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市委档案资料工作的初始期（1950年2月—1954年）

2月，上海市委与华东局分别办公后，市委秘书处下设档案资料室，罗文为主任，下设档案组、图书组、报纸资料组。后罗文任秘书处处长，下设档案资料科。[12]

3月8日，【在】市委资料室。[13]

4月—1951年10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档案资料科科长（支书、总支委）。[14]

8月19日，资料室对罗文的意见：

优点方面：有革命的家务观念，完全把资料室看成自己的家，工作细致、谨慎，有钻研精神，组织观念强，表现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严格，发现干部有思想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思想领导抓得较紧，但有计划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不够。

缺点方面：民主精神发扬不够，工作上有些问题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现在倾听下边意见，上下结合解决问题不够，而是自己布置一套；有些固执己见，特别是经过自己考虑较多的问题不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工作被动，忙于事务领导，从政治上、业务上提高同志的水平不够；有些好表现自己，如总支竞选和学习总结时；对同志看法有些凭印象出发，接近同志也畸重畸轻。[15]

8月29日，资料室对罗文的意见：

罗文同志：兹将同志们——主要是资料室小组及支委对你的意见综合如下，供你参考：一）主要的而且自始至终的优点就是对党忠诚老实，工作上谨慎细心，有革命家的观点，组织观念强，对同志耐心教育，态度诚恳。二）工作上的缺点是领导思想上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怕犯错误。因而表现在领导作风上手工业式，不善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客观上形成不民主，不善于运用小组会议形式共同商讨解决业务上的许多问题。而仅依靠自己考虑、自己出主意，与实际工作情况有距离，不能为群众所接受，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下面同志陷于苦闷。在支部领导上对于同志思想是掌握得紧的，但同样不善运用组织力量，单纯依赖个别谈话，费时多，收效少。以上是阻碍工作开展的主要缺点与根源。

这一方面的例子如：不参加各组业务会议，也不看会议记录，特别对报纸组帮助是很少的，往往只从工作的形式着眼（如整齐等），而对工作内部的许多问题（如分类法等）少钻研，少与人讨论。

此外，对同志关系上还不能一视同仁，有些温情，重印象等缺点。[16]

12月1日，去年[17]10月朝鲜战争形势紧张时，我们准备应付这个情况，在准备工作进行中，在传达报告的引导和钱款收支上犯了错误，现在把这个错误经过，就我能够认识到的写在下面。

一）接受准备工作任务

十月下旬，有一次赵处长【赵丁夫】叫我到他办公室面谈问题，说是朝鲜战争紧张，敌人可能轰炸沿海城市，甚至登陆进攻我华东，特别是上海；我机关办公可能搬移地点，要在上海附近设后方；大的敌情来了，我不能在上海地区与敌展开战争，必须将其吸引到内地打击他。在三、四天内将资料档案全部搞好，准备行动，装运的家具（如箱、橱等）要适合战时情况轻便质好。资料档案的准备工作要考虑在三种情况下的不同办法，即一般情况下全部带走；比较紧张【情况】下全部档案及重要有价值的资料带走，余不带；情况最恶劣严重时，只带档案，余可不带，最高要求人在物在（即与文件共存亡的意思）。干部人员的处理，应分三批。第一批原则上体弱病、带小孩的女同志等跟档案；第二批在较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必要时通知和带领家属到后方；第三批坚持到最后撤出上海，因此第三批干部资料室两个身体壮的，质量强的即可，当即将干部研究划分一下，我暂被划入第二批。

二）了解了这个紧张情况，接受了紧急任务后，回科争取时间即边考虑边布置。

第一步：先进行档案资料整理盛装和大集中。

首先将全部资料档案分成两套（全部资料档案原则上均保【留】两份）。每套再分主要（包括机要密件）、次要与不要（即销毁的），并估计重量和体积。这时部门一批批文件源源不断送来，边收边整理。全部档案资料约□□斤。请示赵处长赶卖接收之图书，以解决档案橱的问题。经过批准后，即照指【示】办理，即报告处理经过。但因其他资料（报纸图书杂志等）尚无妥善办法，只拟紧急时用【装】旧书之麻袋装起。因此在报告档案处理经过时也顺便请示了一下报纸的出售问题，当即允许报纸由我们自己出售和开支。

根据这个指示，随【即】出售一批报纸，按当时的须要将重要的（如油布条箱等）经请示口头批准，即一一购置，很快将各种资料的盛装问题也一一解决了。

时间已进入十一月中旬【，】敌人以六百架飞机轰【炸】新义州。本市恢复防空，我机关派人到后方设营，成立行动机构，干部登记家属，分批组织。在这个紧张情况下，随时都有行动的可能，我们将准备好了的资料放入地下室，这时全部档案资料已基本上准备完毕。

第二步即准备行动和组织干部时事学习，特别是朝鲜前线情况的研讨和外交活动情况的注意，朝鲜战争越顺利，我们准备也越急。

情况在不断演变【，】捉摸不清。准备工作中的需要也非一下子可完全解决，逐步添设。报纸也根据这个需要，先后零整出卖，化【花】起来也很宽裕很顺手，尽量准备周到方便，甚至除化【花】费外，还想留一部【分】款给跟随档案的同志带在身边，以备上下火车汽车轮船雇人搬运（因干部病号多、女同志体弱的多）和重病号等必要时支用。想着款项存放和账目由管账人负责，收支错了由我负责。

行动的准备工作是按照最坏情况准备的。当时脑子里最显著的想法是“与文件共存亡”，第三批是游动的紧张情况，我会留在第三批；那时他们都走了，我一二人只带大衣、指南针、雨衣、旅行包（放文件用品）、手枪、望远镜（注意敌我不分和观望敌我飞机用）、手电筒等，其他一切都不要了，坚持到最后撤出上海。

有几天思想上过于紧张，白天跑到街上买东西作准备，夜里身体虽很疲劳但是也失眠睡不着觉。一直到十二月一日，敌自清川江以北向南总溃退，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档案资料、干部问题、行动问题等一切均已最后完成。因此，虽考虑敌人可能在溃退期发疯炸我后方，但精神已安定下来，工作已注意……[18]

12月16日，市委档案资料科。[19]

1951年（43岁）

2月，《对罗主任的意见》（此条引文中“罗主任”简称“他”，编者注）：

高：做事快，容易和同志接近，可说是打成一片，不像吴主任那样冷静、很老实。孙A：能经常地和他讲故事，转党前我思想问题很严重，我第一次接近他，最初以为他不会讲话，其实他讲得很好，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启发了我。孙B：他朴实而诚恳，做事也细心，在欢迎新同志会上他看到李处长很耐心，很容易接近人。缺点是不能放手改革，不主动改进，看书时间好像太少。对自己顾虑少，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丁：做事细心，讲得清楚，我主观上认为他有两点，认为对同志的了解思想上不深入。汤：我也感到他会和同志们讲话。但他不如吴主任能在思想上抓思想上的核心问题，他工作负责任，检查学习很深刻。储：工作抓得紧，思想不深刻。王：党性很强，调档案室时，本来与自己意见相违，但一开始他有信心克服，而且也真的克服了，对自己利益考虑少，对党的利益看得高。作风很诚恳朴实，他总是愉快的，虽然会说笑话，但是诚恳的，群众观点强，立场稳定、看法很正确，我们把他看成爸爸一样，没有顾虑。领导工作先紧后松（学习），档案工作领导无计划、本身也有拖拉。对轻重缓急不分（总结丢下，搞中央文件），这或是拖拉，或是考虑较少。九月份工作有了改进，他认为平淡，这是自己亲身参加少，以致体会很差，觉得他主观很强，和他讲了许多，他说出来后还是自己一套。（总结会我们本来提了很多尖锐意见，但他综合一下温和了，当时他不同意应在会上反对，但当时不反对，而以后却坚持自己意见。）工作有时似乎很忙，但又似乎很弄不好；我觉得他钻研很好，但所得不多。一个不好习惯，事情总要拖到临急才做（开会、发票），不顾及自己的利益，……党性强在处理问题上立场坚定。很多事情无法动手而苦闷，增加人，扩充办公室过分小心，怕错误，结果不敢大胆放手，有点机械，应该吸收同志意见，鼓励提意见，小手小脚，有些琐碎，但也小心谨慎。程：还有一点，很有修养，我很急，但他很平心静气的答着。很能照顾同志，一次我不舒服，他照顾得很好，我感到他像我的爸爸。缺点是：听了人家意见后，没有回答而坚持己见。的确他很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如印鉴。魏：党性修养强，工作细心郑重，俭朴，特别感到他关心别人掌握思想，平时虽会说笑，但很注意各人的思想问题，而以自己的坚强党性来感动人。能亲自帮助我们动手布置阅览室，家务观念很强，像是家中主妇一样。缺点方面：思想似乎迟钝，问题说一两遍似乎他不知道，这里或许是工作太多，我倒认为对工作的担负假使吃不了，还应向上反映，因为感觉比较迟钝，电话又很多。嵇：工作责任心强，党性修养好，作风上能和干部打成一片，看来不像主任。转党延期问题两次问他都说没有延期，但这是错了，不知过去是怎样处理的，但一点在研究问题时不够。思想情况掌握好，有时比小组还清楚。做事手续清楚，处理孙的事，他将详情告我，交代分清。潘：优点的所在大家说的很清楚不再重复。缺点补充，乱一点，对徐入团事，处理差，以小盖全。

罗：意见提得很宝贵，提得没有顾虑，这是很好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回去讨论一下，在下次小组会报告，并希望大家再准备一点，做进一步的谈，还可以个别交谈。[20]

10月—1952年10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副处长。[21]

本年，《自我检讨》：

一、对党的各种政策掌握与贯彻。一年来虽对各种文件指示与领导意图能注意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执行，办文能经常注意原则性、政策性与实际情况，处理较大问题慎重研究和商讨，并有某些改进和提高，但缺点和错误也是严重存在的。如保密工作，对中央关于加强国防部门和国防生产部门保密工作指示，由于思想上重视不够，致未给1954年保密工作转向国防及国防生产部门创造下有利条件及思想基础，这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严重错误。其次，对总路线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体会不深，不能很好地时刻注意贯彻到工作中去。如对鞍钢代表来沪慰问参加鞍钢建设的上海工人同志，在接待时思想上未能从总路线这个严重问题考虑进行接待。再次，在文字工作上，有时照转和粗心大意，研究和审查注意不够，致有拟稿推翻重写和发出后更正的现象，这基本上是因为责任心不够和努力提高政策水平不够。

二、领导作风与思想领导。一年来虽在集体领导上能注意克服主观的自搞一套，相信群众，尊重各个干部的分工，发扬民主，接受党与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在思想领导上，注意克服某些狭隘的本位思想和某些单纯业务，忽视政治的现象。遇事能从整体考虑，从政治着眼，注意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对待工作。但缺点也是严重的，主要的是事务主义，表现在事无大小、缓急不分，碰到什么做什么，其结果是被动应付，失掉方向和中心，也表现在盲目自满，安于现状。如对个别部门的工作（主要是档案工作）在思想上盲目地认为已有基础，较长时期让其自搞，形成不了解情况，致无法不断提出意见向前推进。

三、工作态度。工作的态度一般是负责的，工作情绪比较正常。但由于责任心不够强，因而作风不够紧张，但更重要的是经常地、主动地注意根据工作的发展改进工作和全面地、有计划地推进工作前进不够，致形成顾此失彼，时紧时松和被动应付。

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在从个人兴趣出发，脱离现实的个人打算。如有时想专业化，怕工作中犯错误。这就造成对工作不敢多负一点责任，或负大一点责任，想工作单纯一些。对此虽有所警惕，认识有所提高，但也还难免或多或少时隐时现，致影响政治上的开展和提高。……

今后努力方向：1.继续努力总路线的学习，不断提高认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将总路线的思想贯彻到工作中去。2.进一步加强干部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力量，以发挥干部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做好党委的助手作用。3.经常注意全盘考虑工作和计划工作，注意分清缓急、主次，明确中心，争取主动工作，克服事务主义。[22]

1952年（44岁）

约8月上旬，《1952年三反以后的自我检讨与鉴定》：

在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时将我的工作、思想及作风等方面检查如下：

在几次大运动中的表现：1951年土改与镇压反革命时，……业务工作未能更好地围绕着党委的意图和运动的发展来进行。如资料档案在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虽也提出配合，但未认真组织干部讨论研究，致材料未起到应有作用；在支部内对党员同志了解和教育虽进行了一些工作，但不够彻底。如有个别党员失掉立场，迄今未作最后处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表现：开始时对三反五反认识不够，且带有狭隘经验主义的看法，未认识到这是异乎历来运动的一次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步步被卷入运动。在检查领导时，同志们对我在浪费、官僚主义及生活作风上提出若干意见，虽然当时对我是一个空前的猛烈冲击和巨大的震动，但是由于自己政治嗅觉迟钝，在新事物的面前不够敏感，兴趣热情亦不够高，认为意见虽好，但有部分不一定正确。于是不愉快，不相信自己犯了错误，继而产生一种消极和敏感的心理，想于运动结束后要求调动工作。听到有被撤职处分的干部时，即联想自己，估量自己，直到五月份总结秘书处工作和听谭震林同志思想建设报告时，这种心理才得以基本克服。

以上这些都说明自己的政策性原则性低，在新的事物面前感觉迟钝，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致陷于狭小个人工作范围的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遇到刺激不能更镇静坚定。

在领导方面：领导方式上有些老一套，勇敢改进不够，对工作缺少系统地从发展过程和工作程序中进行检查，改进提高。如总结的方法只重视成绩数字，而【对】总结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就显得不够。了解下情不够深入具体，又不注意发扬民主和发挥集体力量，布置工作多主观的一套，往往不够适当，而中途改变。因此同志们反映“布置布置再布置”。不善于运用组织力量，这表现在各种制度的建立与坚持不够经常。分工不细，干部忙闲不匀，致组织松懈，这种情形长期下去，即必然领导没有远见，工作上被动、忙乱，不了解情况，造成官僚主义。

思想方面：三年来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一向是麻痹的，因此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想在生活上安逸丰富的思想，想久居一地，房内整洁安静，好读书写东西，忘记了革命的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反映在工作上即铺张浪费，不求实际，在一定条件下迅速发展。如【19】50年应付情况时钱款开支即典型一例。削弱了革命战斗的锐气。工作不能深入，造成损失。工作上想单纯专业化，实质上即怕负责任，个人患得患失，如此次担任秘书处的工作时，思想上存在较长时间的顾虑，不能从党的需要和党的事业出发去考虑工作。这种思想反映在学习上，钻研技术性的业务，对政治兴趣开始逐步淡薄。如对《毛泽东选集》的研究，认为其中一些文件过去看过，不去再认真钻研，迅速看了一遍就算学过了。……

以上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自己家庭是新发富农，从小参加这种个体的分散的农业劳动，今天反映到工作即忽视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又由于以往长期做教育工作，斗争比较单纯，养成自以为是，民主作风不够，和不习惯领导复杂工作。又由于抗战前在大城市生活时间较长，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界线模糊，且在某些生活方式上学习资产阶级，加之在党较长时间教育下自己努力不够，因此进城三年来思想上自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熏染。

今后努力方向。加强政治学习，主要是有关业务的政策学习，以提高政策性和原则性。

发扬民主，大胆领导，不怕复杂困难，越负责重，领导问题越多花精力研究，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打破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小圈子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23]

约8月11日，《自我鉴定》：

优点方面：工作态度严肃，不计较党所给的任何任务，能自觉地埋头工作，精神集中稳步前进。一般能团结群众，生活上融洽。

缺点方面：工作上安于现状，不能很好地围绕上级领导意图进行工作，也即政策水平与理论水平赶不上工作需要，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现象。思想意识上，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表现在工作上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学习上的兴趣观点和生活作风的铺张表明不求实际。领导上自作主张，民主作风不够。

今后努力方向：加强政治学习，主要是有关业务的政策学习，以提高政策性和原则性。发扬民主，大胆领导，不怕复杂麻烦，越负责重，领导问题越多花精力研究，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打破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小圈子，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24]

直属领导机关鉴定：

除同意罗文同志的自我鉴定外，罗文同志在工作上钻研业务的精神是好的，但对政治学习兴趣不够浓，对新鲜事物的吸收不够快，因此，政治开展较慢，工作容易陷于本人业务的狭小圈子里。在领导上关心干部的政治水平的提高亦较差。[25]

10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处长。[26]

约10—12月，《补充1952年“三反”以后的自我检讨与鉴定》：

从发展中看，数月来对自己的认识及优缺点的表现，作如下补充：自上次检讨与鉴定以后，对自己的缺点有所警惕与某些程度的克服，如对上级的意图与指示能够重视，并从整体考虑贯彻执行，在具体工作中掌握全盘，注意计划性与思想领导，发挥民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不断改进工作。但目前还存在若干缺点，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表现在接受批评时要求对方提得正确，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和“闻者勉之”。在检讨时对自己缺点认识与分析批判没有对别人的缺点认识分析与批判深刻，总之是对人严，对己宽；其次在群众关系上，主动接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不够。[27]

1953年（45岁）

年底，《三反及三反以后党小组对罗文同志的意见》：

怕负责任，这是人生观的问题，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够。想安逸，削弱共产党员的锐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怕工作多了不好，未从组织需要着想，而是从做不好不光彩。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和时刻考虑领导意图不够，而是限制在个人狭小工作范围内。个人利益与党的、人民的利益的矛盾，有本位主义，如干部问题的保守，考虑问题从本部门考虑的多。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对人严对己宽，对批评的接受与积极克服不够，要求别人批评正确，分析别人的问题比分析个人的缺点或错误要深刻些，大胆些。群众路线，自己解放大胆放在群众中，接受群众监督，相信群众，但接受群众的意见和主动接近群众也还不够。学习无中心，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前途努力学习不够。今后领导处的工作，范围广了，钻研领导的方法更重要，克服与防止事务主义。在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已有改进，如总结解决思想问题，实际具体问题，政治上、思想上领导较前好。

群众接近不易，有反映罗面孔严肃，接近时有点怕，被领导者感到不像自己的处长。三反前感到受资产阶级影响，现在较前朴实，很注意根据办公厅所指出的问题精神去做，注意了思想领导；但对工作情况了解和提出意见仍不够，接近群众少，对同志帮助除在小组会上外别的很少。

从发展中来看提出如下几点：（1）工作安于现状的情形已开始有转变，工作上严肃、细心、埋头苦干。能注意从政治看各项工作。（2）民主作风有改进，对同志诚恳。但团结群众、接近群众以及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仍不够。（3）能注意执行领导意图和指示。（4）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5）三反前后有所不同，较前谨慎、有改进，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呢？哪些地方好了呢？还需注意些什么？[28]

1954年（46岁）

2月13日，《征求秘书处几位主要干部的意见》：

司徒钧：处理问题在政策上是谨慎的。但工作的主动性不够，多是问题来了才解决，主动了解情况不够，这也是工作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三反后工作主动性有转变，目前又有些被动了，但在办公室的工作已基本上克服了混乱现象的条件下，应更多抽出时间主动计划工作，推动工作。群众路线问题，当自己没有见解时易接受别人意见，而一旦有了见解时就不易再接受别人意见，或与群众主动商量。在某些地方工作上还有保守，有时谨慎是对的，有时是不够大胆，如干部调动，考虑来考虑去，又怕工作搞不了，放不下。

何路通：几次运动中掌握政策和执行市委领导意图是谨慎的，但在结合处的具体情况布置这些运动是不够的。如新三反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对处的意见很多，希望处经常了解、帮助，解决问题，这点从运动以后来看是不够的，运动深入要解决问题时就不够，是否魄力问题？工作主动性，主动的考虑全处工作、计划工作少。总的处各项工作是向前推动的，前进的，但大多是各自摸索的，有些问题下边到一定程度时感到需要处的领导，但处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工作深入不够，真正具体的对各部门工作了解不够，一般是经过检查才发现问题，如总结工作中多是各种的意见，处怎样看法呢？分析提出问题不够。有计划的培养干部不够，找干部谈话和教育帮助少，反而在细小问题上如这个字错了等倒注意。

左羲东：未集中精力对待自己的工作与生气勃勃地热爱和钻研秘书工作，不是领导同志们前进，而是被推动前进，对各科组的工作要求不严，往往是提出后不得不解决，对干部对自己要求都不够严，批评少，有时考虑秘书长是否同意？总结要求下边限期交，而处却拖延不作总结。

许庆元：新三反时工厂与处的关系不够密切，李、支同志反映我们是否离的远些，争取与处联系，过去下边有问题才找处，忽然来了一件事情（如总路线）大家就紧张了，找处谈问题，谈完没得谈了，过去赵、方处长启发干部一起谈谈，罗很少。三反中提出的问题解决了，但不断提高不够。[29]

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出席119人，列席131人，至8日结束。[30]

回忆：“我和他（曾三[31]）的接触是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第一次是在1954年在北京开全国文书处理与档案会议。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秘书局长（后还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和国家档案局长）。”[32]

年底，档案工作的方针：1954年底是边学边做（12月1—8日，通过照中央省市条例，统一认识和做法）。[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