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伽利略的朋友——施莱克（邓玉函）
有专家指出，与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不同，欧亚大陆呈现出东西向的主轴。东西向的主轴与纬度平行。这样的大陆的特点和优势，就是比南北向主轴的大陆更有利于技术的传播。相同的纬度，就意味着大体一致的季节和气候，这不仅是动、植物迁移和传播的有利条件，也是一切技术传播的有利条件[1]。望远镜从欧亚大陆的西端传到东端的中国，就是对这一规律的最为有力的诠释。从1608年荷兰眼镜商宣布发明望远镜，到1622年望远镜被带到中国，中间相隔仅仅14年。而完成这项伟大传播的，是德国人施莱克和亚当。
约翰·施莱克1576年出生于德国与瑞士接壤的康士坦茨天主教主教管区，更具体点说是一个叫做西格玛瑞根公爵（Zollern Sigmaringen）的臣属区的一个叫做“宾根（Bingen）”的小镇（见图4-1）[2]。早在1603年，施莱克在帕多瓦大学学医学的时候，就与大他12岁的该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相识了。1611年享誉欧洲的伽利略应邀访问了罗马，在罗马大学展示了他的望远镜，并作了精彩的讲演。这时施莱克也在罗马大学（见图4-2）。他是教皇药剂师法伯（Johannes Faber）的助手，同时又是在罗马大学攻读神学的研究生。罗马大学是耶稣会主办的著名的高等学府，由享誉全欧洲的学者任教，其中最杰出的有利玛窦的数学教师格里斯多夫·克拉维奥（Christophorus Clavius），这时他已经很老了；还有施莱克的天文教师克里斯多夫·戈兰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戈兰伯格和伽利略是很好的朋友，他真心支持伽利略的观点，但是不能公开表示。
图4-1 施莱克的家乡——宾根的教堂
图4-2 昔日的罗马大学，今日的教廷额我略大学
施莱克在十几年之后的一封信中，回忆到与伽利略在罗马圣特里尼塔蒂斯山上共同观测星空的一个难忘的夜晚。他还同时嘲笑了一名顽固坚持错误观念而且愚蠢可笑的神父，他写道：“那位和我们一起站在教堂上的神父，拒绝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观看天上的星星，以便不必承认他的双眼迫使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3]这就说明，施莱克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他和他的老师一样，也不是像伽利略一样勇于向守旧势力宣战的斗士。在当时关于宇宙模式的三种学说中，他既不赞成守旧的宗教当局所坚持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学说，也不赞成伽利略确定地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奉为不二真理，他倾向一种折中的理论——第谷学说，即行星都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而太阳则是围绕地球旋转的。
图4-3 灵采研究院会徽
在罗马，他们两人还共同成为“灵采研究院”（因其会徽是一只山猫，所以又称山猫研究院，其会徽见图4-3）的成员。“灵采研究院”是楷西侯爵（见图4-4）于1603年发起成立的全世界第一个科学团体。他的宗旨是：“希望热心于追求真正知识并致力于研究自然尤其是数学之哲学家成为其成员；同时本学会也不忘优雅的文学与语言学之装点作用，因此类科学犹如优美之服装，亦可使科学自身增辉生色也。”[4]在该研究院的院士名单上，伽利略与施莱克分别排名第六位和第七位。著名的耶稣会科学家、《中国图说》的作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曾这样评价施莱克：“这位德国康斯坦茨神父在加入耶稣会之前就已经是全德最著名的学者、医生和数学家之一。由于他博学多才、广泛深入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卓有成果的高超医术，使他受到众多的王公贵族们的热烈欢迎。”[5]也正如中国学者方豪所说的那样：他当时已经以“医学、哲学、数学无一不精；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葡萄文、希伯来文无一不晓，还兼修过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而“名满日耳曼”了[6]。
图4-4 楷西侯爵
但是，令伽利略不解和失望的是，施莱克就在这一年加入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成为了一名神父。他说：施莱克的消息，“使我颇为不快，这是我院的损失。但他决定进耶稣会，而不入别的会，还可以使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最重视耶稣会”[7]。的确，在天主教各个修会中，耶稣会是最为重视科学和教育的。罗马大学就是由耶稣会主办的。曾经在这里当过利玛窦数学教师的克拉维奥就是参与制定教廷“格列高利历法”的主要成员之一。其实，施莱克既然来到罗马大学，加入耶稣会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他与伽利略不同，伽利略是罗马大学慕名请来的贵宾。
关于施莱克退出灵采研究院而加入天主教耶稣会的原因，近来的研究者给出了新的解释。1611年施莱克曾应楷西公爵之邀，“承担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帮助他出版《墨西哥词典》（Thesaurus Mexicanus）”。该书的内容是西班牙医师赫尔南德斯奉国王菲利普二世之命游历墨西哥收集来的大量关于新大陆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信息。施莱克的任务是对其进行编辑和评述。他以注释的形式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并由此而产生了探索“欧洲以外自然史”的强烈兴趣。然而在当时，全球化其实“是一个有关征服和基督教化的问题，而科学只能附随于这个语境中出现的机遇”“教会以其世界范围的活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事实上，耶稣会士不仅展示了将科学追求融入宗教世界观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一种组织上的支持，它比赞助人的支持更优越。”专家认为，这种选择对于施莱克来说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因为“他既没有独立的收入，也没有学术机构中的位置，更没有贵族的赞助”[8]。
换句话说，施莱克是为了获得考察海外未知的自然界的机会，才加入天主教耶稣会的。因为耶稣会一方面特别重视科学教育工作，一方面积极向海外派遣传教士。果然，后来施莱克在1618年到达果阿后，在那里停留了7个多月，收集了当地500多种动、植物和矿物的资料，编写了一部被他命名为《印度的普林尼》（Plinius Indicus）的亚洲自然史著作。他之所以这样命名他的书，是因为在公元1世纪，罗马有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史著作名为《老普林尼》。另外施莱克在中国的经历，也可以为他加入耶稣会的动机作出令人信服的注释：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事业中，根本无暇从事宗教工作。
在整理《墨西哥词典》时，施莱克读到了一本注定要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书，即“加尔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1499—1568）于1563年在果阿出版的著作，这本书涉及中国药用植物并赞扬了学术在中华帝国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研究者称：“这本书可能在邓玉函身上激起了一种跟随利玛窦的足迹，去探索印度和中国的愿望。”[9]
图4-5 金尼阁像（1577—1628）
当然，加入耶稣会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到中国。1614年，施莱克渴望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一名从遥远的中国返回的耶稣会士尼古拉斯·垂勾特（Nicolas Trigault）到了罗马。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金尼阁”（见图4-5）。
金尼阁1577年出生在比利时的杜埃城（现属法国境内），1594年加入耶稣会，于1610年远赴澳门，翌年进入南京。
进入中国大陆后不久，金尼阁又被他的上司、利玛窦的继承人——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派回了欧洲，去向罗马教廷请示有关中国传教事业中的若干问题。在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漫长路途中，金尼阁将利玛窦生前用母语意大利语撰写的回忆录翻译成拉丁文，并补充了两章，记述了利玛窦死后向皇帝申请墓地和举行葬礼的情况。1614年，金尼阁回到罗马，中国传教团的各项请求都得到了教皇和耶稣会总会的首肯。那部揭开古老中国神秘面纱的书稿也得到批准，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的书名出版，引起轰动。然而金尼阁并不满足，他最需要的还是志愿到中国传教的、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为此他造访了罗马的灵采研究院。施莱克，还有亚当和罗等，旋即决定加入金尼阁的中国传教团队。
从1614年决定加入金尼阁的团队，到1618年4月16日登船离开里斯本港，施莱克在欧洲各国巡游了差不多5年的时光，他的足迹到过米兰、佛罗伦萨、都灵、里昂、巴黎，还有金尼阁的故乡——比利时的杜埃，荷兰，德国的慕尼黑、奥格斯堡，瑞士的日内瓦，等等。金尼阁给他的任务是“为在华传教事业之需要收集当代最新的科学文献与仪器、器械”[10]。其中对本书主题异常重要的是，米兰的红衣主教博罗梅奥赠送给他一架伽利略的望远镜。施莱克因此成为第一位将望远镜带入中国的人[11]。
金尼阁在巡回演讲中口若悬河，很快就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他从教皇和多位欧洲公国的君主那里获得了大量精美的礼物、仪器和图书，以及支持中国传教事业的款项。
本书在导言中曾经提到，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并顺利地传布福音，耶稣会士们将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奉为圭臬。施莱克在这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他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时，理所当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伽利略。他写信托朋友向此时已经离开罗马的这位伟大科学家寻求支持。1616年5月施莱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在起程赴中国之前，伽利略能告诉我推测日、月食的新方法。因为他的方法比第谷（Tyco）的方法为精……希望他至少能预告我一二次未来的日、月食，我可以考验他和第谷推算方法的准确性究竟相差多少。”[12]
在1616年5月18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从伽利略先生处，我去中国之前唯一希望得到的，是他计算日食和月食的方法……至少希望他能向我说明未来一些年头里的两种情况之一，使我能确定它与第谷的计算方法有多大区别。”然而伽利略的回答只是干巴巴的一个“不！”字[13]。
为什么昔日的好友竟如此无情？事情的原委还要从头说起：
1543年，波兰科学家哥白尼（见图4-6）在临死前发表了《天体运行论》，提出了“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当时教会的理论基础——托勒密的“地心说”。但是，他的著作在最初的60年中并没有受到教廷的重视。1600年，宗教裁判所将宣传哥白尼学说的布鲁诺活活烧死。从此罗马教廷和教皇本人开始重视对待这可能改变人间的天文学的论争。由于伽利略的天文发现一再证明“地心说”的荒谬，1615年，教会中许多与伽利略敌对的人联合攻击伽利略为哥白尼学说辩护，控告他违反神圣的天主教义，再加上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教皇保罗五世在1616年下达了著名的“1616年禁令”，禁止伽利略以口头的或文字的形式传授或捍卫“日心说”。从那以后，宗教法庭的审讯就一直纠缠着这位物理学家。
图4-6 哥白尼像
教皇的命令一下，教会中一些即使赞成伽利略观点的人士，也变得态度暧昧起来。罗马学院的院长白拉明红衣主教，曾邀请伽利略去做客，宾主讨论了科学与宗教的问题。白拉明好意地劝他，“最好把哥白尼学说视为未经证明的假说，而不能宣布它是真理”[14]。
施莱克也是一样。作为耶稣会士，他不能无视教廷的态度。他曾向自己一向敬仰的伽利略提出善意的忠告，希望伽利略缓和自己的提法，不要坚持哥白尼理论，而是策略地将其说成是一种“对天文学的计算很有成效的假说”。至于它是否是真理，“是真是假，让我们先不做讨论，搁一搁再说”[15]。这种劝告，激怒了伽利略，导致了他与施莱克中止友谊，割袍断义。
施莱克吃了闭门羹，但他并不死心，还托人捎信给楷西亲王，“希望借助他的力量，使我能在起程之前，向伽利略请教若干事，以便利在中国推算日、月食的工作”[16]。1618年3月31日，施莱克在他离开欧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还请求他的朋友帮他搜集伽利略和其他学者的新著。甚至直到1622年从中国的嘉定发往欧洲的信件中，施莱克还锲而不舍地写道：“我极希望从伽利略先生处，就像我多次写过的那样，得到来自他新观察中的关于日、月交食的计算……因为它对我们革新旧历有着急迫的必要性。如果要寻找一个合法的、可以作为我们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借此让他们不把我们驱赶出这个国度，那这就是唯一的理由。”[17]
图4-7 开普勒像
尽管施莱克没有从伽利略那里直接得到支持，但是米兰的红衣主教赠送他一架伽利略制造的望远镜。这就是从欧洲传到中国的第一架望远镜。
施莱克从伽利略那儿得不到帮助，就转而向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见图4-7）求援。
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曾在第谷领导的研究室工作，却是哥白尼理论的支持者。伽利略制造出一片凸透镜和一片凹透镜组成第一架天文望远镜之后，开普勒试制出由两片凸透镜组成的另一种望远镜，人称“开普勒望远镜”。
这两种望远镜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和特点。伽利略望远镜是由一凸一凹两片透镜组成，其特点是“通过目瞳看到的像是正立的虚像，虽便于观察，但不能测量；筒长相对较短；视场较小”。而开普勒式望远镜是由两片凸透镜组成，其特点是“通过目瞳看到的像是倒立实像，不便于观察；若在共焦面装上刻度光阑，却又便于测量；但筒长相对地较长；视场较大”[18]（见图4-8～图4-10）。
图4-8 伽利略型望远镜与开普勒型望远镜的成像图
图4-9 伽利略望远镜光路
图4-10 开普勒望远镜光路
开普勒在天文学、光学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他于1609年和1617年发表了《新天文学》和《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公布了他发现的行星三大定律[19]。1616年，邓玉函随金尼阁周游欧洲各国时就在慕尼黑与开普勒相见过，而且“在1617年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20]。金尼阁从欧洲带来的七千余册图书中就包括多部开普勒的著作，例如，“有反映物理天文学思想的著作《宇宙的神秘》（北堂藏书1899号）和《哥白尼天文学概要》（成书于1618～1621年，北堂藏书1897号）；有反映开普勒光学成就的著作《天文光学》（成书于1604年，北堂藏书1893号），《折光学》（成书于1611年，北堂藏书1895号），以及另一个版本的《折光学》（附伽利略的《比例规》，成书于1612年，北堂藏书1896号）；此外还有《世界的和谐》（成书于1619年，北堂藏书1898）”“除《新天文学》（成书于1609年）外，基本上涵盖了开普勒的所有著作”[21]。
1623年，施莱克从中国的常州写信给欧洲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寄来刻白来（即开普勒）、伽利略的著作，说三年即可寄到”，他还直接致信开普勒，“告以尧典中关于星座的记述”。1627年开普勒接到了这封信，他马上在该年的12月回了信，“详细地回答了邓玉函的问题，并送了两本星表。一本是《鲁道夫星表》，由于其中两部分正在印刷中，所以开普勒还送了一本在1614年威尼斯出版的星表，书中边孔仍有开普勒的手迹，现仍在北堂藏书中”[22]。1630年，开普勒又写道，“邓玉函告诉我们中国的纬度及一次日食，我们有必要协助他”[23]。可惜他们两人在这一年双双辞世，开普勒对中国天文学的帮助没有能够长久。这当然是后话了。
与施莱克一同登上金尼阁远航东方的轮船的耶稣会士共有22名，其中德国人沙尔和意大利人罗，也都是灵采研究院的院士。
沙尔（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年出生于科隆，先在当地的耶稣会学校就读，1608年进入罗马大学，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大学，沙尔与施莱克相识，共同开始充当见习修士。罗（Giacomo Rho）1593年出生于米兰，精于数学。
经过充分的准备，各国君主赠送给中华传教团的礼品、书籍也纷纷到达起航的港口——里斯本。1618年4月16日，金尼阁率领他的“远征军”，包括施莱克、沙尔和罗在内的22名年轻教士，搭乘了三艘大船——圣加罗号（St.Carlo）、圣茂罗号（St.Mauro）和善心耶稣号（Der gute Jesus），以及另外两艘小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24]。
海上的旅途是漫长的，以金尼阁为首的耶稣会士小团体将时间安排得紧张而又充实。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下午排有课程：周一和周四由枯心（P.Cousin）神父演讲道德；周二和周五由施莱克讲授数学；周三和周六由金尼阁讲授中国语言文字课。此外，施莱克、沙尔和罗等几名年轻人“很勤奋地做观察星象、流星、风向、海流和磁针移动等工作”[25]，无疑，包括伽利略望远镜在内的各种仪器成了他们有力的帮手。
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最怕感染瘟疫。但是这种倒霉事儿还是让金尼阁他们赶上了，施莱克将它归咎于“火星与土星在昴星团中相交会”，沙尔则认为应归根于离“非洲那充满了瘴疠之气的海岸”太近了的缘故[26]。总之越来越多的乘客和船员都病倒了，船上又没有正式的有资格的医生，于是曾在帕多瓦大学学过医学的施莱克担当起医生的职责。一行中的金尼阁、沙尔，包括施莱克自己都曾一度被瘟疫击倒，唯有罗只是仅仅感到有点头疼，并无大碍。幸运的是他们几人先后都战胜了病魔，可是他们所乘坐的这艘善心耶稣号船的船员和乘客中共有50人永远不能到达东方了，其中包括5名耶稣会士。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搏斗，“善心耶稣”终于在1618年10月4日到达了果阿。耶稣会士们受到在果阿的同伴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几个月的休整时间。这期间施莱克潜心于他计划的植物学研究。“凡造物主为新世界（即印度和中国等东方世界）创造的东西——动物和植物，他都要记录下来。这就是题为《印度的普林尼》（Plinius Indicus）的一本包括动、植物的百科全书。仅在印度时，他一个人就对约500种不为欧洲所知的植物画出图像并做了描述。我们有一封施莱克于1619年5月4日从果阿发给他在罗马的朋友法伯（Faber）的信函。信中写道：‘如果我能在这里待上一年，我肯定能为他们给出上千种全新的植物和它们的治疗功效。’我们在此清楚地看到他研究植物的主要动机也许就是他亚洲之行的主要动机，即寻找药用植物。”[27]
而沙尔则在果阿东北的一个小岛上专做观察彗星的工作。几个月时间经常使用望远镜，使以前对这一新式仪器并无太多了解的亚当，对其原理和使用方法已经谙熟于胸。
1619年5月20日，施莱克、沙尔、罗等在金尼阁的率领下，分别乘坐两艘船向澳门进发，他们先后于7月15日和22日到达了他们此次远航的最终目的地。从欧洲迢迢万里带来的书籍、仪器，当然也包括那架伽利略望远镜，也都一道抵达了中国的澳门。
从此，施莱克、沙尔和罗有了各自的中文名字：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
[1] 〔美〕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186页。
[2]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6页。
[3]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7页。
[4] 松鹰：《三个人的物理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第45页。
[5]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7页。
[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第216页。
[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第221页。
[8] 张柏春等：《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59页。
[9] 张柏春等：《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59页。
[10]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7页。
[11] 张柏春等：《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60页。
[12]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第222页。
[13]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7页。
[14] 松鹰：《三个人的物理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第46页。
[15]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7页。
[16]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第222页。
[17]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37页。
[18] 戴念祖、常悦：《明清之际汤若望的窥筒远镜》，《物理》2002年第5期，第324页。
[19] 王国强、孙小淳：《〈崇祯历书〉中的开普勒物理天文学》，《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9卷第1期，第43页。
[20] 王国强、孙小淳：《〈崇祯历书〉中的开普勒物理天文学》，《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9卷第1期，第48页。
[21] 王国强、孙小淳：《〈崇祯历书〉中的开普勒物理天文学》，《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9卷第1期，第47页。
[22] 王国强、孙小淳：《〈崇祯历书〉中的开普勒物理天文学》，《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29卷第1期，第48页。
[23]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第222页。
[24] 〔德〕魏特：《汤若望传》（上），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36，第54页。
[25] 〔德〕魏特：《汤若望传》（上），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36，第54页。
[26] 〔德〕魏特：《汤若望传》（上），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36，第58页。
[27] 〔德〕蔡特尔：《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孙静远译，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第328～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