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南巩县南）⁽⁸⁾。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我们先看看杜氏的世系，为了说明家庭对杜甫的影响，这个世系表可以从杜甫的十五世祖杜畿开始（此表不列旁系）：

十五世祖　杜畿　京兆杜陵人，东汉建安时任河东太守。

十四世祖　杜恕　魏太和中散骑黄门侍郎，后任幽州刺史。

十三世祖　杜预　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

十二世祖　杜耽　晋凉州刺史。

十一世祖　杜顾　晋西海太守。

十世祖　杜逊　东晋初南迁襄阳，为襄阳杜氏始祖。任魏兴太守。

九世祖　杜灵启

八世祖　杜乾光　齐司徒右长史。

七世祖　杜渐　梁边城太守。

六世祖　杜叔毗　北周硖州刺史。

五世祖　杜鱼石　隋获嘉县令。

曾祖　杜依艺　唐监察御史，巩县令。杜氏自此迁居巩县。

祖父　杜审言　武后圣历中任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间任修文馆直学士。

父　杜闲　玄宗开元末任兖州司马，约于天宝五载调任奉天令。

尊敬祖先是儒家的一条伦理准则，《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述祖德”是士大夫的一个传统。杜甫也不例外，他对于自己的家世也是经常引以自豪的。在杜甫的祖先中，他最喜欢夸耀的是杜预和杜审言两人，他们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两个传统。我们先谈第一个传统。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首阳山下的尸乡亭附近建了几间窑洞，即所谓的“尸乡土室”，他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都在这个地方。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颂扬杜预说：

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造舟为梁。洪涛奔汜，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

接着又表明自己的心情：

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天宝元年（742），杜甫的姑母万年县君卒于洛阳，杜甫为之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其中提到自己的家庭说：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天宝九载（750），杜甫在长安献《雕赋》，在《进雕赋表》中说：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杜甫念念不忘的远祖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他曾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在灭吴战争中战功赫赫，为西晋的统一全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灭吴之后，他在江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公私俱受其益。杜预博学多术，在政治、经济、军事、律令、历法、算术、工程诸方面均有研究，人称“杜武库”。平生于群经特好《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为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性的《左传》注本，被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在杜甫心目中，杜预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人物了，所以杜甫对他推崇备至。在今天看来，杜甫念念不忘“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与“守官”，似乎有歆羡功名富贵之嫌。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统治者，剥削人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又说：“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但是我们认为，在古代，“守官”与“奉儒”本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舍做官为政外别无他途。所以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孔门的子路也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只要不是碰到暴虐无道的君主，儒家总是主张积极入仕的。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绝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这对诗人杜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在唐代，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诗人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杜甫则与众不同，他虽曾在青年时代往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晚年也写过“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类诗句，但那仅是一时的冲动之举和兴到之言，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同意清人刘熙载的论断：“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⁹⁾其中有二十处直接与他自己相关。杜甫再三地自称：

“儒”——“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儒生”——“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

“老儒”——“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腐儒”——“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这些话有时似乎是自谦自抑之词，但实质上却含有深深的自豪感，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儒者身份的珍视。当然，杜甫也曾有过“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有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懊恼，甚至还有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牢骚。有的论者认为杜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¹⁰⁾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过了。诗人们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即如杜甫的《醉时歌》，王嗣奭在《杜臆》卷一中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其实，从这种愤激之词中，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¹¹⁾

那么，杜甫所拳拳服膺的儒术，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或者说，杜甫对于庞大、复杂的儒家思想体系，是兼收并蓄，还是择善而从呢？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在这八派之中，影响后代甚钜的是孟轲（即“孟氏”）和荀况（即“孙氏”）两派。孟子的学说虽亦自成体系，但它在本质上与孔学比较接近，所以后人把孔学与孟学合称为“孔孟之道”，这实际上也就是早期儒家的代名词。荀子则不同，尽管他有时也被人看作大儒，但他主张性恶，强调礼治，实已具有鲜明的法家倾向，韩非、李斯出于其门，决不是偶然的。到了汉代，董仲舒由于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汉人心目中得到“为儒者宗”（见《汉书·五行志》）的地位，但事实上正是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等思想搀入儒学，从而对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大改造，使之变得面目全非。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唐发生的这两次对儒学的改造在杜甫身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杜甫所服膺的仅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而且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一）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中的精华，杜甫对之终身服膺，须臾不离。儒家主张行“仁政”：“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孟子·离娄下》）杜甫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儒家主张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希望：“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儒家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儒家谴责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应该指出，孟子那种“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¹²⁾在杜诗中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由于杜甫生活在封建秩序早已确立的唐代，他不可能公然谴责皇帝，但我们综合全部杜诗，不难看出，在诗人心目中，人民的地位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他有时在诗中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式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恻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的精神了。⁽¹³⁾杜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含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

（二）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爱国思想

儒家重视尊王，孔子在《春秋》中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公羊传》认为这是“大一统也”。儒家又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想中有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杜甫亲身经历的安史之乱，既是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叛乱，又是一场威胁汉族政权的民族斗争，所以诗人采取了坚决拥护唐王朝，反对安史叛军的态度。当安史叛军占领洛阳、长安后，许多身居要职的大官纷纷投降，接受伪职，即使是杜甫的诗友王维、储光羲等也都为了保全自己而接受了伪职，但是仅仅做着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从八品下）的微官的杜甫却与叛军不共戴天。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在羌村听说肃宗即位于灵武，即只身赴延州，欲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执，送至长安后，又于次年四月冒着“死去凭谁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危险逃至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杜甫对安史叛军始终用“胡”字称之，如“群胡归来血洗箭”（《悲陈陶》），“胡行速如鬼”（《塞芦子》）；或蔑称为“胡羯”：“胡羯仍构患”（《彭衙行》），“胡羯漫猖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或“胡虏”：“胡虏潜京县”（《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胡虏何曾盛”（《复愁十二首》之十二）；或“逆胡”：“逆胡冥寞随烟烬”（《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称叛军首领安禄山为“胡雏”：“胡雏逼神器”（《咏怀二首》之一），“胡雏负恩泽”（《中夜》）；特别是《北征》中的下面四句：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四句中用了三个“胡”字，真是骂不绝口，表示了诗人对叛军的无比仇恨。显然，杜诗中到处闪耀的爱国主义光辉，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弘毅”的人格精神

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孔、孟二人都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奋斗精神，栖栖惶惶，死而后已。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杜甫具有典型的“士”的品格，他青年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经过十年长安的穷愁潦倒后仍坚定地表示：“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即使到他晚年贫病交加，漂泊湖湘时，仍把平生的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论者对杜甫在长安时急于求仕颇有微辞，但杜甫求仕决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富贵，否则的话，他在肃宗朝中任左拾遗时，为什么不像衮衮诸公一样唯唯诺诺，攀龙附凤，而偏偏要为房琯事上疏直谏，以批逆鳞呢？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行事来看，他确实具有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而从杜甫一生历尽艰难，而忧国忧民之初衷不为稍改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具有“弘毅”的人格精神。我们的“诗圣”的崇高人格，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完成的。

（四）“兴、观、群、怨”的文学思想

儒家一向重视诗歌，尤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孔子用《诗》三百篇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把《诗》教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乃至齐家治国的重要手段。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儒家在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时也很注意对感情的抑制，孔子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礼记·经解》则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杜甫对儒家诗论的这两个方面都心领神会，他在《偶题》一诗中说“法自儒家有”，表明他的诗法是来自儒家的。⁽¹⁴⁾大历二年，杜甫在夔州读到了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十分感动，作《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云：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人们多注意“比兴体制”四字，因为这显然是指的儒家“兴、观、群、怨”之说，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微婉”二字，其实那即是指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杜甫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来评价元结的《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说明他所理解的儒家诗学思想有两点精神：第一，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注重诗歌对现实，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亦即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精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颇有一致之处。第二，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注重诗歌表达方式的含蓄以及语言、音节的和美，亦即注重诗歌的审美功能。杜诗既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又没有叫嚣浅露之弊，无疑是得益于儒家诗论的。

综上所述，“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肯定。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好以大鹏自比，因为大鹏本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象征。⁽¹⁵⁾杜甫却好以凤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直到去世前一年还作《朱凤行》以见志。凤凰是儒家传说中的瑞鸟，《尚书·益稷》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楚狂接舆对孔子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孔子忧道不行时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论语·子罕》）杜甫自比凤凰，表明了他与儒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杜甫这个诗国中的凤凰，也确实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