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封锁关东半岛

现在，东乡被迫将首要任务改为封锁关东半岛，和其他任务一样，这项工作也极为艰巨。另外，5月26日（即南山之战当天）声明中的警戒区域也被扩大——现在，日本舰队在辽东半岛沿岸的巡逻范围将东起貔子窝，并向西一直延伸到半岛另一侧的普兰店港。随着局势发展，整个行动的难度也在上升：首先，它要封锁的目标是一个拥有众多登陆点的半岛，而且这一半岛还天然处在大陆的包围之下。不仅如此，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或许史无前例的特点：封锁区域中包含了己方陆军的基地。假如海军不能掌管陆军的跨海运输，期间注定会出现许多冲突；但按照日本人的运作模式，当时又是陆军接手了整个工作——于是，问题开始纷纷出现。

另外需要指出，当时的偷越封锁船有2种。其中之一是俄国经纪人和私人冒险家的远洋汽船，另一种是当地人驾驶的中式帆船，其中，后者既可以从中国境内的沿海出发，沿海岸经老铁山潜入旅顺，也可以利用吃水浅、不易触雷的特点，抵达关东半岛的各个河口。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事实：使用同类船只的不仅有偷越封锁者，还有日本陆军的运输部门，这就增加了甄别的难度，导致了更大的混乱。

最初，日军的运输船会首先前往里长山列岛，并从当地被舰船护送到大连湾。由于结构简单，整个封锁体系最初运转良好，期间也没有发生摩擦和意外。在最初4周里，日军检查了超过100艘中式帆船和12艘中立国船只，但在8月10日的战斗结束后，由于运输船可以直接驶往大连，混乱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随着陆军海上补给线不断延长，体系愈发复杂，各种问题相继涌现。

与此同时，由于旅顺要塞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外来补给的需求也变得愈发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偷越封锁船的数量和活动频率开始显著增加。这让日军陆军忧心忡忡，并呼吁舰队加大力度阻止相关行动。

事实上，乃木将军早已比旁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务的艰巨性。东乡将军也敏锐地察觉到：海军已竭尽全力，但由于任务繁重，他们仍然很难满足同僚的需求。同时，他还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海陆军的协调一致。

为了解上述情况，我们必须先了解日本陆军的后勤补给体系。1由于第1军依靠的是一条从鸭绿江畔安东基地出发的轻轨铁路，对该军我们将不做讨论，但另外3个军的补给系统情况则不同：要么直接来自关东半岛，要么在运输途中经过了此地。第3军的基地是大连，但为缓解陆上交通线的压力，他们也在左翼，即小平岛东湾的河口村开设了一个分基地，当地的补给都通过中国帆船从大连运达。第2军现在构成了满洲军的左翼，他们的补给基地同样位于大连，依靠的主要是铁路和当地的官道（Mandarin road），同时使用这些道路的还有第4军，该军此前已在海城和第2军会师，并和后者一道构成了日军在满洲的骨干。

这种部署让陆上交通线的运力几乎饱和，但对辽东湾的海上运输线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如前所述，在旅顺舰队6月23日出海后，日本海军已无力在辽东半岛西岸护送运输船，因此，陆军的参谋人员开始在金州设立基地，从当地，他们会利用中国帆船为前线提供物资。从此时起，这条航线便一直在蓬勃发展，其最初的目的地是号房，物资则被用于供应熊岳城的补给站。7月，其重心又迁往了盖平河（Kaiping river）的河口。随着大石桥战役在月底结束，辽河河口落入日军的控制下，陆军又把物资的登陆地迁到了牛庄——如前所述，第7战队的一个分遣队之前一直在该港扫除水雷、清理河面。

从8月开始，轮船直接从日本抵达。同时，随着障碍被海军分遣队扫清，中国帆船开始沿着辽河及其支流向上游航行。到8月底时，每天抵达海城河（Haicheng River）和太子河（Taitzu River）交汇处（即主补给站所在地）的帆船都能达到100艘之多。在9月第1周，海军测量队更是将航线开拓到了太子河上游的小北河镇（Hsiau-pei-ho），由于此地几乎与辽阳战场毗邻，它很快就成了满洲方向各军运输线上的一个关键节点。

至于海军，如前所述，他们需要监控2条汽船航线（分别通往大连湾和牛庄）和1条帆船航线（在大连和河口之间），但这3条航线都会从封锁区中穿过。因此，如果参谋作业出现问题，海上封锁部队和陆军补给船之间肯定会发生摩擦，导致双方都无法正常工作。

第1次纠纷发生在9月初：在8月底的最后几天，日本海军在老偏岛和圆岛之间拦截了26艘可疑帆船，这些船只都携带着运输补给品从威海卫前往大连的文件，不过，某些证据表明，它们的真实目的地其实是旅顺，有鉴于此，日军没收了这些船只。然而，9月1日，迹象显示依旧有船只在双岛湾进出，5日，更是有一条消息传来（该消息可能发自陆军）：有3艘满载弹药的帆船进入了旅顺。几天后，情报人员也发来消息：在胶州，目前有大量中国帆船正在向旅顺运送违禁品，而且这些船只还搞到了伪造的陆军运输许可证。东乡司令迅速下达指示：在拦截涉事船只之后，封锁舰队应将它们连同货物一并没收，据此“以儆效尤”。另外，他还指示细谷将军组建一支由改装炮舰和水雷艇组成的特别封锁舰队，其基地计划设在北隍城岛（North Hwang-ching-tau），即庙岛列岛（Miau-tau Islands）最北部，任务是监视在群岛附近活动的中国帆船。即使如此，陆军依旧颇有怨言，这些怨言最初非常轻微，但后来变得毫不客气——这迫使海军采取更严密的封锁手段。为此，9月11日，东乡正路少将向麾下的舰长发去指示，要求他们拦截一切驶入旅顺港20海里内的中立国船只——据信，该命令很可能源自舰队司令。

但不久之后，这道舰队司令部认为必要的禁令便引发了同陆军的冲突。9月16日，他们接到了一条出羽将军从“八云”号上发来的电报：“昨夜，第14水雷艇队在老铁山外海6海里处拘留了行经的陆军军用船‘第二山江丸’（Yamaye Maru the Second）。这是该船第2次进入封锁区并引发混乱，请求您们将此事通报给陆军方面。”

这封电报于是被转发给了细谷将军，当时，他正在大连的“扶桑”号上坐镇，并作为最高指挥官掌管着封锁行动，此外还会协调陆军补给基地的航运部署。2闻讯后，他立刻向柳树屯的第2军兵站部（Lia-shu-tun Line of Communication Staff，该部门直接管理陆军在大连以北的运输）发出抗议，并请求在大连的陆军负责人加以关注。他在抗议信中写道：“根据之前的声明，我舰队将按照第3军的要求，保持对辽东半岛的封锁，并阻止违禁品进入旅顺。为此，我方已决定将老铁山西岸和大连湾入口之间的水域划为禁航区，尤其是在关东半岛和北隍城岛（即庙岛列岛中最近的岛屿）之间的海峡，即所谓的‘老铁山水道’，包括本国商船在内的一切船只均不得通行。另外，过去一段时间，常有秋田组（Akita Company）等会社的陆军雇佣船闯入封锁线引发混乱，我特意恳请陆军诸君知悉此事。”

在信中，细谷将军还向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通报了处置措施，并请求大本营在与陆军协商后，依照封锁令的内容颁布命令，让各方都能严格遵守。

3天后，也就是19日，第3军的参谋长发回了对这份抗议的答复意见，该意见的收信人是东乡大将的参谋长，其中指出了新命令可能导致的问题：“尽管前往旅顺和大连的中国帆船让舰队很难甄别，但第3军急切希望将物资运到大连。我们应在未来建立某种体系，以保证悬挂特定信号旗（具体样式需经过海军同意）的汽船能在芝罘和大连之间定期通行。”

至于这一建议是否得到了落实以及具体举措如何，我们完全不得而知。当天，东乡司令还指示出羽将军从老铁山外海的哨位上抽出1艘小型巡洋舰监视渤海海域，阻止中国船只开入旅顺，另外，在22日，他再次重申了20海里禁航令，其严厉程度堪称史无前例。其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中国船只进入了老铁山顶峰周边20海里内，各舰可以适时采取行动将其击沉。”次日，他亲自率领战队在圆岛海域拦截了18艘中国帆船，并以“破坏封锁”为由将其全部没收。

但这次事件还是引起了东乡的疑虑，之前，陆军司令部曾希望海军能允许属下的中式帆船前往大连，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让东乡只能致电东京，试图了解陆军使用帆船的详情。25日，海军军令部在回电中做了解释。其中写道：“目前，陆军运输部门只在大连——小平岛东湾（即河口村）航线和辽河上下游使用了中国帆船，此外便没有雇佣其他船只。另外，在大连和牛庄之间，我军还使用了一些船只为第2军运送被服，据报至今还没有到达，不过尚无证据显示它们正处于旅顺附近海域。希望贵官能够继续执行封锁计划，不让任何中国帆船轻易穿过旅顺近海，甚至是悬挂陆军旗帜的船只也不例外。”

但在内容上，军令部的来电和第3军司令部的信息存在矛盾，后者曾表示，他们正用中国帆船向大连运送物资，军令部却并未在回信中提及此事。考虑到陆军曾应海军的请求攻击了203高地，并因此付出了惨重损失，如果此时海军又不慎用严厉手段对待了陆军保护下的帆船，双方很可能将爆发一场严重的冲突。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前一天（即9月24日），由于一次新的摩擦，两军间的纠纷愈演愈烈。就在当天白天，满载稻米的德国汽船“荷尔斯泰因”号（Holstein）出现在了大连湾入口。尽管辩称这些稻米属于满洲军，但鉴于该船不在陆军军用船的名单内，细谷将军还是下达了扣押命令，直到陆军答应作证后，他才决定将其释放。

此事公开后，山田将军也报告了一次类似的事件，但内容更为骇人。当天凌晨2点30分，他率领舰队在圆岛以西海域执勤时，突然发现一艘可疑蒸汽船正在向西前进。“严岛”号立刻奉命追击，并用空包弹要求对方停船，但目标对此无动于衷。于是，“严岛”号将其当成了突围的俄舰。这场追逐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由于3次实弹警告无效，“严岛”号只能开启探照灯，并三度向目标开火，在两弹命中后，该船只能屈服。检查中，日方发现，目标实际是陆军运输船“南越丸”（Nanyetsu Maru），该船当时正运送着400名士兵从宇品（Ujina）前往牛庄，在炮击期间，该船有1名乘员身亡、8名乘员受伤。它的船长后来解释说，他将追来的“严岛”号当成了俄军巡洋舰，认为必须尽快逃命，为此，该船不久即被海军释放。

这次事件显然源自参谋作业的协调失误。按照《日本战史极密版》的说法，东乡曾频繁要求陆军禁止前往牛庄的运输船和中式帆船靠近封锁线。然而，不顾三令五申，一些抄近道的船只仍会闯入老铁山外海。面对这种情况，东乡只能请求海军军令部邀请参谋本部一起为运输船指定航线。另外，由于事件与“荷尔斯泰因”号被扣几乎同时发生，驻大连海军指挥官也对此颇有微词——后者坚信，他的处置手段并没有错误。同时，细谷将军也向第3军表示了抗议，作为大山元帅的参谋长，儿玉将军就在附近，他立刻到场解释了情况，但此举反而加剧了问题。期间，他被迫表示：自己曾要求台湾总督雇佣当地商社为前线提供40000蒲式耳稻米，这些货物将在9、10、11月分批乘中立国商船抵达，其目的地是牛庄和大连，“荷尔斯泰因”号正是前来的众多商船之一，另一方面，他却未向海军通告此事。

此时，“荷尔斯泰因”号已奉命转赴牛庄，由于情况紧急，它也会先前往大连，将变更目的地的消息通报给其他向大连驶来的船只。不过，细谷将军还是察觉到了问题：舰队之所以毫不知情，完全与陆军司令部的疏忽有关，这一点事关重大，根本不能轻描淡写，更不能据此释放船只。在致东京的电报中，他回应了陆军方面的意见，并希望获得上级的指示。电报这样写道：“对接下来的决定，我将一如既往表示支持，不过，由于规章制度使然，我绝不会毫无保留地放行这样一艘闯入封锁区的船只，更不可能坐视它直接进入港内。此时，除了扣押船只，我根本别无选择。首先，在该船入港之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通知；其次，沿途该船还在未做通告的情况下径直穿过了入口中央未扫清水雷的海域。当时正值黎明前，双方无法沟通，直到该船抵达防波堤外的防材附近时，我们才最终将其截停。”

随后，细谷还指出，让中立国船只熟悉进出港航道的做法蕴藏着巨大危险。他补充道：“我不认为雇佣外国船只是必要的，更何况它们会给舰队制造麻烦；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派遣它们进入我军占领的港口，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莽撞之举。”

在东京方面给出答复前，满洲军司令部给舰队发送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他们允许“荷尔斯泰因”号前往牛庄。东乡将军则用一贯的慷慨大度给予放行，以此避免了两军之间的纠纷。但在此时，细谷将军又截获了同一批的第2艘商船，即英国汽船“海澄”号（Haitung）。因为2艘船都已驶入了安全航道，细谷只能致电陆军，请求这些船员在获释前发誓保守机密，因为航道的位置也是海军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儿玉将军立刻回复说：陆军一定会确保船员严守秘密，于是，2艘船都在28日获释。同时，作为满洲军参谋长，儿玉也大度地肯定了海军的意见，但鉴于摩擦还会出现，在双方制订出更妥善的解决方案前，他也表达了陆军的担忧。在10月2日给细谷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说，由于部分大米无法在辽河封冻前抵达牛庄，他希望能让1—2艘外国商船进入大连，“这些商船都是从商业渠道租用的”，“如果不会造成严重妨害”，愿海军能稍作通融。这一请求被转呈给了东乡，面对友军的担心，他的表现依然充满了体谅精神。在向大本营陈述看法时，他这样表示：舰队上下都认为应禁止携带军用品的外国商船进入大连，但鉴于儿玉的要求，他准备有条件地表示同意。这些条件包括：

必须事先通报船名和国籍。

除船员外，船上不得搭乘外国人。

船员必须宣誓，不泄露期间的所见所闻。

船只不得在11点至日落间进出大连港，等待进港期间，各船只必须停泊于北三山岛（North San-shan-tau，位于大连湾外）以东5海里处排队等待命令。

各船不得在回航途中进入上海、胶州和芝罘。

虽然东乡大将有意让步，并做好了妥善安排一切的准备，大本营却下达了明确的禁令。这一点无疑值得注意，它表明在上级看来，无论何种情况，海军的利益都是第一位的。这可以从伊集院将军发自东京的回电中略见一斑，其中提道：大本营已经决定，只要旅顺的局势不变，任何外国船只都不应进入大连，甚至在牛庄封冻后都是如此。

为分析这一决定及引发的后续事件，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前提：本书只站在海军的立场上分析问题。不过，考虑到在9月19日第3军司令部曾表示希望建立一条供外国船只通行的航线，并在后来启动了这项工作，我们还是相当诧异：为何无人告知东乡这条航线启用的消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日军的联合参谋作业仍然难尽人意。如果他们真的有所合作，一定可以轻松解决台湾运输船的问题，并在牛庄港封冻前命令它们前往此处，更不会出现运兵船在夜间驶入封锁区的事件。对此，我们只能说，虽然2个军种的司令部本身都运转良好，但鉴于它们没有协同运作，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然大本营的存在让日军指挥机构表面上合为一体，但其中并没有一种有效的协同机制，在涉及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时，情况更是如此。

但在问题暴露后，日军还是迅速扫清了这些因指挥机构各行其是而导致的纠纷。此后，虽然追击事件还是偶尔在夜间发生，但没有证据显示双方爆发过新的龃龉。随着20海里禁航区得到确认，海军似乎相信自己的合理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封锁工作后续进展也非常顺利。另外，陆军还获准建立起了一条直通大连的帆船航线，一次事件似乎可以充当证明：10月28日，在遇岩附近出现了一艘倾覆船只的残骸，检查后，海军发现该船不仅挂有陆军兵站部的旗帜，还装载着提供给第11师团的冬衣。

即使如此，海军省仍然坚持要求对违禁的中国帆船采取严厉手段。他们从舰队发来的报告中得出了一种印象：在处理相关船只时，东乡司令只是没收其货物，然后便将人员和船只一并释放——这种做法实在过于仁慈。于是，10月5日，东乡在电报中接到“请求”，不论对方是否携带违禁品，也无论是否有权将其拘押入港，他都应将闯入封锁区的此类船只烧毁或击沉。闻讯，东乡立刻做出保证：“为加强封锁、阻止违禁品输入旅顺，舰队将毫不迟疑地处置各种违禁船只、可疑船只和渔舟。为此，我们将连船带货一并没收，并轰沉和焚毁之。但为救助人命、避免船员流离失所，我们也会提供适合的帆船，随后尽可能将其转交陆军，让后者雇佣他们充当苦力。”3

不过，这种严厉手段很快招来了外交抗议，接下来的一个月，海军省只能收回成命。新指示也体现在了山田将军11月18日给第7战队的训令里，其内容如下：

处理中国帆船的本规定，系依照了东乡司令长官的指示。今后，在处理运送违禁品的中国帆船时，我战队将依据海军大臣的指示上报详细情况。有关人员需要注意，除下列注意事项之外，我方的行动将一切照旧，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防止偷越封锁事件。

接下来就是海军大臣的指示：

对试图携带违禁品进入旅顺的中国帆船，我军应进行下列处置：

如查明对方已被敌军武装部队雇佣，试图携带物资进入旅顺，我方应将船只和货物一并没收，并待时机合适时释放船员。

如果不能确定该中式帆船是否为敌军所用，我方应报告该船的船名、国籍、船主和船长的姓名、捕获地点以及其他可以指控该船违反封锁禁令的必要细节，上述内容将被记录在案，并和船长及其中1名船员（如果可能）一并转交给战利品法庭接受调查。

由于涉及外交问题，以上关于中式帆船的案件，都必须尽快详细汇报。4

自从约束陆军运输船的规范生效后，海军的日常封锁中的难题便只剩下了一个：根据驻外领事和其他渠道提供的情报，有远洋偷越封锁船试图进入旅顺。随着旅顺要塞处境愈发危急，这些船只不断从渤海湾等地的港口出发，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行动也更加大胆。其中有一次事件非常典型：9月26日，日方接到消息，俄国购买的中国汽船“富平”号（Fu-Ping）准备悬挂德国国旗离开大沽（Taku），该船将趁夜穿过渤海湾，不日即会抵达旅顺。为此，出羽将军立刻奉命派出1艘轻型巡洋舰前往“104地点”（位于北纬38度40分、东经119度30分，即大沽和老铁山的中间点）实施拦截。

虽然该舰在30日无功而返，但10月4日，日军又派遣了另1艘巡洋舰前去接替，同时，该舰还得到许可，可以在必要时前往远至大沽的海域。但在随后1周，“富平”号迟迟没有起航，在此期间，日本领事曾设计引诱该船船长自投罗网，但这些计策最终未能得逞。出发后，该船成功躲开了2艘先遣巡洋舰的搜索，但最终还是撞进了庙岛防备舰队（Miau-tau Preventive Squadron）的警戒区。5在几经扩充后，该分队的兵力已经大大加强，麾下拥有1艘炮舰“爱宕”号（该舰当时刚刚从牛庄召回）、1艘改装炮舰和2个水雷艇队。

结果，“富平”号虽然安全抵达了北隍城岛（该岛是庙岛防备舰队的基地）以北10海里处，但在那里遭到了1艘巡逻水雷艇的登检和拿捕。事后查明，该船装满了武器、弹药和物资，还载着库罗帕特金将军的私人参谋——埃尔加德（Eggard）陆军上尉。在接受检查时，埃尔加德表示，他接到命令，一旦被俘，就将随身的文件投入大海，事实上，他当时也是这样做的。同时，他还需要焚毁船只，只是因为日军动作太快，他才未来得及照此行事。

在此之后，类似的情报纷至沓来。据说，有许多船只正从芝罘等待出航，试图穿过庙岛列岛，有鉴于此，日军有必要派出2艘巡洋舰监视群岛内部和西部的水道，拿捕偷运违禁品的船只。不过，由于这些水道本身不在封锁区内，日军无权阻止渤海湾的合法贸易，这令他们也无法像老铁山水道一样发布封锁声明。6为此，日军最终向当地长期派遣了2艘巡洋舰，它们将以北隍城岛作为基地活动；另外，日军还在成山角外海布置了1艘警戒巡洋舰，试图用它来拦截来自上海方向的商船。这些哨位上的舰船都会定期轮换。

该系统被证明非常有效。期间，不时有中国帆船试图从芝罘出发，为俄军传递电报和信函，但庙岛防备舰队有效扼杀了这条联络渠道。至于远洋偷越封锁船，虽然坐实有违禁行为的船只不多，但它们都无一成功进入旅顺。不过，由于该封锁系统占用了所有的轻型巡洋舰，日军遭遇了更多麻烦。

随着时间流逝，缺乏轻型巡洋舰成了最困扰日本海军的问题，到10月底，东乡将军获悉，有中立国船只正从上海和胶州出发，试图赶在海冰封冻前把违禁品运入海参崴。为此，他特意嘱咐上村中将严密监视对马海峡，而在北方航道，他只好把警戒任务继续交给“香港丸”“日本丸”和津轻海峡的驻防舰船。同时，东乡也在命令中写道：“现在，我还准备派遣若干舰船在胶州湾外巡逻，但对于监视大沽、芝罘和上海，我手头没有足够的巡洋舰，因为有另一项任务需要展开，它也是战局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封锁旅顺。”最后一段内容中，东乡特意从措辞上区分了军事和商业封锁。其中，他不仅没有把这两种任务混为一谈，而且还为其划定了更为明确的界线；由于两种封锁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方的焦虑感也变得愈发强烈。

9月底，作为“战局的重中之重”，封锁旅顺的意义变得愈发重要起来，这也在东乡给全体舰队的一份训令中得到了体现。训令这样写道：“据报，旅顺舰队已经更换涂装，并将桅杆顶部截短，这很可能是出海前的准备工作，为此，各部必须严守岗位。”次日白天，一些新迹象更是为日军敲响了警钟：由于陆军对要塞后方的炮击效果显著，日方担心，处境愈发不利的俄军很可能会在夜间出击。

这些事实反映出一个问题：和预想的不同，日军对203高地的攻击并非一无所得——他们夺取了相邻的海鼠山高地，并可以据此设置一个观察点。9月28日，这个观察点终于建立起来，日军发现，该据点可以俯瞰港内的大片地区。在次日的炮击中，“塞瓦斯托波尔”号水线以下遭到一次命中；10月1日，海军的6英寸炮和4.7英寸炮又向“佩列斯维特”号开火，它们的落点被新观察哨尽收眼底。在炮击中，日军宣称有9枚炮弹命中，其他俄舰则躲进了无法观测到的水域。同一天，12门11英寸榴弹炮也抵达了前线，这些火炮都抽调自本土的岸防工事，并将转而用于攻城作战，之前，这些火炮已在对要塞东区的炮击中完成了测试，其效果相当可观。博布诺夫海军上校后来描述说，这些炮弹爆炸的威力“令人惊骇”。2日，“佩列斯维特”号被更多小口径炮弹击中，同时还有一些11英寸炮弹落在近旁。6日，细谷将军发回报告称，鉴于成效可观，第3军决定每日都用舰炮和所有11寸炮轰击敌舰，直到对方被摧毁殆尽。不过，就在当天，日军发现，只要榴弹炮开火，他们就很难标定小口径火炮的落点。为此，4.7英寸和6英寸火炮阵地只好调转炮口，将目标分别转向了敌军的扫雷舰艇和海军船坞。次日（7日），随着6门11英寸榴弹炮抵达，日军手头的该型火炮上升至18门，这让他们开始摆脱困境。很多迹象显示，港内的局势愈发恶化——不久，当地的俄舰便会发现，这里将再也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处。7

第二天（8日）清晨，日军的担心突然得到了证实。上午9点，“扶桑”号根据观察哨的报告发回消息：“‘列特维赞’号出港，现正停靠在馒头山山脚。”8东乡闻讯立刻准备迎战，他的第1战队奉命前往遇岩东南的战斗集结地，随后在此停船。不过，“列特维赞”号并没有在外海现身，同时，观察哨也没有发现更多俄舰出海的迹象。此时，日军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推论：俄军的计划是让船只逐一突围。尽管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但由于缺乏巡洋舰，东乡感到力不从心。有报告显示，同一天清晨，1艘满载武器、弹药和燃料的大型偷越封锁船离开了上海。鉴于事关重大，日军显然不能掉以轻心。得知消息后，东乡大将立刻派遣东乡正路少将带领2艘巡洋舰前往成山角外海，并在当地驻守到清晨，以求尽可能拦截这艘船只。但这一举动也让日军的封锁体系出现了漏洞，随着清晨过去，“列特维赞”号依旧纹丝不动。东乡大将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为夜间的突发事态做好部署。14点30分，他指示山田将军调遣2艘军舰接过第6战队的夜间警戒阵位，同时，他还打算派遣1艘军舰前往小平岛，以便联络“扶桑”号和轻型舰艇。如果“列特维赞”号并未回港，一旦天黑，山田将军还应派遣第15水雷艇队对该舰实施鱼雷攻击——当时该艇队刚刚完成整备从竹敷返航，正在港湾入口处进行警备。在接到命令后，山田将军补充说，自己已经要求大连湾永久防备队的4个水雷艇队加入攻击——这一计划立刻得到了东乡的同意。

鉴于近来日军轻型舰艇的表现不佳，接下来的事情就颇为耐人寻味。当时，守卫大连的轻型舰艇包括如下单位：首先是第2水雷艇队（仅有2艘水雷艇），该艇队曾加入双岛湾的分遣队，目前正在返航途中；此外是第6、第12和第16艇队，它们分别拥有4艘、3艘和2艘水雷艇。山田将军给艇队司令的指示是：他们必须事先协商，然后自己制订攻击计划，同时，在日落前，他们还必须进行一次全面侦察。此时，虽然第2水雷艇队还没有抵达，但其他3个艇队的指挥官都乘1艘水雷艇前往了港湾入口附近。下午4点，他们乘船返回，报告称“列特维赞”号正停泊在蛮子营炮台（Man-tse-ying Fort）9东南偏南1/2个罗经点外的水域，离炮台只有5链距离，为此，他们决定在22点30分至23点30分发动进攻，各艇队将按照先后顺序依次实施攻击。

显然，山田将军的内心并不平静——他担心，由于过于惦念先前的责备，各艇队可能会草率地牺牲自己。在听到司令们的计划后，他发出了严正警告，禁止各艇鲁莽行事，同时，他还把攻击的性质划定为一次威吓和牵制。在获悉了艇队的准备工作之后，将军更是补充说：“大量艇队同时进攻会导致混乱。为此，参与攻击的艇队不应超过2个，其他单位将负责佯动，如果敌方位置过于偏远，或是离港口过近，我方将禁止直冲上前。”

山田将军为何改弦更张？其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上次的命令给各驱逐队和艇队带来了何等的压力。现在，所有军官都已下定决心，将尽其所能为这支特殊的部队恢复名誉。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期间，他的看法一定得到了东乡的赞同，因为这份命令很快便被转发给了所有的驱逐队和艇队。18点30分，山田率部进入了夜间警戒阵地。

19点30分，随着太阳落下，第15艇队进入了战区。鉴于夜色昏暗、搜索海面的探照灯寥寥无几，该艇队的指挥官决定投入半数兵力实施攻击。然而，他们未能发现“列特维赞”号，不仅如此，在搜索期间，日军还突然被俄军探照灯锁定，并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各艇见状只能仓皇退避。此时，第12艇队已经进入战场，并派出麾下的第2小队冲上前去。紧随其后的是第15艇队的第2小队，接下来是第16艇队的2艘水雷艇；但在20点第6艇队准备进入战场时，他们突然接到一则岸上发来的电报：俄军战列舰已经回港。该艇队于是掉头返航，但其他艇队对此毫不知情，并在抵近搜索时遭遇了猛烈火力，不过，这些水雷艇都安然逃脱了，整个行动至此宣告完结。

但此时，人们开始怀疑岸上报告的真实性。次日清晨，他们发现“列特维赞”号下落不明，港内和港外都无踪影，因此，日军产生了一种印象：也许该舰已经潜逃出海。但不久，事实便消除了日军的担心。

原来，该舰已趁夜回到内港，并停在了一处不易被发现的区域，同时，东乡将军也相信，导致该舰消失的正是这种原因。不过，他依然认为有必要重新设置夜间警戒区，以避免俄军舰队分散突围出海。另外，根据海鼠山观察哨的报告，他认为大量敌舰已在上一周的炮击中受损，己方集结巡逻已没有必要，即使分兵也可以保证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拆分战斗舰队。

按照新指示，整个白天，舰队将一如既往停泊在圆岛以南约10海里的“位置O”。黄昏时分，4艘战列舰将前往成山角东北22海里处的“位置H”，并在黎明时分回到原阵位“位置O”。至于片冈将军麾下的装甲巡洋舰，则会在夜间例行赶往“1032地点”——位于威海卫以北约30海里处；其下一站是“861地点”，此地在战列舰的夜间阵位和成山角之间。从凌晨1点到凌晨2点，日军装甲巡洋舰将沿着西北偏西1/2个罗经点的航向返回“1032地点”，并在当地驻守到黎明时分，最后，它们将返回位于“位置O”的昼间警戒阵地。

不过，我们很难确定这种部署是否得到了贯彻。当天，我军的观战武官登上了“富士”号，他报告的路线和计划截然迥异。他指出，18点时，装甲巡洋舰与战列舰分开，开始向西行驶，18点30分，战列舰离开锚地。半小时后，战列舰开始组成单纵阵，并以7节的航速、朝东南偏南又偏东1/2个罗经点方向前进，目的地是“位置H”。在凌晨2点离“位置H”还有约20海里时，舰队又转向西北——或者具体点说，是西北偏北1/2个罗经点。沿着这个方向，它们最终抵达了遇岩附近的战斗集合点。大约白天，它们将转舵前往“位置O”10，最终在9—10点之间抵达当地，稍后，装甲巡洋舰队会与之会合。

同拿破仑战争中封锁布雷斯特的行动相比，这些部署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其中，遇岩至旅顺的距离是25海里，与阿申特岛（Ushant）至布列斯特主航道（goulet）的距离基本相同。另外，圆岛附近的远海集合点“位置O”离旅顺有45海里，而在布雷斯特的封锁中，虽然因为风向和天气，英国海军的远海集合点总会变化，不过其中心地带始终在阿申特岛以西20海里处；而在《信号手册》（Signal Book）中，其预先划定的集合点则是“阿申特岛西南约3—7里格（League）的海域”，即主航道西面约40海里的外围边缘地带。成山角外海集合点离旅顺有约110海里，这几乎与利泽德半岛（Lizard）集结点到布雷斯特的距离相等。另外，东乡与上村的预定会合点是成山角和小黑山岛的中间点，其与旅顺的距离是大约250海里——与克利尔岛（Cape Clear）集合点至布雷斯特的距离同样非常接近。总之，两场封锁作战中，集合点到目标港之间的距离几乎一致。不过，由于蒸汽动力和无线电的出现，日军能更清晰和迅速地了解俄军的动向，从中可以推断，日军的封锁要比其蓝本（即英军对布雷斯特的封锁）更为严密。当然，我们还能得到一个更值得深思的结论：在日俄战争前，欧洲各国海军中曾有一种流行看法，由于鱼雷的存在，布雷斯特式的封锁已很难开展；但情况并非如此，在实践中，由于蒸汽动力（的成熟），鱼雷的威胁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巨大，更无法与风帆时代天气对航行的阻碍相提并论。

注释

1．帝国国防委员会编纂的战况日志第2卷第211页中对这一体系做了出色的论述。

2．从8月28日起，细谷将军开始直接指挥辽河和牛庄地区的航运。

3．日军对涉事中国帆船的具体处置做法并没有记录下来。在9月12日给庙岛防备舰队的命令中，细谷将军曾提道：“贵官对货物、船只和乘员的处置需要依照本人口头的指示。”

4．参见第7战队的第334号极密令。该命令也是日军战史中少数涉及海军大臣和联合舰队司令官通信的文件。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国际法问题，而不是战场的指挥；另外，其属性也是“指示”，并非“请求”。不过，海军大臣有时也会干预指挥，之前，他曾下达过关于补给的指示，有一些还对作战部署产生了影响。比如，8月31日，他便针对12英寸和8英寸舰炮的弹药问题要求东乡，必须在今后的战斗中使用1型和2型“通常榴弹”，而“锻钢榴弹”则只在绝对必要时使用。据我们所知，9月26日，“联合舰队司令向海军大臣呈交了相关看法”。此时，经过最近的几轮总攻，日军已经在海鼠山山顶建起了一个观察哨，鉴于这一情况，我们猜测，东乡大将一定是在请求上级能修改之前的命令。

5．另外，日军还下达命令：如果该船进入了旅顺岸炮的庇护范围内，近海的水雷艇队可以当场将其击沉。

6．这里也引申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日军是否有权指控涉事船只涉嫌携带违禁品偷越封锁。严格地说，日军严加戒备的庙岛列岛以西海域并不属于封锁区，相反，当地属于进入渤海湾的必经之路，日军无权将其封闭。但由于所有前往旅顺的船只都携带着补给品，它们都属于违禁品的范畴，因此，日军完全能以“携带违禁品”为由实施拿捕，而无须以“偷越封锁”作为执法依据。这种情况也体现在了日军的命令中，其原文可以参见《日本战史极密版》第378—382页，另外，命令中还提到，有中国商船经常铤而走险、向旅顺“走私物资”，并在夜晚趁风势“狡猾地溜过封锁线”。因此，东乡指示细谷将军必须在隍城岛派遣一艘警戒舰只，该舰将在“庙岛列岛西侧巡逻，阻止运送违禁品的中国帆船进入旅顺”。接到命令后，细谷将军也针对“偷运违禁品进入旅顺的中国帆船”下达了一道相应的命令。随后，负责相关任务的指挥官也发布了一份通报，标题为“第1防备舰队关于运输违禁品的中国帆船的通报”。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到上述书面命令下达时，日军都倾向于以目标携带违禁品为依据，直接在封锁区外拿捕涉事船只。

7．博布诺夫海军上校的记录显示，这些天中弹的舰船有“佩列斯维特”号、“胜利”号、“安加拉”号（Angara）和“波尔塔瓦”号，但开入内港锚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毫发无损。

8．该舰的停泊地点在俄军所谓的第5号炮台脚下，该舰此举的原因尚不清楚，据信是为了躲避日军的炮击。

9．该炮台即俄军的第9号炮台，其位置在老虎尾半岛上。而日方记录中提到的“蛮子营探照灯”（The Man-tse-ying light）则似乎指的是港湾入口西侧的灯台。相关内容可参见《日本战史极密版》第2卷第437页。

10．参见第1战队的第10号当日命令，签发于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