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城市史研究的起点问题
原文发表于《城市问题》，2007年第1期。
石家庄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名称上可谓中国“第一庄”，是全国最大的“庄”。它作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用60余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从村庄到省会城市的巨变，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城市个案，充分体现了交通枢纽城市的发展速度，探讨石家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中国城市化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石家庄城市史研究已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关于石家庄城市史上限问题，方志工作者和学者们有以下几种主张：第一，从建市制始；第二，以酝酿筹建自治市为上限；第三，以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始；第四，以1903年京汉铁路在石家庄建立车站始；第五，应贯通古今全面研究和论述石家庄区域内城市发展的历史，从石家庄市境内发现并确认的最早城市遗址始（石家庄市境内发现并确认的最早城市遗址是藁城台西商代遗址）。2由于强调了地方史志的区域完整性和贯通古今特点，持第五种主张的地方史志著述成果在数量上占较大比例。
持第五种意见的《省城两千多年前已是城市》一文3，在报端发表后，着实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石家庄是清末“因路而兴”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何因又向前推移了两千年？读罢该文才知道，石家庄考古人员经过勘察，探明了秦汉时期“东垣”古城遗址范围，确定其位于现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和西古城一带。文章认为，这座古城遗址从战国到魏晋，可能一直是这一带的中心城市，由于它处于如今的石家庄市区域内，所以认为，这一考古勘察结果为石家庄城市找到了一段悠久的历史。
众所周知，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集》认为，秦朝恒山郡的治所就在“东垣”，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此次石家庄的考古人员进一步证实了位于石家庄市区东古城村和西古城村一带的遗址。即便确系秦朝所建城池，也只能说明两千多年的东垣县城遗址得到了年代上的确认。此城在汉高祖时已改为“真定”，虽然后来也曾为常山郡、恒州、恒山郡的治所，但唐朝以后已经逐渐衰落为村落了，昔日的城池不见踪影，断垣残壁被埋在地下。而现在的省会城市是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座新兴城市，是由近百户人家的石家庄村发展起来的。随着1949年后新兴城区的逐步扩大，将往日地下埋有断垣残壁的东古城村和西古城村囊括其中，并将其划归为石家庄市长安区，所以，今日的石家庄与两千年前的“东垣古城”没有什么直接的继承关系，也不称“东垣市”，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古代“东垣古城”的延续或扩大。尽管“东垣古城”现在位于现代省会城市的辖区内，这是现代城市发展的结果，两者并非同一座城市，其城市历史不可改变。
无独有偶，类似将现代城市历史起点前移的报道在深圳等城市也都普遍发生过，为什么人们愿意将城市化以来产生的城市贴上古代城市延续的标签呢？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曾指出：“说上海有6000年历史，因为在今天上海市辖境的西南部发现了6000年前的文化遗址。但如果说上海这个城市有6000年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今天的上海是在原来上海县城边缘建设起来的，作为现代城市，上海也只有160年的历史，作为传统的县城，上海也只有700年历史，决不能说有6000年。可是人们往往将上海城市与上海市的辖区混淆，有意无意地说‘上海已有6000年历史’。”4
如果断言这一现象的发生是“有意”的，并非没有根据。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市的国家之一，古代中国的城市之多、规模之大是世所罕见的。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全方位地展开，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价值逐步凸显，城市的经营者们开始用全新的观念来认识和把握城市文化，文化不再是只具有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开发利用并能转化为生产力的资本，成为绿色环保的城市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开始重视历史文化资产的价值，历史文化的有形和无形价值也都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然而，当今中国的城市并非都是由古代城市直接延续发展过来的，有相当部分的城市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而新近产生的。当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城市，共同面对历史文化资源差异时，注定是有的自豪，有的无奈，还有的不甘。于是，为了各自城市文化GDP的增长，“有意”发生的上述现象便开始层出不穷。
《省城两千多年前已是城市》的作者未必不知晓此城非彼城，而将东垣古城与石家庄这座省会城市捆绑在一起的原因，恐怕就是“有意”的文化心态在起作用。这种文化心态，在某位地方领导为石家庄历史文化丛书所写的总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直接，“有人认为，石家庄是一个历史短浅的新兴城市，没有深厚的文化根底。这种舆论长期困扰着我们。”所以，“为了明真相，正视听”，要从不同的侧面，系统地展示石家庄的历史文化资源，“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石家庄深厚的文化底蕴”。5现代城市追根寻古的现象既反映着城市发展的现实客观需求，又是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自卑心理反映，所以，“有意”为之的缘由不难理解。
但是，无论如何，一座城市的客观历史是不能被人为改变的。石家庄城市的兴起，不是古代东垣延续或迁移的结果，而是20世纪完全新建的一座城市，是没有城垣的城市，是现代交通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产物。所以说，石家庄城市的兴起，既没有与古代东垣延续的渊源关系，石家庄城市建筑的风格也没有继承一丝一毫的古代封建城池文化，而是一座新型的工商业城市。历史事实并不像有些作者所说，现代石家庄市成为华北重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6 如果我们非要把这座近百年的城市说成“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话，那么，当今中国的所有城市几乎全部都可以是“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中国所有的行政区内几乎都可以找到历史久远的文化遗址。
此外，发生的上述现象，对有些作者来说是“无意的”，是由于没有分清石家庄这座城市和石家庄市行政区划的概念所致。前者是指石家庄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城市，后者是指作为一个15848平方公里辖境的行政区域，这个区域包括了石家庄市及周围5个县级市和12个县。前者的历史称为石家庄城市史，其上限只能从这座城市兴起开始；后者作为行政区域的历史，严格说来，可以称为石家庄地域史，或者石家庄市区域史，如果上限从本地域的远古历史开始，它就是一部从古到今的地方通史。两者的上限起始不同，所涵盖的内容不同，不可混淆。当然，由于城市一词的定义不同，理解和把握的内涵外延必然不同，广义的城市史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某一城市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某一地区的城市历史。但是，从城市化视角出发的城市史，是新兴城市的成长史和传统城市的转型史。城市化是一个现代概念，城市化进程始于工业化，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必然伴随城市化的进程，石家庄城市产生发展史应是城市化的城市史。
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划这个地域范围的土地上，虽然存在过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不等于石家庄这座现代城市的历史悠久，石家庄这座现代城市因为是新生的，历史尚短，积淀的城市文化必然不及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名城深厚，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去刻意掩饰。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域范围的广大土地上，古代曾开创了多项世界之最的科技文化，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固然是非常可贵的，而从小村庄一跃成为省会城市，并且成为有着巨大潜力的新型城市，以实现河北省首善之区之目标，同样值得石家庄人感到自豪，大可没有必要自辩“省城两千多年前已是城市”。
从20 世纪20年代初，石家庄酝酿建市，到1939年10月被正式批准设市，这段历程将近20年。如果按照第一种意见，从建立市制之时，掀开石家庄城市史的篇章，则缺少了近20年的筹建历程。如果按照第二种意见，从酝酿筹建自治市开始，就等于从石家庄初具城市雏形开始，同样也缺少从村庄脱胎到兴起城市雏形的起步阶段，无法揭示石家庄走向城市化发展的起因、动力，更无法了解新城市起步时的原始状态是怎样发生变动的。
至于说到第三种意见和第四种意见，究竟应以1903年京汉铁路在石家庄建立车站为标志，还是应以1907年正太铁路建成通车后成为交通枢纽兴起转运业为标志？笔者认为，区分或权衡两者并不十分重要，石家庄城市史起点的关键问题是“因路而兴”。1897年4月，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受清廷委派兴建卢（沟桥）汉（口）铁路，卢沟桥至保定段开始修建，1899年11月，定州至窦妪段开工（石家庄在此段内），1901年12月，定州至正定段通车，1902年铁路修至石家庄，1903年建成石家庄火车站（枕头火车站）。1904年动工兴建正太铁路，1907年全线竣工通车。石家庄成了京汉、正太铁路的交会点，成为交通转运枢纽，从而促进了石家庄的经济发展。总之，是火车轮子把石家庄拉入了城市化的轨道，从铁路对这座城市的牵引作用上说，京汉线与正太线两者缺一不可，两路交会才形成枢纽，没有必要再去区分两条铁路建成的先后。从铁路枢纽的角度看，离开任何一条铁路也不能称其为枢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无法判定哪条铁路对石家庄兴起发挥的作用更大。
城市史研究起点不同于确定城市建立的纪念日，没有必要过于精细具体，实际上一座城市的兴起也很难精细到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非常巧合的是石家庄铁路兴修于20世纪初，与一个新世纪的起点相吻合，同时，石家庄城市化的启动与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第二阶段（1901～1937）的上限正巧同时，说明了石家庄这个后起城市的开端，正好落后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阶段。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以此开始启动石家庄城市化的计时器，为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型做时代纪录，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应时对景的一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