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庭现代化的标准和研究方向
确立一整套现代化标准，以此测量和判别处于不同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这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使命。学者们相信，如果没有客观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现代化就容易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通过对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过程的开拓性研究，定义了个人现代性的一整套态度。他的理论被评价为，将个人主义对家庭主义的胜利具体化了：现代人是孤立的、见多识广的、独立于大家庭义务和传统纽带的。“作为一个知情参与的公民，现代人认同更新的、更大的地区和国家实体，对公共事务、对国家和国际以及地方事务有兴趣参加或组织，保持自己对重要新闻事件的知情，选举或参加其他方面的政治活动；现代人相信独自或者与他人一致行动都可以影响自己生命和社区的过程；他积极努力改善自身和家庭条件，拒绝被动、顺从和对生活事件采取宿命的态度。他对传统权力资源的独立性表现在：在公共问题上，他更依靠公职人员或工会领导人，而不是依靠牧师和长老；在个人事务方面，依靠个人选择决定工作和配偶，而不是父母，即使他的父母更中意其他职位或其他什么人。”（转引自Hareven，1976a）
其他的现代化标准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列维模型”给出的八个现代化标准。其特征包括：由于高度专业化，各种组织是相互依存的，功能是非自足的；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性质，而不是由家庭和亲属关系决定的个别性；社会关系是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的；家庭是小型化的，家庭功能比较少；等等。
此外，还有“比较模型”关于现代化的标准。其社会现代化特征是：社会阶层分化、组织专门化、社会流动、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等。个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参与性公民、具有丰富知识、具有充分自信心、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思想解放、愿意接受新经验和新知识等（布莱克，1996：216）。
杰克·古迪曾经对现代家庭的特性做出了如下概括：“个人化”，自由选择配偶，摆脱亲属束缚，以及婚姻私事化。个人事务不再与大家庭的利益相关，而成为纯粹的个人私事（古迪，2003：3）。
更详尽的关于家庭现代化的指标主要见诸古德的论著。前文曾引用古德在《家庭》一书中列举的家庭向现代变迁的12个特征，在《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中，他还简要地将现代家庭特征归纳如下。
在世界范围内，家庭制度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从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其标志包括：①择偶制度的转变——从家族安排和家庭利益为目标转向自由恋爱和以爱情为基础。②个体的幸福受到重视，家族的利益被淡化，亲属关系削弱，两性间的平等增强。③以代际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中心。与夫妇式家庭的独立相关的是，双系制度的发展导致单系制度式微。新居制和双系制有助于夫妇家庭从大家庭中独立。（转引自赫特尔，1988）
古德在《家庭变迁的理论与测量》一文中还对现代家庭行为的标准做出如下阐述（在其他学者看来，这些标准是被人们公认的）。它们包括：第一，由个人（或夫妇）而不是社会控制生育，即依靠夫妇的共同理性决定来自觉实施生育控制，而不是遵循长者、教堂的规则；第二，简单、不复杂的家庭和家庭结构，即主要是核心家庭；第三，出生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和生育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的分离；第四，非权威化的家庭内部关系，这导致父辈权威的下降；第五，低亲属聚集度，这通常意味着个人或核心家庭从家族对个人职业、择偶、婚姻时机和生育的控制中独立出来。总之，典型的“现代”家庭被定义为核心家庭、儿童中心和私密性，是一个更喜欢亲密生活和私密性而不是与亲属或陌生人分担责任的团体（转引自Hareven，1976a）。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上述家庭现代化标准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与前文中提到过的现代化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是一致的。第一，这些标准是西方中心论的，把西方的家庭模式作为一个普世主义的模式，以此作为测量传统与现代的指标，完全忽视了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国家与地区的自身传统和特殊的发展模式；第二，这些标准过于模式化，无法度量如前文所提及的“在不同的生活或其他领域分别采用现代或传统的行为方式”，混合着复杂家庭行为的模式；第三，这些指标体系显示了强烈的价值取向，现代或传统的概念分别被涂抹上了进步或落后的色彩。
自家庭现代化理论出现以后，面对大量该理论无法解释的家庭历史和家庭实践，有学者意识到，比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做出截然区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和理解复杂而多样的家庭变化这一过程本身。哈雷雯这样说道，在家庭研究中，现代化理论并不能提供全面的解释，不能比早先的宏观理论的解释提供更多的内容。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整个社会变迁和个体及家庭行为的标准和概念，而不可以在分类学意义上运用这些标准。重要的是要考察变迁过程本身。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家庭史研究中，不应再执着于在某一时间点上家庭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而应当关注：第一，家庭是如何平衡传统和现代的态度的？第二，变迁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Hareven，1976a）
古德在1982年再版的《家庭》一书的序言中也说道，再也不能用一套简单的变量来阐述家庭了。我们必须详细而准确地说明哪些进程对家庭模式产生了影响。例如，假若我们断定工业化具有某种特殊的作用，我们必须阐明工业化如何改变社会控制力量对丈夫、妻子、儿童或亲属所产生的作用，哪些社会条件决定了各种家庭形态在社会上的分布。他还说，家庭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20世纪美国家庭的某个侧面。此外，家庭研究应当着重于实际行为的分析（古德，1986/1982：7）。
在对于人们实际行为的研究中，有中国学者在创造性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和范畴，探索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发展理论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台湾学者杨国枢在个人现代性及相关的研究领域中有着独特的思考，他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看到了一个中国的现代人可能会是从传统人演变而来的，是适应自己的社会变迁的，中国的传统人到现代人的变化可能不是传统人到世界人的变化。而这一社会变迁，或许与发达国家社会文化变迁的趋向相一致，也或许会有所不同。他认为，发展趋势上的一致不能抹杀不同社会文化历史造成的不一致。杨国枢放弃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立场，不再追随英克尔斯等人的现代化理论，而采取了本土心理学的立场。在对自己的理论立场和研究策略进行反省后，杨国枢在四个方面作出了改变：第一，从对立到分离，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变量；第二，从一元到多元，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单维变量，而可能是多维变量；第三，从单范畴到多范畴，即现代性和传统性可能在不同生活范围中是不同的，应在不同生活范围中加以测量；第四，从普世性到本土性，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研究的重心可能应是本土性的，而不是普世性的、跨文化性的（杨宜音，2002：19-39）。
杨国枢的现代性研究思路为那些与西方家庭研究学者处于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中国学者提供了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的范例。借用杨国枢的概念，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是从自己的传统演变而来的，是适应自己的社会变迁的。它究竟会变成“普世性”的“世界家庭”，还是会变成“特殊性”的“中国现代家庭”？或许中国家庭变迁的道路与发达国家家庭变迁的道路会有趋同，也或许会有所不同。目前，更重要的是观察和理解家庭变迁的实际过程，而不是执着于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划出一道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