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清代中缅关系研究可以追溯至清朝人对清缅关系大事的记述。如关于清军入缅追剿南明永历朝廷事，明末清初的刘茝撰有《狩缅纪事》，客溪樵隐编有《求野录》，刘湘客撰有《行在阳秋》，自非逸史编有《也是录》，刘健述有《庭闻录》[3]。其中曾随永历帝入缅的刘茝所撰《狩缅纪事》，详述永历朝廷入缅、在缅、出缅和覆灭的情况，在同类著述中记叙尤详。关于乾隆朝中缅战争，许多清朝人都有对战争经过的记述。如曾随将军明瑞出征缅甸的周裕“于乾隆三十四年追忆往事而作”《从征缅甸日记》[4]。佚名编《绥缅纪事》[5]，记事截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清军撤退，然多有文字错漏。腾越知州吴楷撰《征缅纪略》，记清缅战争事“颇详赡，亦有繁冗失实者”，曾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幕吏并随军出征缅甸的王昶“次第删正之，续以输诚效贡”，成新《征缅纪略》[6]。王昶还撰有《征缅纪闻》[7]，详记傅恒率军出征缅甸每日事。同样曾为傅恒幕吏并随军出征的赵翼“征缅时曾即军中粗有记述”，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整理成《平定缅甸述略》[8]。嘉庆朝以后的著述，记述清缅关系大事的时间下限不断后移。如昭梿撰《缅甸归诚本末》[9]，述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清缅关系事，对乾隆朝中缅战争叙述尤详。后来魏源著《圣武记》[10]、王文韶等修《续云南通志稿》[1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12]均从中取材不少。彭崧毓《缅述》所附《缅国纪略》[13]记述道光二十三年（1823）前清缅关系，虽行文简略但要事具备。光绪朝以后，中缅界务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出现了一批有关滇缅划界问题的著述。如直隶候补知府姚文栋奉命查探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凡有关形势之处，无不博访周咨，绘图记载”，后编成《云南勘界筹边记》二卷[14]。光绪二十六年（1900），供职于云南善后、洋务两局的黄诚沅辑成《滇南界务陈牍》三卷[15]，首南界（广南、开化、临安三府），次普界（普洱府），殿西界（顺宁、永昌二府）。光绪二十八年，曾主持中英滇缅划界谈判的薛福成辑成《滇缅划界图说》[16]。另外，薛福成还有《出使公牍》《出使奏疏》《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庸盦文编》《庸盦文续编》《庸盦文外编》《庸盦海外文编》《庸盦文别集》等著述，其中亦有不少关于滇缅界务问题的档案资料。总的来说，清朝人对中缅关系的记述多为史料笔记、考察报告或奏疏汇编，并非真正的历史研究。

真正的清代中缅关系研究始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缅关系史的总体研究。1928年刊印的《清史稿》卷五二八《属国传三·缅甸》是关于清代中缅关系史的首次全面高度概括。1937年张诚孙出版的《中英滇缅疆界问题》[17]，重在论述滇缅界务问题，但亦述及历代中缅关系、滇缅边境土司、乾隆征缅之役及缅甸遣使朝贡等事，实为一部中缅关系通史类著作。1941年王婆楞出版的《中缅关系史》（再版时曾改称《中缅关系史纲要》）[18]，采用编年通纪体例，记清末以前中缅两国关系之大端。1948年夏光南出版的《中印缅道交通史》[19]，综述秦汉至二战间经由中印缅道的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对于清代中缅关系多有述及。这一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和资料汇编有曾问吾的《中缅历代关系史略》、李伟的《中缅之历史关系》、黄征夫的《中缅关系史考》、吉城的《缅甸史与中缅关系史》以及李醒民辑的《中缅关系史料》等[20]。二是中缅界务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许多中华学子心系边疆，关注国运，积极投身到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中，迅速形成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二次高潮[21]，其中中缅界务是研究重点之一。如华企云编著的《云南问题》[22]，为边疆问题丛书之一种，上篇述英法帝国主义与云南，下篇论西南边疆问题与云南。云南人尹明德于1930年冬受命往滇缅北段未定界进行调查，其与调查组人员行踪所至，随有记载，后加整理，成《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云南北界勘察记》和《中英滇缅界务交涉史》[23]。1935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周光倬为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前往云南实地测量滇缅南段未定界之各基点，周光倬归后编成《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24]。云南人张凤岐曾在燕京大学以云南外交问题为题做硕士学位论文，后于1936年秋做滇缅南段界务考察之行，归后整理补充成《云南外交问题》[25]，所述包括滇缅外交问题和滇越外交问题。广东人刘伯奎在战时重庆曾获外交部档案室之特许，翻阅历年中缅交涉文件，于1946年出版《中缅界务问题》[26]，专述清季中缅界务交涉经过、片马与江心坡问题等。1949年，云南省修成《新纂云南通志》[27]，将清代英法两国侵略云南史事分为中英交涉和中法交涉，中英交涉又分为马嘉理案、中英缅甸之交涉、滇缅界务、英人在滇缅边界之经营、滇缅边案会审章程和英、法在滇省七府矿产合同之订立及收回等七个细目。另外，这一时期一些通论性著作也论及中缅界务和西南边疆问题，如华企云的《中国边疆》[28]、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29]、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30]、思慕的《中国边疆问题讲话》[31]以及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32]等。而在《东方杂志》《新亚细亚》《地学杂志》《边事研究》《地理学报》《申报》等报刊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清代中缅界务问题的论文[33]。三是缅甸华侨华人研究。在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34]、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35]、王云五和李圣五主编的《南洋华侨》[36]、姚枬的《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37]等著作中，都有专章论述缅甸华侨华人问题。另外，云南人李根源等于1941年辑成《永昌府文征》[38]，收录汇辑了自先秦两汉至民国时期与永昌及周边区域有关的1203位作者撰写的诗词、文论、史料、人物传记等，是研究滇西地区以至云南全省地方史以及中缅关系史的大型文史参考典籍。

20世纪50—70年代，受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影响，学界对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的研究是以友好交往为主题的。在中缅关系方面，主要有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和缅甸友好关系史资料汇编》[39]、季羡林的《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40]、陈炎的《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41]、方国瑜的《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42]等。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五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该书分两章，其中第一章为1885—1886年中英关于缅甸问题的交涉，主要收录赫德与金登干关于缅甸问题的往来函电110件以及几篇相关档案文件[43]。另外台湾学者庄吉发撰有论文《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关档案详细讨论了乾隆朝中缅战争及战后交涉过程[4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走向繁荣，有关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缅关系史的总体研究。余定邦等著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45]全面论述了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缅关系为讨论重点之一。余定邦著的《中缅关系史》[46]，叙述中缅两国两千年友好交往之发展历程，对于清代中缅政治交往论述较详，但对中英滇缅交涉、中缅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等问题未深入讨论。贺圣达著的《缅甸史》[47]在讨论缅甸历史的同时，对中缅关系多有论述。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王介南与王全珍著《中缅友好两千年》[48]、林锡星著《中缅友好关系研究》[49]等。资料方面，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的《〈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50]，从《清实录》中摘抄出有关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的史料，分国按时间顺序编排。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13卷[51]，上起汉代，下迄清代，凡云南古代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民族、风土、物产等重要中文文献资料，力求囊括其中，多有涉及清代中缅关系。余定邦和黄重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52]，将汉代至清代有关缅甸的资料汇编成册，所选古籍137种。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学者的研究。

第二，关于乾隆朝中缅战争。宁超《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53]讨论了桂家集团、敏家集团与乾隆朝中缅战争的关系。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和《中缅边境之役，1766—1769》[54]详细论述了乾隆朝中缅战争爆发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并在研究中使用了较多的缅文资料。朱亚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55]分析了清缅战争的起因、性质及其对两国关系和东南亚地区局势的重要影响。杨煜达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分别讨论了清缅战争前清朝对缅政策、清缅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清缅战争结束时中缅双方谈判的过程和《老官屯协议》的内容等[56]。任燕翔的硕士学位论文《乾隆时期清朝对缅政策述论》[57]系统分析了清缅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清朝对缅政策。邹建达《乾隆年间“云南边外土司”建置研究》[58]论述了清缅战争期间清朝在云南边外设置土司的经过、变化与影响。另外，台湾学者赖福顺的《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59]讨论了乾隆朝中缅战争的各项军行事宜。杨凡逸的《乾隆朝中缅关系之初探》[60]分别就乾隆朝中缅战争善后的交涉经过、越界边民问题以及清廷对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外交进行了考察。冯明珠主编的《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缅档》[61]，则辑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三十二年正月至三十五年正月有关中缅战争的原始档案。

第三，关于中缅封贡关系问题。张波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中缅宗藩关系研究》[62]和何瑜、张波的《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63]，论述了存续近百年的中缅宗藩关系的建立、发展和中断。赵玉敏的《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64]也从宗藩关系的角度讨论了清缅战争前的中缅政治关系。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65]和何新华的《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66]均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清代朝贡制度，涉及中缅封贡关系。何新华的文章《关于“十年一贡”的争论——19世纪末晚清政府在缅甸问题上与英国的交涉》[67]认为，缅甸“十年一贡”协定从确立到废止，反映了中、英双方世界秩序理论的差异。何新华的另一篇文章《试析清代缅甸的藩属国地位问题》对清代文献和现代研究清代中缅关系的学者“把缅甸看作与朝鲜、越南和琉球一样地位的藩属国”的定论提出质疑，认为：“实际上，有清一代，缅甸并不把中国作为它的天朝上国，也从未自己主动承认过是中国的藩属国。与之相反，缅甸几乎一直以一个平等国家的身份与清朝来往。”[68]

第四，关于中缅界务问题。这是近年来中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著作方面，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69]详细考证了历史上各个时期西南地区的疆界划分和行政设置。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70]和《云南地方沿革史》[71]系统论述了秦汉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的地理疆域变迁。吕昭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年》[72]把中缅边界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考察，深入研究了英国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活动。高鸿志的《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73]主要分析了英国对近代中国东南、西南边疆的侵略，其中第五章“云南边疆危机”论及中英两国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交涉等问题。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74]在第十三章“中国与缅甸的边界”中详细讨论了近代中缅边界变迁的历史。论文方面，主要成果有金英宗《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75]、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76]、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由来》[77]、罗之基《阿佤山区中缅边界问题的产生与解决》[78]、吕一燃《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79]、秦和平《述论1885—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和《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80]、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81]、谢本书《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82]、杨宝康《论中缅南段边界问题与班洪事件》[83]、刘金洁《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84]、张子建《薛福成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对北段界的划分》[85]、马俊林《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构建的中国“边界”——以早期中缅界务问题为核心的考察》[86]等。近年来朱昭华的著作《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和一系列相关论文[87]，从外交史的角度，完整论述了近代中缅边界纠纷的来龙去脉，详细探讨了中英谈判、中缅谈判的前因后果。

第五，关于中缅贸易往来问题。对缅贸易是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学者讨论云南对外贸易时一般都涉及对缅贸易问题。陆韧在《云南对外交通史》[88]第四章中讨论了云南开埠通商前后云南对外贸易与对外交通的变化情况。吴兴南在《云南对外贸易史》[89]第五、六章中分别论述了清代前期云南传统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近代初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变化态势。孙来臣的文章《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及其特点》[90]利用中、英、缅三国文字材料论述明清时期中缅贸易关系，并通过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比较，阐明中缅贸易关系的特点。孙来臣的另一文章《试析腾越海关与近代滇缅贸易》[91]分析了腾越海关设立的背景原因、机构沿革和近代滇缅贸易的兴衰。王福明的《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92]考察了光绪朝云南及周边地区的商品流通、资本积累和商品结构变化。郭亚非有关近代云南对外贸易的一系列论文论述了近代云南海关的形成演变、贸易地位和特点等[93]。牛鸿斌的《近代云南商号与中印陆海交通线的开辟》[94]讨论了以永昌祥、洪盛祥、茂恒、恒盛公和福春恒等为代表的云南商号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冯立军的《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95]分析了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概况和明清政府对滇缅贸易的管理情况。邹怀强的《历史上腾冲与缅甸的翡翠开发和贸易关系》[96]专论了腾冲在缅甸翡翠开采、运输、加工、贸易等环节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方慧的《清代前期西南地区边境贸易中的有关法规》[97]从法学角度讨论了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边境贸易的立法及实施情况。苏月秋的《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98]讨论了云南与东南亚之间丝棉贸易的发展变化与影响。另外，张永帅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云南的开埠与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99]系统论述了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变动趋势、商品结构和贸易地位等问题。

第六，关于清代缅甸华侨华人问题。杨万秀的《清代缅甸华侨》[100]从增进“胞波”情谊、促进矿业和农业、发展缅甸商业三个方面讨论清代缅甸华侨对缅甸的贡献。肖泉的《和平的使者 友谊的桥梁——试论缅甸华侨的历史功绩》[101]则从拓展两国关系、维系两国友谊、促进民族融合三个方面探讨华侨在中缅关系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杨煜达的《清代前期在缅甸的华人（1662—1795）》[102]认为清代前期寓居缅甸的华人较前大为增多，但桂家并不是华人集团。杨煜达的另一论文《桂家事迹新考》[103]也提出，桂家是“夷人”，而非华人移民集团。杨煜达还在《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104]一文中对边疆地区移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陈俊的《试论清前期缅甸华侨的骤增》[105]认为边境战乱、改土归流导致了中国军民落籍缅甸的增多，清初的移民垦殖政策、中缅边贸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缅王朝奉行的政策促进了中国商民大量移居缅甸。冯立军的《20世纪初以前华侨移民缅甸述略——兼论缅甸华侨社会的形成》[106]认为清代是华侨大规模移居缅甸时期，随着华侨大量移居缅甸，华侨社会在缅甸较多地区形成。肖彩雅的硕士学位论文《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缅甸华侨社会的变迁》[107]将缅甸华侨社会变迁置于缅甸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着重论述了三次英缅战争时期及至20世纪初缅甸华侨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在国外学者研究方面，缅甸学者的本国史研究不同程度地涉及清代中缅关系。如缅甸大编年史《琉璃宫史》[108]、吴貌貌丁《贡榜王朝史》[109]、波巴信《缅甸史》[110]、貌丁昂《缅甸史》[111]都有关于清代中缅关系的记述。佚名《华人莅缅各地记》[112]、戚基耶基纽《四个时期的中缅关系》[113]、陈孺性《缅甸华侨史略》[114]则属于专门讨论中缅关系史的著作。在上述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数《琉璃宫史》和《贡榜王朝史》。《琉璃宫史》全名《琉璃宫大王统史》，是缅甸贡榜王朝（按：即雍籍牙王朝）巴基道王（按：即孟既）在位时，由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等13位僧俗学者奉旨在琉璃宫内参照缅甸国内各种史书、典籍、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诗文分工编写而成的一部大编年史。该书编写始于1829年，历时近四年编成，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上古写到1754年东吁王朝末代国王及其子女被溺毙，第二部分从1752年雍籍牙王朝创建写到1821年。它较详尽地叙述了缅甸境内先民以及以缅族为主体的各个王朝历代君王治国安邦、各个方面变迁发展的重要史实，也用一定篇幅讲述了缅甸与周边各国——中国（宋、元、明、清）、泰国（阿瑜陀耶、清迈）、老挝（万象）、斯里兰卡（锡兰）、印度（曼尼普尔、阿萨姆）等之间所发生的战争与交往。当然，作为国王钦定的“正史”，又由御用高僧和大臣们编纂，《琉璃宫史》在有些地方难免有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嫌，需要我们在引用时注意甄别考证。1867年，曼同王下令召集一批文人学者和高僧，将《琉璃宫史》第二部分校订续写，写至曼同王即位，是为《琉璃宫史续编》。后来，曾为王朝宫廷大臣助理的吴貌貌丁在《琉璃宫史续编》之后再次续写，写至锡袍王被俘为止，并把《琉璃宫史续编》中的内容与其续写的曼同王和锡袍王时期的内容合并在一起，单独刊印为《贡榜王朝史》（也称《贡榜王朝大史》）。该书全面记述了贡榜王朝即雍籍牙王朝从1752年创建到1885年灭亡的历史，成为后来缅甸与英国学者研究缅甸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对乾隆朝中缅战争及后来的中缅交往大事多有记载，由于尚未翻译为中文出版，使用起来较为困难。

由于缅甸曾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学者在缅甸史和缅中关系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早在1837年，英国驻缅公使伯尼（Henry Burney，又译白奈、贝奈）就发表了《缅甸文献关于缅中战争及阿瓦王三次遣使北京记录》[115]，该文根据缅甸文献译述了乾隆朝中缅战争以及1787、1823、1833年缅王三次遣使中国的详细过程。之后，首任英国驻白古行政长官藩尔（Arthur Purves Phayre，又译潘尔、费尔）著《缅甸史》[116]，继任英国驻白古行政长官费奇（Albert Fytche）著《缅甸的过去与现在》[117]，学者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著《缅甸及缅中关系》[118]，戈·埃·哈威（G.E.Harvey）著《缅甸史：从远古时代到1824年3月10日英国人开始征服》、《英国在缅甸的统治：1824—1942》和《缅甸史纲》[119]，霍尔（D.G.E.Hall）著《英国与缅甸的早期交往1587—1743》、《欧洲与缅甸》和《东南亚史》[120]，均不同程度涉及清代中缅关系。其中哈威于1925年出版的《缅甸史》，集此前缅甸史研究之大成，数十年来一直受到东南亚史学者的推崇。尽管书中对缅甸历史的很多看法已陈旧过时，但在资料上仍有可参考之处，特别是书中大量使用了缅甸碑铭等第一手资料。另外，季南（E.V.G.Kiernan）的《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121]，伯尔考维茨（Nathan A.Pelcovits）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122]，杨国伦（Lenoard Kenneth Young）的《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123]，则不同程度地涉及近代中英滇缅界务交涉问题。

日本学者对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乾隆朝中缅关系、中缅贸易和中英缅甸问题谈判方面，主要成果有铃木中正、荻原弘明的《贵家宫里雁和清缅战争》[124]，铃木中正的《乾隆远征缅甸善后始末》、《清缅邦交正常化：1772—1790》和《清缅关系——战争与和平：1766—1790年》[125]，箱田惠子的《〈中英缅甸条款〉（1886年）考析——兼论晚清外交之特性》[126]等，这些成果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中文史料和早期英国人关于缅甸史的著述。

总的来看，学界对清代中缅关系已有一定研究，但也存在以下几个不足：第一，尚无对清代中缅关系全面论述的专著，相对于清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俄国、葡萄牙、美国、英国等国关系研究成果斐然、著述林立而言，关于清代中缅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个别问题研究的层次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第二，国内学者局限于外文文献资料缺乏及使用困难，国外学者则局限于中文档案文献的使用不足。实际上，关于清代中缅关系，有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对于这些档案文献的使用，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很不够。第三，由于使用资料来源的限制，中国学者研究中缅关系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中缅友好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国外学者则一定程度上存在“缅甸中心主义”或“英国中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