足了他的仕进之心和修史之志，但他不甘心君死国亡，不甘心降身辱志，仅五月即告病还乡，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之中。顺治四年（1647），资助海上起兵，案发系金陵狱四十馀日，管制经年。顺治六年（1649），以“楸枰三局”喻时局，上书固守西南的永历朝，并受永历之命，联络东南。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水军从长江口进入内地，钱谦益也参与其事。康熙二年（1663）郑成功在台湾暴病而卒，钱谦益终于陷入绝望的深渊，其《投笔集》悲叹道：“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后秋兴之十三》之二）明年，他也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归庄深知其师之衷曲，感慨其人生之悲剧云：“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其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即享耄耋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

二

钱谦益不仅是明末清初的重要诗人，他还有很高的思辨能力，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思想，其理论纲领是灵心、世运、学问。

灵心是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核心。《初学集》三一《李君实怡志堂集序》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有学集》卷四九《题杜苍略自评诗文》中又把“灵心”置于文学创作的三要素之首。“灵心”与传统诗论中的“言志”、“缘情”说有历史的渊源，也与公安派的“性灵”有正变的关系。它包含着天才、志意、性情三方面的内容。

诗歌创作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活动，需要作者具备特有的禀赋。钱谦益一再说诗人是“天地间之元气”，“天地间之英淑之气”，“诗人才子，皆生自间气，天之所使以润色斯世”，都是说诗人与生俱有的独特才性。《有学集》卷一七《梅村先生诗集序》陈说诗理：“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能者；有愈学而愈能者，有愈学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然，而诗可以几而学也。”他把诗人分成六种，不学而能，可学而能，愈学而愈能，无疑是具备了诗才，反之则不具备诗才。《梅杓司诗序》进一步指出诗才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诗之为道，骈枝俪叶，取才落实，铺陈扬厉，可以学而能也；刿目心，推陈拔新，经营意匠，可以思而致也。若夫灵心隽气，将迎恍惚，禀乎胎性，出之天然。其为诗也，不矜局而贵，不华丹而丽，不钓棘而远，不衫不履，粗服乱头，运用吐纳，纵心调畅，虽未尝与捃摭搯擢者炫博争奇，而学而能，思而致者，往往自失焉。”学而能，思而致是诗歌的外在形态，而可意会，不可捉摸的灵心隽气，则只能依赖于天性、诗才。

“诗言志”的命题在先秦时包含着言情的内容，到了汉代《毛诗序》一分为二。志，指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的志意，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抒发个性情绪的则表述为“情”。志与情并不矛盾，“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在己为情，情动于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昭公二五年》）。但志与情又不免冲突，“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情服从归一于志。从此后，志与情的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思潮的差异各有轻重。公安派的“性灵”说以“童心”说为哲学基础，所抒的情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情的一方完全战胜了志。钱谦益“灵心”里的志意，来源于先秦典籍中的“诗言志”说。《初学集》卷三二《徐元叹诗序》云：

《书》不云乎：“诗言志，歌永言。”诗不本乎言志，非诗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宣己喻物，言志之方也；文从字顺，永言之则也。

卷三三《增城集序》云：

《书》有之：“诗言志，歌永言。”……世之称诗者，较量比兴，拟议声病，丹青而已尔，粉墨而已尔。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其或不然，剽窃掌故，附会时事，不欢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谓不诚无物者也，志于何有？

所谓言志，是“宣己喻物”，“属情藉事”。他又说：“先儒有言，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古人之诗文，必有为而作。或托古以讽喻，或指事而申写，精神志气，抑塞磊落，皆森森然发作于行墨之间。”（《初学集》卷八六《题吴太雍初集》）显然，钱谦益的“诗言志”之志非汉儒所在意的“先王之泽”，而是继承了先秦“美刺”、“观风”的传统，在“志”中赋予了揭露现实、批判政治、抒发不平之气的时代内容和历史责任感。这一内容的加入，对公安派的“性灵说”进行了深刻的修正。

“性情”是钱谦益“灵心”里的核心内涵。而“性情”里又包含性情和情感两种因素。对此，他做过充分的论述。云：“诗之为物，陶冶性情，标举兴会，锵然如朱弦玉磬，凄然如焦桐孤竹，惟其所出，而诗出焉；”（《初学集》卷八六《题顾与治偶存稿》）“作为歌诗，往往原本性情；”（《初学集》卷三三《严印持废翁诗稿序》）“古之作者，本性情，导志意，谰言长语，春愁秋怨，无往而非诗也。”（《初学集》卷三二《王元昭集序》）诗“杼轴性情，钩贯风雅，爬梳于物情世变；”（《有学集》卷一七《叶九莱锄经堂诗序》）“诗之为道，感荡天地，陶冶性情，牢笼庶物，穷极神逵”，“情深而文明，包涵雅故，荡涤尘俗。”（《有学集》卷一九《叶圣野诗序》）“古人之诗，所谓缘情绮靡，惊心动魄，长言永歌，至于感金石而动鬼神。”（《有学集佚文》）他这样长言短语，横说竖论，意在阐明诗歌的本质在性情和情感，诗人之性情和情感是诗万劫不灭的生命。为了不使他的言情说与公安派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混为一谈，总是情志并重。说：“古之为诗者，学溯九流，书破万卷，要归于言志咏物，有物有则，宣导情性。”“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有学集》卷一五《爱琴馆评选诗慰序》）钱谦益的性情论既包含天分、个性、情趣、修养，也不无感情的因素。其《有学集文钞补遗》专文论述性与情与诗的关系，认为物与性的冲突而生情，从情的产生看，性情是一致的。这一意思在《有学集》卷一九《陆敕先诗稿序》表述的更加明确，直截了当地说：“五性，亦情也，性动而情生，情感而为诗。”如此看来，钱谦益的“性”字与情相当。其实又不然，他接着说：“古之君子笃于诗教者，其深情感荡比著见于君臣朋友之间，少陵之结梦于夜郎也，元、白之计程于梁州也，由今思之，能使人色飞骨惊，当飨而叹，闻歌而泣，皆情之为也。”那种“著见于君臣朋友”之间的深情乃为性情。社会责任、传统道德，朋友友谊本来是向外求之的东西，对诗人而言，则是出于自然深厚的本性。如此的性情偏于社会性，其性与理学家所阐释的性不无联系。同时钱谦益也极其重视诗人的个性。《初学集·冯定远诗序》说诗人之性情：“古之为诗者，必有独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逼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是故软美圆熟，周详谨愿，荣华富厚，世俗之所叹羡也，而诗人以为笑；凌厉荒忽，敖辟清狂，悲忧穷蹇，世俗之所诟姗也，而诗人以为美。人之所趋，诗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诗人之所爱。人誉而诗人以为忧，人怒而诗人以为喜。”这里强调的是不同世俗的独特个性和价值取向，“与山水近，与市朝远；与异石古木、哀吟清泪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书法名画近，与时俗玩好远。”（《李君实怡致堂序》）因此钱谦益反复陈说的“性情”和宋儒所说的明心见性之性情有联系，但肯定不是一回事。

钱谦益的“灵心”与公安派的“性灵”有质的区别，但他接过了公安派求真的观念，对其“真情”、“真诗”作了新的解释。《有学集》卷一七《季苍苇诗序》总结《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表达的不外是“好色”之情和“怨诽”之情，它们共同的品质是真，而天下真诗都来源于真好色，真怨诽，即“好色不比于淫，怨诽不比于乱”。《有学集》卷四七《题燕市酒人篇》论述真诗的生成过程：“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候虫之鸣，欢欣噍杀，迂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真诗也。”真诗是根于志，萌于情，动于气，激于境，通于作者的时代际遇，情、志、气的自然之声。如果是真诗，其诗“诗其人”，“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否则就是“人其诗”，“寻行数墨，俪花而斗叶，其与诗犹无与也”（《初学集》卷三二《邵幼青诗序》）。

钱谦益的“灵心”以《尚书》、《礼记》、《乐记》为理论源头，吸收了南北朝以来性灵强调天分禀赋的因素，同时也关注个性、修养、情趣，融言志、缘情、尚气为一体的诗论范畴，应该说是对言志抒情理论的一次总结。

文学创作中，天才、志意、情感固然重要，然而作家的境遇，即“穷于时，迫于境”的“时”和“境”则是灵心赖以萌生激发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钱谦益在入清前侧重于论述诗人的境遇，《初学集》卷三二《虞山诗约序》云：

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朦胧萌折，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

“奇遇”并非鲜有之遇，新奇之遇，而是指社会对个体的压抑沈埋，其中的感受如钱谦益博喻排比中描述的那样，郁勃不平之气，压抑愤激之思，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世风浇漓，人心不古，政暗主昏，是非颠倒的感喟悲鸣都是人被社会扭曲压抑的无奈乐章。诗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对现实的感受与反抗。诗的这种使命不是钱谦益首先发现的，但他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感知到了境会相感，情伪相逼，郁陶骀荡，而后文生的规律；古人诗“搜奇抉怪，刻肾擢腑，铿锵足以发金石，幽渺足以感鬼神”的巨大感染力，来自“发抒其中之所有，而遘会其境之所不能无”（《初学集》卷三三《瑞芝山房初集序》），道出了情生于境，又与境相互生发激荡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明末钱谦益的“奇遇”说是对韩、欧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说的进一步阐述的话，易代之后，山河板荡，沧海横流，士大夫的个人际遇、愁苦穷途与王朝、民族的沦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论述诗人的境遇时，则常常把“命”、“时”、“境”与“世”联系在一起。《有学集》卷一五《爱琴馆评选诗慰序》云：

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昏”后脱一字）。

卷一七《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逼侧、时命连蹇之会。

卷一八《胡致果诗序》云：

其（诗）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其根柢则在天地运世、阴阳剥复之几。

卷四七《书瞿有仲诗卷后》云：

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间交互纬，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诗。

把个人的命运境遇和天地世运连在一起，要求诗人不仅要发抒自己的愁苦之音，还要作时代的代言人，用诗歌记录下山河易主的历史脉搏。因此，钱谦益对乱世文学极为重视。他总结历史上的乱世文学，战国有屈原之楚辞；三国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天宝之祸，杜甫诗出；淮蔡之乱，韩愈诗出。从乱世文学中，不仅可以看到忠臣义士之心，还可以看到“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沴之运，与人心之愤盈之气”。乱世文学既是诗人命运乖舛的疾痛叫呼，也是时代综合直观的反映。

基于此，乱世文学应该具有史的功能。明末钱谦益就对宋元遗民文学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初学集·跋汪水云诗》称汪远量的《湖州歌》、《越州歌》、《醉歌》“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元末王逢的《梧溪诗集》载元、明之际逸民旧事，多国史所不载，具有可以补史的价值。入清后，他对这一认识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有学集》卷一八《胡致果诗序》首先从诗史同源立论，说明诗之义本于史，为诗史说作了历史的阐释；其次，总结从魏晋到杜甫的诗歌史，优秀的作家无不言史，杜甫诗中之史大备，又对诗义本乎史作了文学的阐释；其三，宋亡时其诗称盛，是因为宋亡之诗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可以补正史之不足，续史家之不载，堪称诗义本于史的又一盛局。

灵心、世运固然是文学创作的根本，而创作前的学养同样不可忽视。整个明代，文坛纷纷攘攘，意见各异，但忽视学养是共同的。前后七子的学问是两汉以后文不读，大历以后诗不看；竟陵派则是驱策古人，以己作古的点逗烂碎之学。钱谦益主张诗歌创作要从六经学起，即返经；贯通史学，达到经经纬史。把经史作为文学创作的准备，前人早已论及。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文心雕龙·神思篇》）“积学”指的就是经史之学。陆机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文赋》）“典坟”也是指六经。这一观点在唐宋古文家手里得到了深入的论述。但明代人热衷于树坛立坫，标新立异，急功近利，求于速成，明末读书人直把通经汲古看成迂。钱谦益系统地论述了经史在创作中的意义。首先，学习经史可以尚志养气。《有学集》卷二十《娄江十子诗序》把古今人学诗作一比较，古人学诗，始于学诗，终于学诗，诗为没身之学，却坚之以志意，继之以岁月，学《书》学《礼》，考源流，辨体制，不以诗为学。而今人学诗沽名钓誉，“望车尘，乞冷炙”，“竞锥刀，饰竿牍”（《初学集》卷三二《华闻修诗草序》），徒以雕绘声律，剽窃字句者为诗（《娄江十子诗序》），“剪刻花叶，俪斗虫鱼”为能事（《有学集》卷一九《周孝逸文稿序》）。古人学诗，获得的是才、心、见、胆。才，就是积学储宝的才；心，是感发兴会的灵心；见，是取舍古今的见识；胆，是文章千古的勇气。这一观点被清中叶的叶燮在《原诗》里作了进一步发挥，概括为才、胆、识、力，曰胸襟。

钱谦益一再说诗人是天地间之气，这种气一来自于天分，一靠后天滋养。孟子的养气，主要指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韩愈的养气说则融合了孟子的道德之气与曹丕的文章之气，指出了具体的养气法门。钱谦益的养气说对前人的这一理论作了总结，《有学集》卷一九《周孝逸文稿序》云：

曹子桓云：“文章以气为主。”李文饶举以为论文之要。而余取韩、李之言参之，退之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此气之溢于言者也。习之曰：“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词盛，词盛则文工。”此气之根于志者也。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

曹丕之气，强调个性；韩愈之气，形之于语言；而李翊之气，根于志义。钱谦益认为尚志与养气互为作用。他说：“学殖以深其根，养气以充其志。”（《胡致果诗序》）“余窃谓诗文之道，势变多端，不越乎释典所谓熏习而已。有世间之熏习……有出世间之熏习。”（《有学集》卷一九《高念祖怀寓堂诗序》）学习经史的过程，就是充志养气的过程，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此外，钱谦益还认为经经纬史可以填充腹笥，丰富典实，达到融通变化。例如宋之苏轼，“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演迤弘奥，故能凌猎千古”（《有学集》卷三九《复遵王书》）。公安派从苏轼做起，因与六经三史相通，故“手眼明快，能一洗近代窠臼”（《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黄孝翼“六经三史诸子别集之书，填塞腹笥，久之而得焉。作为诗文，文从字顺，弘肆贯穿，如雨之膏也，如风之光也，如川之壅而决也”（《初学集》卷三二《袁窠集序》）。程克勤“生平学问，根柢经史，贯穿掌故，搜讨旁魄，汪洋逶迤，故其作为文词，有伦有要，或原或委”（《有学集文钞补遗·程太史诗集序》）。这些话又是强调经史之学对文学创作语言产生的作用。总之，钱谦益综合曹、韩、李三说，形成他自己以经经纬史为根底，尚志、重气、言溢的养气说。

对经史之学的重视，其结果必然是对学人之诗的肯定。《有学集》卷一九《顾麟士诗序》认为顾氏“于有宋诸儒之学，沈研钻极，已深知六经之指归，而毛、郑之《诗》，专门名家，故其得者为尤粹。其为诗，搜罗杼轴，耽思旁讯，宣义考辞，各有来自，虽其托寄多端，激昂俯仰，而被服雍雅，终不诡于经术，目之曰儒者之诗，殆无愧焉。”陈田《明诗纪事》称顾诗为“学人之诗”。钱谦益对“儒者之诗”的重视是清代学人之诗的理论滥觞。

学问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前人的文学传统。前后七子也主张学古，但不溯源流，不通变化。因为不溯源流，把一部文学史斩为三段，舍头去尾，取秦汉文盛唐诗一段；因不通变化，划定偶像，标举数体，倡模拟之说。针对前者，钱谦益特别强调探源析流中求其变化。说：“《易》曰：拟义以成其变化。而至于变化，则谓之不思议熏，不思议变，而疑于神矣。”（《有学集》卷三六《高念祖怀寓堂诗序》）“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有学集》卷三八《复李叔则书》）“诗人之妙，心灵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续。”（《有学集》卷三八《答徐巨源书》）他列举古代名家，“各出杼轴，互相陶冶，譬诸春秋日月，异道并行”（《初学集》卷三二《虞山诗约序》）。针对后者，重提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说：“古今论诗者，莫精于少陵别裁伪体之一言。”（《初学集》卷三二《徐元叹诗序》）“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初学集》卷四十《冯已苍诗序》）

综上所述，灵心、世运、学问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构成了钱谦益文学思想体系的框架，其中既包含了作者的主观情、志、性、学养，也包含了客观境遇，时代世运的感荡激发，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为了使这一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钱谦益重申“修辞立其辞”，言之有物的旧说，物指的是精气之所结，学殖之所酝酿，经世出世，调御万物。《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佟怀冬诗选序》、《陈确庵集序》又提出了“诗有本”，所谓有本，即本于志意，本于情感，本于际遇世事，本于学问根底。还提出了“香观”“望气”说。《有学集》卷四九《题杜苍略自评诗文》总结三者的关系：

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今欲剔其炷，拨其油，吹其火，而推寻其何者为光，岂理也哉？方其标举兴会，经营将迎，故吾新吾剥换于行间，心识神识涌现于句里，如蜕斯易，如蛾斯术，心了矣而口或茫然，手了矣而心尤介尔，于此时而欲镂尘画影，寻行数墨，非愚则诬也。

灵心、世运、学问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三者相值而发光，尽管在创作中的作用不同，但终是缺一不可。

三

钱谦益在明朝的诗主要保存在《初学集》中，入清后的诗保存在《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诗文集中。

《初学集》卷三二《邵幼青诗草序》论说诗人和诗作的关系云：“古云诗人，不人其诗而诗其人者，何也？人其诗，则其人与其诗二也，寻行而数墨，俪花而斗叶，其于诗犹无与也。诗其人，则其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人其诗”，其诗徒具声律词藻，而不见作者真性情、真形状、真举止；而“诗其人”，则诗如其人，由诗可见其人，其人之音容笑貌、性情举止跃然诗中。“诗其人”既符合钱谦益求真尚本的文学思想，也是他本人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我们读钱诗，一个鲜活丰满的钱谦益站立在你的面前，活跃在你的心中。诗是他的生命史，数十年间人生历程的风风雨雨都化成了诗中的彩虹；诗也是他的心灵史，才情、抱负、个性、甚至某一段落、某一事件中的心理波澜都在其诗中一一可数。

钱谦益在明代的诗歌创作高潮在崇祯年间。崇祯登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阉党，朝野欢腾。钱谦益《丁卯十月书事四首》之一云：“道途好语沸儿童，扶杖欢呼我亦同。斗柄已闻归圣主，冰山何事倚群公？”崇祯元年（1628）正月，作者兴高采烈地游苏州西山，访梅探胜，朋辈宴集，风流俊爽、才情烂漫的本性自然而现。三月，内人官诰恢复，作者戏谑夫人：“我褫绯衣缘底罪，君还紫诰有何功？”（《喜复官诰，赠内戏效乐天作》）“昔褫带鞶真为我，今迟官诰岂缘君？”（《闻新命未下再赠》）崇祯的这一举措，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政治幻想，以为真的圣明君主出现，千疮百孔的明朝局势有了希望。崇祯元年（1628）七月钱谦益应诏第四次北上入阙，悲喜交加，感激涕零，庆幸自己生逢“圣代”，踌躇满怀地想在圣君之朝干一番事业。然而，谁知朝廷再一次给作者布下了更大的陷阱。十月会推阁臣，钱谦益成了敌党重点打击的对象。名利场上的势利之争，气正言直之君子永远斗不过机心四伏的小人；年轻自负的崇祯不是“以柔佞进取”的温体仁的对手；凭借着冲天正气的东林党更不是阉党后劲的对手。文华殿对质，钱谦益和东林党大败，崇祯朝翻云覆雨的政局由此拉开了帷幕。巨大的希望带来了巨大的失望，钱谦益《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文华殿，旋奉严旨革职待罪，感恩述事凡二十首》，遂成为此前规模最大的七律组诗，其中反复抒发后悔赴阙之情。如：“久知不去又将钳，无奈时情似蜜甜。”“事到抽身悔已迟，每于败局算残棋。”“明日孔融应便去，当年王式悔轻来。”“两月春明席未温，眼看深谷又高原。金多争羡洛阳路，祸至方思上蔡门。”“可是负书来上国，还如读《易》向东窗。”此次仕途挫折，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左耳发病，导致耳聋，遂成终生疾患。钱谦益决计归去来兮，远离朝市。树欲静而风不止，崇祯九年（1636）冬被告讦下刑部狱，第二年五月出狱，七月才得到谕旨放归，其间成诗四卷，七律组诗《狱中杂诗三十首》、前后《次刘敬仲韵》二十三首和五言长篇排律《送何士龙南归兼简卢紫房一百十韵》、《崇祯十一年九月十五日谒孔林，越翼日谒先圣庙，恭述一百韵》，都是这个阶段特色鲜明的作品，七律组诗和五言长篇排律两种诗体在钱谦益的诗作中凸现出来。

钱谦益官场失意情场得意，从崇祯十三年（1640）冬十一月柳如是造访半野堂到崇祯十七年（1644）间所写诗编为《东山诗集》三卷，其中钱谦益自己的诗共194首诗，代表作是《有美一百韵》和游黄山组诗。《有美一百韵》堪称我国古代情爱文学之精品，亦是钱谦益《初学集》中的压卷之作。游黄山组诗24首，以游踪为线，构成了黄山景色的山水长卷；其间又重点描写汤池、天都峰、莲花峰、石笋矼、炼丹台、慈光寺等名胜，造化之奇诡、自然之神密、山之雄峻、水之壮观无不神形毕肖，似乎是山水长卷中的特写。晚清人称为“绝佳”（袁昶《汪鋆黄山图》诗自注），钱仲联说：“黄山游屐，晚明为盛，记游之诗，以牧斋为最工。”（《梦苕庵诗话》）

钱谦益的诗还是明末官场、社会的一面镜子。他本人深陷明末党争的漩涡，对此感慨最多。如“甘陵南北久分歧，鹓鹭雍容彼一时。”“恩牛怨李谁家事，白马清流异代悲。”（《吴门送福清公还闽》）“黄门北寺狱频仍，录牒刊章取次征。”（《丁卯十月书事》）“敢谓虫飞能蔽日，亦知蚁斗应占星。”“明主定无钩党禁，文华休拟作同文。”“平生自分为人役，流俗相尊作党魁。”（《召对文华殿奉严旨革职》）此外他的诗还写到明末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边患等。天启四年（1624）应诏北上，途经徐州，这一年黄河水泛滥，民生惨不忍睹，其诗《天启甲子六月，河决彭城，居民漂溺者数万。余以季秋过之，水尚与雉堞齐，方议改筑。悼复河之无人，忧改邑之不易，停车感叹而作》做了真实的描写。天启四年六月，朝廷在山东征剿农民起义军，大获全胜，钱谦益为此写下了《王师二十四韵》。诗中全无歌颂庆贺之辞，反而客观描写官军杀戮农民军及无辜百姓的残暴场面，控诉统治者诛求刺骨，导致百姓“相将持棓梃，只似把锄犁”。如此一些乌合之众，朝廷何至于如此用兵，如此诛杀无辜！这首诗写得触目惊心，血肉淋漓，一种悲愤之情、仁人之心、儒者之怀溢于楮墨之间。

钱谦益在明代的宦海浮沉与诗的创作成正比，似乎诗人的千磨万折都是为了诗。一如程孟阳所云：“其所遭罹祸患愈迫切，而其文章光焰愈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愈不可测。”（《初学集序》）他的不群之才，四方之志，权变之略，以及喜标榜、善自诩、倜傥风流、蔑视世俗之性情跃然于诗中，“诗其人”是其突出的特点。

钱谦益一生的创作高潮是在清初，《有学集》诗十三卷，存诗819首；《投笔集》上下二卷，存诗108首；此外《苦海集》、《牧斋外集》、《牧斋集再补》共存诗56首，其中可考为入清的诗不及半数（据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其总数与前明大致相当。入清后诗歌内容不像前明那么驳杂，大致说来，以反清复明为线索，贯穿降清之辱、故国之思、兴亡之感的抒发。那么入清后的诗，是否也可用“诗其人”评价？从清初以来就有一种说法，认为钱谦益以诗文自刻饰。所谓“刻饰”，即雕刻修饰，或者谓刻意伪饰，以掩盖短处。于此，笔者难以苟同。我们说其伪饰，不是以他降清仕清的结论为依据，而是看他的诗文所写的事是否真实？所抒发的感情是否发自内心？

顺治四年（1647）到顺治七年（1650）春三年时间，是钱谦益由降清仕清的贰臣到反清复明人士的过渡时期。顺治四年春夏之交钱谦益因资助抗清武装被牵连到黄毓祺案中，其《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描写狱中生涯。顺治五年钱谦益“以洗眼药方寄旧辅新建姜公，姜公正起兵江西，江西全省俱复”（金鹤冲《年谱》），顺治六年寄信留守桂林的瞿式耜，出谋划策，通报内地消息。顺治七年夏五月受永历帝之指派，与黄宗羲相与策划，前往金华游说清将马进宝，往返一月，写成七言律诗37首，名《庚寅夏五集》，被陈寅恪称为反清复明的专集。其中的《西湖杂感二十首》、《东归漫兴六首》均是入清后的佳作。如《西湖杂感》第一首云：

板荡凄凉忍再闻，烟峦如赭水如焚。白沙堤下唐时草，鄂国坟边宋代云。树上黄鹂今作友，枝头杜宇昔为君。昆明劫后钟声在，依恋湖山报夕曛。

西湖曾为南宋都城，前明的繁华绮丽之地，柳如是寄身养病之所，如今作者故地重游，西湖的山山水水无不在倾诉着易代经历的凌辱，展现着异族留下的疮痍。如赭之烟峦、如焚之湖水暗示这里曾是血染的疆场。白沙堤、鄂国坟象征着西湖曾有的历史和人文，“唐时草”、“宋代云”抒发了作者无尽的山河依旧、物是人非的悲怆。就连西湖的晨钟暮鼓，似乎因依恋湖山而作响。面对湖山胜景惨遭凌辱，作者难以抑制的亡国之痛、降清之辱喷薄而出。其景痛心，其情可悯。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水军入江，钱谦益奔走于烽火连天之际。水军撤退后，仍坚守长江岸边，等待策应水军卷土重来，直至南明永历被杀。其诗《投笔集》108首诗构成了诗歌史上规模最大的七律组诗，被称为反清复明的诗史（陈寅恪语）。

钱谦益入清后比较单纯的抒情诗是否存在矫情的倾向？清初人说其“以文辞欺人”（顾炎武语）也是不能成立的。与林古度、盛集陶的唱和之作是钱谦益入清后较早袒露内心的作品，其情感深微屈折，真实动人。如《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眼向关河。

老友乍然重逢，然而两人都经历了改朝换代之历史巨变和自己身份之转换，“讶经过”三字准确地写出了个人在这种历史变迁中被历史播弄，如同梦寐一般的感觉。“执手只应唤奈何”一句极形象，极深微。作者的羞愧、悔恨尽在执手、长叹中。“唤奈何”，既是对沧桑变迁的无奈，又是对自己身世之辱的无奈。“唤奈何”的诗语诗韵犹如一个顺畅的渠道，作者可以很好地宣泄自己降清仕清后想说而又无法启齿的尴尬。后又写了《再次茂之他字韵五首》、《见盛集陶次他字韵诗重和五首》。这两题诗，前一题吞吐着沉痛、悔恨之情，如：“覆杯池畔忍重过，欲哭其如泪尽何？故鬼视今真恨少，馀生较死不争多。”“残书罢劫灰过，汗简崔鸿奈史何？”“风轮火劫暮年过，未死将如朽骨何？”“李贺漫歌辞汉泪，不知铅水已成河。”“辽鹤定知同伴少，楚囚刚道一身多。”反复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以及自己的降清之悔恨。后一题则多言激烈之壮怀、不屈之志向。“枪口刀尖取次过，锒铛其奈白头何？壮心不分残年少，悲气从来秋士多。”“端居每作中流想，坐看冲风起九河。”“天心象纬依躔少，地角龙蛇起陆多。”“却笑玉衡无定准，天街仍自限星河。”“八翼摧残六过，呼鹰跃马意如何？天回鹑火三精在，地长龙沙一柱多。”上题“奈何”即无奈之意，此题则为能怎样的反诘性意思，击楫中流，龙蛇起陆，钟仪奏楚，庄舄越吟，无不表达自己不忘故国和复国进取的志向。

纵观《有学集》、《投笔集》，应该说基本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入清后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的志行，反复抒发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山河依旧，人事已非，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最真实悲凉的感情，不能因为钱谦益曾经降清，就把抒发此类情感说成是刻饰和表演。至于钱氏有时夸大自己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喜欢用历史上覆邦定国人物自拟，不无夸诩地把自己阑入史局之中，这些应是其个性使然。《初学集》中钱谦益就表现出自命不凡、标榜自诩的个性，入清后家国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大变迁，而作者个性中想入非非的特点仍然故我。

四

钱谦益的诗被人称为“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不可测者，洵煌煌乎一代大著作手”（凌凤翔《牧斋有学集笺注序》）。所以称其为“大”，首先，是格局大。钱谦益的诗囊括古今，兼宗唐宋。明代诗坛，复古派是主流，其间虽不乏别样的声音，但始终难掩复古派的势头。万历后期公安派崛起，以“变”与“真”为理论核心，倡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复古派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其功甚伟。因袁宗道宗法白居易、苏轼，中唐、宋诗在明代诗歌史上首次被作为旗帜来对抗汉魏盛唐诗。但是公安派的诗歌创作成就有限，很难与复古派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垒局面，因此中唐以下的诗歌传统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展示。钱谦益是最早全面开掘这一诗学传统的人。他早年追随李梦阳、王世贞，万历三十四年（1606）结识李流芳，私淑归有光，与嘉定学人游，文学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晚年总结一生的从学经历云：“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山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实与之相上下。久之，思溯流而上，穷《风》、《雅》声律之由致，而世事身事，迫胁凌夺，晼晚侵寻，有志未逮，此自考之公案也。”钱谦益的诗歌创作也清楚地显示了他的从学路径。由追随李梦阳、王世贞而精研杜甫，一生诗歌宗法杜甫，《投笔集》次杜甫《秋兴》之韵，并在风格、构思、诗境等方面步其后尘；《送于锵》、《鳖虱》、《闸吏》、游黄山组诗用韩愈体，《和徐于悼响阁前小松之作》、《书梅村艳诗后四首》等诗学李商隐，《虫诗十二首》学元稹，《效欧阳詹玩月诗》明言其体，《有美一百韵》则是徐陵《玉台新咏》、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李商隐诸咏柳诗及柳宗元、柳恽、李群玉等与柳有关的诗人和诗的一次熔冶。此外、孟郊、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的诗句诗典络绎点缀于钱诗之中。可以这样说，钱谦益全面开掘了中晚唐诗歌传统并在创作中展示其魅力。钱谦益对宋元诗的接受主要集中于苏轼、陆游、元好问三家。钱诗中效三家诗体诗韵、用三家诗材的作品很多。大致言，钱谦益的诗杜、韩之骨，苏、陆之貌就是在上下古今、唐宋兼宗的背景下形成的。邹式金《牧斋先生有学集序》概括钱谦益诗歌格局：“撷江左之秀儿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

其次，钱谦益才大学博，具备了一代文坛盟主的天赋和学养，并形成了文学想象与学养互为表里的思维特质。钱谦益不是那种不学而能“脱口秀”式的作家，但他把可学而能、愈学而愈能的诗人资质发挥到极高的水平。他的天资很高，又为一代读书种子，正如沈德潜所言：“天资过人，学殖宏博。”（《清诗别裁集》）其文学想象与学殖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种才能随着年龄增长、学问积累愈到晚年愈出人意料活跃丰盈。例如《咏雪三十韵》，诗的前半部分描写大雪飘扬的实景，“菊花何太苦？柳絮恐非时”喻指性的两句作一转折，便展开想象性空间描写，由狱中所见雪景腾跃到原野，描写冬雪迷茫的景色，又联想到唐代裴度蔡州雪夜大捷。再如《有美一百韵》开篇一段写柳如是的出身家世。我们知道柳如是家世不明，流落于平康北里。但作者不愿如此实写，而是切合柳如是名字中“柳”姓展开联想，把与柳相关的典故洒洒道来，真是美妙无比。《戏咏雪月故事短歌十四首》写了十四个与雪月有关的场面，情韵、寓意、境界加上故事的人物、情节如同一幅幅美丽无比的画卷，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为了表达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想象空间，钱诗常常要借助典故来表达。他长于用典，善于用典，在这方面明代人无出其右。王应奎《柳南随笔·汪钝翁与严白云论诗》云：“王钝翁与某宗伯多异议。一日与吾邑严白云论诗，谓白云曰：‘公在虞山门下久，亦知何语为谛论？’白云举其言曰：‘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不觉爽然自失。”“故事”、“意思”就是指用典。钱谦益大量批评文字，谈理论多谈技巧少，技巧是死法，理论是活法。但严白云作为钱谦益门下多年弟子，揭示出乃师作诗的不二法门。此法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有讲究。首先作者要有故事、有意思，这既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又需要富赡的腹笥，此大不易；其次，如果说学富五车，腹笥充盈就可以成为诗人，又大错特错。有了故事、意思，还需要用诗人的眼光去选择、整合故事，使之与自己表达的情感水乳交融，此又大不易。钱谦益的用典超越了这两个难关，几至于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地步。如《初学集》中的压卷之作《有美一百韵》描写柳如是的才华：

诗哦应口答，书读等身便。缃帙攻《文选》，绨囊贯史编。摛词徵绮合，记事见珠联。八代观升降，三唐辨溯沿。尽窥羽陵蠹，旁及《诺皋》儇。花草矜芟撷，虫鱼喜注笺。部居分甲乙，雠正杂丹铅。余曲回风后，新妆落月前。兰膏灯烛继，翠羽笔床悬。博士惭厨簏，儿童愧刻镌。瑶光朝孕碧，玉气夜生玄。陇水应连类，唐山可及肩。织缣诗自好，捣素赋尤贤。锦上文回复，盘中字蜿蜒。清词常满箧，新制每连篇。芍药翻风艳，芙蓉出水鲜。颂椒良不忝，咏树亦何愆？文赋传乡国，词章述祖先。采苹新藻丽，种柳旧风烟。字脚元和样，文心乐曲骈。千番云母纸，小幅浣花笺。吟咏朱楼遍，封题赤牍遄。

首二句总写柳如是读书多、善吟咏的才学。三四句说其深研史籍和《文选》。后面到“儿童愧刻镌”，写柳如是读书广博，善于笺注校勘。其中“博士惭厨簏，儿童愧刻镌”两句，前者用《南齐书·陆澄传》。说陆澄博学强记，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集合学士“盛自商略”。陆澄等王俭语毕，谈所遗漏数百条，皆王俭所未睹。王俭叹服，戏称陆澄曰：“陆公书橱也。”后者出自扬雄《法言·吾子篇》：“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两个典故无疑使柳如是的读书多善记诵因有了参照而具体生动起来。后面接着写柳如是为古今少有的才女，“陇水”句出《玉台新咏》秦嘉《赠妇诗》。“唐山”，汉高祖唐山夫人多才华，作《房中祠乐》。“织缣”句出自《古诗》“上山采蘼芜”，言其善诗。“捣素”句用班婕妤作《捣素赋》事。“锦上”句用晋窦滔妻苏若兰善属文，作织锦回文事。“盘中”句用《玉台新咏》苏伯玉妻《盘中诗》从盘中央到四周盘旋回转，屈曲成文故事。“颂椒”句用《晋书·列女传》中刘臻妻陈氏正月初一献《椒花颂》故事。“咏树”句用薛涛八九岁知声律，赋“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故事。一系列才女典故，如烘云托月，把柳如是放在女性才学史的时空中，凸现其蕙质兰心，冰雪聪明。

此外《哭稼轩留守相公一百十韵》、《茸城惜别一千字》都是这方面非常成功的作品。钱仲联称前者“动荡开合”，既有构思布局的因素，典故的运用同样造成诗意的腾挪变化，动荡飞扬。通过大量的引经据典，诗的内涵、容量、厚度、情韵都发生了变化，特别创造了深邃而广阔的诗意空间，令人耳目张皇，心胸开阔。明代人学杜，最肖者当属李梦阳、李攀龙，但二人都是从字句上学杜甫，以至于“万里”、“长风”络绎重复，给人留下笑柄。钱谦益也是从杜甫入手，但他的高明之处是走出大字眼的圈子，力图从内在诗意的拓展和气格的充溢上营造出壮阔雄浑的意境。但是如此的壮阔雄浑、博大昌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经史子集、笔记小说、佛典道藏巨大的学力支援。陆机《文赋》描写创作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微妙：“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此言固然不错，但没有涵泳经史、烹割子集、熔冶佛道、驱驾笔记的工夫焉能梦到！

其三，钱诗意象呈现连续性、序列性，回环往复的特点。这一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投笔集》中。《投笔集》中以诗人自我、复明水军、永历皇帝为三个支撑性意象系列。写自我的意象，反复刻画一个老翁的形象和内心世界。此老翁是一个经历了盛衰变迁的前朝遗民。如“醉倒开元鹤发翁”，“荷锄父老双含泪”等诗句。此老翁也是复明的谋臣。如“少阳原是钓鱼翁”，“天津桥畔倚栏翁”，以姜子牙、裴度自拟。此老翁还是绕树寻枝的“乌”和孤独无依的“嫦娥”。如“三匝惊乌未出林，危柯荒楚郁萧森”；“乌瞻华屋谋重止，燕语雕梁悔别飞”；“遐方巡狩无消息，林乌密叶拣南枝”；“惆怅杜鹃非越鸟，南枝无复旧君思”；“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诗人入清后的心迹和踪迹。写郑成功复明水军多用“龙虎军”、“船”、“槎”等意象来表现，写永历皇帝则用“龙”、“日”、“桂树”、“梧枝”等形容。通过回环往复的意象刻画，不仅加强了大型联章组诗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使其具备叙事文学的功能和要素，诗性和史性就这样结合为一体。《投笔集》之外，也是如此。有的意象在《有学集》中呈时段的序列性，有的在他一生诗歌中都前呼后应，互为映证。前者如弈棋的意象，主要出现在《有学集》、《投笔集》一系列以棋为主题或押棋韵的诗作中；后者如陌上花的意象，首次出现在《初学集·东山诗集》一《陌上花乐府，东坡记吴越王妃事也。临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此诗是崇祯十四年（1641）钱谦益送柳如是返回松江的送别、寄意、表态之作，柳如是复有《奉和陌上花三首》，二人诗中反复吟唱“缓缓归”的句子。顺治七年（1650）人日柳如是奉和钱谦益《人日示内二首》之二又云：“不唱卿家缓缓吟。”顺治十三年（1656）钱谦益到松江游说马进宝，有《茸城惜别》百韵排律，叙述其与柳如是的姻缘：“陌上催归曲，云间赠妇篇。”我们阅读钱诗如不能通解其前因后果，孤立地就一词一意解释，难以见其文心之妙与叙事有致。钱谦益诗的这种序列性特点、回环往复的特点再一次表现了他的淹通博雅。

其四，钱谦益在诗歌体裁上的开拓。钱谦益一生创作诗二千馀首，五七言古诗、律绝都有佳作，但最擅长的是七言律诗和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成熟于初唐，当时也只用于应制酬答，并无突出之处。杜甫以他集大成的才力学问对这一诗体进行开疆拓宇，使之可以容纳广泛题材，尤长于抒发政治内容的诗体。宋代人以他们横放杰出的才能、议论风生的特点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七律之中，如赵翼所言：七律成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月饮食之不可离”（《瓯北诗话》）。明代后期，七律几成“烂熟可厌”之体，三家村夫子的诗必七律，必七律次韵诗，必七律连章。钱谦益的诗歌创作与这种背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的诗多七律，多七律连章，其《投笔集》又是次韵连章的结合体。但是他以博古通今的学问，淹唐浸宋的气度，资质超人的天分，化腐朽为神奇，创作了《病榻消寒杂咏》46首和《投笔集》108首这样的大型组诗，把明清易代之际个人命运的荣辱升沉，山河易主、沧桑之变的历史内容注入七律诗体中，用七律连章体纪传纪史，为这一诗体开辟了新的表现领域。后人对其七律评价甚高，朱庭珍《筱园诗话》云：“钱牧斋诗，以七律为最胜，沈雄博丽，佳句最多，梅村较之，不逮远矣。”钱仲联也认为“牧斋七律，为清代第一。”（《梦苕庵诗话》）

五言古诗盛于汉魏，晋宋以后渐有俳句，初唐律体始成，仍然古、律混淆。直至盛唐，如李白、王维这样的大家不过十韵。杜甫既是五言古诗之大宗，也是五言律诗的开辟手，“大篇巨什，雄伟神奇……阖辟驰骤，如飞龙行云，鳞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阴用兵百万，掌握变化无方。”（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等长篇叙事抒怀的五古及排律，“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杜甫以后，这种对才、学要求极高的诗体后继者代不数人，人不数篇。钱谦益以自己的才学觑定这种诗体，一生创作百韵长篇排律六首（《送座主王文肃公子淑抃归秦一百韵》、《送何士龙南归一百韵》、《恭谒孔林先圣庙一百韵》、《有美诗一百韵》、《哭稼轩留守相公一百十韵》、《茸城惜别，思今悼惜，呈云间诸游好，兼定霞老看梅之约，共一千字》），此外，还有《徐武静生日置酒高会堂赋赠八百字》、《读云林园事略追叙昔游凡一千字》、《赠归玄恭八十二韵，戏效玄恭体》、《古诗赠王贻上》、《咏雪三十韵》、《秋日曝书得鹤江生诗卷，题赠四十四韵》等长篇五言古律诗。这些诗有的叙事，有的纪传，有的论诗文，有的寄意抒怀，结构上“动荡开阖”，在写法上铺叙排比，竭尽其才力学力，惨淡经营，创造了诗歌史上继杜甫之后的又一奇观。

钱谦益存诗2192首（据上海古籍社《钱牧斋全集》统计），此处选诗268首。其中明代的作品不足一半，入清后的作品180馀首。钱谦益才大学博，熟读经史子集、佛典道藏、笔记小说，诗中用典既繁且巧。特别是入清之后，有时为了遮蔽其真实的意思，不惜用僻典深典；还有一些百韵长篇，典故回环往复。因此注释的过程中屡屡大呼不易，又因苦心冥想，检索群籍，注通一处，快意数日。有的诗篇得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索解之力，不禁感慨古今文人灵犀相通，才华映照，构成禅续绵延的人文之河，这条人文之河犹如甘露、犹如春雨浸润着被无孔不入的商品交易、权钱势力荒漠化了的人心。笔者尽管竭心尽力，错误与不确之处自是难免，但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