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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底，劳特派特乘大西洋“飞剪”号经过百慕大、亚速尔群岛和里斯本三段飞行航程，回到了剑桥。同机旅伴中有几周前刚在总统选举中被罗斯福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飞行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热烈地探讨世界局势。威尔基接受了访问三一学院的邀请，但后来一直没有兑现。95
劳特派特回归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封越来越难得的利沃夫的来信。“我亲爱的！”他的哥哥写道，告知他家人“相对还好”而“我们亲爱的二老在这段时间简直衰老了20岁”。在苏联审查员的凝视下，这封信提供了加密的信息。“我们希望能见到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相聚”，达维德暗示道，“具体以何种方式取决于你”。如果他们要团聚的话，将由劳特派特来安排。这家人更希望“在这样的时刻能聚在一起”，劳特派特能够来利沃夫接他们吗？“你知道我们的愿望，”达维德因为监视审查制度而略带隐晦地在结尾写道，“保持健康，致以我们的亲吻。”96
这封信引起了劳特派特的担忧，但是他为了把家人带到英国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没有被记录下来。他把精力投入教学、《年度摘要》和新修订版《奥本海国际法》这些“麻烦”但能分散他的担忧的工作中。97食物抚慰了他，因为剑桥的存货有限，他经常回克里克伍德光顾他喜欢的熟食店，店主是采德曼先生。他简直是“福星”，劳特派特告诉拉谢尔，不知为何他总有办法弄到“所有我需要的油炸用的油”98和其他稀缺物品。
写信也给了他安慰。有一封信寄给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时认识的伦纳德·伍尔夫，表达了对弗吉尼亚去世的悼念。99还有一封信寄给纽约的拉谢尔，担心南斯拉夫加入德国一方之后战争的走向，对于重新夺回亚的斯亚贝巴感到更有信心，这是他曾经的客户海尔·塞拉西一世难得的胜利。100给伊莱的一封信谴责了他在抱怨纽约生活的同时英国人却处于“更为直接的焦虑和各种担忧状态”101。
1941年4月，他受邀去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讲学。5月，他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就“万国法的现实”发表演讲，再次将焦点放在了个体的困境上。他抨击了消极低落和愤世嫉俗，为国际法和希望提供了正面案例。考虑到广泛传播的有关欧洲各地发生的“严重违法行为”的报道，这可谓是一种挑战。他对听众说，这些不受法律约束的国家的所作所为必须受到其他政府的质询，通过国际律师及“公民的意志和努力”102来实现。
劳特派特发现了一个在逆境中越来越有力量的声音，说着“人的权利和义务”。1941年1月4日，他的父亲写来的一封短信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激情。“最亲爱的！”他充满爱意地写给他的儿子，你的信令我们“格外高兴”。家人在美国很平安的消息令他“完全安定下来”。在利沃夫，每个人都“安然无恙”，但仅限于此。他们致以最好的祝愿。若乌凯夫的达维德叔叔发来问候：“向你们一家致以诚挚的问候和亲吻。”103他的母亲加了一行吻。
然后就没有音讯了。“多给我的家人写信”104，他敦促拉谢尔，并给了她一个现隶属“苏维埃俄国”的利沃夫通信地址：保卫利沃夫街，一条为纪念“利沃夫的保卫者”而命名的街道。这家人仍然住在五月三日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