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钓”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保钓”是2012年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事件之一，相对于其他事件，“保钓”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亢奋”。然而，这种爱国亢奋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心理诉求呢，“保钓”中隐藏着怎样的“真”“假”爱国之情呢？

爱国：久违的共识

据日本新闻网2012年4月17日报道，4月16日下午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于当地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东京政府决定从私人手中 ‘购买’钓鱼岛（日方称 ‘尖阁列岛’）”。4月18日，央视新闻频道对此事进行报道，紧接着央视网、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1+1》今日关注、新浪微博等网络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迅速的报道和转载，一时间整个网络都充斥着中国人对于日本无耻行为的愤怒与谩骂。面对其他国家对我国领土与主权的公开挑衅，很多民众在“爱国心”的促使下迅速行动起来。

2012年8月15日，日本警方以“非法入境”的荒唐名义逮捕乘“启丰二号”登陆钓鱼岛的中国香港“保钓”人士，此事在网络上一经报道，便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更加严厉的斥责和更热烈的“保钓”爱国行动，“保钓”瞬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事件。爱国的心理共鸣成为连接网络上每一个孤立个体的纽带，形成个体的共识与归属感。在这种久违的共识与归属感下，全国各地上演了“保钓”游行示威运动。

2012年8月19日，全国性反日“保钓”游行示威拉开帷幕，当日就有深圳、武汉、青岛等十几座城市自发组织“保钓”游行示威。随后数日，以“打倒小日本，保卫钓鱼岛”、“中国钓鱼岛不容侵犯”、“抵制日货，从我做起”等为口号的反日“保钓”游行示威在海内外如火如荼地进行，也有许多企业免费印制带有“保钓”字样的T恤，餐厅悬挂“日本人与狗不得入内”字样的横幅，网络上日本品牌的汽车、电子产品、化妆品及烟酒食品、服装百货等也被网友统统列入“黑名单”。在一定程度上，海内外华人通过普遍的爱国情绪找到了社会团结感。

9月11日，日本政府全然不顾中方的强烈抗议，拨款20.5亿日元与所谓的“土地所有者”栗原家族签订“购岛”合同，实行钓鱼岛“国有化”方针，而后“保钓”运动被推向高潮。人民网2012年9月15日报道，当日至少有52个大中城市大量市民响应网上号召上街游行，其中重庆、长沙等地达到数千人，北京猛增至两万人以上。美国休斯敦保钓联合会和休斯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于9月15日组织约1000名民众举行“坚决保卫钓鱼岛 中华儿女齐怒吼”的游行示威活动，谴责日本“购岛”行为，坚定支持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香港民众于9月16日下午举行纪念“九一八”、保卫钓鱼岛游行活动，抗议日本政府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国有化”的行径，约有5000人参加游行。

如前所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峡两岸与港澳民众及海外华人就捍卫钓鱼岛主权问题多次在民间自发开展“保钓”爱国运动，那么为什么“保钓”的怒火在2012年燃烧得如此猛烈，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可以说，在互联网大规模兴起以前，“保钓”的群众号召力有限，“保钓”倡导者往往只能借助平面媒体（报纸、杂志）进行宣传，而平面媒体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单向的，难以快速地引起信息源与受众之间的广泛对话与讨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会事件一经上网，往往就能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响，反过来，网络效应又进一步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爱国名义下的非理性行为

从2012年8月开始，以“爱国”为名义的“保钓”游行运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最激烈的是2012年8月至11月海峡两岸与港澳的游行示威活动。其中，大部分民众能以“理性爱国、文明游行”为准则，但也不乏以“爱国”为名义的种种非理性行为。这里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一种与理性行为相对的、主要以情绪发泄为目的的、带有冲突性甚至破坏性的行为。

“保钓”游行中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保钓”游行人员往往情绪性地对日系品牌的事物，包括车辆、餐厅、百货商品等进行打砸抢烧，有的行为甚至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据凤凰卫视报道，9月15日国内全面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至少有52个城市的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走上街头，部分地方传出民众闯入、破坏日资商店的事件。据媒体报道，长沙日资商场平和堂遭打砸，部分商品遭哄抢；西安游行过程中也发生了多起打砸抢烧的行为，多位市民的日系车辆被砸碎、掀翻乃至烧毁，有的酒店、商场也未能幸免；青岛部分示威者割破玻璃闯入吉之岛商店；成都的几家便利店、东莞的几家日本料理店也遭破坏。

“保钓”游行中的打砸抢烧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网络上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严厉斥责这种非理性行为，认为“保钓”不是为所欲为，更不是借机撒野；打砸抢烧行为是在丢中国人的脸，是在伤自己骨肉同胞的心，是在玷污爱国情结，甚至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行为，应积极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倡导理性爱国、文明“保钓”，表现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素质，而不是让外国人看中国人“窝里斗”的热闹。另一阵营却持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在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无耻行为面前，已无法再用理性行为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以暴力的方式让日本看到中国人“保钓爱国、抵制日货”的决心。

从理性的角度看，以爱国名义进行的打砸抢烧行为已经背离了爱国的初衷，变成了违法犯罪行为。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这些对本国同胞的财产、生命“痛下黑手”的民众，打着“爱国”旗号却做着“不爱国”的行为，其真正原因何在？

“保钓”中的“真”与“假”

“保钓”游行从爱国抗议示威演变成打砸抢烧的恶劣行为，其背后隐藏着群体性的非理性情绪发泄的成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集体目标为动机的冲突要比以个人目标为动机的冲突“更激进、更冷酷无情”。“保钓”游行被认为是以“爱国”这个集体目标为名义的超出个人利益和动机的活动，很多打砸抢烧者便自恃是代表“人民”的“爱国者”，表现出极端的破坏性行为。

2012年9月15日，全国各地很多打砸抢烧的恶性事件被报道后，理性民众纷纷对其进行斥责与批评，理性爱国的口号在主流大众媒体与网络媒体中传播开来。新华社中国网事发表“年轻的理性，让人看到希望”；大河网9月15日发表“打砸抢烧不是爱国是害民”; 《中国新闻之窗》杂志9月16日发表“理性抗议现爱国，烧抢砸劫真害国”；政务微博、媒体微博、个人微博纷纷向公众呼吁：少一点盲从，多一点理性，依法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然而，仍然有许多游行人士面对理性爱国的呼吁无动于衷，继续实行打砸抢烧行为。例如，2012年9月16日，得知日本决定“购买”钓鱼岛后，广东省深圳市的示威者砸毁日本西武百货的窗户。这时，“保钓”已经成为一些人发泄非理性情绪的方式，而不是真正的爱国。在人群聚集的条件下，越是非理性行为，越容易形成“涟漪效应”，即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坏规则，而未见对这种不良行为的及时处理，就会模仿破坏规则的行为。从集合行为研究的匿名理论的角度看，在集合行为中个体之所以会做出平时很少出现的越轨行为，是因为他处于匿名地位，没有明确的身份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约束力对其的影响大大降低，使其敢于大胆地做出非理性行为。

这里，我们仍然需要追问，“保钓”中的打砸抢烧等非理性行为，仅仅是一般性的非理性情绪的表现吗？这种行为是否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有，说明这种非理性情绪此前已经在积压、酝酿，即便没有“保钓”游行，也会在一定时刻通过某种方式释放出来。这样一来，分析“保钓”游行中打砸抢烧等非理性情绪的社会根源，显得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