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造船技术的发展
一、秦汉时期的造船技术
广州地处我国南部边陲，河网众多，水系发达，早期居民也是以善于捕鱼的越人为主。在古代，岭南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船。1974—1975年，在广州老城中心区发现了秦统一岭南时的造船遗址，工厂规模大，工艺先进，保存较好。[1]这是秦王朝为统一岭南战争中急需运输船只而建造的，充分证明当时南方的造船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在广州农林下路出土的一座南越王时期木椁墓中，有一艘彩绘的木船模型。[2]船上前舵有12名划桨木俑，后部是两层木楼，从这件船体模型上可以约略看到楼船的雄伟身影，反映了南越国较高的造船水平。[3]除了雄伟的楼船，还有用于内河航运的小船。广州东郊红花岗出土的一艘陶货艇模型，结构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舱室，不分间隔，船上站立四个陶俑，皆做撑篙动态状。这种四人即可划动的船便是用于一般内河运输的简易货船。[4]
汉武帝时的造船业有长足进步，白寿彝先生据此指出：“西汉中叶已有很大的楼船，并且南方的楼船也已有了很大的数量”[5]。这说明此时的造船技术比南越国时期有很大进步。除楼船外，还有许多规模稍小的船、舸、艇等是番禺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而规模大者或用于军事，或用于远洋贸易。
广州西汉墓出土的木楼船模型
资料来源：蒋廷瑜.汉晋时期珠江流域的造船业.［2016-09-11］.http://www.gxmuseum.cn/a/science/31/2013/3891.html.
二、宋元时期造船技术的进步
宋代造船业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内河航船载重万斛者，已不算稀罕。航行海上的船只，最大者已能载重15万千克。早在唐德宗时，南海官吏已有自制海船从事海上贸易。宋时外贸情形一如唐代，与阿拉伯间的海上往来，疑已全用中国船。中国船形制巨大，进出阿拉伯必须先以小船到故临，然后再改乘中国大船。
提到宋元船只，不得不提“南海一号”。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是保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航道上的珍贵文化遗存。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南宋外销瓷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磁灶窑系五大民窑瓷器构成。据不完全统计，瓷器数量有6万余件。“南海一号”是当时南宋贸易船只的一个缩影，也是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历史见证。
三、明代的广船
明代我国的造船业举世闻名，特别是郑和下西洋之际，是造船业发展的高峰。后因倭寇为患，明朝推行海禁政策，商民不得私自出海，不得私造大船。但在广州地区，不少富商大贾与地方豪强私自出海，造船业并未完全中断。当时最著名的是“广船”和“福船[6]”，而前者规模要大于后者，代表明代造船业最先进水平。
广船用材优良，选料严格，船材多用铁力木。铁力木具有强韧和耐水的特点，质坚如铁，所造之船特别坚实厚重，大大增强了船身的坚实程度和抗御风涛性能。广船的设计，广泛吸收国内优秀船种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底圆面高，下有大木三段，贴于船底，名曰龙骨”（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九《海运》），这种结构使转弯趋避较为灵便。广船很重视摇橹的设置，在风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行走迅速。“广东船制，两旁设架，便于摇橹。广东自出虎门，上及大鹏，下及北津以西，俱有海屿，或断或续。联络外商船来往，多从里海，且风气和柔，全仗摇橹。此广船所由制也。”（《海防纂要》，转引自《广东考古辑要》卷三十《兵船》）明代广船的制作有了较大的改进，如船板隙缝，以白麻絮为筋，钝凿击入，再用牡蛎灰和桐油填补。蓬索以火麻制成绳缆，锚缆以青竹篾煮熟再绞制而成。[7]内河航行的广船种类也很多，北江上游河流湍急，险滩、暗礁不绝。因此船只吃水浅，多用樟木造船，船底薄而平，便于滑过乱石，有“纸船”之称。又有泷船，行走于峤南最绝险的六泷水道。（参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泷船》。）
明代海防吃紧，倭寇为患，海盗猖獗，政府不得不加强海防建设。广州地处海防要塞，修造战船发展较快。成化年间，两广总督韩雍“初开督府于苍梧，立秋调发，先预备粮饷，买料于南海县，雇匠造船五百艘，所费不过二万”。广州制作的战船，种类繁多，战斗力强，有沙船、白艚、唬船、乌船、渔船、飘风子、龙艇、横江大哨等。其中有用作侦查的小船（渔船），也有用作指挥的主舰大船（如横江大哨）。明代是我国古代海防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战船制造技术成熟的时期。
广船模型1
广船模型2
四、清代官营与民营造船业
清代广州的造船业十分兴旺，造船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大类，官营船厂由官方出资兴办，主要制造和维修军用战船、巡逻船艇和官用船只。雍正三年（1725），广东官府设立河南（广府厂）、庵埠（潮州府厂）、海口（琼州府厂）、芷芋（高州府厂）四个官营船厂。广州河南的船厂居全省四大船厂之首，由省、府共同管理，其规模大，技术水平高，所造船只“由藩司饬委丞悴、牧令等员，会同广州府确验”。
民间造船的水平也很高，“周玉、李荣皆番禺疍民，以捕鱼为业，所辖罾船数百，其上可以设楼橹列兵械，三帆八棹，冲涛若飞。”（同治《番禺县志》卷五三《杂记》）广州的商货用船以米艇、广艚、艨艟为多，向有“广州大艨艟[8]，使得两头风”的谚语，这是广州货运的主力船只。此外，广州各处津渡遍布，过江有横水渡，远距离则有长河渡，渡船数量很大。清政府为了防范敌对势力，对出海船只实行严格控制。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规定包括，商船只许用双桅，梁头最大不得超过1丈8尺，柁工水手不得过28人。（参见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经政略·海防略》）这些规定钳制了民营船业的发展，但民间私造违规出海商船仍屡禁而不止。
清代广州造船业把中国造船的技术推向了新的高度，更趋成熟。主要表现在：船型设计改进为首尖体长，吃水深，容载力强；船体结构强度加大，除重视用材多用铁力木的传统外，加密了肋骨距与隔舱板，构成紧密的骨架，使船只更能抵御风浪；桅帆进一步改进，中桅前桅均向前倾，篷杆疏而粗，便于引风，又经得起风浪；广船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孔，使操舵省力，转摆灵活；总体比例更为合理，保障了船重心和稳心的最佳距离，使船只航行更为平稳；船的各种设备更趋完善，船型种类呈现多样化。
注释
[1]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考古发现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13.
[2] 黄淼章.广州东山西汉母椁墓发掘记.广州文博，1986（4）.
[3] 钟卓安.广州通史：古代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123.
[4] 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六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197.
[5] 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74.
[6] 中国古代海船中的一种船型，是“四大古船”之一，为福建、浙江一带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
[7] 杨万秀.广州通史：古代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10：720.
[8] 中国古代一种具有良好防护的进攻性快艇，又作艨冲。东汉刘熙《释名·释船》载：“外狭而长曰艨冲，以冲突敌船也。”艨冲船形狭长，航速快，是古代水军的主力船。此船“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太平御览》）。赤壁之战中，东吴大都督周瑜以“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点火后突入曹军船阵，一举烧毁了曹军舰队，便是中国军事史上以蒙冲突击的典型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