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形式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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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分裂的主体、夏目漱石

“金钱世纪”的到来

很明显,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间,是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所有方面具备了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与欧美列强并肩的条件的时代。

甲午战争本来是一场为了实现自明治初年起就一以贯之的、为实现对朝鲜的殖民统治野心而进行的最初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对外战争。在1890年代,朝鲜的大米流向日本,对农民的搜刮日趋苛酷,加之进口日本的棉制品,使得朝鲜的棉纺工业行将崩溃。1892(明治二十五)年,数千农民聚集起来,要求为遭镇压而被判死刑的“东学党”的教祖崔济愚恢复名誉。以这次集会为契机,第二年,二万农民被组织起来,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和欧美的侵略。1894(明治二十七)年3月,爆发了以全罗道古阜农民的反抗为导火索的“甲午农民战争”。这次农民战争一方面以打到封建压迫和等级制度为口号,另一方面还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

害怕农民叛乱的朝鲜宫廷政府,非常愚蠢地向清朝军队求援。以此为借口,日本也出兵朝鲜。农民军认为无论是日本还是清朝派兵都会使朝鲜遭殃,就向政府提出“改革弊政”的要求,在全州和政府方面方达成和解。这样一来,日本和清朝都失去了出兵的借口。但是,日本干涉叛乱后的朝鲜内政,进而在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中挑衅清朝,8月1日向清朝宣战,强行挑起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让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迫使清朝承认朝鲜的自主权。日本通过这一形式,企图把朝鲜开拓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市场。此外,日本还迫使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不久,日本很快设置了“台湾总督府”,以桦山资纪(6)为首任总督实施军政。1897(明治三十)年,作为台湾总督府官方制度,日本开始正式经营台湾殖民地。

但是,众所周知,以俄国为首,德国和法国认为日本“领有辽东半岛有害东洋和平”,实行所谓的“三国干涉”,劝告日本将其返还清朝。因为这一缘故,日本占领辽东半岛的计划受阻。这一事件与新闻报道一起,煽起了日本对沙俄的民族仇恨,成了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的导火索。同时,“三国干涉”在那之后开启了清朝领土被欧美列强以“租借”的形式殖民地化的先河。

高达两亿两(两为银元单位,约合三亿日元)银元的战争赔偿金及之后作为返还辽东半岛代价的高额赔款,使得日本的国家财政规模顿时大增,日本的货币制度转移到了金本位制度。这个国家通过军事力量从清朝那里掠夺来了堪与欧美列强比肩的经济力量,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这个赔款被注入到了以军事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及其他所有产业中。藉此,日本的资本主义实现了从原始积累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急剧伸长,日本的金融体系也从高利贷这种个体行为转向银行这一国家管理制度。

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1897—1902)可以称作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国民文学”,放高利贷的主人公间贯一与银行家富山唯继之间的对立,显然就是将这一转型过程拟人化了。各种社会价值观都被折算成金钱的“金钱世纪”到来了。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和《浊江》也可以算是甲午战争前后的“金钱世纪”所上演的金钱戏。《青梅竹马》中的美登利,凭借从在吉原卖春的姐姐那里得来的金钱的力量,确立起了在街头孩子中的“女王”的地位。这也是因为源于战争的金钱流通到了吉原的缘故;《浊江》中的阿力在新开辟的闹市中的酒馆里所服侍的那些男子们也都是因为甲午战争的好光景而来到东京的都市单身汉。

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日本语”

为了增强能够与欧美列强相竞争的国力,战争赔款也被用于支持各个省厅。比如说,从帝国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松山中学,后来在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做英语教师的夏目金之助,1900(明治三十三)年接到命令作为第一批文部省官费留学生去伦敦研修英语教学法。不要忘记,这也是在上述一系列甲午战争前后的政治动向中发生的事情。

对夏目金之助、芳贺矢一、高山樗牛等人下达文部省首批官费留学生研修命令的,是在甲午战争期间撰写了《为了国语》这本“国语”论著的“国语”学者、时任文部省学务局长的上田万年。显然,上田万年意识到了对于以北海道、冲绳、台湾为中心的殖民地经营来说(7),语言政策将会是紧要的政治课题。日本也曾是其中一员的、以清朝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已完全崩溃。因此,以与汉文世界做出切割的方式来创造“国语”就成了目标。已成为殖民地宗主国的日本这个国家的语言,需要作为“国语”来重新发现,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过的那样,明治维新之后,以东京为中心被人为地创建出来的现代标准语=言文一致,也有必要作为国民的语言来被重新定位。

作为曾经是日本统治阶层的士族的教养基础的汉学,因为这些士族的子弟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缘故被实质性地无效化了。讽刺的是,军人们凭借现代武力,也即是凭借被由欧美输入的近代科学所证实了的新式军事力量打败了清朝军队的这件事,在不知不觉中也把以汉学为轴心的他们的精神支柱击倒了。

不用说,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本身不得不依据如下的事实:统治阶层深深地意识到,标准语必须要在名副其实的意义上变成“国语”这一国民用语。军队的将校以出身于萨摩等地的九州人居多,为了把他们的命令正确地传达至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士兵们那里,也为了让下级把战场的情况正确地向上级汇报,在军队内部使用标准语是个大前提。

对使用“方言”的日本地方出身者,进行彻底的作为标准语的“国语”教育是当务之急。同样,以新成为殖民地的台湾为首,以及在今后很快就会成为殖民地的朝鲜、中国,如何对那些使用“外语”的人教授作为“国语”的“日本语”,并让他们使用这种语言也就成了紧要的政治课题。上田万年的《为了国语》就是这种状况下的产物。

夏目金之助在接受留学要求时去拜访了上田,对他提出了一个奇妙的问题:你们要我去“研修英语”,难道我不能研究“英国文学”吗?

为什么“英国文学”没有必要?

如果一般性地思考,“英国文学”当然是用英语书写的,在“研修”“英语”时,阅读“英国文学”书籍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英国文学”与“英语”并不矛盾。被夏目金之助提问的上田万年似乎也很犯难,他只能回答说不必过于较真,适当地阅读也是可以的。结果,夏目金之助对于连决定了首次文部省官费留学生人选及其研修课题的文部省学务局长上田万年本人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意识形态问题显示出了强烈的反应。

夏目金之助为何如此拘泥于“英国文学”和“英语”的区别呢?这是因为同样被选作首次官费留学生的老同学芳贺矢一被派到德国研修“国文学”,而当时已是著名评论家的高山樗牛也同样被派往德国研修“哲学”、“美学”和“文学”。在他对上田的提问的背后当然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疑问:去德国留学的芳贺矢一和高山樗牛的研修项目里都包含有“文学”,为什么自己去英国留学就只让学习“英语”呢?结果,这一发问挑明了在1900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文学间的深刻关联。

众所周知,高山樗牛在1895(明治二十八)年创刊的《帝国文学》中,强烈主张现今必须创造出“国民文学”来:“呜呼,国民文学,早该有之,而至今尚未见之也!”“如今,要对外扬国威,对内振奋人心。大东帝国的文学,岂能长久如此落寞?”高山樗牛如是国粹主义般的主张同时批判了同时代以尾崎红叶为中心的“砚友社”派系的文学和以北村透谷为首的“文学界”同人的文学。在发表于1897(明治三十)年1月的《太阳》上的《明治的小说》中,樗牛攻击了“砚友社”和“文学界”双方,提倡创造与“大东帝国”相符合的“歌唱爱国义勇”的“国民文学”。对樗牛和后来成为“国文学”这门学问的嚆矢的芳贺矢一双双被派到德国留学这件事,夏目金之助的反应有些过敏。为什么自己去英国的研修项目中就没有“文学”呢?

毫无疑问,金之助本人是很清楚这个答案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这个近乎厌恶的疑问掷给上田万年的。这无非是指日本政府或文部省认为德国文学是必要的,而英国文学就没有必要这回事。也即是在德国已建立起了对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有用的民族主义文学,但在英国却没有这样单纯的差异。

可以说,以歌德、席勒为中心的德意志浪漫派文学是以拿破仑战争为契机诞生的。在欧洲大陆,法国是第一个通过革命创建起来的“国民国家”,德意志曾被法国的国民军逼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1830年代的德意志浪漫派就以这一经历为基础,从事了一系列的文学艺术运动,企图通过语言和感情的共性来连接在政治上还只是封建诸侯联邦的德意志。也正是在这一运动中,体现了被称作是“疾风怒涛”的该流派的作用。当初被翻译介绍到“日本”来的英国文学,显然主要是那之后模仿德国的东西。而且,这种文学立国的力量,经过和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之间的普法战争的胜利,成为创造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帝国”的原动力。

就在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的1871(明治四)年,以“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置产兴业”为目标的新生的明治日本政府考察团(岩仓使节团)访问了德国,这不得不让人感到远远地超越了历史偶然性的命运。目睹对皇帝表达绝对敬意的“德意志帝国”的现状,致力于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日本视察团被意外地唤起了共鸣。关于这件事,在久米邦武的《美欧历访实记》中有详细的记载。

在与欧洲大陆实力最强的法国的战争中,短时间内赢得了胜利的后进国德国的形象,原封不动地与亚洲大陆的日本相重叠。这种对于德国的倾斜,在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时再次显现出来。被政府委托制定宪法草案的伊藤博文,请来德国的法学家莫塞当顾问,镇压了自由民权派,制定了普鲁士式的宪法,和“德意志帝国”一样,这个国家打着“帝国”的招牌,成为叫做“大日本帝国”的“现代国民国家”。

而且,原本是落后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凭借“三国干涉”不允许日本领有辽东半岛,而且还强大起来,在中国租借了好几处重要的据点,这就是甲午战争之后的国际形势。英国=大英帝国则跟随其后,只获取了少许租借地。

夸耀大英帝国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文学,其主流是以恋爱和结婚为中心的家庭罗曼史,它绝非是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可以靠它把国民感情连成一体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为了从大英帝国的统治地区及美国等英语圈得到新的科学成果、技术革新的最新情报以及关于世界经济的见识,“英语”这一外语能力对甲午战争后的日本人来说是必要的,但“英国文学”则不需要。夏目金之助对于牵强地把一个研修对象分成“英语”和“英国文学”两部分的上田万年的质问,在不经意间烘托出了当时国际形势中日本与大英帝国各自所处的位置。

分裂成两半的文学

但是,据回国后写下的《文学论》的“序文”所述,拘泥于“英国文学”这事,反而使得夏目金之助自身起了分裂。原来,去伦敦大学旁听“英国文学”课程的金之助,在日本的帝国大学选择“英国文学”专业时的“文学观”被彻底瓦解了。

金之助在《文学论》中回忆说,那时自己的“文学”观中的“文学”指的是“左国史汉”。也即是指有代表性的中国历史书《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国自古以来的王朝兴亡、战争谋略、经世济民的智慧以及作为政治统治者应有的形象等,这些对金之助来说就是文学。借他的话说就是“汉学中所谓的文学”。金之助坦陈:在帝国大学的“英国文学”科,因为多数时间都被用来学习外语,“英国文学”究竟为何物最终也不得而知,就那样毕业了。稀里糊涂地做了英语老师,也稀里糊涂地到了英国。而且,他在英国读到的是以恋爱和结婚故事为中心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那就是“英语中所谓的文学”。

“汉学中所谓的文学”的“文学”是指对于用汉字书写的汉文和汉诗的学术总体,当然,其核心是历史书籍。不用说,自己在历史上是如何被记录的,这对中国历代政治、军事的统治者们来说是最关心的事情。如前所述,对江户时代的统治者武士阶层来说,“汉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是从硬读中国历史书的简约版《十八史略》等开始学习汉文的。“英语中所谓的文学”是作为“Literature”翻译语的“文学”,是指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以降,作为“美术”也是即作为艺术的小说和诗歌。北村透谷(1868—1894,诗人、评论家,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译注)所主编的杂志《文学界》的“文学”也属于“英语中所谓的文学”的领域。以男女恋爱的细节为中心、范围非常受限的近代小说类型那时在日本也同样被创造出来了,可是这对夏目金之助而言并不是“文学”。但是,正宗的“Literature”的确就是这样的世界。在“汉学中所谓的文学”和“英语中所谓的文学”之间当然是有着巨大的距离,就像一个以政治、经济为主的综合性杂志的读者在突然间被吸引到少女漫画的世界中去一样。对于夏目金之助而言,“汉语中所谓的文学”和“英语中所谓的文学”绝不能用“同样的定义”来把握。

作为意识形态装置的文学

但是,即便是在“Literature”发源地的大英帝国,“英国文学”在大学课堂上被讲授则是在19世纪的事情。到了19世纪后半期,才在英格兰之外的地方大学中诞生了“英国文学科”。那之后,即便是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就读的伦敦大学里也设置了“英国文学科”。总之,对那些平常用纯正的英语来交谈、读写的上流阶层人士来说,则没有必要专门去大学里学习“英国文学”。发音和拼写文字一致。但是,对于苏格兰、威尔士或爱尔兰出身的人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即便是在伦敦,对那些讲一口地道伦敦腔英语的人来说,纯正的英语是需要有意识地学习才能够掌握的。而且,到殖民地去赴任的官员和军人的考试中会出现“英国文学”方面的考题。也就是说,到“外面”去的人必须是正经八百的纯正英语的使用者。换言之,“英国文学”这门学问的成立,与同时代的大英帝国的军事、外交、社会性的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而且,再也没有比大量地使用了上流阶层日常会话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更适合作为可以实践性地学习纯正英语的教材的了。要把作为“标准语”的“国民语”彻底地灌输给作为国民国家成员的国民,小说的确是再好不过的媒介了。

在此,如果再次回到首次文部省官费留学生人选问题上来的话,回答了夏目金之助质问的上田万年说,如果回国后在高中或大学教书时用得着的话,无论是“英国文学”还是别的什么都可以学。从中可以看得出,这一次的留学计划明显是为了培养新的大学教师。以甲午战争的赔款为基础,文部省打算全面扩充高等教育。此前,帝国大学仅有一所。但计划还要在京都、东北、九州等地陆续兴建。与之相适应,还要完善初中和高中的教育体系。夏目金之助无论是在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还是留学回国后在东京帝国大学,他都是接替小泉八云的后任,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8)。从原来的由雇佣来的外国人经办教育转向日本人自己来经办日本人的高等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正统的民族主义也被实践性地强化了。

在1889(明治二十二)年创设的帝国大学的“国史”科中,也是通过以德意志文献学为基础的“实证”方式的历史学,全力进行证明“日本”这个国家的连续性的历史记载和史料编撰的工作。从甲午战争前夕开始,以田口卯吉为中心开始着手出版《群书类丛》这部把所有关于“日本”的史料活字化的丛书。这一工程可同样归结为企图把以正统为轴心的“日本”“日本人”“日本语”“日本文化”作为一体化的东西来加以表现的时代的欲望。

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得以形成,首先要归功于活字媒体的压倒性的普及。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时期,在活字传媒业很活跃的评论家高山樗牛被选作官费留学生一事有着特殊的意义。樗牛作为最主要的执笔者所活跃的杂志《太阳》,是由明治时期实力最雄厚的出版社博文馆出版的综合杂志,发行量高达12万册。《太阳》创刊于1895(明治二十八)年1月,那时尽管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但胜利的天平明显地倾向日本。此外,一直盯着创建多个帝国大学这件事的《帝国文学》和《太阳》是在同一天创刊的。

博文馆在同一时期还创刊了以小说为主打的文艺杂志《文艺俱乐部》和以入学适龄儿童为对象的《少年世界》。博文馆这一杂志战略算是看准了由甲午战争所开启的崭新的活字传媒状况。

战争创造媒体,媒体创造战争

对这个国家而言,甲午战争这场最初的动真格的帝国主义对外战争,大大地改变了报纸这一活字媒体在此前的格局。在明治十年代至二十年代之间,报纸基本上被分为以政治讨论为中心的“大报纸”和以街头小巷的杂事及趣味读物为中心的“小报纸”两种。“大报纸”带有极强的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关的政党机关报纸的性格,所有的消息都是用晦涩的汉文来撰写的,而且价格也高。当然,其读者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具备汉字和汉文读写能力的富裕阶层。与此相反,继承了江户时代木版印刷传统的“小报纸”基本上采用全部注音的方式,读者属于“下层社会”。但,这是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国民对于报纸的基本感觉。

可是,根据征兵制招募起来的国民军在海外的战场上作战,以当时的传媒状况而言,最快捷的通信手段便是电信。以大本营的战况发布为中心,关于战争的电信情报,也只有通过报纸这一活字媒体被送到有人上战场的家庭。对于那些把父亲、儿子、兄弟送上战场的家庭来说,正是报纸才是他们了解亲人安危的唯一的情报来源,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报纸的发行量因为战争迅速增加,同时,“大报纸”和“小报纸”的区别也消失了。这是因为读者所要求的是关于战争消息的报道,这比起任何格调高雅的政论和有刺激性的事件报道都更具商品价值。

“大报纸”自不待言,就连资金力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小报纸”也往战场上派遣文笔不错的从军记者,竞相报道来自战场的有冲击力的消息。甚至原本专门登载花柳、梨园界(歌舞伎界)情报的《都新闻》也把主要的版面用来报道战争消息。正冈子规从帝国大学退学后,于1895(明治二十八)年3月作为《日本》报社的从军记者奔赴战场;国木田独步的出名,也是因为他在《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以第二人称的形式向留在日本的弟弟讲述战场情况的《爱弟通信》(有时几乎是在喊叫)这种从军消息的缘故。

战争报道的顺序是:首先登载作为第一情报的官报,那是用电报送到大本营的战况报告。接着会登载大本营关于战争的正式公告,再接下来就是战地记者发回来的快报。像这样,有关战斗的概况、死伤者情报被报道后,会有被派往现场的记者发回的“详细报告”。在这个阶段,战斗的状况被故事化,以立了战功的将校和士兵为中心,附会一些场面描写就炮制出了有主人公的故事。而且,还采访亲自参加过战斗的士兵,从这些众多亲历者的证词中战斗的状况被更加主体性地复原了。对绝大多数的日本国民来说,甲午战争完全就是作为在报纸上跳动的活字的战争而被再现出来的。

以甲午战争及其后由“三国干涉”引起的民族主义的国民感情为市场的报纸媒体,结果变成了极其均质性的新闻报道。同时,每天阅读在战争时期产生的报纸的活字这一新的生活习惯以全民性的规模固定了下来。因此,阅读活字的读者市场扩大了,其规模远非甲午战争之前能比。前面提到的博文馆的杂志经营战略,就是瞄准了这一新创生出来的市场的。

高山樗牛在甲午战争白热化时,以《泷口入道》这一发表在《读卖新闻》上的悬赏小说出道。这也是因为活字媒体市场的扩大,需要能够为其提供新的活字商品的新的写手的缘故。正是媒体创造出了产生新人写手的装置。

到了日俄战争的时候,发生在甲午战争期间的那一连串的事态,迎合着全民总决战更大规模地重演。各大报社为了提高发稿速度,大规模投资设备,在与战场之间构筑起了电信、电话网络来展开号外大战。

新闻业与学院保守主义的共犯关系

在这里不能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在日俄战争开战之际,报纸这一媒体非常积极地充当起了国民舆论导向的角色。直到1903(明治三十六)年6月,新闻媒体分成主战派和非战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阪朝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持最强硬的主战论,《时事新闻》、《大阪每日新闻》及《国民新闻》主张开战。

与此相反,与伊藤博文关系紧密的《东京日日新闻》、岛田三郎的《每日新闻》、秋山定辅的《二六新报》、黑岩泪香的《万朝报》等则站在了反战的立场上。尤其是《万朝报》,拥有非常强大的持反战论的评论阵容,让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堺利彦这些论客来撰写社论,阐明和俄罗斯帝国的战争是违反国民利益的帝国主义战争。主战论与反战论僵持不下。

打破这一僵持状态,使得主战占上风的契机乃是1903年6月发生的所谓“七博士上书事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小野冢喜平次、富井正章、金井延、高桥作卫、寺尾享、中村进午、户水宽人七人,于6月10日直接拜访当时的桂太郎首相(9),提交了主张对俄强硬论调的《帝大七博士意见书》。其内容是,要保卫日本就要占领朝鲜,要保卫朝鲜就要占领满洲。这一典型的“北进论”思想,从那之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都在发挥作用。关于这份意见书,作为当事人的“帝大七博士”并没有要对外公布的意思。但是,反战派的《二六新报》立即抢先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

原敬(10)后来回想说“最初七博士出面主张讨伐俄罗斯帝国”(《原敬日记》,标点为作者添加)。由此可以明白,极有可能是主战派中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泄露了这个情报。《二六新报》的报道内容与实际的意见书相去甚远。但果然在6月24四日的这天,主战派的急先锋《东京朝日新闻》就一举全文登载了该意见书。结果舆论的反应就偏向了开战,甚嚣尘上,主战论很快就成了媒体的主流。

这件事是政府当局利用在东京帝国大学逐步确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式的学院保守主义的权威,通过商业新闻有意进行的舆论操作。不用说,“帝大七博士”是从伦敦归来的夏目金之助的同事。作为学院保守主义的东京大学和作为新闻业的《朝日新闻》促成了日俄战争的开战,这一事实绝不能忘记。在日俄战争之后,把小说家夏目漱石(不是夏目金之助)聘请到《朝日新闻》的时任《东京朝日新闻》主笔的池边三山在日俄战争开战之际,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池边三山,从1892(明治二十五)年起被任命为旧藩主细川护久的世子细川护成的助理,前后在巴黎生活了四年。已在陆羯南的《日本新闻》中担任客座撰稿人的他,在巴黎期间连载了《巴黎通信》,认识到了在政治舆论形成过程中报纸这一媒体的重要性。回国后的第二年,他以《大阪朝日新闻》主笔的身份进入报社。那之后,一直撰写重要社论的三山,在1903年4月23日刚一获悉沙俄与清王朝之间关于满洲的密约特电,就立刻拜访了桂首相并谏言要对俄国强硬。从那以后,三山的社论全是清一色的对俄开战论,成了在新闻业中开战论的先驱。

三山不仅仅高唱主战论调,也不仅仅直接与桂首相交涉来往,还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两位在世的元老接触,为开战布局。同年9月30日,外务省的参事官坂田重次郎恳求三山,希望他能说动山县有朋下决心开战。于是,三山就到京都南禅寺的别墅拜访了山县进行游说,并在10月1日,早早地与《大阪朝日新闻》的头脑们会合,制定了“战时通信”的基本框架。

这个时候,舆论已几乎被统一到池边三山所主张的开战论上了,就连曾经是反战派中心的《万朝报》,在10月8日刊载了黑岩泪香的“战争难道是不能避免的吗”这一事实上的转向宣言,转向了开战论。就在当天举行“社会主义者反战大会”上,幸德秋水和堺利彦表示要退出《万朝报》。10月12日,包括内村鉴三在内的三人联名发表了“退社声名”,《万朝报》降下了反战的旗帜,竖起了开战的大旗。

像这样,就在日俄战争打响的同时,各报社都倾其全力展开了报道大战。因为所有的报社都派遣了特派员,所以消息的来源全都相同。为了要提高作为情报商品的战争报道的价值,速度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只有新情报才会成为商品。电信文在报纸的版面上跳跃。而且作为新兴媒体的照片报道,以远远超过甲午战争时的规模,非常真实地将战场的实况传回一海之隔的日本。

但是,日俄战争前后不足两年就结束了。也正因为是举国力的战争,无论是日本还是沙俄都已无力继续战争。尽管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的士兵,尽管这是一场赢得了胜利的战争,但丝毫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像甲午战争那样的利益。

桂太郎派的《国民新闻》第一时间报道了《日俄讲和条约》,由此引发了市民愤怒的暴动,这件事并非偶然。新闻业挑起市民=国民的好战情绪并将其市场化,最后的收场是1905(明治三十八)年爆发了所谓的“日比谷烧杀事件”。

同时,除《国民新闻》之外的各大报纸都极力反对媾和。一则是因为过早的讲和就意味着投下的资本收不回来。但是,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所有反对媾和的报纸都被封杀。从那时起,日本的新闻报道就不能批判以外交政策为核心的政府的见解,被迫充当政府机关的代言人。

报纸小说所起的作用

日俄战争之后,很多报社的经营都陷入困境,《大阪朝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也不例外。当须藤南翠、关新吾、小宫山桂介等老牌记者以及领取高薪的论客们都纷纷离开报社时,曾于1904(明治三十七)年3月负责沙俄国情及报纸消息翻译任务的长谷川辰之助=二叶亭四迷的离职也提到了桌面上。但由池长谷川辰之助得以边三山出面与《大阪朝日新闻》进行交涉,以撰写报纸小说为条件继续留任。据提出这个条件的《大阪朝日新闻》的弓削田精一回忆,长谷川辰之助眼里噙着泪水,对周围的人只认同自己是“小说家”一事感到很委屈。

池边三山作为执笔政论的“硬派记者”,俨然如半个政治家一般参与了国家所推行的那场战争。长谷川辰之助在心头所刻画的自我形象乃是能与政治挂上钩的池边三山式的“硬派记者”或政治活动家。但是,报社期望长谷川辰之助做个文笔漂亮的杂报记者,也即是“软派记者”所从事的报纸小说的创作。通过再三的请求,长谷川辰之助总算是回到了曾风靡坊间的“二叶亭主人”这一“小说家”的称谓,创作了《容颜》(1906.10.10—12.31)。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私立大学教师小野哲也在生活中与养母、妻子毫无感情,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后来,他同婚姻失败的姨妹小夜子之间产生了恋情并为此烦恼不已。小夜子一度选择了和哲也相爱,离家和他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但是,作为基督教徒的信仰、有关结婚制度的规范以及通奸的罪名等让她胆战心惊,最后她失踪了。小夜子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说体现了日俄战争之后女性不得不承受的压抑状况。

关于战争的报道无非就是成天把有关女性读者的父亲、儿子、丈夫及兄弟的生与死的情报作为商品来贩卖的行为。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只需等待由电信传过来的情报就可以保证商品的供给。但是,战争一结束,商品的供给就停止了。这时候,报纸小说的价值就迅速飙升。在每天的报纸版面上,能持续引发事件和戏剧性效果的也就只有虚构的小说了。

在这一点上,《大阪朝日新闻》早在日俄战争期间,就已对报纸小说所引发的热潮及其商业价值积累了重要的经验。1904(明治三十七)年1月,《大阪朝日新闻》悬赏三百元征集小说。第一次的当选者是创作了《琵琶歌》的“黑风白雨樱主人”。虽然当选的作品被登载出来了,但作者本人并没有出面来确认。仅从“黑风白雨楼主人”这一称谓中是无法找出某一特定的人即作者的真名。最后,在报纸上开始了作者寻找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媒体宣传。不久之后,通过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的线索才知道这个“黑风白雨樱主人”原来是近卫师团佐仓连队步兵军曹大仓桃郎。因为日俄开战,大仓已奔赴战场,他并不知道自己写的小说已被选上。寻找藏在戏称后面的作者真名的炒作帮了大忙,结果《琵琶歌》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而且,还从战场传来大仓桃郎光荣负伤的消息,关于作者本人的消息和小说一道成了话题,最终就有了商品价值。而且,大仓桃郎回国后进了《万朝报》社,成了一名报纸连载小说的写手。

就在日俄战争第二个年头的1905年正月,即关于日俄战争的报道全面称霸活字新闻业时,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师夏目金之助以“漱石”的笔名,在不过是一俳句杂志的《杜鹃》上发表了与时局完全不相关的小说《我是猫》。该小说发表后很快就成了畅销书,“漱石”这个名字也迅速蹿红,广为人知。这是被视作日本最前卫的知识精英、东京帝大留洋回来的教师写的小说。

就在《我是猫》第一章连载的同时,以自己的留学经历为基础的小说《伦敦塔》发表在杂志《帝国文学》上,署名为夏目金之助。如果结合这件事来考虑的话,就能明白在日俄战争之后小说家这一职业地位迅速地提高了,即便是署上自己的真名也不丢人。同时也很显然,“夏目漱石”这一名字曾在这一界线上“摇摆”过。曾任朝日新闻社记者的长谷川辰之助在写小说时只使用了“二叶亭四迷”这一戏称。

真正的作者躲在戏称背后撰写报纸连载小说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连有关小说作者的消息都能成为商品。“小说”这一体裁像这般被文化性地认识。事实上,像后来涌现的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以及《白桦》派的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都曾强烈地意识到“夏目漱石”,他们也都是使用真实姓名的作家。

就在《容颜》连载最火热时,池边三山就已着手聘请夏目金之助了。最先注意到夏目金之助的是《大阪朝日新闻》社头目之一的鸟居素川。鸟居读了登载在《新小说》上的《旅宿》大受感动,在1907(明治四十)年的新年,曾拜托漱石写随笔。在同一时期,《读卖新闻》的竹腰三叉以月薪六十元请“漱石”负责文坛栏目。

紧随着这些动向,池边三山开始行动了。因为他有个想法,在他看来,要想争取日俄战争后的新的读者群,报纸小说是关键。三山要对报纸的社会版和小说专栏两个方面实施改革。除战争消息之外,每天如何激发起人们阅读报纸的欲望?又该如何提供与之相应的商品?为达此目的,就只有强化连载读物一条路。在既往的历史故事和现代故事这两种连续读物的基础之上,作为第三个支柱,连载西欧式的“纯文学”,以此获得不断新增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知识的读者层。因为在此之前的《大阪朝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以刊登股市行情的信息为中心,给人很强的商业印象。

对于“漱石”的一元化

池边三山为夏目金之助开出了破格的条件:月薪两百元,在年中、年末过节时还另付酬金。而夏目金之助只需在一年之内写出几篇文学作品来发表在《大阪朝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上,此外就再没有别的义务了。《我是猫》《哥儿》《旅宿》的作者在大学教师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小说家——之前的长谷川辰之助=二叶亭四迷觉得很耻辱并流泪——之间“摇摆”,也在夏目金之助和夏目漱石之间“摇摆”。

对池边三山和长谷川辰之助来说,做新闻记者就意味着通过这一职业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如果按照伦敦留学时期的夏目金之助的说法,这就是通向“汉学中所谓的文学”世界的工作。长谷川辰之助流泪,是因为周围的人只认同自己创作以男女的恋爱和结婚为中心的欧美式小说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能力认同仅被限于“英语中所谓的文学”而感到委屈。在《朝日新闻》社,夏目金之助就被要求做一个“英语中所谓文学”的写手。

1907(明治四十)年2月,夏目金之助辞去了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师职位,决定进入《朝日新闻》社。但是,他的这一决断未必就意味着要同化进“英语中所谓文学”。“漱石”进《朝日新闻》社时,在他所写的“入社宣言”中使用了亡友正冈子规曾用过的“报店”一词。在他看来,这个职业与在“大学店”做帝国大学的教授是等价的。“大学店”也是做买卖的。这一认识显然很正确地把握住了语言、知识作为商品而被贩卖的时代状况。诚然,在这一时期的新闻行业中,以“博士”称号为身份,从各个领域来发言的专家多了起来。那是一个学院保守主义和新闻行业大力勾结的时代。

但是,在“入社宣言”中,“漱石”看出了“报店”是“个人经营”的,“大学店”则是“由政府经营”的这一差异。毫不夸张地说,帝国大学的确就是知识和话语的国家垄断资本。与此相对,报社社主是“个人”“经营”,同样地,“报人”是“个人”签约“经营”。“漱石”选择职业的基准就在这里。

把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从国家那里转移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在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中以“个人”的身份发言。“漱石”正是在这里看出了“报店”的可能性。正如亡友正冈子规在甲午战争之后以报纸《日本》为阵地,试图通过俳句来尝试政治批评那样,“漱石”是以“维新志士”般的决心来直面“文学”的。把“夏目金之助”和“夏目漱石”之间的“摇摆”统一到“漱石”一方,通过这种一元化的手段,要在“汉学中所谓的文学”和“英语中所谓的文学”的“摇摆”中生活到底。

大文字文学的诞生

如前所述,通过日俄战争,全民每天读报这一生活习惯固定了下来。在战争白热化时期,通过战争报道,以大家每天共同来确认国家的命运这种形式,以在报纸上跃动的话语为媒介,让人们来想象国民共性。可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以包含了心情和感情、形式、有效地组织起国民共性的那种情报商品就只有报纸连载小说了。订阅同一份报纸的数十万读者,每天追随着同一故事情节的展开,对于主人公的命运一喜一忧,盼望第二天的连载,包含了如是心情和感情的共性每天都在被确认。连载小说情节的发展,想必是家庭中或职场午休时的话题。在除了报纸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日常娱乐媒体的当时,打个比方说,报纸连载小说拥有和NHK的“清晨电视连续小说”鼎盛时期般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与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一等国”身份相符的报纸小说及创作者就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未能聘请到“漱石”的《读卖新闻》的竹腰三叉,就在“漱石”进入《朝日新闻》社的当年便开始了独自的运作。那就是在时任首相西园寺公望的支持下,招待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二十名作家这一计划。这就是所谓的“西园寺公作家招待会”。

现任首相招待作家,这件事表明了作家们所担承的近代文学,即小说、诗歌、戏曲这些从欧美进口的全新体裁的作品和作家作为“一等国”的文化被认同。而且,二十名作家被遴选出来,这件事意味着国家所认可的文学作为一种经典被筛选出来。近代文学的国民性标准,完全是通过筛选而成立起来的。这件事也意味着包含了国民感情的想象的共同体是作为一种规范来被划定。平常该为什么费心,该为什么感动,其标准由国家来选定的时代已经到来。

发起这一计划的竹腰三叉,意图在日本也创建一个法国式的最高学术机构。这明确地指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要把包含各种艺术领域在内的国民的感情组织化。“作家招待会”的重要目的就在这里。同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作家们自发开展的一系列新的表现运动,诸如自然主义、演剧改良运动、新诗运动等收归国家管理,不能放任自流。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日本的近代文学已变成了大写文字的“文学”,是与Nation(国民)这一“大写文字的我们”相对应的文学。这正好就是一个把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国民统合方式每天加以重复显现、再确认、再生产的装置。时代已变了,纵然是“个人”经营的文学也被收归到这一动向中了。

作为“国民”的家庭像

在小说家夏目漱石开始创作报纸连载小说之前,“家庭小说”完全控制了报纸小说的现代故事的市场,生产出了不少以上层社会或作为明治特权阶层的华族家庭为模型的长篇作品。的确,在这类作品中,围绕着男女主人公的恋爱、结婚等也安排有故事性的风波。但是,其主要目的在于极度细致地描写上层阶层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家庭小说客观上起到了作为每天将——按照1898(明治三十一)年制定的《明治民法典》,把权利集中到家长手中,女性不能拥有财产的那种——理想的家庭及家庭关系的楷模渗透到国民意识中去的启蒙书的作用。

如果说作为“国民文学”而备受欢迎的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是一部关于金钱和财产的所属、继承、借贷及流通的启蒙书,那么,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则是一部以结核病为主的关于遗传、家庭卫生、家庭与婚姻的启蒙书,是广义的家庭小说。

《明治民法典》中的身份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家庭中的男尊女卑关系固定了下来。作为家长的户主被赋予了家庭成员的住所指定权及婚姻、养子收养等的决定权。这样一来,家长们完全是出于家庭考虑来决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的婚姻。如果违背了家长的意思,家长可以解除其户籍关系。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个法律决定了近代日本的人际关系。

妻子被认为是经由婚姻进到夫“家”的,而且,完全就像是不能管理财产的人那样,由丈夫来管理妻子的财产,没有丈夫的同意妻子不能签订经济合同。女性们无论是在社会人际关系还是在经济关系等方面,被切断了作为法律的“个人”而自立的道路。这也是下列事实的延长线上的逻辑:在《大日本帝国宪法》(1899,明治二十二年)之后颁布的《众议院选举法》和《市町村选举法》中,女性的参政权都被否定;按照《集会及政社法》(1890年)的规定,女性的政治活动权完全遭到了禁止。

近代家长制在法律上被完善的过程中,新型的“良妻贤母”思想也渗透到了中上阶层的女性中。在传统的儒教思想中被要求的是支持丈夫的“贤妻良母”式的规范。与此相对,以森有礼为代表的明治教育思想家们,强调作为教育者的“母亲”即“贤母”的重要性,以期能够对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对男孩子实施与“国民”相符的教育。

为了能够成为对孩子实施近代教育的“良母”,女性也有必要接受教育。男子在外面从事与国家相关的工作,女子则在家里从事家务和育儿教育,承担家庭中的政治这一下田歌子的“家政学”也是在甲午战争前夕出现的。把生产与再生产分离成“公”与“私”的空间,女性被认为是应该承担在“私人”性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像这样,彻底贯彻了围绕着不同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

在这样的状况中,“家庭小说”成天都在反复再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在家里放心阅读的小说。正如这句标语所示,家庭小说作为规范地再现了“大日本帝国”理想的“国民”家庭形象的意识装置而发挥了作用。

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代,以松原岩五郎的《最黑暗的东京》(1883,明治十六年)为代表,出现了关于都市贫民窟的贫穷状况的报告文学。结合1899年颁布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由小金井良精等人开展的对于阿伊努的人类学或卫生学的调查、与对台湾的殖民地统治相关联的关于“高砂族”的人类学报告等悉数出现在在活字媒体上。这绝非偶然。一方面,家庭小说特权性地圈定了“日本”内部理想的“国民”家庭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又歧视性地将非“日本”、非“国民”的领域排除掉。同时,提示矫正它的方向,要再次把该领域作为“国民”来加以同化的伪装成科学和学问的话语辅助性地发挥了作用。在这之间,“日本”这一共同体以非常牢固的形式被创造了出来。

在这些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把与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一等国”身份相符合的西洋式的小说提供给读者,这正好就是对小说家夏目漱石所提出的要求。

“藤尾”为什么被杀?

报纸小说家夏目漱石的第一部作品是《虞美人草》(1907,明治四十年)。女主人公藤尾拒绝了由客死国外的外交官父亲所选中的结婚对象宗近,与自己选定的文学青年小野确立了恋爱关系。藤尾的异母哥哥甲野和宗近是好朋友,甲野的继母要为自己的亲生女儿招女婿,并让他继承甲野家族的家业。

甲野并不在意继承家业,但他坚持父辈们定下来的藤尾与宗近的婚事。不久,小野在京都时的恩师及其女儿小夜子到了东京,小野与小夜子早已订婚一事暴露了。宗近同甲野一道威胁小野说“严肃点!”故事以藤尾的突然死亡收场。

就像水村美苗曾指出的那样(《“男人和男人”与“男人和女人”——藤尾之死》,《批评空间》,1992,7),在这篇小说中,女主人公藤尾不得不被杀的理由就只有一个,那是因为她要自己来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对现代女性来说,这再正常不过了,但在《虞美人草》中却够得上死罪。

这是因为如果女性用自己的标准去选择结婚对象的男子,近代家长式家族制度和男性中心价值体系就会崩溃。男性中心世界是通过男性之间围绕着社会身份的竞争而确立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男人们原则上是处于敌对关系。为了要隐蔽、缓和这一敌对关系,由年长的男人给年轻的男子赠送女人这一“结婚”制度被当成了一个装置使用。男性间的竞争以直接的暴力出现时,就会演变成战争和内乱。为了防止战争和内乱,就必须以学历和阶层社会这种形式来把社会阶层化,并让竞争秩序化,让男性一步一步地向更高阶层上升,在只有身处该体制内的男人才知道的价值体系中来决定男人的位置。

那么,身处这种只有男性的同性社会秩序之外的女性,如果用自己的价值基准来选择男子的话情况会怎样呢?作为他者的女性用男人们不敢想象的标准来选择异性,所以男性社会的价值体系就会变得无效。孰优孰劣?男子必然会在完全不可预测的女性这一他者的选择中暴露原形。已然不能把女性作为缓和敌对关系的道具来使用了,男人间的同性厌恶就会呈现出来。

近代家长制式的男性中心社会体系,通过《明治民法典》被再度强化了。《虞美人草》的藤尾以这一整个社会体系为敌。因此,漱石就不得不把她杀掉了。而且,也正因为杀掉了她,漱石通过那之后的自己的小说,从女性的角度不断地质疑近代家长制式的家庭的压抑。

对家庭罗曼史的怀疑

家长是从男子到男子、从长男到长男被代代继承的,其他的家庭成员都依赖家长的抚养过活。漱石的小说,通过把握由于这种近代家长制度而千疮百孔的家庭状况以及在家庭之间摇摆的女性形象,不断地来揭发这一矛盾。

在《三四郎》(1908,明治四十一年)中,父母早逝和哥哥一道在东京生活的妹妹在只是为了生计的结婚和有爱情基础的结婚之间“摇摆”,漱石把这一“摇摆”问题化。继承了家业的二哥里见恭介的结婚迫在眉睫,妹妹美弥子放弃了要与自己喜欢的哥哥的同学、帝国大学的讲师野野宫宗八结婚的打算,嫁给了一个仿佛是实业家的绅士。一个女性即便是受到了高等教育,如果没有一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的职业,那她就只能依赖男人的经济能力生活。如果哥哥要抚养别的女人,妹妹就只有去找一个丈夫一起生活。美弥子的结婚对象竟是野野宫的妹妹吉子刚相过亲的男子,这件事就象征了妹妹们的窘况。哥哥们的收入只够抚养一个人。如果没有别的男人来养活妹妹,那么哥哥就不能结婚。

《其后》(1909,明治四十二年)的三千代也是因为一起在东京生活的哥哥和母亲患肠胃伤寒病死、父亲在日俄战争时炒股破产的缘故,嫁给了哥哥的友人平冈常次郎。为她“牵线”的则是三千代所爱恋的主人公长井代助。当时,代助是个在经济上不能自立的男子,作为二儿子的代助没有父亲的同意就不能结婚,直到三十岁即法律规定的抚养期限结束为止依靠父亲养活。在第一个孩子夭折后,身患心脏病的三千代只好忍受丈夫平冈在外养女人、连生活费都不提供的现状。代助对于三千代如此遭遇深表同情,这种同情不久之后就接近爱情了。要实现爱情就等于是犯通奸罪。

二男和女性被褫夺了自主决定权,不得不在一种悬空的状态下浮游于爱情与金钱、正式结婚与通奸、抚养与被抚养这些二元对立之间。

《门》(1910,明治四十三年)的女主人公阿米此前曾三度流产,为此烦恼不已。算命先生说这是她背叛曾经同居的安井而与现在的丈夫宗助结婚的报应,她对此深信不疑。在学生时代,围绕着阿米所发生的安井与宗助之间的丑闻使得这两个男子从精英分子的道路上偏离了出来。作为长子的宗助差不多和家里断交,未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不能做母亲的阿米,如果总不能生育的话,不过就是个败“家”的女人。她的苦恼丈夫宗助果真能理解吗?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小说《门》的世界就关闭了。

大学毕业了也不就业,依靠父亲的遗产过活的《过了春分时节》(1912,大正元年)中的须永得知一起生活的母亲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自己是过去的女佣的孩子。对母亲所极力怂恿的与表妹的婚事加深了他的苦恼。结果,自认为是亲人的所有人都只是外人。在与别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不安中,他胡乱猜想母亲会不会强迫自己和亲妹妹结婚呢?对学法律的须永来说,自己与母亲没有血缘关系却继承了家业和遗产,内心非常不安。

所谓自我,只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不断摇摆的变数。原本让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保持稳定的装置中的父子、兄弟、血亲、亲戚等所有的项目都发生了变动。从《过了春分时节》起,对于漱石小说的主人公而言,生活在持续变动的关系中成了常态。

《行人》(1913,大正二年)的主人公大学教授长野一郎觉得自己无法理喻本应是最亲近的妻子直子的心,便让弟弟二郎去试探直子的贞操;《心》(1914,大正三年)的“先生”在得知叔叔侵吞了父亲的遗产后,就变得不再相信他人,他死守着背叛了朋友K这一秘密,对妻子也一直紧闭心扉;《道草》(1915,大正四年)可以说就是把这种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投射到自己的过去,并加以确认的作品;《明暗》(1916,大正五年)将故事情节限定在新婚夫妇这一二人关系中,来重新审视要是抛却了夫与妻这一前提,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是否还能产生爱情和信赖。

漱石的小说是全盘怀疑支撑着“家”和家族的性别分工的反家庭罗曼史。一方面,这是在响应读者提出的各种要求,重复创作报社方面所要求的西欧型现代小说,即关于知性男女的恋爱和结婚故事的过程中极具战略性的斗争方式。

但是,以承担了大正教养主义的弟子们即“漱石山房的人们”为代表的同时代的读者是在男性中心的框架中来阅读和批评这些小说。因此,另一方面作者漱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被特权化,同时漱石的小说在苦恼的知识分子男性自我怜悯的谱系中被消费。这样的方向通过报纸这一大众媒体,即一个以国民规模组织起包含日常的心情和感情的想象共同体的装置而发挥作用。小说这一体裁仿佛只是讲述知性男女在恋爱和结婚方面的苦恼,也可以认为这一幻想是由被推上国民作家位置的漱石的小说反讽般地创造出来的。

漱石形象的“摇摆”

大正时期是在以普通选举运动和“米骚动”为中心大众规模的女权运动极大地动摇了体制时,“贤妻良母”主义被重新强化、要再次把女性们关闭在“家”中的思想反动时期,也是男性成了特权读者,把“漱石文学”奉为圣经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具有象征性。很明显,这些事情与之后的如下事实也是相关联着的:“文学”的世界,甚至连大写文字的“文学”的世界都变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单一社会;作为封闭的共同性的“文坛”被强化。这不但与杂志《青踏》周边的“新女性”们为了要反抗男性,作为平等的人确立自我就只能以文为业这一同时代性相关,而且也同从大正到昭和期间,正是女性作家们成了漱石式的反家庭罗曼史的作家这一情况相关联。

但是,拥有上百万的读者、以时代小说为中心的“大众小说”作为新的体裁登场,在“大众小说”占据了报纸连载小说大半的昭和时代,以小林秀雄为代表的多数作家有轻视夏目漱石的倾向,认为他只是一个接近“大众文学”的单纯的报纸作家。就连把“日本”的“纯粹小说”定义为“纯粹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的横光利一(《纯粹小说论》1935年),在推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为这类小说的模范时,但也只字不提夏目漱石。在结束了对无产阶级文学镇压的1930年代,执掌文坛大权的人排斥所谓的“大众文化”,在自我特权化的方向上要与“漱石”保持距离。

而且,战败后,以追究战争责任为中心,开展了对这些1930年代的作家们的批判,女性总算是获得了参加政治的法律权利,开始生产出丰富的话语。在这一时期,通过要斩断文学与政治直接关联的平野谦、荒正人等人的努力,创造出了重新评价“漱石”的契机。他们把作为亚文化的报纸小说的漱石的文本划入非政治领域这一狭义的“文学”中,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夏目漱石”这一专有名词本身就在“日本”这个国家中用“日本语”书写的文学的力量关系中“摇摆”。漱石的小说必然会让那建构起了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金钱与爱情、国家与个人以及“大众文学”与“纯文学”这种近代日本每一个历史性中的某种规范性意识形态框架、并将其作为自明的那种动向产生龟裂。漱石的小说具有把一个事情分开成两半,再扩展其距离,产生“摇摆”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漱石的评价也在阅读其小说的读者的性别差中摇摆,即便是在战后数次掀起的“漱石热”中,也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漱石形象。


(1)小森阳一儿时曾随父亲在布拉格度过。其父小森良夫(1926—2008)曾长期从事国际工运活动,并于1961年至1965年作为日本共产党负责国际工运的代表常驻设立于布拉格的世界劳动联盟总部。小森阳一在布拉格上的是使馆区的俄语小学,故回国后有“连日语都感到吃力”的感受。详细参照小森阳一著作《小森阳一与日本语的相遇》(小森陽一『小森陽一、ニホン語に出會う』,东京:大修馆,2000)。——译注

(2)“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赛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偏见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Orientalism”本质上是西方人文化上对东方人控制的一种方式。——译注

(3)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France1844—1924),20世纪前期法国代表性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黛丝》、《红百合》和《诸神渴了》。出于深厚的人道主义感情,法朗士在政治上始终站在穷人和被压迫的弱小者一边。其博学、富于幻想,清澈迷人的风格,还有他融合讽刺和热情所产生的神奇效果为他在国内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其文风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译注

(4)坪内逍遥(1859—1935),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其《小说神髓》堪称日本近代小说理论的嚆矢,主张心理写实主义。有《当代书生气质》《太太》等小说问世。

(5)福楼拜(GustaveFlaubert,1821—1880),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6)桦山资纪(1837—1922),军人、政治家,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县,在戊辰战争中转战各地,发表了著名的拥护藩阀政治的《蛮勇演说》。中日甲午战争时任军令部长,后任第一代“台湾总督”。——译注

(7)上田万年(1867—1937),语言学家、国语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国语研究室第一任主任,小说家圆地文子之父。曾担任过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等职,1908年被评选为帝国学士院委员。著述有《为了国语》等,为科学研究日语开辟了道路。——译注

(8)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1850—1904),生于希腊,长于英法,1890年赴日,此后曾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任教,与日本女子小泉节子结婚。小泉八云是著名的作家兼学者,写过不少向西方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书籍,是日本怪谈文学的鼻祖。——译注

(9)桂太郎(1847—1913),政治家、陆军大将,曾在德国学习军事,为日本的陆军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曾三次组阁。在其任上推动过“日英同盟”“日俄战争”“日韩合并”等事件。1913年,在宪政拥护运动中遭到批判,被迫辞职。——译注

(10)原敬(1856—1921),政治家。历任过记者、外交官,曾任《大阪每日新闻》社长,参加创建立宪政友会,担任过邮递大臣和内务大臣和政务会总裁。1918年组阁了最初的政党内阁,号称“平民宰相”。由于推行强硬政策而遭人反对,在东京车站被暗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