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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底，当莱昂抵达巴黎时，他已经34岁了。这里是安全的，尽管爱德华·达拉第总理的政府屈服于政治现实，正在与希特勒谈判，准备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莱昂抵达时身上只有一本护照、一张强制他离开“帝国”的驱逐令和两份证明——一份证明了他的良好品格，另一份证明1926年至1938年间他在维也纳经营一家酒品店。除此之外，身上没有钱。

我过去也常想象莱昂从维也纳到巴黎的逃亡过程，那时还不了解其中的细节。我在维也纳参加完关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会议后，临时起意去了维也纳重建的西车站，在那里买了一张去往巴黎的单程夜车票。同包厢还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士。我们谈论了战争年代、战争对我们家人产生的影响、我们对与那段历史发生联系的感觉。这是一段敞开心扉的旅程，一个确认和铭记的时刻，而我们甚至都没有互通姓名。

露德，巴黎，1939年

在巴黎，我去了莱昂刚抵达时暂住过的地方，马尔特街11号，位于冬日马戏馆背后的一幢4层楼房，距离共和广场不远。在这里,他提交过留在法国的申请，收到了许多巴黎警察厅发回的拒绝通知单，他把这些布满蓝墨水字的小单据都保存下来了。通知单限他5天内离开，但他对每次拒绝都提出抗议，整整一年里的每个月都是如此。最后他终于获得了居留许可。

1939年7月，莱昂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到达了巴黎。他们住在哪里，他如何谋生，我不得而知。8月份，他在月神街29号，一条狭窄街道上的一栋高耸的建筑里租了一间房，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他就住在那里。几天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宣战，由于维也纳属于敌方领地，致使他与丽塔的通信联络变得十分困难。没有任何书信保存下来，只有一张10月份寄给丽塔的女儿的照片。莱昂在照片背后写道：“小露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他也为其他家庭成员写下了一些深情的话，但他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去了英国。

莱昂，勒巴尔卡雷，1940年

莱昂把女儿托给别人照顾，自己加入了法国军队参加对德战争。法国军方发给他一张身份卡，称他为“电工”。1940年3月，他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的分支——外国志愿者第三前进兵团。几天后，他被转移到西南海岸的一个营地，靠近比利牛斯山脉和西班牙边界的勒巴尔卡雷军营，一条狭长的沙滩隔开地中海和一片宽阔的淡水湖。他所属的第七连是由来自欧洲各地的几千人组成的。他们中包括了西班牙共和党人，来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共产党人及犹太人。³⁵在保留的几张军旅照片里，他戴着宽檐帽，穿着马裤和大衣，看起来很帅气。

不到一个月，他就退役了，35岁的他被认为年龄太大，不适合战斗。几个星期后，德国攻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莱昂之前所在的兵团改名为“外国志愿者第二十三前进兵团”，被调往北方苏瓦松和约讷河桥村发动对德战役。6月22日，敌对状态以休战告终。该兵团也被解散了。

1940年6月14日，德国人进入巴黎，引致许多巴黎人的逃亡，那时莱昂已返回巴黎。

几周之后，巴黎郊外的道路就被夷为平地，德国军队接管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餐馆，首都随即充满了“污秽的空气”³⁶，法兰西近卫军少年团（与希特勒青年团类似的法国组织）叫卖着激进的反犹反自由民主周刊《耻辱柱上》，呼吁私刑处死莱昂·布鲁姆和爱德华·达拉第。

莱昂靠着他的德语技能在圣拉扎尔路102号的语言学校工作。在他的文件里，我找到了学校主任埃德蒙·梅尔菲先生写的一张纸条，证明了他的教师身份。露德被送出巴黎，躲藏在附近的市镇默东。两岁的她已经会走路了，但还不会说话，躲藏在一个名叫“生命的黎明”的私人托儿所。这是她藏身的数个地方中的第一处，关于那里所有的痕迹都从她的记忆中蒸发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的母亲与她的父亲分开，成为一个被藏起来的孩子，化名为乔瑟琳·泰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