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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的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这是劳特派特极为关注的事情。作为《泰晤士报》的忠实读者，他可能已经读过了报纸上对《我的奋斗》的长篇摘录，书中描述了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日子，以及他认为犹太文化是“精神上的瘟疫，比黑死病还糟”的看法。其中一段引文是希特勒对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地否定了“个人在人类中的价值”，强调了“民族与种族”的重要性及宗教命运的作用。希特勒写道：“我对犹太人的斗争，是在完成主的事业。”⁶⁹

国家社会主义者正在增加，这对利沃夫和若乌凯夫有着严重的影响。波兰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摒弃了1919年的《波兰少数民族条约》。⁷⁰1935年9月，德国通过了《纽伦堡法令》，以保护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正。犹太人和德国人不能结婚或发生性关系；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和绝大多数权利，不能担任律师、医生或记者。⁷¹这与劳特派特居住的伦敦北部的克里克伍德相去甚远。

1935年，劳特派特的父母阿龙和德博拉到了伦敦，诉说了利沃夫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经济崩溃和歧视日益严重。他们已经从剧院街搬到了五月三号大街，随着毕苏斯基元帅在5月去世，相对稳定的时期也结束了。相比之下，沃尔姆巷的生活是舒适的。劳特派特意气风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晋升为法律系教授，声名鹊起。1933年，他的第二本书 《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出版了，得到了更多赞誉。⁷²这本书被劳特派特看作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涉及国际法中的个体这一主题。他从国内和国际法院搜集国际法案例，制作了开创性的报告汇编——《国际公法案例年度摘要和报告》，在今天被称为《国际法报告》。他还完成了《奥本海国际法》第二卷的新版本，这是世界各国外交部使用的专著，这一卷是关于战争法的，其中占有中心地位的就是对平民的保护。劳特派特在序言中写道：“个体的福祉是所有法律的终极目标。”⁷³这段话具有先见之明，对一个越来越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来说是激进的看法。

劳特派特、拉谢尔和伊莱，沃尔姆巷，1933年

劳特派特并没有逃避时下最大的问题。他写了一篇题为《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论文，提议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制止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歧视。⁷⁴今天人们读到这篇论文的时候，会感觉它是试探性的，因为劳特派特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知道以那个时候的国际法来说，德国迫害任何不被视为雅利安人的人是被允许的。但他仍然认为这种迫害行为扰乱了国际关系，而且应该被“世界公法”所禁止。他希望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也许会就这一政治道德问题采取行动。但它们没有，这篇论文没有对它们产生显著的影响。

劳特派特也面临着批评。当犹太人纷纷涌出德国时，负责难民事务的国际联盟官员詹姆斯·G. 麦克唐纳决定辞职，以抗议政府的不作为。为了准备一封有分量的信件，他向纽约市立学院的历史学家奥斯卡·雅诺夫斯基寻求帮助，后者随即前往伦敦争取劳特派特的支持。⁷⁵这次会面并不顺利。雅诺夫斯基写道，劳特派特也许是一个“上升中的青年才俊”，但他绝对也是一个“傲慢”自负的人，当他应该为事业积极发声时，他却“像法官一样摆谱”。劳特派特拒绝与雅诺夫斯基的一个研究生合作，由是招致了针对自己摆架子、傲慢、缺乏道德名望和宽阔胸襟的讨檄。“加利西亚犹太人的负面典型。”雅诺夫斯基这样写他。

劳特派特想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并且不去理会其他人的意见。他在见面时“焦虑不安”，“做出并不绅士的举动”，如果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做法来，就会表现得屈尊俯就且愤怒。劳特派特感觉自己可能的确做错了，于是给雅诺夫斯基送去一封勉强的致歉信。“我乐意看到自己的作品送去受评鉴时被撕得粉碎。”他写道，“我可能错误地以为别人也是这么想的。”⁷⁶

尽管面临压力，劳特派特仍拒绝支持将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案子送上海牙国际法庭的请求。他认为这个想法“不充分、不切实际，且高度危险”。他在同侪中并不是最好过的一个，因为他认识到国际法的局限性，有着大量的空白使得各国能够歧视和采取诸如《纽伦堡法令》等措施。

1933年，他获得了大律师的资格。海尔·塞拉西一世最先发来案情摘要，想咨询关于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的意见。1936年11月，另一份案情摘要送到了，是一位杰出的瑞士学者寻求关于保护上西里西亚犹太人的法律意见。如果他们得不到外交保护，那么能不能至少让他们带着财产离开德国？劳特派特拒绝给出旨在影响英国政府的法律意见，而瑞士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⁷⁷

在世界政治的阴云之下，劳特派特试图说服父母搬到英国定居。波兰迄今已经撕毁了1919年签订的《波兰少数民族条约》，所以利沃夫的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都被剥夺了国际法律的保护。但阿龙和德博拉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利沃夫，那是他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