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损有余以补不足，堪称中国先贤长期观察、思考天道、人心所得之一，为裕民食创立的仓储制度可谓一种主要体现形式。布罗代尔论及世界主要地区的饥荒时曾经有这样的看法：西方世界全靠气候的恩赐，灾难才不算太严重。中国则得益于农业技术和耕作制度的发达，以及可供灌溉和运输之用的堤坝运河系统。其实，包括社仓在内的仓储制度应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于饥荒救助功不可没。众所周知，仓储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周礼》中已可看到重视粮食储藏、调剂民食的思想和制度设计，有所谓仓人、廪人各司其职。延及后世，仓储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清代名吏刘衡有“民以食为天，谷为命；仓者，民之天也、命也”（《蜀僚问答》）之说。历代仓储名类众多，不胜枚举，然基干仍不出常平、社、义三仓。三仓之中，又以不无“居中”地位的社仓最为复杂，变化多而内容丰富。历史上各个朝代之间自不必说，即使清代，不同阶段的差别也显而易见，甚或发生过重大的转变。至于各个区域之间，尽管大一统且中央集权，相对的差异或特色却在所难免。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仓储制度不无兴衰起伏，除了汇集中国传统社会仓政之大成外，不仅还有清朝本身的特征，更有晚清发生的社仓制度具有转型意义的重大变化。其间经历的曲折和困难，自然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紧切的关联。实施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结，很大程度上归结到管理制度上，而管理制度的问题又集中到官府与民间关系的处理方面。如何把握官府倡导、督察的度，怎样解决民办之心力难齐、步调散乱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许多领域，尤其公共事务领域面临的一个难题。时人汪辉祖对此可谓深有体会，汪氏指出：“谈积储于民间，社、义二仓尚已。然行之不善，厥害靡穷。官不与闻，则饱社长之橐；官稍与闻，则恣吏役之奸。”（《学治续说·社义二仓之弊》）实际上官府参与之弊并不止于吏役，很多官员亦借此分肥。官府一旦参与就产生不正当的寻租行为，似成中国传统社会的痼疾，每每在相关领域暴露出来。官与民之间还有绅衿，具有公益事业性质的社仓，谷本积累、运行需要资金，但是，借贷的主体恰恰是缺乏资金的贫困民众，出借难缓须臾，还仓却不无延宕，甚至有借无还。另一方面，绅衿富户有余力、有资金，却不需要借贷，积极性不足。要借助绅衿的经济力量，就很难只让他们扮演为官为民分忧解难的角色。在“以仓养仓”模式下，协调官绅民之关系几为成败的关键。

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中国社会经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历史上历经多次人口、文化大规模流动、沟通，南北东西之间，上游下游之间，来自各区域文化的、社会的要素经此汇聚，或者说诸多区域的社会文化要素都能够在这里看到，但看到的又非其全貌，因为这些要素相互交融结合，与本地原有的要素共同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的区域特征。也许这正是选择长江中游作为一个区域进行研究的意义之一。即以与仓储密切相关的粮食而论，“湖广熟，天下足”取代“苏常熟，天下足”之谚，除了标示长江中游粮食生产、流通的重要地位外，于长江流域乃至于全国考量，则不无更为丰厚的内涵。具体到社仓言之，长江中游与上下游、中游区域内平原湖区与山区、同属平原湖区之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和鄱阳湖平原之间，即使行政区划上湖北与湖南、江西之间，无疑都存在值得深入探讨的异同、特点，而为尽可能获得接近历史实际的全国性认识所必须。

包括上述在内的诸多议题，本书均有涉猎，而且利用丰富扎实的史料，在不同的层次上，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仅有制度史层面上的纵横向考察：长江中游区域内各省区之间的异同，在仓储制度整体中社仓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对常平、社、义诸仓异同之观照等；亦有整体史意义上的探讨，将制度、政策与实施相互联系，不仅看制度、政策之制定，还要看其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影响，官、绅、民各自的态度、行为，从更加全面、深层的视角理解仓储制度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超越灾荒救济甚或公益这种直接功用，看社仓演变的社会意义。这不仅深化了相关问题的认识，亦不乏有益的启示。

很高兴看到白丽萍博士的著作《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仓储和地方社会》出版，亦期待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传统仓储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是为序。

张建民

2018年8月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