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招徕商鞅，变法强国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宋）王安石《咏商鞅诗》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准备在秦国实施变法。这一决定引起了秦国守旧派大臣甘龙、杜挚等人的强烈反对，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商鞅舌战群儒，直陈：“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他驳斥了群臣“法古”“循礼”的守旧观念，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秦孝公最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为取信于百姓，在集市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贴出告示，谁若将此木搬到集市北门，便可得十两金（金为黄铜）。起初无人敢动，商鞅便增至五十两金。有胆大者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果然命人给他五十两金。这就是著名的“立木为信”。商鞅此举，是为了表明自己变法的决心。

作为变法序幕，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颁布《垦草令》，发展农业生产。《垦草令》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0年，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宫殿，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令商鞅实行第二次变法。

知识链接 《垦草令》

《垦草令》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变法预案，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颁布此令。三年后，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开始在秦国全国范围内进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

商鞅变法从经济制度变革开始，进而改革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循序渐进，使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

改革经济制度，发展生产，是为了让秦国富起来。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秦国才能更顺利地实现政治、军事的强大。农业是封建经济的基础，重农抑商也是秦国发展经济的主要策略。商鞅从发展农业出发，首先进行土地改革。

商鞅认为，秦国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与秦国毗邻的韩、赵、魏三国则人多地少。秦国应制定优惠政策，招徕邻国百姓开荒种地，免除他们的兵役，使其专心务农，而让本国的农民去服兵役，充实兵力。这样，既可以发展农业生产，又能发展军事力量。

在土地制度上，秦国实施的是商周时代的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为国家公有，并将方圆九百亩土地按“井”字形分为九份，分给八家农户耕种。其中，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农户集体耕种，所收粮食交归国有；其余八百亩为私田，八家农户各自耕种。这种制度适用于较低水平的生产力。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这种井田制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商鞅改变了传统的“井田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也就是打破井田的界线，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扩大了农户的耕田面积，同时减轻农户的税负。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农民专心务农、精耕勤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农户还可免除徭役和赋税。这种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秦国农业的发展。

商鞅还通过强制分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来增加国家税收。凡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增加一倍赋税。国家按户征收赋税，户数增多，赋税自然也就增加。这种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上，商鞅推行了县制、官僚制、军功爵制以及连坐制等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制度。

商鞅将全国众多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国君直接任命县的县令、县丞和县尉。其中，县令主县政，县丞辅佐县令，县尉主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这种由国君直接任命国家基层政权官吏的制度，是我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肇始，也是后世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的雏形。这种制度打破了传统的世袭封建制，催生了官僚制。

商鞅推行的“官僚制”打破了商周以来的世袭制。所谓世袭制，是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其爵位、封邑和官职都是世代相袭。爵位与官职的世袭为世卿，封邑的世袭为世禄。世卿沿袭的是政治地位，世禄沿袭的是经济地位。这种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向上流动。处于平民阶层的社会贤良无法进入统治阶层，而位处高位的显赫贵族则无论贤达与否，都世代居高位。商鞅打破了这种世袭制，试图建立选拔贤能的官僚制。

建立“官僚制”，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选拔人才机制，以替代世卿世禄制度。这种替代制度就是“军功爵制”。商鞅将军功爵分为二十级，从第一级到第二十级，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每获取一个敌人首级即可升一级。军功爵制有双重作用，贵族子孙若没有获得军功不得成为宗室成员，而平民若取得军功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不仅限制了宗室贵族的势力，也为平民阶层打开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这种制度得到占社会大多数的平民阶层的拥护，激发了他们为国效力的积极性，但也受到秦国旧贵族的激烈反抗，为商鞅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为了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商鞅还推行了“连坐法”。连坐法将全国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各家之间互相监督和检举，告奸者与杀敌者的功勋相等；如果包庇奸人，则要受腰斩之刑。这种连坐制以什伍株连的高压手段监督百姓，最大限度上实现了中央集权，营造了一种全社会“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井然有序假象，实则让全社会处于极度压抑状态和恐怖统治之下。

商鞅变法受到了以太子为首的秦国权贵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为了巩固改革成果，使变法所取得的成就不因王位更替而出现“人亡政息”的局面，商鞅将这些制度“法典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促进变法成果的世代延续。

以“王法”的形式巩固变法成果，虽然可以约束平民，却无法约束权贵。一日，太子嬴驷（秦惠文君）犯法，因其是“嗣君”，不可施刑，于是商鞅处罚了太子傅公子虔和公孙贾。后来，公子虔再次犯法，受到劓刑（割鼻之刑），以致其“杜门不出”八年。商鞅的做法虽然遭到太子等贵族的强烈反对和怨恨，却在全国树立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典范，有助于法律的推行。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跻身诸侯强国之列。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其主将公子卯，夺取魏国重镇安邑，魏国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孝公为奖励商鞅的功劳，赏赐其十五邑，号“商君”。此后，人们称商鞅为“商君”。此时，魏惠王懊悔不已，悔恨当初没有听信公叔痤的话。

商鞅变法使秦国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崛起之路。商鞅也因此实现了政治抱负，获得荣华富贵。然而，这一切对于商鞅来说不过昙花一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君继位。当年遭割鼻之刑而杜门不出多年的太子傅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本就对商鞅不满的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商鞅欲连夜逃往魏国，在边境投宿时，因无法提供证件而被拒。客栈主人告之：商君立法，若收留无证件之人留宿，将被判连坐之刑。商鞅感慨，变法竟然弄到如斯地步。商鞅逃到魏国，魏惠王记恨其夺邑之仇，将其押解遣送回秦国。最终，商鞅被秦惠文君下令处以其自己创造的车裂之刑（五马分尸）。

商鞅变法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通过变法，秦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所取得的成果，也被制度化，并没有因秦孝公和商鞅的去世而被废除。

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继承了强大的秦国和使秦国富国强兵的制度。成为中原霸主的秦国，面临着新的天下格局。

知识点思考 商鞅因何惨死？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新法达十八年。变法曾遭到旧贵族的不断反对，商鞅把他们视为“乱化之民”，将其“尽迁之于边城”。甚至连太子触犯新法也不能宽恕，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和公子虔作为太子的替罪羊也被治罪。旧贵族们破坏新法的阴谋失败后，更加痛恨他。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一批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乘机攻击商鞅，诬陷他谋反。商鞅逃跑未果，遭车裂而死，妻子家人也没有幸免。归根结底，商鞅变法触及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最终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