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

我究竟何时读书，在童年少年时代读了几年书，我记不清了。

很小时候，母亲带我和维弟在衡阳住过，似乎读过一年小学，不久母亲患病，我就回到了故乡零陵梳子铺。第二年母亲病故，这段时间好像没有上过学。

半年后，父亲与宝雨妈妈结婚，奶奶把我和维弟送到衡阳，这次我和维弟都上了小学。不久，随父亲回到农村梳子铺老家，开始务农，没有再去上学。

当时父亲对我说，我们的祖辈，从高祖父、曾祖父到祖父年轻时代都是种田的。中国是个农业国，种田是根本，不管谁当皇帝，都要农民种田。不管社会多么动乱，只有在乡间种田最为可靠。

父亲读过私塾，也读过官办的中学，初中毕业后，在家中打过两年闲杂，后考取了衡阳邮政局当职员。解放前夕，父亲带我们一家回农村务农。其实，父亲自己并没有干过农活，不会犁田、耙田，割禾插田也不熟练，就是挑担也不行。父亲在衡阳邮局工作，母亲在时，省吃俭用还买了两亩田，加上祖母分给我们的一亩多田，以后土改我们又分得了两亩多田，总共有五六亩水田，近一亩旱地，种好后吃饭还是够的。

我从衡阳回来时，还不满11岁。平常干的农活较杂，什么活都干，但主要是砍柴、锄地、创草皮，放牛、插田、割禾。大概到了12岁，我就学会犁田、耙田了。因为父亲不会干农活，我当时又年小，许多重活、力气活和技术活主要靠外公来做，有时舅父舅娘也来帮忙。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年种的粮食都不够吃。每年过年后，粮食就紧张了，特别是五黄六月，春天农活大忙季节，经常吃不饱。冬天常搭一些红薯吃，红薯吃多了，常吐酸水。麦子割了以后，把它磨成粉做粑粑吃。在我们家乡，小麦叫杂粮，不习惯吃，也不会像北方那样吃的花样多，吃米饭才算正餐。

农活永远是做不完，似乎天天都有事做。冬天，田间事少的时候，就去山岭上砍柴。家里做饭烧水炒菜都烧茅柴，即矮小灌木和茅草。当年植被破坏严重，较近的丘陵低山的柴草往往被砍尽，我们就去大岭上，即五岭山脉的越域岭上砍柴，有时还要翻过山岭，到另一面山坡上才能砍到柴，高差两三百米，路途一二十里。一般吃了早饭去，吃下午饭才能回来。砍完柴往回挑的时候，感觉担子越来越重，肚子越来越饿。别人家里往往有兄弟姐妹去岭脚边，去接一下担子，而我呢？弟妹们还小，只能咬着牙，含着眼泪一步一步往家挑，有时天黑了才到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

直到1952年秋，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干预下，我终于去排龙山小学上学了，插班六年一级，当年已14岁。

小学生活是快乐的，吃住都在学校，假日和星期天回家干点农活。家中农活基本都由外公包了。学习非常轻松，此前我读过两年多小学，未读书的日子里，我还常看一些故事类的书。我的记忆力相当好，语文课文一般要背，一般读两遍就能背下来，有时和同学比赛，拿一篇不长的新课文，读一遍也能背下来，错得很少。读书是要点天分的，不管学文还是学工学理，你的记忆力不好，书是读不好的，因为考试其实就是考你的记忆力，就是记忆力比赛。

小学读了一年，就算毕业了，又回到了农村。父亲没有打算再让我继续读书，而是在家务农。那天，我在稻田挂田埂，听小学毕业的同学说，如果再不报名，明天就截止了。于是我放下挂耙，直接去了零陵。我家到零陵是50里，吃晌午饭时我赶到了零陵一中。下午待老师上班后，我把名报上了，这已经到了下午4点左右。我未停留，又往回赶，天黑两三小时后，我才回到家。

考试时，外公给了我2元钱，量了两升米，我同复华公公去了零陵，头一天我们住在大西门旁边一家客栈，住一晚5角钱，在客栈搭伙煮饭，两餐也是5毛钱，菜是自己带的腌菜。半天考三门课：语文，数学，自然常识。考完就回家了。

大约半月后，考试发榜了，我考上了，复华没有考上，他复读一年后才考上。事后知道，我的语文是90多分，数学80分，自然常识不及格。我的作文得了最高分，而自然常识包括历史、地理和生物方面知识，而我过去上小学是插班，有许多东西没有学过。这次升学考试应该是幸运的。既然考上了，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支持下，父亲作了让步。

送我读书，外婆是最早的倡导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她对我外公说：“德根还是个小伢崽，哪做得事，他们家那点田，我们都帮他种了得了。读点书，将来吃碗轻巧饭。”

读书，是为了跳出农村苦海。读书，是为了吃碗轻巧饭，这就是我读书的目的。

进入零陵一中，那是另一个世界，我感到无比快乐和幸福。我在一中的学习成绩是中上，不是最好。主要原因是我把主要时间用来看小说。在农村辍学的四五年时间，主要是干农活，文化生活极为贫乏，一是没有书看，二是没有时间。当进了学校图书馆，看到有那么多书，特别是小说类。因此，除了上课的时间和规定必须参加的集体活动外，其他时间都用来看小说。我国的古典名著和国外的一些名著，以及当时流行白话小说都是这个时候看的。书看得很快，一般几天就一本，一个星期去图书馆借两次书。有时上语文、历史、地理课时也在书桌下面偷着看。假期，常从语文老师那儿借几本书拿回去看。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可以，教语文的王立宾老师很喜欢我。有时，看古典小说，有些文言文不懂，常当面去请教，他很高兴地为我作解。

学习不拔尖还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学期我因吐血几乎不能上课，耽误课较多，靠自学而幸免留级。吐血的原因是在农村干活过重，当时年龄小，因劳致伤。每天吐血一两口，持续了两个来月时间。

知道我吐血的只有祖母一人。那天她去冷水滩姑母家，路过零陵，她来学校看我。我当时在宿舍躺着看小说。她知道我当时吐血，很是担心。我安慰她，没关系，医生说很快就好，她也相信了。临别时，她给了五角钱，说这是我姑姑给她搭船去冷水滩的钱，她决定走路去，不坐船了，省下这五角钱给我用。

一个老人自己没有收入，但只要自己还有一点力气，即使走四五十里小路，也要省下这五角钱，给自己生病中的长孙买点零食吃。当我接过被老人的手捏得汗湿湿的五角钱时，我无言以对。

应该说，在零陵一中上学，我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当时父亲在农村当小学教员，学费和吃饭是有保障的。另一个可靠的经济来源是我的外公和舅父。外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能给牛看病，算得上是一个赤脚兽医，一年也有些收入。我舅父已从农村去了供销社工作，就是购销农产品，他有时也接济一点。

在零陵上学时，没有脸盆和蚊帐，夏天的蚊子和臭虫比较难对付。我们睡的是双人木制床。南方臭虫多，人被咬了以后起疙瘩，奇痒无比，非常难受。50年代，中央号召除四害中就有臭虫。在零陵一中消灭臭虫的办法是将整个双人床放到开水锅里煮，那真是一个创造。将两口很大的锅并列砌起来，在锅台上砌一个比双人床还要大一些的水箱。当熊熊大火把水箱里水烧开后，就把偌大的双人床放进去，煮上七八分钟，再抬出来。抬进抬出是要花力气的。放进去时，木床是干的，较轻，煮后木床浸水饱和就重了许多。要不断加水，火要不断“熊熊”，抬进抬出是很费一番周折的，此项工作学生要全程参与。

臭虫的生命力很强，传播的速度也极快。木床经开水煮泡后，一两个月内睡觉还是比较舒服的，感觉不到有臭虫，但时间一长，又有臭虫出来咬人了。照说臭虫煮死了，怎么还有呢？问题是煮床没有把所有臭虫都煮死。有的臭虫钻进木床一些裂隙深处，而把木床放进开水锅里时，速度往往较快，裂隙中的空气并没有完全被排出，热水不能进入裂隙深处，藏于深处的臭虫并没有被开水烫死。那些经过煮床而大难不死的臭虫们，经过重新组合，传宗接代，很快又繁殖起来了。

煮床不能一劳永逸，所以学校每年都要煮。臭虫咬人最猖獗的地方不是零陵，也不是长沙，而是武汉。1959年暑假期间，我从长沙去武昌看我的堂叔濮雅。他是我三祖父的小儿子，比我大两岁。当时他在华中农学院读书，临近毕业，我们已三年多未见，我将于1960年毕业，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见面了。生活就是这样，自武昌这次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至今已60年了。

我们叔侄在武昌会面的时间极为短暂，都是臭虫造成的。武汉素来有全国三大火炉之一的称谓。我是八月初乘火车由长沙至武昌，到时已是傍晚，虽然太阳已下山，但天气闷热异常。在车站不远的一个国营旅社住了下来。一间房里摆了4张双人床，可以住八个人。但那天只有我和一个老者住那间房。老者六十开外，面目和善，红光满面，话语不多。由于热，我冲了好几次凉，才去睡。老者早已入睡。虽然闷热，为了不影响老人家，我未开灯，摸着床睡下了。毕竟是年轻人，很快我就入睡了。在睡梦中，我被蚊子和臭虫咬醒了，我感觉两手和脊背上都起了疱，且越来越多，越来越痒，以至于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于是我摸黑爬起来，没有开灯，走到外面的澡堂淋浴室，用冷水冲了大约二三十分钟，然后回到宿舍，拿出一件衬衣把头和上身盖起来，以防蚊子叮咬。大约过了十来分种，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感觉到脊背痒，有小虫子在上面爬，且越来越痒，奇痒，而后是一种灼痛。用手触摸，好像皮肤肿了起来。于是我开了灯，眼前看到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凉席上，床架子中到处是臭虫，如同蚁群一样，密密麻麻，排成长队忙于逃跑——臭虫怕光，它们只在黑暗中吃人血。凉席上，身上到处是血迹斑斑，脊背、手臂上已不是一个一个的包，而是包连成了一片，皮肤增高了两三毫米，上面有不少血迹，是臭虫咬我的血和我在黑暗打死臭虫的血混到一起，真是恐怖！我脱光了衣服，用自来水冲洗了半天。天一亮，我就离开了旅馆。

老者仍未醒。昨晚我折腾了那么久，他也未醒，也未起来，似乎睡得很踏实。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老者的忍耐力，或者说他对蚊子和臭虫的抵抗力，我感到吃惊，并由衷地佩服。

如此功夫，实在难得。

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当我找到华中农学院，雅叔当时正在开会，办什么学习班，两三天后才能结束。他要我自己先玩几天，待他学习班完了再陪我玩。当时天气闷热，汗流浃背，一想到昨晚的蚊子臭虫，玩的兴趣早已云飞天外了。太困，我在他床上睡了一觉，中午在小饭馆吃了饭，我就直奔武昌火车站，第二天天亮时，我回到了长沙。

在武昌遭遇到的臭虫攻击，可谓终生难忘，每当想到当时情景，就毛骨悚然！

年青时，都希望离开农村，和现时的农村青年一样。农村是一个苦海，什么时候能游出来，能爬上岸，是当时的梦想，也是我外公外婆和我奶奶为我努力斗争的目标。几十年来，我想不通的是，父亲为什么要求我种田，他自己却没有种田，也没有种过田，最后还出去当了小学教员。谁都知道农村苦，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将来有个好的谋生手段。但父亲不这样做，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没有哪一个是他主动送去读书的，有的妹妹小学都未毕业。

父亲给我们讲，我们先辈就是种田的，言下之意我们也可以去种田。但他还给我讲过，我的曾祖父种田发家后，为自己的儿子做的两件事：读书和习武。

曾祖父生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重男轻女，虽只有两个女儿，结果把一个女儿很小时就给了别人做了童养媳。对六个儿子的希望却是让他们读书。我大祖父是江汉大学毕业，其他五个祖父都是高中毕业，因家庭经济所限，我祖父（老二），四祖父、五祖父和大伯父都上了黄埔军校，在抗日的战场上撕杀，四祖父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据我父亲讲，在送我祖父们去读书的同时，曾祖父还注意到对其身体锻炼和自卫能力的培养。他从祁阳请了一位武师，来家教我们祖父的拳脚功夫。曾祖父是一位地道的中国农民，少年、青年时代家中很苦，还租富人家的田来种，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家了，到晚年家中殷实，已有数十亩水田。他不识字，没文化，但他懂得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想有出息，一定要有文化，所以他借钱也要送儿子去读书。为了不受别人欺侮，要有健康的体魄，一定要学点拳脚功夫，这是一个地道中国农民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但我父亲只知道先辈们种田出身，但他没有深究，没有文化的农民是受人欺侮的，没有文化的人永远是最下层的人。由衡阳回到零陵农村，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为吃饱肚子而受苦。如果继续在农村呆下去，我可能也早已不在人世了，我生母去世时不到卅岁，我祖父母去世时还不到六十岁，我外公外婆也仅活了六十多岁，人的寿命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

在零陵一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读了许多书，都是历史类和文艺小说类。那时，我的记忆力相当好，老师教的几门课可以说我从来不复习，课外时间就看课外书。我不追求考前几名，只满足差不多，大量时间用来看各种课外书。暑假回家帮助做农活，寒假农活少，有时间也是看书。

初中毕业时，我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王立宾老师，因为我的作文写得比较好，平常很喜欢我，劝我继续读高中，将来学文学。但当时家庭人口多，经济困难，还是决定去读不要钱的中专。

升学考试是在零陵考的，我报的是长沙水力发电学校（这个学校后来改名为湖南电力学院、湖南水利水电学院、长沙电力师范学院，现名为长沙理工大学），半个月后，收到了通知，被学校录取。我与舜球提前一天到学校报到，我同舜球分到同一个班——地质四班，全名是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第四班。这时，我们才知道报考填表时，应该填报一个专业。

两三天后，我们才知道从零陵招来的学生有十多个。同在地质四班的还有老埠头的邓治国和冷水滩附近的唐健。与我家不远的排龙山罗家的罗哲浩分在地质三班，水市桥北边的罗纹分在钻探四班，同分到钻探班的还有高溪寺胡英，等等。我们这些家乡同学，在金盆岭共同学习生活，然后天各一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除了舜球以外，与其他同学几乎失去了联系，没有了来往。当过省文联副秘书长兼《楚风》杂志主编的胡英成了专职作家，30年后在长沙相见，他送给我几本小说集，以后还见过几次面，通过几次电话。其他的几位老乡有的早已作古了。

零陵来的同学事先都未报专业，报到后专业及班级的分配完全是由学校划定的。老实说，当时我们并不在乎什么专业，只要能离开农村，能上个不要钱的学校，不当农民就行了。为祖国而学习，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既是当时的口号，也是我们内心的愿望。

学校刚建，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就住在教学大楼三楼的教室里。一个教室住几十人，睡的是木制双人床，我同舜球一直睡上下铺。铺的是一床稻草垫子，上面再铺一张芦草席。我盖的是一床薄而短的棉被，我记得棉被中的棉絮（北方叫网套）是我八岁时，我生母专为我做的。因为是小孩，故棉絮短而小，我一直盖着它，不论冬夏。十年后，我已是一个非常壮实高大的小伙子了，就显得非常短小了，常是盖到头，就盖不到脚。

冬天是不太好过的。我除了外婆给我做的棉衣外，我只有一条双层布的夹裤，直到我参加工作到陕西后，才穿上绒裤（棉绒裤），那时叫卫生裤，再后才穿上毛裤、棉裤。从未穿过袜子，除了家做的布鞋外，就穿一种胶底布面的“力士鞋”。睛天雨天，冬天夏天都穿它。夏天穿它不透气，脚出汗非常臭，冬天穿它非常冷。坐着听课，脚就冻麻木了。

当时，十个班的同学的境遇同我差不多，基本都是从农村来的，穿着行李和经济条件都是彼此彼此。所以，课间休息的十分钟，整个楼道和教室都是一片跺脚声。

夏天好过一点，虽然热一点，但过去在家乡农村有在毒日下“双抢”干农活的基础，倒也不感觉怎样，但夏天的蚊子和臭虫是比较难对付的。

最热的天气，多是假期的45天。在长沙的四年，除中途一次回家参加祖母的葬礼外，一直没有回过家。假期用于勤工俭学，现在叫打工。有集体组织的，也有个人行为。打工的活路一般是挖土方，挑河沙，推板车，都是围绕基建工作而展开的。

在长沙一带，叫岭的地方非常多，都是丘陵地带一个个山包，这些山包都是第三系红土组成，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红土非常致密坚硬，要搞建筑，必须挖高填低，削成一层层平台。挖土方是非常费力气的。用的工具是有两个齿的锄头，非常重，估计在15至20斤之间。虽然我们在农村干过农活，但一天到晚挖土方，还是辛苦异常。我们常常光着赤膊，穿条短裤，肩膀上搭一条洗澡毛巾，用来擦汗。夏天的长沙，太阳很毒，刚开始，一个个被晒得红肿，脱皮，时间长了，皮肤被晒成古铜色，油光闪亮。夏天碰到雷阵雨，雨水滴落在皮肤上，成圆珠状滚落，皮肤不沾水。开始挖土时，手掌会起泡，虎口常震出血，时间长了，手掌会长出一层硬邦邦的老茧，那时，就不感觉痛了。开学上课后，手上的茧皮就逐渐软化、退去，到下一个假期，这种情况又会重复出现。

挑河沙就是把船上装的河沙挑上岸来，再用车运至建筑工地，用来盖房或铺路。一担河沙一般100多斤，对我们这些在农村干过农活的青年来说，不存在困难。问题是从船上到岸上要经过一段用木板搭成的“桥”，木板较薄，又较长，刚度不够，挑着重担走在上面，忽闪忽闪，上下摆动幅度很大。刚开始都不敢走，要有人扶着才敢迈步，时间长了，也慢慢锻炼出来了。

挑上一天河沙，肩膀红肿，腿脚酸痛，收工往回走的力气都没有了。

推板车，也是一项挣钱的勤工俭学活路。不过，我干得较少。它不是集体活动，往往是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去干的活。一般选择在公路较陡的路段，为那些拉货物，主要是拉建筑材料，如砖瓦、河沙、木料、钢材的苦力们，帮助他们推车上坡，往往会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得浑身冒汗。费用没有定例。有的在上坡推车前讲好价，但多数是不讲价，只问一下拉车的：“要不要推？”如拉车人说：“推！”你就帮他把车推上坡，拉车人会给你一毛、两毛钱。也有时把车推上坡以后，拉车人对你说：“对不起，同学，我身上还没挣到钱！”对我们来说，只认自己晦气，但也能理解，他们也是苦命人，就算帮个忙吧！反正年青人有的是力气。我外公常对我说：“小伢崽，莫懒，力气是用不完的，睡一觉又有的。”“力气越用越大。”这是真理。

上述三项活动，干一天可以挣到一块钱左右。我不喜欢推板车，因为每推一次，就要跟人说一次话，打一次交道，有时推了车，还得不到钱。挑河沙往往是一天一结，或者挑完一船一结，因为多是集体作业，有班上的劳动委员管此事，不用自己操心。挖土方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几个人合作，去工地包一块地段，挖几天，甚至挖二三十天，干完活再结帐。一天干多少时间，早出工，还是晚收工没有人督促，较为自由。一般挖土与挑土是连在一起的。舜球与我经常在一起打对子。我俩往往是挖土挑土换着来，这样干起来比较轻松。我的力气比他大，但韧性不如他。

这些勤工俭学劳动，对于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小伙子来说，倒不怎么觉得是苦差使，与农村比起来，至少有两大不同：首先是干活时间短，不像农村一年干到头。特别是夏天双抢期间，天不亮就起床，去割禾打禾，天黑后才收工。第二，能吃饱肚子。本来我家是江南鱼米之乡，1950年土改时，我们那儿农村，平均每人可分到一亩半水田，三分旱地，山地更多。本来不愁吃，不愁喝，所谓喝，就是喝酒。我们家乡农民都兴自己酿酒喝，家家都会自己酿酒。大米，小麦、红薯、柿子都可酿酒。自己酿酒自己喝，先吃甜酒——北方叫醪糟，甜酒老了，不甜时，再放进泉水，泡一段时间，吃水酒。水酒老了，就熬制烧酒——北方叫白干。我的几位堂弟，现在每天中餐晚餐都要喝上几杯，按他们说法，现在我天天有肉吃，餐餐有酒喝，幸福得很。在农村，就吃的来说，鸡鸭鱼肉不断，这些都是自己种养出来的。

但从1951年开始，我们那儿就吃不饱肚子了。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干部为了表现自己积极，争先进，各个区乡都争着多卖粮，最后愈演愈烈，秋收完，卖完粮，家家的粮仓都空了，所谓放下镰刀没饭吃。开始吃统销粮，瓜菜代的苦难生活。

1955年，我们邻省由于浮夸风，大卖余粮，最后饿死了不少人，中央最后做了处理，枪决了几个，形势有所缓和。但我的家乡并没有大的改观，当时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仍然是卖多留少，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更别说荤腥油水了。

到了1960年，全国都很困难了，吃不饱的现象已非常普遍。但在学校有一位令我尊敬，至今难以忘怀的管后勤的校长，是他让我们吃饱了肚子。他是一位老红军，13级干部，小学文化程度。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我们这批从农村来的学生，倍加爱护。当其他学校已开始定量供应粮食时，他亲自跑粮食局，找战友，拉关系，为我们搞到一批碎米，因碎米不算定量。他叫厨房把碎米和好米混到一块做，这样，直至1960年8月我们离开学校时，吃饭是不限量的。他认为，年轻人是长知识，也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饱饭怎么能行呢！旧社会才吃不饱肚子。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但心肠之好令我们感动。

在长沙的学校生活，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学习对我来说是轻松的，我的记忆力好，应付各类考试还是轻松的。但我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吃饭是助学金，书本是学校发，但笔墨纸砚和穿着及生活花费都得靠自己。除了劳动获得一些收入外，家里很难支助我们。在学校这段时间，有两个人给予了我帮助。一个是我的堂兄濮俊，我大伯父的长子。解放后不久，他参加了供销工作，开始在衡阳，以后去了江西工作。1957年他路过长沙，他来学校看我，我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见面后，似乎没有多说话，我只记得他说过这样的意思：好好读书，要跳出农村这个火坑。临别时，他给了我10块钱。此后，我俩再也没见面，他于80年代去世，据说生有两个儿子，但从未见过面。

另一个同学，也是我的老乡叫罗纹。他学钻探工程，于1958年提前毕业参加工作，后改行学机电安装。1959年暑假期间他在湖南水府庙水电站搞安装工作，他约我去耍。我到他那里后，他与同班同学戴丽华结婚了。他俩热忱地接待了我，在那儿玩了几天。临别时，他们赠送了我15元钱。在当时可能是他的半个月工资。

俊兄和罗纹共赠我25元，就当时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解决了我的一些困难。我最困难的一个学期是1959年上半年，那学期我只花了8分钱——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买了一张8分钱邮票。那封信还不知道家里收到没有，因为至年终我都没有收到家里回信。那个学期，我没有出过校门。

就学习考试成绩而言。头一两学年实行5分制，我一般都是5分，很少得4分。我在班上当过体育委员、劳动委员，以后几年当过学生会的学宣部长。我写文章出手快，也带一点鼓动性。1961年我已在陕西工作，从母校那里得到一个信息，说刚进学校的一年级同学骂我，说上了我的当。他们看了我在196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考电力学院的。我的那篇文章，后来被学校摘录在招生简章上。

学宣部长主要管学习和宣传，这项工作比较琐碎繁忙，出版报、壁报，油印刊物，还有一个广播室，要组织和审查稿件，安排广播，这些都由学宣部管。除组织各班学习委员和通讯员写稿外，有些稿件还得我亲自执笔。宣传工作由党委宣传部管，学习方面由教务处管。这两项工作占去了我许多课余时间。只有到了每个学期期末，复习考试时那两周时间，才算轻松一阵子。

有一天，党委宣传部一位老师找我，说宋校长找我。于是我很快去了宋校长办公室，宋校长很热忱地接待了我，叫我坐下，并叫通讯员给我泡了一杯茶。这是一种很高的待遇，很少见到在办公室里，老师（领导）给学生泡茶喝的。坐下后，他首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学会的工作情况。接下来就讲开了政治，他强调作为一个干部，一定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政治方向。“你很不注意政治立场问题，工作粗糙，你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非常吃惊，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性质如此严重，我等待他下文。

“校门口贴的标语是错误的。”他有点生气。我马上想到校门口贴的一幅对联式的标语：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没有错呀，但我没有吭声。

“你写的政治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资产阶级政治？”

我恍然大悟，马上认错，没有顾得上喝茶，立即去了校门口，将两条标语撕下，并换下了如下两条标语：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不久，学校安排去农村参加“双抢”劳动。“双抢”即抢收抢种，是农村农活最忙的季节，政府部门一般都要安排学校学生参加这一活动。学校党委安排我随宋校长一起行动，以便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写报导和总结。

下乡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报导，拟送省报发表。内容是讲学校非常重视这次“双抢”活动，教职员和学生们如何积极响应参加等情况。写完后，我请宋校长先看。他看了以后，没有说话，却叫党办主任给他找当天的《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报纸送到后，他坐在那儿看起来，把我晾在一边，也不同我说话。过了一会，他才把我叫到他跟前。

“濮声荣你看看，别人写的报导。”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对我说。

“在党的领导下，怎么怎么行动。”

“首先是党的领导，然后才会有行动，首先有党，才有成绩。不听党的话，才会有错误，才会失败。”

“人家写的第一句话，是在党的领导下，切入正题，突出重点……”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政治的话，政治宣传活动中的精髓，是评价事物和看待问题时，首先必须想到的。他的这段话，使我终生受用不尽。特别是搞文字工作，广众场合讲话的人，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则，肯定会碰壁一生。

在长沙四年，虽然寒暑假都不回家，但除了在学校生活外，很少去长沙各地走走。我记得就是1958年暑假去过一次岳麓山，1960年毕业后同舜球又去过一次，其他地方都没有去。1958年到南郊修过铁路，到新开铺一带抓过老鼠和麻雀——参加除四害运动。上岳麓山，必去岳麓山书院参观。这是有名的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现为湖南大学范围之内。大门的正上方悬挂宋真宗书写的“岳麓书院”的御匾。大门两旁有副非常霸气的对联：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在以后几十年的南来北往旅途中，常有人提起这副对联，它成为湖南文人的一张名片。其大意大致了解，但对其真意及其出处不知所以然。当退休后，再次游览岳麓书院，见到《岳麓书院》一书时，才知其来由，书中如此介绍：

“相传清代嘉庆年间，书院进行大修，完工之后，门人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山长以“惟楚有材”嘱诸生应对，众人苦思，不得其果。贡生张中阶至，脱口答曰：“于斯为盛。”

联为流水对，意思是说楚国（特指湖南）人才众多，而书院尤为兴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这副对联，正是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特别近现代表现出的伟人更是突出，名人甚多，可数几箩筐。

岳麓书院悬挂有多副对联，寓意深远，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两副对联，其一是：

工善其事，必利其器；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其二是：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前联为学人必须遵循的要领和精髓，后联为做人应具备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都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值得吸取和时时玩味。

上述两副对联是我第一次参观岳麓书院记下的，后记录在笔记本中，笔记本已发黄破旧。

毕业临别时，我同舜球再一次上了岳麓山。那次看的地方较多，舜球还带了卤肉和葡萄酒，我俩在山上聊了一天，天黑才回到学校。

与舜球的这次长谈，对我以后走上社会，学习生活工作影响深远，似乎才明白一些事情。例如，学习没有必要去争前几名，尤其是第一名。把要学的东西搞懂了，搞通了，会用了就行了，没有必要死记硬背。学习还应广博，不局限某一门学问，将来干什么就钻什么。搞运动的时候，不要先发言，发言尽可能使用中性语言，对事对人要永远一分为二，不清楚的事不要轻易表态。对人要坦诚，要厚道，不要议论和评价第三者，不要轻信，要同情弱者，不畏惧强者。

然而，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想做好点，但许多没有做到，还是性格使然。

学校各种社会活动还是比较多的。1959年我受到了班上团支部组织的批判，说我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起因是我跟一位刘姓同学闲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技术，要经得起孤单，耐得住寂寞。十年磨一剑，只要你有真本事，迟早会被社会重用的。有如金子，即使埋藏沙砾中，迟早也会闪光的。

批判的重点是：你为什么说自己是金子？别人是什么？他们都是砂砾？你怎么这样骄傲，疯狂到了极点！

开始我想不通，我说的一段话有什么错，我说话的前提和中心思想是什么？我这是说的励志的话。但当时，我不能说话，任凭大家反复分析批判，上纲上线，前后开了三次会，我检查了三次才过关。幸运的是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建议学校免去我的学生会学宣部长。

为这个事，舜球很为我不平，他对我讲了很多大实话，以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警言。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这为我踏入社会数十年的生活，没有吃大亏，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也使我认识到人性险恶和祸从口出这一千古遗训的正确性。

话虽如此，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我被一位王姓同学出卖了。

运动刚开始时，队上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但不多，那时我任地质分队长。大字报说我走“白专道路”，不突出政治，是反动技术权威。但时隔不久，运动发展到“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自然不是重点，靠边站了，仍然叫我抓队上生产。

这个时候，从母校给我们院发了一个函，说我是学院黄修本的嫡系高材生，而黄是三家村黑线上的人。要我主动揭发黄的反动言论和罪恶勾当。当时，我带队在陕北三边地区搞水文地质勘探，找水救灾，我当即返回队部。院队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划清界线，站稳立场，主动揭发。我能说些什么呢？黄校长是民盟人士，一直很受同学爱戴，他主管教学，而我是学生会学宣部长，与他接触较多。毕业时，党委想留我在党委宣传部工作，而他想留我当教师，我都谢绝了，我是最后分配到陕西来的，最后把舜球和另一位蔡姓同学留下当教师。

到陕西后，我同黄校长通过几封信，主要说来陕后的工作情况。他写给我的信，我还保留着，于是我找出那几封信，并写了一点揭发材料，交给院党委，转交母校。揭发的材料主要写了两条：第一，不突出政治；第二，他对学生的穿着要求是资产阶级的，例如，他要求学生穿衬衣，必须把衬衣的下摆放到裤子里。原始信件是很能说明的。所以，学校造反派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

1967年初，全院集中到西安院里搞运动，我担心有人又会提出我跟黄校长的关系。于是，到西安后，我向与我一块分到院的同学说，如有人提及此事时，希望能帮忙解释一下。有一位王姓同学平常跟我关系不错，当我提出这一希望时，他非常爽快地答应：“冒问题！”一口地道湘乡话。

第二天在院里，以室、队为单位学习文件，进行批判。当时批判的重点还是“三家村”，“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人物，“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会议开始时，较为冷场，没有人发言。地勘队工人多，文化程度不高，批判不知从何说起。这时，主持会议的领导，进行启发鼓动，要求大家结合院内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干部要带头，要争取火线立功，火线入党，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党和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然后，领导大家呼口号，这时群众开始骚动，情绪有所激动。

就在这时，我的这位同学突然站了起来，很是激动，大声叫道：“我要揭发！濮声荣是三家村黑线人物！”他的话说出后，会场上是一片宁静，很多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也惊呆了。

这位同学说，昨天晚上我去找了他，叫他不要说我和黄校长的关系。现证明黄修本（即黄校长）是三家村里的黑干将，而濮声荣是黄修本的黑干将，他过去写过文章，宣扬封资修，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肯定有鬼。如果没有鬼的话，为什么叫我包庇他？现在叫濮声荣老实交待他与黄修本的关系。还有，他写过哪些宣扬封资修的文章，叫他交待。这位同学越说越激动，涨红了脸，口角出现了一些白色泡沫。他说完后，会上又是一片宁静。因为事情太突然，因为一块分来的五位同学中，我表现比较优秀，又当了地质分队长，平时跟大家关系不错，而说的事情是过去学校老师的事，离他们很远，所以，大家不知怎么说才好，因而冷了场。

冷场一段时间后，还是主持会议的领导，叫我说说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刚开始说时，我觉得非常突然，不可理解，我们都是同学，从南方鱼米之乡来到这不发达的北国，平常关系还很不错，应该相互关心，相互提携才对，怎么在关键时刻捅刀子，说一些莫须有的事呢？！

这时，我已变得非常冷静，况且在群众场合说话，我已锻炼出来了。于是我简要介绍了前段时间，母校来函要我揭发黄校长的罪行。我同黄校长是一般师生关系，因为我当过学宣部长，与他接触多一点，我分配来陕西工作后，相互通过几封信，信的内容可以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些信我已交给了组织。我说完后，没有人质疑和指责，会场又冷了下来。

没有人说，我倒主动说开了：既然王同志说我同黄校长是黑线上的人，写过许多文章，他可以揭发。另外，一块来陕西还有几位同学，他们可以作证，也可以揭发。我还说明，我自离开学校来陕西工作后，从没有写过文艺方面的文章，我连小说都不看，大家可以作证。

我后来的一点补充说明，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论是工人、干部，他们没有见到我看过小说，打过扑克、麻将之类。除了工作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看业务这方面的书，我还订过几份业务杂志，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

没有人说话，时间也快到了吃饭时间，于是散会。

王姓同学想表现积极，企图争取火线入党，但他的揭发没有人响应，其他同学都表示沉默，他落了个自讨没趣，文革后期他就要求调回湖南老家了，不久他妻子去世，似乎一个人生活。

这就是我的学业梦。“梅花香自苦寒来”，完全是“苦”出来的。可以说，比古人还苦。为什么？因古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资格上学。解放后，我们穷苦孩子可以上学了，但经济上并不富裕。所以，“寒窗之苦”和“羞涩之苦”，岂不是古人的双倍么？

但我发现，只有“苦”出来的学子才有用！纨绔子弟有几个中了状元？更别说国家栋梁之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