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斯人以前的俄罗斯
我们只要比以前更加详细地研究从公元4世纪至8世纪的迁徙时期南俄罗斯的文物古迹，就会意识到伊朗文化在这些世纪中在南俄罗斯的不间断演变……斯拉夫人的基辅公国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因为同样的文化传统——我指的是希腊—伊朗传统——是几个世纪中为南俄罗斯所知的唯一传统，而且是无论德意志入侵者还是蒙古入侵者都不能摧毁的传统。
罗斯托夫采夫（Rostovzeff）(1)
是的，我们是斯基台人。
是的，我们是亚洲人。
眼睛斜视，目光贪婪。
勃洛克（Blok）
历史中充满了延续性。虽然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一个事件序列都因此表现出流动和变化，但是正是某一特定的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才使得现在具有意义，并使我们拥有了历史。然而，我们怎样具体来建构延续性，这却有争议而且常常是冲突的。本书的标题尽管看起来直截了当，却也是一个争议，因为它在“俄罗斯”这个标题下囊括了许多特定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包括那些讲不同语言，用不同的名称称呼自身的民族，它们中有一些后来因差别意识的激励作为民族国家赢得了独立，并且坚持它们的历史不是俄罗斯史。比如，当代的乌克兰史学和波兰史学，其趋势就是把基辅罗斯的居民讲述为鲁斯尼亚人（Rus'ians）或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而不是俄罗斯人。其他历史学家也警告说，“俄罗斯”一词在历史上回溯到早期时代，在地理上延伸至这个成长中帝国的可触及之处，就有可能遮蔽多样性，甚至是使得帝国支配合法化。这个观点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本章内容将显示出，所说的俄罗斯是在一个复杂和变化的多种族空间中浮现，也发展成为一个多种族的帝国。所以，本书讲述的俄罗斯历史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尽管俄罗斯人的作用和俄罗斯民族性的观念在这里面将会是强有力的。然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既探求延续性也寻找复杂性。所以本书也就遵循长期以来的传统，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俄罗斯”一词，以探讨构成了俄罗斯历史的延续性。不过，我们也坚持这部历史中持久的复杂性和多种族的多样性。
非斯拉夫的诸民族和文化
许多古代文化都是在后来为苏联疆界所包围的巨大疆域上发展起来的。其中那些在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和中亚地区繁荣起来的文化仅仅对俄罗斯历史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这些地区只是在19世纪才成为俄罗斯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从黑海北岸以及更远的草原地区来开始本书对俄罗斯历史的介绍。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居于希腊、罗马和拜占庭（Byzantium）所组成的古代世界的边缘。实际上，通过从公元前7世纪就开始出现在南俄罗斯的希腊殖民地及一般的商业和文化交往，南俄罗斯大草原上的人们也参与了古代文明。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就曾在布格河河口的希腊殖民地奥尔比亚（Olbia）度过了一些时日，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草原地区及其居民的颇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述和其他同时代人留下的分散而零星的证言被沙皇俄国以及苏联在更大规模上的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至少是粗线条地知道——基辅公国建立前南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而且，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一背景对于俄罗斯历史的重要性。
考古学家们已经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前期（35 000年至10 000年之前），俄罗斯平原上就存在着狩猎—采集者群体，发现了工具、武器、猛犸象骨搭建的住处、珠宝饰物和艺术（可能是圣物）的存留。早在公元前4000年，众所周知的南俄罗斯新石器文化就在第聂伯河、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逐渐发展起来。有关遗迹证明那时农业已在该地区牢牢扎根，也证明当时就已经有了定居的农民与入侵的游牧民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南俄罗斯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驯养家畜，从事纺织，并拥有成熟的宗教。螺旋纹和回纹陶器不仅把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中欧的南部地区联系起来，而且也特别地把它与小亚细亚联系起来，就像罗斯托夫采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虽然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准确联系。大约在同一时期，一种使用金属的文化在高加索山区北部的库班河（the Kuban）流域发展着，同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topamia）也拥有类似的文化。在众多坟墩中发现的由铜、金和银制成的金属器皿展示了其制造者的不俗的技艺和品味。虽然人们对南俄罗斯的青铜时代相对来说知之甚少也言之甚少，但是南俄罗斯的铁器时代却与新一轮的入侵以及南俄罗斯大草原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批居民的出现同步，而且显然是由此而来的。
我们对其知之甚少的金麦里人（Cimmerians）通常被认为是此地最早使用铁器的民族，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罗多德。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色雷斯语（Thracian）这一分支，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00年统治着南俄罗斯。他们的版图曾一度深入至高加索。近来历史学家一般认为金麦里人属于南俄罗斯的上层阶级，而当时大多数人则是当地土著，正是后者稳定地延续和发展了黑海北岸的文化。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虽然统治集团几经变化，但没有破坏这一根本性的文化连续性。
现在该斯基台人登场了，他们击败了金麦里人，摧毁了他们的国家。新的入侵者来自中亚，操某种伊朗语言，因此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虽然他们的种族构成中显然也有某些蒙古人的成分。他们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着南俄罗斯。根据同时代人希罗多德的描述，斯基台人的统治从多瑙河延伸至顿河，从黑海北岸扩展到内陆腹地，后者的距离相当于20天的旅程。版图最大时，斯基台人的国家的西部疆域深入到多瑙河南部，中间穿越高加索，其东部疆域则深入至小亚细亚。
斯基台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居住在由公牛拉的像帐篷似的车辆中，根据马匹的数量来计算他们的财富，马还是他们的食物。在战争中，他们是卓越的轻骑兵：使用马鞍，用弓箭和短剑进行战斗。他们的以机动和规避为基础的战术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即使是他们的强大对手——强大的波斯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也不能击败他们。斯基台人在南俄罗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并且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该地区带来了稳定。在此期间当地的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并且由于新的交往和机会而得以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斯基台人自己是游牧民，但是农业在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区依旧繁荣。希罗多德按照当时的惯例把该地区的所有人都称为斯基台人，但他也区分出了“高贵的斯基台人”和“斯基台农夫”等不同集团。
在南俄罗斯，斯基台人最终被萨尔马特人（Sarmatians）击败并被他们取代了。萨尔马特人是又一波来自中亚并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萨尔马特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与斯基台人的相似，虽然人们也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显著的差异。这样一来，虽然两个民族在战争中都是典型的骑兵，但是萨尔马特人使用的是马镫、盔甲、长矛和长剑，这与斯基台人的轻便装备不同。更重要的是，萨尔马特人显然很顺利地就适应了自己的南俄罗斯主人这一新地位，也同样顺利地融入了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公元1世纪著名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谈到了这一连续性，并特别指出穿越南俄罗斯草原的伟大的东西向的贸易路线在萨尔马特人的统治下仍然是开放的。萨尔马特人分为几个部落，其中的阿兰人（the Alans）看起来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居于领先地位。今天居住在高加索中部的奥塞梯人（Ossetians）便是阿兰人的直系后裔。萨尔马特人对南俄罗斯的统治从公元前3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
正是在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统治时期，希腊—伊朗文化才在黑海北岸和俄罗斯草原上发展起来。伊朗因素首先就是由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自己带来的。他们建立了庞大而持久的军事国家，这种国家形态为该地区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组织模式。他们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颂扬战争的宗教、全新的装饰艺术风格也即人们所熟知的斯基台动物风格以及总的说来雄浑有力且形式多样的艺术和手工艺，后者特别体现在金属制品方面。极为丰富多彩的希腊文明主要是通过希腊的殖民地传播到该地区的。这些殖民地最初是为了捕鱼而建立的，而后逐渐成长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和繁荣的社区。它们包括前文已经提到的、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的奥尔比亚、位于克里米亚（Crimea）、临近今日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topol）的契尔索尼苏斯（Chersonesus）、顿河河口的塔奈斯（Tanais）以及分别位于刻赤海峡（the Strait of Kerch）两岸的潘第卡帕乌姆（Panticapaeum）和帕纳格里亚（Phanagoria）。刻赤海峡连接着亚速海（the Sea of Azov）和黑海，并把克里米亚和高加索隔开。希腊人从事各种贸易，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把南俄罗斯的谷物输出到希腊。刻赤海峡附近的几个殖民地享有特别优越的贸易和防御地位，它们构成了博斯普兰王国（the Bosporan kingdom）的核心，该王国后来的历史既漫长又富有戏剧性。博斯普兰王国以及南俄罗斯的其他希腊中心于公元前1世纪都臣属于本笃王国（Pontus）的米特里达梯大帝（Mithridates the Great）。在他最终被罗马人击败后，这些希腊殖民地又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在罗马帝国衰落及最终崩溃之后，黑海北岸的一些前希腊殖民地，比如契尔索尼苏斯，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前哨得到了复兴。
公元前6世纪斯基台人用黄金制作的驯鹿。在斯基台人的艺术和宗教中动物形象占有重要地位。〔来源：埃尔米塔日（Hermitage）博物馆(2)〕
这样一来，伊朗人和希腊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比邻而居甚至彼此合作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并没有坚持其摧毁南俄罗斯的希腊殖民地的努力，而是与他们维持充满活力的贸易关系及其他联系。通婚、伊朗人的希腊化以及希腊人的伊朗化齐头并进，由此造成了文化的和有时是政治的融合，两种因素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罗斯多夫采夫在谈到博斯普兰王国——这种共生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时解释说：“追踪这一新共同体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它最初是一个由城邦和部落组成的松散的邦联，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质的政治实体。这一实体的统治者对希腊人而言是一位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对当地人而言则是一位根据神授之权而统治的国王。”今天，如果我们参观了埃尔米塔日博物馆或莫斯科的历史博物馆的相应展室，就不难领略南俄罗斯的古希腊—伊朗文化的巨大影响与辉煌成就了。
萨尔马特人在黑海北部大草原的统治被哥特人（Goths）粉碎了。这些日耳曼入侵者发源于北方的波罗的海地区，向东南方向侵掳。在南俄罗斯，他们分裂为西哥特人（Visigoths）和东哥特人（Ostrogoths），后者最终在赫曼里克（Hermanric）的统帅下建立了一个东到黑海西至波罗的海的大国。但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哥特时期（从公元200年至公元370年）随着来自亚洲的新入侵者匈奴人（Huns）的出现而突然终止了。虽然事实证明哥特人是出色的士兵和水手，但是他们的总的文化水准大大落后于南俄罗斯文化，因此他们对南俄罗斯文化毫无贡献。
匈奴人在公元370年左右突然出现在哥特人面前，他们是经由古老而著名的草原路线从中亚大规模迁移至南俄罗斯的。这支突然闯入欧洲历史的大军的构成显然并不单纯。种种证据表明，他们是操突厥语（Turkic）的民族，其队伍中还混有大量的蒙古人和芬兰乌戈尔人（Ugrian）。后来，当他们横扫中欧乃至西欧的时候，他们身上已经有了日耳曼和伊朗的文化因素了。因为匈奴人在征服日耳曼人和伊朗人的过程中，顺道也拣来了他们的文化。虽然匈奴人是所有侵入过南俄罗斯的民族中最原始的民族之一，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动力和军事威力去征服那块土地。他们也在欧洲的所谓大迁徙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451年，匈奴人进入法国，在夏朗（Châlons）一役中受挫。即使如此，他们仍然侵入了意大利，而且，据传只是由于教皇列奥一世（Leo Ⅰ）对其领袖阿提拉（Attila）的影响，才使罗马幸免于难。但是，随着阿提拉在453年的突然死亡，组织不善的匈奴国家顷刻间就崩溃了。它的后继者包括保加尔人（the Bulgars）的庞大游牧部落，以及乌提古尔人（the Utigurs）和库特里古尔人（the Kutrigurs）等较小的游牧部落。
侵入南俄罗斯的下一波入侵者也是由来自亚洲的、操蒙古语和突厥语的、相对原始的民族组成的，他们是阿瓦尔人（the Avars）。他们于公元558年侵入，其国家在俄罗斯持续了约一个世纪，他们建立的政权的寿命则有250多年。随后就迅速解体了，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这也是具有流动性、政治上不成熟以及文化上虚弱的游牧帝国的共同命运。在其权力的鼎盛时期，阿瓦尔人统治着从东俄罗斯至多瑙河平原的整个地区。帝国的首都位于多瑙河平原上，而且他们在失去对俄罗斯的统治之后仍然呆在那里。阿瓦尔人的军队一度威胁到拜占庭，而且他们还对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及其帝国发动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但没有取胜。
在7世纪，一支新的力量出现于南俄罗斯，更确切地说，出现于下伏尔加河、北高加索及俄罗斯草原的东南部。这就是可萨人（the Khazar）的国家。在可萨人的压力下，保加尔人急剧地一分为二：一支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定居下来，被周围的斯拉夫人所同化，今天的保加利亚就得名于这一支保加尔人；另一支向东北方向退却，最终在伏尔加河与卡马河（the Kama）的交汇处建立了国家，定都大保加尔城（Great Bulgar）。乌提古尔人和库特里古尔人则退至亚速海沿岸和顿河河口一带。
虽然可萨人也是来自亚洲的操突厥语的民族，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却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截然不同。首先，他们与阿拉伯人进行了痛苦的战争，从而成为阻止伊斯兰教传入欧洲的壁垒。当他们的国家在欧俄东南部最终稳定下来之后，它因其商业、对外交往、法律的宽容和开明而闻名于世。虽然可萨人自身是半游牧民族，但他们也推进城市的建设，主要城市有距伏尔加河河口不远的首都伊蒂尔（Itil）、萨曼达尔（Samandar）、萨尔克尔（Sarkil）等。两大洲结合部的位置对可萨的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研究可萨的历史学家邓洛普（Dunlop）指出：“显而易见的是，可萨汗国（Khazaria）的繁荣与其说是取决于国家的资源，不如说取决于居于重要贸易路线的有利位置。”可萨的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以及随着可萨的统治向西在俄罗斯平原上的扩展而增加了的贡品。在可萨汗国，异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生活在一起，都享有依照自己的法律生活的充分的自由和自主权。在8世纪和9世纪，可萨人自己皈依了犹太教，至少他们的拥有可汗头衔的统治者和上层阶级是如此，这样便为他们不寻常的历史增添了不寻常的又一章。可萨人还被认为是第一批建立了常备的雇佣军的民族之一。可萨汗国的发展，诸如它与阿拉伯和拜占庭世界以及其他文明的密切联系，广泛的贸易联系，以及它的世界主义的基本特征，为基辅公国崛起前后俄罗斯大平原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埋下了伏笔。另外，虽然可萨人在商业发展方面表现不俗，但各种各样的大规模商业交往也在其北边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的国家中得到了发展。
东斯拉夫人
从新石器时代到可萨时期黑海北岸和南俄罗斯草原的文化是基辅罗斯兴起的至关重要的背景。然而，后来被称为罗斯人（Russians）的基辅公国的居民并非斯基台人、希腊人，或者可萨人，虽然他们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了这些民族以及其他先辈和邻人的影响；他们是东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这一术语源自语言学，我们对古代民族的一些较好的分类通常都来自语言学。这个词指的是说斯拉夫语族之东部诸语言的一个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东斯拉夫语：通常被简称为俄罗斯语（Russian）的大俄罗斯语、乌克兰语以及白俄罗斯语。斯拉夫语族的其他分支有西斯拉夫语支和南斯拉夫语支；前者包括波兰语和捷克语，后者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和保加利亚语为代表。而斯拉夫语族又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该语系范围包括今日仍在使用的欧洲的大部分语言和亚洲的一部分语言。除了斯拉夫语族之外，这一语系还包括条顿（Teutonic）、罗曼（Romance）、希腊、波罗的、凯尔特（Celtic）、伊朗、印度、亚美尼亚以及色雷斯—伊利里亚（Thraco-Illyrian）等语族。前文提到过的金麦里人就显然属于色雷斯—伊利里亚语族，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属于伊朗语族，哥特人属于条顿语族，又叫日耳曼语族，而希腊人当然就是希腊语族的伟大代表了。早期的俄罗斯历史既受到了其他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的影响，例如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人的影响，也受到一些非印欧语系的集团的影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不同的突厥部落（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蒙古人以及芬兰乌戈尔人。
在同一语族以及在同一语系内，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着有机和内在的联系。相形之下，在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之间，例如在印欧语系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之间，除了偶然的借词之外，人们还没有确立它们相互间的根本性联系。实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起源于地球上许多不同的地方，因此，分化自始就是语言世界的规则。为了解释同一个语系内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以及同一语族内诸语言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学者们为每一语系，例如遍布欧洲大部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所有印欧语系的民族，假定了原初语言及其发祥地，也为后来的、进一步分化和变异之前的各语族假定了各自的原初语言及其发源地。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维斯杜拉河（the Vistula）流域和喀尔巴阡山脉北麓地区通常被视为斯拉夫诸民族的发祥地。沙赫马托夫（Shakhmatov）(3)等人认为斯拉夫人的分化始于公元6世纪，东斯拉夫人定居欧俄大平原的时间则是在公元7、8和9世纪。在重建斯拉夫人的迁徙模式的时候，误差常常难以避免，因为事实上诸种东斯拉夫语更接近于南斯拉夫语而不是西斯拉夫语。应当强调的是，在运用原初语言及其发祥地假说的时候，我们谈的是语言，而非种族。上述所列的诸多类别都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而非种族意义上的，并非必然与任何体质特征相一致。而且，通婚、征服、模仿等因素一再改变说某一特定语言的人的数量和构成。例如，英语今天既是约克郡（Yorkshire）(4)居民的母语，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母语。整个民族可能会丧失一种语言并采用一种新语言。入侵者常常被土著居民所同化，巴尔干半岛上说保加利亚语的土耳其人的情况就是如此。也有一些入侵者能够征服并整合当地人。例如，一些历史学家就是通过斯拉夫和立陶宛部落的德意志化而非灭绝来解释德意志人在东欧的扩张的。也存在一些至今难以解释的个案，比如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极北部和俄罗斯极北部的拉普兰人（Lapps）的语言：它是一种芬兰乌戈尔语，但在一些专家看来，它似乎建立在一种极其不同的语言结构之上。
新近的研究已对原初语言及其发祥地的理论提出了彻底的批评。现在很少有专家能够多少自信地谈论印欧语言在历史上的发祥地，一些人甚至拒绝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概念。对学习俄罗斯历史的学生来说更重要的是，斯拉夫语发祥地的传统学说也从根本上受到了质疑。新的发现表明，斯拉夫人在比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早得多的时期及大得多的范围内就已经在俄罗斯存在了，这些发现极大地刺激了对有关问题的再评价。为了应对新证据，一些学者重新界定了斯拉夫语发祥地，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也包括进来。其他人假定斯拉夫人在更早的时期就发生了分化。一些人则指出斯拉夫人的分化是分为几波进行的，以便既能够解释他们在俄罗斯平原上年代久远的存在，也能够解释他们后来向那里的迁移。另外一些人则完全放弃了斯拉夫语发祥地的问题。尽管新近关于斯拉夫史前史的著述展示了许多新的事实，但是仍然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总体性理论来取代已被发现不尽如人意的理论。
尚存的关于斯拉夫人的最早的书面记载的作者是古典时代的经典作家，包括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和塔西佗（Tacitus）。后来的重要记述的作者包括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比乌斯（Procopius）和哥特人约尔丹（the Gothic Jordanes）。最经常被用来表示斯拉夫人的术语曾经是“维涅德人”（Venedi）和“安特人”（Antes），其中后者意指东斯拉夫人。但“安特人”一词也曾被赋予其他解释，例如用来指在斯拉夫人之前定居在南俄罗斯的讲伊朗语的居民或哥特人。苏联的考古学家坚持认为斯拉夫人在俄罗斯部分地区——特别是在顿河地区——定居的时间至少从公元前1000年中叶就开始了。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斯基台时期起斯拉夫人就构成了俄罗斯南部和中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主体部分。例如，他们可能就隐匿在希罗多德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称呼之中，比如“斯基台农夫”。人们知道，东斯拉夫人与哥特人进行过战斗，曾经被匈奴人挟裹着一起向西方迁徙，被阿瓦尔人征服过，某些东斯拉夫部落在基辅历史的黎明时期还在向可萨人进贡。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主要书面历史资料、12世纪早期写就的基辅国家的编年史《编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东斯拉夫人那时分为12个部落，分布在俄罗斯平原的广阔地域上：从黑海、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开始，穿越乌克兰，向北直抵诺夫哥罗德（Novgorod）地区，在东方直到伏尔加河流域。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民族之外，他们的邻居包括散布于北俄罗斯和东俄罗斯的讲芬兰语的居民和西边的立陶宛诸部落。
到公元9世纪的时候，东斯拉夫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农业在东斯拉夫人中间已经充分而广泛地确立起来。其他的重要生产部门包括捕鱼、狩猎、养蜂、养牛、纺织、制陶以及木匠之类的手工艺。那时东斯拉夫人懂得使用铁器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他们还从事市场广阔的各种商业。他们拥有相当多的城镇；根据季霍米罗夫（Tikhomirov）的统计，有238座。这个统计其实是不完全的。其中的一些城镇，例如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Smolensk）以及属于波利安（Poliane）部落的基辅，将要拥有久远而重要的历史。人们对这时东斯拉夫人的政治组织知之甚少，然而也存在一些零星的关于安特人及其某些部落的统治者的资料：例如，约尔丹提到了波兹（Bozh），哥特战争时期安特人的一位王公；阿拉伯作家马素迪（Masudi）记载了一个叫马德扎克（Madzhak）的人，他显然是阿瓦尔时期一个名叫杜列伯（Duleby）的东斯拉夫部落的王公。
(1) 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是俄国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
(2) 圣彼得堡的一家美术、文化和历史博物馆，也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建于1764年。该馆由冬宫、新埃尔米塔什、旧埃尔米塔什等建筑组成。
(3) 沙赫马托夫（1864—1920）是俄国语言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及其语言的起源和演化问题。
(4) 英国的一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