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耶稣会士与第二次翻译高潮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大规模来华，传教士在澳门掌握中国语言文化之后陆续进入中国内地，除了进行传教活动外，还带来了介绍当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著作，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利用他们掌握的汉语将其译成中文，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文化交流及翻译高潮的形成，在中国翻译史中意义深远。在这次史称“西学东渐”的大规模翻译活动中，占相当比例的是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与东汉至南宋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相比较，此次通过澳门实现的翻译高潮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自然科学译著的大量出现，推动了明末生产力的发展，其对社会产生的正面效果大于负面。

（一）传教士与翻译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翻译高潮。第一次始于东汉而止于南宋。虽延绵千余年，但主要是佛经翻译。第二次翻译高潮始于明末而止于民国。时间长度不如前者，但规模及范畴却远大于前者，而且涉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颇大。第二次翻译高潮出现的原因与第一次有相同之处。第一次翻译高潮由于中亚及南亚的佛经翻译而始发，主要途径是陆路；而第二次翻译高潮则由于西方特别是欧洲天主教的传入而始发，主要途径是海路。故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与以澳门为基地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有密切关联。

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达七十多人，他们大都循海路经澳门入内地传教，并著书立说。传教士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基督福音，扩大天主教在东方的影响。但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科学的普及使信奉神灵的基督徒深受影响，认为在宗教信仰与科学技术之间并无根本性矛盾。在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不乏精通各类学科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会将西方各种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著述传入中国，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著作就有一百二十多种，为“西学东渐”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这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翻译的内容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翻译的主力军则是来自西欧各国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神职人员，其中亦包括葡萄牙的传教士。在这些翻译活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有利玛窦（Matteo Ric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罗雅各（Jacobus Rho）、邓玉涵（Jean Terrenz）、金尼阁（Nicolau Trigault）、南怀仁（Ferdinard Verbiest）等人；还有一部分中国人，即崇尚西方科学技术并认同天主教教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和王征。应该说，传教士著书立说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是耶稣会士采取适应政策推动传教的间接成果。

从沙勿略开始，耶稣会入华传教屡屡遭遇失败，然而传教士并不气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明白，要想敲开传播福音的大门，必须适应中国国情，于是采取了“文化适应”和“学术传教”双管齐下的政策。余三乐称其为“两个车轮”，并指出：“‘文化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对外来天主教的戒意，使来华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立足，从而在东西两大异质文明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学术传教’则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感，将欧洲科学文化引进中国。对利玛窦的成功来说，二者缺一不可。”[76]

传教士著书立说，翻译西方科学技术的本意和初衷并非是推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教廷亦未要求他们承担这样的使命。但他们为了开创并推动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包括著书立说。这样做的间接客观效果是，使中国更加了解西方，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产生认同感，从而使广大“异教徒”放弃原有的信仰，加入他们的教会组织。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认识，他们在客观上发挥的历史作用应当受到肯定，因为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确实使人们大开眼界，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传教士翻译的科学技术著作主要涉及以下领域。

1.天文历算

明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等人与西方传教士傅泛际（Francisco Furtado）、罗雅各、邓玉涵、汤若望等人译撰天文学著作及历书一百三十七卷，编译《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余卷，以修正《大统历》和《回回历》之不确之处。在上述译者中，最为著名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由于其“精于象纬，闳道历法”，清顺治帝特赐号“玄通教师”，并把钦天监印信交其掌管。汤若望改编《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而邓玉涵和后来的蒋友仁（Benoist Micher）先后把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介绍到中国。

2.数学

中国数学计算历史悠久，但与西方相比在方法论及系统方面仍有很大差异，况且数学计算仅有少数人掌握，并不普及。中世纪的欧洲，数学已成为独立的学科，并且建立了系统的教学方法和理论尤其是几何、数论、函数等方面的研究优于中国。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将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注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见图1-2）译成中文，共十三卷，包括平面几何、数论和立体几何。在测量学方面两人又合译了《测量法义》。另外在三角函数方面又有邓玉函所译著的《割圆八线表》等。今天几何学的许多中文概念和用语，都是那时翻译确定的。

图1-2 藏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几何原本》（北京印刷版本）

3.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

中国的机械制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发达，至东汉，张衡的浑天地动仪的制作工艺已十分精巧。然而，到了明末，物理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却落后于西方。最初被介绍到中国的物理学译著是意大利神父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和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当时，为解决水利建设中的技术问题，徐光启请熊三拔共同翻译这部关于力学的著作。《奇器图说》是一部图文并茂的科学译著，由邓玉涵和王征合译。王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机械工程学家，著有《诸器图说》等著作。

4.采矿冶金

16世纪，中国采矿及冶炼作为一种产业仍不能与西方相比。《坤舆格致》是一部关于冶金技术的译著，译者是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口授）和杨之华、黄宏宪（笔录），全书共四卷。原著是德国矿冶学家格奥尔格·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巨著《金属论》（De re Metallica），论述了当时欧洲矿藏的开采和冶炼技术。原著共十二卷，于1550年用拉丁文写成，而汤若望等人于明末就将其译成汉文，说明书中所介绍的铸造技术仍代表当时先进的铸造技术。虽然据说该书译本失传，但其推动中国铸造业发展的作用不容低估。

5.军事技术

明末清初，战争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成为迫切需要。因此，这段时期有不少军事技术译著。代表作品有汤若望和焦勖合译的《火攻契要》三卷，刻板印刷，记录了各种火器的制造方法并附有图解。该著作刊刻于1643年，介绍了欧洲16世纪的火炮制造技术，是明末有关西洋大炮最权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叶都很有影响。火炮制造涉及化学、数学、物理、采矿、冶金等各领域，是多种学科技术的结晶。根据西方著作编译而成的军事技术作品还有《神器谱》《海外火攻神器图说》《西洋神机》《西洋火攻图》等。清代中国火炮的发展与这些译著不无关系。

6.生理学和医学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历史久远。这些都是研究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和药物的医学巨著。但中医的理念和诊断毕竟同西医相去甚远。西医的代表性译著有汤若望关于医学的《主制群症》，关于人体解剖学的有邓玉涵的《泰西人身说概》（译述）和罗雅各的《人身图说》（编译），药学方面有《药露说》，还有艾儒略（Giulio Aleni）的《性学描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等。这些译著的引进对封闭的华人认识西医起到重要作用，为华人后来接受西医奠定了基础。

7.生物学

明末，生物学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学科。而西方传教士在不经意中向中国传播了西方的生物学知识。葡萄牙使臣本笃（Bento Pereira）为取得在中国的通商权向康熙皇帝进贡了一头狮子，意大利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于1678年写了《狮子说》一书，介绍了狮子的形体、性情、疾病的医治和护理，以及狮子对于西方人的文化含义等，可以说是第一部关于生物学的译著。次年，他又写出《进呈鹰说》，谈到该种动物的性情、心理、饮食、训练、驯养、治病等问题。这些译著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知识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8.舆地学和制图学

该领域最为著名的是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说道：“……利氏来宾，余从寮友数辈访之。其壁间悬大地全图，画线分度甚悉，……遂为译之。”[77]可见当时在制图学方面西方优于中国。另外，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de Pantoja）译出《万国全图》，后由艾儒略增补。蒋友仁向清廷进呈《增补坤舆全图》。这些译著的出现使当时的中国人开阔了眼界，第一次有了五大洲的概念。在地理学方面于1622年付印的《职方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著作，由艾儒略在杭州编译而成。

同时，传教士凭借其掌握的中文，将中国地理情况介绍到西方。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曾在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积极开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后来更成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文化传播先驱。罗明坚于1607年去世，遗下未刊的《中国地图集》手稿，其中包括三十三幅中国各省地图，详细介绍中国两京十三省的自然风貌与行政地理，包括府、州和县的物产概况以及军事力量的分布，首次向西方详尽展示中国的地理情况。《中国地图集》于1993年由意大利国家铸币及官印局和意大利国家书局以原文意大利文及拉丁文出版，书名为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S.I.。[78]

9.语言学和文学

利玛窦在华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创造了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法，载于其编著的《西字奇迹》。另一位传教士金尼阁在利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扩充，完成了《西儒耳目资》一书，首先使用罗马字分析汉语的音素，在语音学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一期间来华传教士还试图编译各种词典，并出现了《华语韵编》《葡华字典》《字考》等字典雏形。文学方面译著不多，但仍有《畸人十篇》《七克》等《伊索寓言》的节选。毫无疑问，这些著作特别是辞书的出现，不仅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而且在改进翻译风格方面大有裨益。

10.经院哲学和神学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被介绍到中国，其原为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哲学讲义。另外，毕方济（Francisco Sambiasi）译《灵言蠡勺》，傅泛际（François Furtado）与李之藻合译《名理探》和《论天》，高一志译《修身西学》和《空际格致》，南怀仁译《穷理学》，等等。除此之外，大量宗教书籍被翻译出来，包括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八卷、阳玛诺（Manuel Dias Junior）的《轻世金书》三卷、蒋友仁（Michael Benoist）续译《轻世金书》四卷，以及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等等。

在上述通过翻译将西学介绍到中国的传教士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澳门圣保禄学院，特别是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艾儒略、蒋友仁、南怀仁等人。他们抵达澳门后均在圣保禄学院休整学习，为进入中国传教做各种准备，包括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学习和研究，为日后翻译著作打好基础。钱存训认为，从17世纪至18世纪，“至少有80名不同国籍的耶稣会传教士参与翻译西书为中文的工作，先后译书400多种，所涉及的范围，对中国人而言，都是新的知识领域”[79]。通过传教士的努力，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翻译亦成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表1-1为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翻译著作的情况。

表1-1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翻译著作情况

这次翻译高潮对近代中国造成的客观影响是耶稣会传教士始料未及的，亦是明清两朝的统治者没有想到的。余三乐认为：“欧洲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引进，直接造成了‘康乾盛世’文化的多样性和空前繁荣。以欧洲天文学理论制定的新式历法改变了明末旧式历法屡屡出错的困境；观象台新式天文仪器的制造缩短了中国天文学与欧洲的差距，朝廷主导编撰了《数理精蕴》《律吕正义》等大型类书吸引了从数学到音乐多方面的西学，等等，这一切使欧洲天文学、数学在保守的中国学界确立了领先地位。”[80]他们通过翻译用汉文建立的西方近代科学基本体系影响至今。

明末清初掀起的翻译高潮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那以后，著名翻译家和各种译著不断涌现。到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又相继出现了马建忠、严复、林纾等对后人产生重大影响的翻译家，其中最为出色的就是严复。严复对翻译有着深切的体会，他在翻译《天演论》时对翻译的标准提出了精辟见解：“译事三难，信、达、雅”，“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81]。这些观点至今仍是许多翻译工作者遵从的标准和信条。

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兼学者翻译的科学技术著作涉及多个当时西方领先的领域。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澳门圣保禄学院接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培训。关于在圣保禄学院的学习生活，来自内地的天主教徒吴历在《三巴集》中有生动的描述：“性学难逢海外师，远来从者尽童儿。何当日课分卯酉，静听摇铃读二时。”[82]说明有很多远道而来的青少年在圣保禄学院学习，不仅每天学习时间长，而且十分刻苦。“关头粤尽下平沙，濠境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83]该诗描绘了内地人士跋山涉水南下来到圣保禄学院学习的情况。

（二）教会对双语人才的培养

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出，18世纪中期以前有成就的中葡双语人才和汉学研究专家多出身于圣保禄学院。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虽无正规的翻译培训机构，但出于赴中国内地传教的需要，澳门圣保禄学院以最自然、原始的方法进行中国语言文化的培训，而传教士成功地成为双语人才，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使命感。同时，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澳门华葡两族之间的沟通（口译）主要依赖澳门土生双语人才和少数华人进教者，甚至有毗邻澳门地区的华人，“香山人类能番语，有贪其利者往往入赘焉”[84]，说的就是这种人。当然，他们对语言的习得并非通过学校，而主要依靠共融共处过程中的交往与实践。

许多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依然是教会教育机构，从圣保禄学院到后来的圣若瑟修院延续了整整300年。圣保禄学院于1594年开办后即开设了中文课程，以便入华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在中国传教的神父及在北京为宫廷服务并且通晓汉语的各类专家，大多都有在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汉语的经历。1762年，该学院由于礼仪之争及葡萄牙国内局势变化而关闭，培训任务由圣若瑟修院接管。关于圣保禄学院的情况，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其开设中文课程的情况亦见于各类论文、著述[85]，故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圣保禄学院被关闭后，取而代之的是圣若瑟修院。圣若瑟修院位于岗顶，由耶稣会创建于1728年。圣若瑟修院同圣保禄学院相比规模较小，名声不如圣保禄学院大，俗称“小三巴寺”。直到圣保禄学院被关闭，耶稣会士被驱逐，由遣使会[86]接管后，圣若瑟修院才开始受到重视。目前该修道院连同圣若瑟教堂（俗称“小三巴教堂”）一起被纳入“澳门历史城区”范围，从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历史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虽然圣若瑟修院规模不及圣保禄学院，但该修道院在语言培训及翻译方面的作用却远大于后者，尤其是创建了系统的汉语教学方法，培养了许多翻译人员。

圣若瑟修院是继圣保禄学院之后天主教会在远东最重要的传教士培训基地之一。建院后不久，其附属的小三巴教堂便于1835年在火灾中焚毁，后又重建。建院初期，其培训的传教士大多被派往中国内地从事传教活动。1762年，耶稣会被驱逐出澳门，圣若瑟修院便由葡属印度果阿（Goa）和硕朗（Chorão）修道院的拉匝禄教派神父接管，[87]直至1856年由遣使会接管，历时近百年。修院的学生大多来自澳门、香港、中国内地以及东帝汶等地，亦有在葡萄牙边远地区招募的幼童，甚至有些人来自远离葡萄牙大陆的离岛。多数人经培训后分赴帝汶或远东其他地区的教会工作。

据文德泉神父回忆，1924年7月，年仅十二岁的他便同来自葡萄牙边远地区的另外四名儿童爱德华·马萨（Eduardo Augusto Massa，十三岁）、安东尼奧·皮雷斯（António Manuel Pires，十五岁）[88]、法兰西斯科·马德拉（Francisco Madeira，十二岁）[89]和曼努埃尔·瓦利斯（Manuel Maria Variz，十四岁）远渡重洋来到澳门圣若瑟修院学习，后分赴各地担任神职。[90]文德泉神父本人曾被派往马六甲工作多年。

虽然圣若瑟修院被认为是继圣保禄学院之后另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并于1800年被葡萄牙玛丽亚一世女王授予“遣使会之家”的称号，但其并非一所培训翻译的正规学校。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澳门有成就的中葡翻译人才多出自这里。作为一所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教育机构，其很多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中葡两国交往中的双语外交人才或从事翻译人才培训工作的专家，如在翻译和汉学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伯多禄和马贵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同澳门以前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同圣保禄学院相比，圣若瑟修院具备更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教学条件。

一开始圣若瑟修院的规模颇小，1786年8月5日，有人提出建设新教室的建议，以便外部世俗学生能入修院学习。[91]对于该修院培训赴华传教士的重要性，海军暨海外事务国务大臣马蒂纽·德梅洛·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于1791年有如下评论：“无论是国民（指葡萄牙人）、华人，还是其他欧洲人，除了掌握传教科学知识，还要在澳门神学院向受过教育的人补习汉文才能进入中国，否则，再多的学识对于传教使命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任何用处的。因为澳门不仅是我们进入中国的大门，而且是培养人才的学校和温床，他们从那里走出去为（中华）帝国服务。”[92]

18～19世纪的欧洲，高等教育日臻成熟，无论在学科设置方面，还是在教学方法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和进步。葡萄牙国家虽小，但在高等教育方面并不落后。科英布拉大学便是欧洲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而且与教会关系密切。这不能不影响到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门。圣若瑟修院在该时期拥有各类教师二十三名，而且绝大多数来自欧洲，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勤勉敬业。开设的课程有哲学、宗教、修辞、数学、阅读、书写、计算、葡语、拉丁语、英语、法语、汉语、音乐等。[93]与圣保禄学院相比，圣若瑟修道院不仅更加重视汉语教学，而且有了较为系统的教学计划和要求。

现存于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的《皇家澳门圣若瑟修道院章程》第一条就规定：“修道院将拥有一名葡语教师、一名汉语教师、一名哲学教师、两名神学教师、一名数学教师”。[94]第二条规定：“汉语教师应教授该语言的一般规则，随即尽快转入识字教学，然后教授如何将汉语转译为葡语文本。”[95]圣若瑟修道院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中葡翻译，亦与其拥有高水准的汉学专家有密切关系，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和法国神父科龙班[96]（Eudore de Golomban）等一批从事汉学研究的教师。

圣若瑟修院在语言教学方面与圣保禄学院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圣若瑟修院制定了完整系统的培训制度。此种制度的制定不仅使圣保禄修院始创的汉语教学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发扬光大，有效地保证了语言人才的培训质量，而且为后来澳葡政府制定正规的翻译员培训制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从中世纪的教学模式到现代教学模式，从教会的教学管理体制到政府的管理体制，圣若瑟修院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和过渡桥梁。现仅就圣若瑟学院制定的《皇家澳门圣若瑟修道院章程》的部分规定进行简略分析。

澳门是中国最先引入西方法治的地区，但仍十分少见为圣若瑟修院制定如此详细章程的情况。与两百多年前的圣保禄学院时期相比，这无疑是不小的进步。首先，《皇家澳门圣若瑟修道院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第一条规定中就强调了语言教学，包括汉语教学：“修院将设一名院长、一名葡文及拉丁文教师、一名汉语教师、一名哲学教师、两名神学教师、一名数学教师及八名修士”。同时在第三条中规定修院的“院长及教师将由国王陛下任命”，说明葡萄牙国王对修院的重视程度，连教师都要国王钦点。

在学生来源方面，章程第四条规定了招生制度，特别强调了招募华人学生的重要性，“修士将在院长建议下由主教大人指定。……修士应为行为良好、富有潜质、并具有培养前途之男性青年。……最低年龄十四岁，最大年龄为二十二岁……招募的修士中须有一部分将来能够有所作为的华人，但必须具备前述条件……”。毫无疑问，章程的制定者此时已经考虑到澳门当时的特点及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那就是礼仪之争、澳葡当局与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交往的经验和教训带来的新思考，以及翻译政策的变化，即翻译从业人员的来源要多样化。

章程还十分关注语言教学的细节，这在澳门教育史中当属首次。章程第二十条规定：“根据学习的规定，语法教师将认真监督学生学习的进展情况，使其在学习拉丁语之前首先学好母语，在此基础上努力指导学生进行训练，不仅将拉丁语译成葡语，而且能够准确无误地进行书写及口头表达。”章程的制定者很了解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特点，尤其与前人不同的是，强调学好母语是做好翻译的基础，而非外语。同时，该条规定十分重视语言的实践，包括书面及口头的表达。在澳门涉及翻译培训的文献中，这是首次提出。

出于圣若瑟修院的使命，汉语学习自然备受重视，并且对汉语教师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汉语教师根据该种语言所创立的总体思路原则立即开始教学生认识文字，然后将这些文字译成葡萄牙文。为达此目的，可采用目前在北京工作并且受到华人欣赏的我们葡萄牙人使用的技巧和辞书。”该条规定不仅强调了汉语培训的紧迫性，而且提出采用北京的葡萄牙传教士用过的学习方法，认为这些方法和技巧是学好汉语的不二法门。看来章程制定者对澳门及内地外国人学汉语的情况十分了解。

虽然圣若瑟修院是一所教会神学培训机构，而且远离本土，但通过该章程，亦可看出其已引进17世纪以来欧洲世俗社会的新型教育制度，并结合了东方的传统与习俗，具有现代教育的某些特点。比如，学制方面，引入学年和学期的概念。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学年将开始于每年十月一日，结束于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若不放假，应对所学知识进行复习。”这也许是最早将西方学校的学年和学期制度以及周末的概念引进中国的记载。关于星期六的利用，体现了修院管理之严格，要求学生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同时体现了中国“温故而知新”的传统理念。

由于圣若瑟修院是圣保禄学院被关闭后天主教会在远东最大的一所专门学校，亦由于修院主要承担培训入华传教士的工作，得到罗马教廷和葡萄牙王室的格外重视，不断改善圣若瑟修院的办学条件，扩大该学院的校舍和招生范围，积极选派各类教师，并在教学方面做了重大革新。进入19世纪以后，东亚形势十分严峻，使入华传教变得更加困难。另外，耶稣会士遭驱逐及圣保禄学院的关闭，使赴华履行传教任务的教士人手严重不足，日渐紧缺。尽管圣若瑟修院继续其培训活动，但仍无法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及克服这一劣势。

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葡萄牙王室，面对此种形势均十分头痛。前线传教士十分吃紧，而后方一时派不出通晓汉语的教士增援。在这一背景下，为解燃眉之急，曾在华长期传教的高守谦（Veríssimo Monteiro da Serra）神父[97]，“由于其在中华帝国首都北京服务多年并曾担任宫廷官员而十分热爱在华传教事业，故对此表现出极大热忱”[98]，于是自愿请缨教授汉语并提供其他任何服务，同时慷慨捐献自己位于葡萄牙中部崩巴拉尔镇（Bombarral）的一处豪宅作为建立学院的校舍，以便专门培养赴华传教所需要的教士。[99]

高守谦于嘉庆九年（1804）来到北京，官至钦天监左监副。在京生活了二十三年，精通北京官话。高守谦是西方少有的孝子，1827年因需返乡照顾老母亲而离华。他在呈送道光皇帝的申请中写道：“窃职于嘉庆九年来京当差，十三年授为左监副，本应报效，无奈老母现年七十八岁，举目无亲，职又隔九万里，每念老亲终日倚门之望，甚为可怜，使职身心两地，旦夕不安，恳乞赏假回国，俾得终养亲年。”[100]皇帝被其真情所打动，立即批准其返国。1827年，高守谦由朝廷派员十四人护送南下，经澳门乘船回国。返葡后，高守谦依然未忘中国传教事业，自告奋勇捐出物业，创办教士学习汉语的学校。

女王玛丽亚二世通过1844年5月21日的法令接受了这项捐赠，于是在葡萄牙雷利亚地区南部小镇崩巴拉尔建立了一所中国传教学院，该学院在成立之初有一名资深教长、四位教师和十二名学生。除了中文课程，该学院还开设修辞、哲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差会高级宗教等课程。学业结束后，这些学生将被派往澳门圣若瑟修院，在那里继续完成必要的课程，以便入华履行传教使命。[101]然而，毕竟该学院远离中国，无论教学条件还是语言环境均不如紧靠中国内地的澳门。能够有效发挥培养能力的，依然只是圣若瑟修院。

在澳门，1811年3月21日，王室法官（判事）米格尔·阿利亚加（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致函海军及暨海外事务大臣若望·阿尔梅达·卡斯特罗（D.João de Almeida e Castro）伯爵，建议更改圣若瑟修院以往做法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关于教育澳门子弟（指澳门土生葡人），我想补充一点。由于他们在相貌上有与华人相似的面孔，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满足欧洲人的需要，降低被抓捕的风险。……在修院的导师中，有些资格老的修士或者教士懂得汉语，并且熟知这个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特点及行事规则。”[102]其目的是在学生及教师中增加本地人，并让有经验并且掌握中国语言文化的葡籍老修士指导这些当地土生学生，将他们培养为翻译。

澳门圣若瑟修院也是一个重要的翻译和出版中心，不仅拥有协助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的中国图书译本，而且拥有自己的印刷设施，江沙维神父在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江沙维神父不仅精于翻译著述，而且编写了各种教学资料和辞书，包括字词和语法方面的课本，用于教授汉语、拉丁语和葡萄牙语，并为翻译员提供帮助。[103]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可以看出该学院拥有编写、翻译、出版及收藏双语著作的优势，这些著作包含许多有用的知识，学院的（汉语）教师，特别是江沙维神父，均使用过这些著作。“陛下希望在圣若瑟修院建立一所收藏中华帝国优质奇珍异品的博物馆”[104]。

19世纪大量翻译员的出现，除了政治形势的需要外，与圣若瑟修院和华政衙门内部的培训活动不无关系，前者属民间性质，后者属官方性质。虽然二者均不属于正式的翻译培训机构，但已形成澳门较为有效的翻译培训机构的雏形，为后来澳葡政府华务机构的重组及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初步的条件，为20世纪初华语学校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有利的组织条件，亦为该校未来培训内容的制定和教学方法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许多圣若瑟修院培养的双语人才成为后来华务部门和翻译学校的领导人物或主要教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