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问题缘起

没有乡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在中国行将实现“两个百年梦想”的征途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合力救赎中国乡村世界的良方，而新型城镇化正是新时期实现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乡村善治”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境界，并从传统文化中不断吸取古代先贤治理乡村的养料，即便在今天，乡村世界依然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盘活乡村资源成为正确利用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因应之策，也是中国现代乡村治理的现实课题。

官方与民间、乡村与国家一直是社会治理与学术研究的两个重要论域，亦是历朝历代关注的焦点。我国传统乡村资源既有乡村内部的民间社会组织管理，也有国家权力在乡村世界的延伸。将传统乡村治理经验与农村现代化治理结合起来，是一项复杂且艰巨的系统工程。

从晚清乡村自治到民国乡村建设实验，从土地革命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乡村世界和治理乡村世界伴随着近现代社会变迁与改革开放历程几度成为时代的主题。可见，乡村的治理有明显的时代印痕，权力介入暗含着当政者特定的表达。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乡村治理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现国家对乡村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努力探索和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我国对乡村的治理可以追溯到周代的乡遂制、秦汉的乡亭制、唐代的乡里制，到宋代以后定型为保甲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日趋强化。随着封建王朝的衰落，保甲制度日渐废弛，特别是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乱动荡中，裹足不前的乡村治理何去何从成为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迄今中国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在乡村，在乡村振兴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大规模持续流动涌入城市是现阶段的基本事实，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面临的现实课题。

改革开放后，众多中国农村人口没有经历过农业现代化和商品化的改造，一步跨越数十年，直接被商品经济浪潮裹挟进入现代化。将庞大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政府、学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在70年前就断言：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将亿万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的途径就是乡村工业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费孝通不可能为中国农村的走向提供清晰而详尽的实施方案，但他从工业文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中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农村必经的途径。费孝通的观点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向度。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大批农村青壮年奔向沿海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形成独特的“打工潮”，并呈逐年上升之势。农民的流动不仅改变着农村“安土重迁”的传统，也深刻影响着传统乡村的社会生态。“打工潮”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巨大变迁与转型使然，现代化的冲击让中国乡村世界成为流动的世界，并由此让整个乡村社会踏上日益凋敝的旅程。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乡村世界的社会结构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依然基本维系着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但是农村“空心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农民流动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是城乡差距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必然变化。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正在进行时”的当下，把握农民流动特质，才是提升乡村现代治理水平的因应之策。

乡村治理成为当政者的现实课题，也成为有效治理国家的基础。“乡村治理”是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人民公社解体和村民自治的推行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这一概念伴随我国乡村社会变迁而逐渐完善并形成今天的“乡村治理”概念。一般认为，乡村治理就是通过城乡统筹和规划引领，对村镇布局、生态环境、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等资源，参照城市模式进行合理配置和优化，以改善和提升农村居民的物质形态和精神追求。学界认为1996年张厚安提出的“乡政村治”是最早接近“乡村治理”的概念。张厚安认为，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这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找到的农村最好的治理模式，最好的组织形式。张厚安的表述，归纳了我国村民自治实施以来乡村社会模式的主要探索与精神内核。“乡政村治”这一提法自此进入乡村治理主流学术话语分析层面。此后不久，徐勇吸收了当时在全球流行的“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一书中，提出了“乡村治理”的概念，试图运用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新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乡村治理”这一概念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基于乡村研究，学术界也开始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的话语转变。俞可平进一步把“治理”这一观点引入整个执政概念中，认为“管理可以有多个主体，而治理只有一个主体，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是一个字的变化，但这不单是术语的变化，这代表着理念的变化创新”。俞可平在2000年出版的《治理与善治》一书中便坚持这一观点。

乡村治理实际上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它既是一个相对古老的话题，同时又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概言之，乡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有效治理方式就是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