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

近代以来，作为一个政策领域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社会政策一直致力于通过相关项目或政策手段来促进社会福利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降低社会风险对人们的伤害，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人们的福祉。因此，社会政策是一种“影响公共福利的国家行为”（希尔，2003）。尽管在应该如何界定社会政策，该为公民提供多大程度的福利保障等问题上还存在着各种争论，但在关于社会政策具体涉及哪些福利内容上，无论是学术研究领域还是政策实践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共识，即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由于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生育等造成的贫困和不平等的社会风险。早在西方福利国家尚未建立之前，被称为“福利国家之父”的贝弗里奇爵士便在其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中设计了一个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三种社会保障方法在内的社会保险计划，以期应对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五大社会弊病，即“贫困、疾病、无知、脏乱和懒惰”。从具体政策领域来看，这五大社会弊病包含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和就业等范畴。与之一致的是，在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产生之初，T. H．马歇尔（1965）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关于政府行动的政策，即政府通过向市民提供服务或收入，从而对他们的福利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国家）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住房政策。”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福利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历程来看，从最初的工伤保险到养老保险、生育保险，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体系也是一个逐步覆盖新的社会风险的过程。而在经历了工业化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后，社会变迁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西方国家继续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持续变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导致了一些区别于传统社会风险类型的新风险，如工作—生活冲突、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缺乏照顾的风险以及信息鸿沟等。新社会风险的产生，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福利产生了新的不利影响，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也挑战了传统社会福利体制，不少学者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这些新形式的社会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上。而作为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现象，现代劳动者在通过参加工作进入劳动力市场与照顾家人、进行家务劳动、满足参与社会事务和进行社会交往以及享受闲暇生活之间的冲突，即“工作—生活冲突”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工作—生活平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学者们围绕工作—生活冲突的原因及其影响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并且在实践中，许多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各种国际组织都相继出台了旨在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的政策措施。在我国，尽管工作—生活冲突已经成为许多劳动者共同认识到的社会问题，并且其不良后果也已显现，然而与之有关的学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实践更是落后于学术研究和社会需要。在现有的研究中，工作—生活平衡问题主要还是被当作一个人力资源管理和心理学上的问题来研究。刘永强和赵曙明（2006）、田甜等（2011）分别研究了工作—生活（家庭）平衡与组织行为后果和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林丹瑚等（2008）研究了高校教师工作和家庭关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肖璐（2012）在人格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人格特质对工作家庭平衡感知的影响等。此外，工作—生活冲突在很多情况下仍然还只被当作一个组织问题或个人问题。为了更好地找出导致工作—生活冲突的个体性或组织性因素，研究者们热衷于构建各种定量研究模型，从微观角度探讨导致工作—生活冲突的原因以及工作—生活冲突导致的种种福利后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工作—生活冲突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社会性后果。首先，工作—生活冲突影响的是员工的福利，当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们的福利内容也随之扩展。物质利益不应当是现代人福利的唯一内容，卡希尔（1994）在《新社会政策》中指出交通、娱乐、工作—生活平衡、消费等方面都构成了现代人的福利内容。工作—生活冲突的核心在于时间上的冲突，当工作和生活压力加大，劳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和休闲时间也成为影响其福利高低的重要因素。其次，工作—生活冲突仅靠个人或组织也无法妥善解决，员工在与雇主博弈时往往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保障员工娱乐和休闲时间的政策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以及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才能得以推行；最后，工作—生活冲突不仅影响个人和组织的绩效，对家庭成员的福利和性别平等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有需要照顾的家庭成员（如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的家庭，其整体福利的实现不仅取决于能否获得足够的经济来源，还受制于家庭主要劳动者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照顾其他家庭成员。

由于不同性质的工作往往为劳动者提供了不同的工作条件，也对劳动者有不同的工作要求，因此人们面临的工作—生活关系也有较大差异。大多数现有研究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某一特定职业或属于特定群体，比如农民工、酒店员工、高校教师和高科技企业员工等（张黎丽，2009；肖璐，2012；叶盈兰，2009）。以具体职业的员工为研究对象能为研究过程带来很大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在比较具体的工作情境下讨论工作—生活平衡的关系。然而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针对某一职业的员工的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推广性，不能很好地反映工作—生活冲突作为一个不同类型职业都面临的问题的共性，从而在政策建议上也只能局限于对应的职业范畴，无法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工作-平衡实践提供有实际意义的指导。如何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合理的社会政策还是一个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在世界观、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有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塑造人们处理工作与生活关系的方式。尽管从表面来看，中国劳动者同样面临来自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双重压力，并且这种压力在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下难以协调；但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还是在劳动者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我国劳动者对待工作—生活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方式都与西方国家劳动者相去甚远。人们如何看待工作与家庭生活，如何采取个体和家庭策略来应对工作—生活冲突，以及在当前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应对策略又会受到哪些方面的限制，最终都会对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福利产生决定性影响。进一步地，劳动者处理工作—生活关系的方式也在以一种反作用力的形式塑造着我国社会面貌，影响着我国社会政策的相关议程和策略发挥空间。因此，有必要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将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纳入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视野，探讨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平衡状况及其对劳动者福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书将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城市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平衡状况以及劳动者对工作—生活关系的认知、应对策略，进而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探讨运用公共资源介入人们工作—生活关系的可行途径。具体来说，本书研究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关系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2）我国劳动者对工作—生活平衡状态有着怎样的认知和评价？现代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张力塑造了劳动者怎样的工作—生活关系认知？

（3）在工作领域和生活领域，我国劳动者分别面临怎样的需求，同时公共政策和用人单位又为劳动者提供了哪些支持？而这些需求和支持又导致了不同劳动者群体在工作—生活平衡状态上的哪些差异？

（4）在个体和家庭层面，人们采取了哪些策略以应对工作—生活冲突？这些策略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5）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社会和文化情境下城市劳动者平衡工作—生活关系的基本逻辑框架是怎样的？这在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在现有的政策空间下，我国的社会政策又应当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途径和政策工具介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关系，通过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