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屠杀无辜中国军民

日本侵略者不顾《日内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野蛮使用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不仅对中国军队使用化学武器，而且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也使用化学武器。另一方面，日本加强对新闻报道的检查控制，千方百计地掩盖其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真相，不许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图1-23所示照片上盖的“不许可”就是一个例证。

据不完全统计，8年侵华战争期间，小规模的化学屠杀不计其数，毒伤中国平民10000人以上，其中死亡3000人以上（图1-24～图1-26）。

例如：1939年5月9日，北宁路廊坊段遭游击队破坏后，日军发泄于民众，向村内施放毒剂，致使村民死伤60余人。同年12月4日，日军将河北蠡县车里营等5个村庄的壮丁集中在3间屋内，然后施放毒剂，使无辜平民窒息而死（图1-27～图1-29）。

1940年2月，日军第41师炮兵第2营，向山西翼城县仪门村发射毒剂炮弹，造成村民500余人中毒；1940年5月，日军第41师一部侵占晋城坚水村，大肆烧杀并施放毒剂，使270人中毒并陆续死亡；同年3月13日，日军围剿平鲁县张崖沟，向躲在窑内的群众放毒，使窑内的妇女11人病残、5人遇难。1940年7月9日，日军第1团有岗部，杀气腾腾地闯进山西沁水县的西山村，向躲避在房间内的群众投放毒剂弹，毒死、刺死、烧死男女老幼共80多人。

1943年11月，日军“扫荡”井陉黑水坪老虎洞时，毒死躲避在山洞内的民众100余人（图1-30）。1944年3月16日前后，盘踞在河北涞源县王安镇的日军两次包围马家屯，向隐蔽在房屋、洞穴里的群众施放毒剂，待群众中毒后，日军便乘机抢粮、抢东西。1944年4月11日，日寇突然包围白岭，向隐蔽在洞内的群众施放大量毒剂，洞内50多名无辜村民全部中毒，当即死亡3人，重伤38人。1944年5月22日自完县、望都出动的日军400余人，包围了魏村，对村民大量施放毒气。当场有18人口鼻流血死去，另有20余人严重中毒。1944年8月23日正午，河间日军出动200余人，在后丰梁堡，抓捕群众70多人，全部赶到一个房子里，反锁房门，随即残忍放毒。日军在毒死70多人后，又纵火烧毁，以图灭迹。1944年11月1日，日军突袭山西静乐县蔡家庄，大部分群众闻讯转移到洞内，敌人搜寻到洞口后，用烟熏和放毒的残酷手段，将洞中28人毒死。

据《日本侵略华北罪行》介绍，日本在华北用毒78次，毒剂弹3111枚以上，毒剂筒21989枚以上。日本华北方面军红筒和绿筒的射耗量见表1-10。对军队用117次，造成国民党军中毒伤亡9212人，八路军23029人；对军民用101次，造成民众中毒伤亡13778人以上。

1938年是日军向中国进攻最疯狂的一年，著名的“台儿庄会战”就发生在这一年。这一年日军广泛使用化学武器，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用毒剂255次。日军施放毒剂通常用炮弹射击，顺风时，毒剂可被吹送至3～4km远。中毒者眼睛流泪，打喷嚏、脸部红肿、头昏、呼吸不畅以及全身无力。由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随后便进入了无所顾忌的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的新阶段。

1940年8月开始的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据战报记载，日军用毒量较大的有20多次，八路军中毒官兵21182名。此役我军缴获日军的毒剂炮弹57枚、毒剂筒2059个，防毒面具1051具（图1-31、图1-32）。

1941年，日军使用芥子气等多种毒剂弹对付我抗日军民（图1-33～图1-35）。抗日战争中，日军毒气战中规模最大之一的战斗为1941年发生的宜昌战役。当时，宜昌是连接华中都市武汉和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重庆的中间点，为战略要点。1941年10月8日到12日的宜昌战役中，日军使用山炮、野炮、迫击炮等向我抗日军队发射刺激性毒剂弹1500枚，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糜烂性毒剂弹1000多枚，还有36架次飞机投掷毒剂弹300多枚。造成我军1600余名官兵中毒，其中500人死亡。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以冀中为重点进行了“扫荡”作战。1942年5月27日，日军第101师团163联队连同安国、定县日军共2000余人，将定县城南25km的北疃村团团包围。我军民依托地道沉着应战，先后击毙日军500余人。日军反复在村内寻找地道口，发现后即向地道内施放毒剂，致使在地道内躲避的北疃村及邻村群众，包括老弱妇孺共800余人全部中毒致死。这就是日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北疃惨案。

2014年7月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介绍了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公布《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的有关情况。此次中央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出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词以每天1人的方式正式公布。其中有10余人承认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军民使用了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具体情况参见本书附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