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基本沿革
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发展沿革与其组织地位的变化紧密相连。1929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并以之为推行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国民政府对民众教育馆组织地位的界定，得到北平市政当局及社教工作人员的认同。1932年，依照教育部规定，北平市立通俗教育馆改称民众教育馆。这对民众教育馆的工作没有显著影响。不久后，1933年，北平市政当局着手对社会教育组织结构进行改进，这对民众教育馆的工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它采取分区设馆的模式，建立以民众教育馆为各社教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格局。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地位的提升，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其发展的重要契机，而且还决定了北平市社教工作的整体走向。自此，民众教育馆成为解析北平市社教工作发展的良好切入点。这是其他社会教育实施机关无法比拟的特色。有鉴于此，以组织地位的变化为线索，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教育馆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动荡与整合期：北平市属民众教育馆之初设（1928—1933）
早在晚清新政时期，北平地区已有社会教育机构设置。这主要包括简易学塾、宣讲所、图书馆、阅报处等。甘博的社会调查显示，1921年前后，北京地区设有演讲所十余处，听众多者达千人，社会教育工作已初显成效。[1]
民教馆性质的社教机关成立稍晚。1925年10月4日，通俗教育馆成立，馆址设在地安门外鼓楼。它经过半年的筹划，花费万余元款项，是京兆尹薛笃弼改造计划的重要构成。[2]开幕式上，薛笃弼、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等政府要员出席并致词。时人指摘薛笃弼动机不纯，此举不过是巩固其政治地位的粉饰工作。鹿钟麟力挺薛笃弼，“极言作只需为公，良心无过，则不宜畏惧道路之讥评”[3]。而薛笃弼对通俗教育并无深刻理解。他认为，“通俗教育之义，要在开通一般的普通知识”。而“普通知识中，有一最紧要之前提，大家先须明白。然后此种知识，乃为有用。此前提为何，即明耻是也。所谓耻者，有一国之耻，有一家之耻；有群众之耻，有一身之耻；有一时之耻，有毕生之耻。苟不知耻，虽知识高深，且有万能，亦系无耻之徒。如其知耻，则虽有片长，其人已属可贵，而况尚能灌输普通知识耶！此通俗教育馆鼓楼之上，所以特以明耻二字唤醒国人也”[4]。薛笃弼发言显示，其更加看重鼓楼的明耻功能。在他看来，鼓楼是国家的象征，将之改设为通俗教育馆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知识普及的功用。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概念，借以明耻。由此可以窥见，通俗教育馆成立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官方对通俗教育的基本认知。薛、鹿两人筹设教育馆，政治性目的更强，高过对通俗教育意义的追求。
多家媒体受邀参加开幕式，但通俗教育馆的成立并非记者关注的时事要闻。各报所发新闻大致雷同，有通稿之嫌。比较有趣的是《东方时报》的报道。记者摘录并评论了开幕式上的发言内容。
该记者对发言中流露出的陈腐观念不以为然并充满讥讽之意，他未及终会便离开了。
通俗教育馆开办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无实效。至1933年社教组织变革前，该馆馆长频繁更换，在9年时间内计有10任馆长。平均下来，每位馆长任职不满1年。人事不稳，导致教育馆工作缺乏长远计划，未能充分展开。详见下表。
表1—1 1925—1933年教育馆历任馆长及主要工作表[6]
社会舆论也多有批评。李文超《简单的谈一谈北平社教事业》一文，直言民教馆在社会上影响甚微。他说：“北平的社教机关，除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外，我们几乎没有看见其他的社教事业之表现。”[7]而在社会局治下的鼓楼民众教育馆、头发胡同的普通图书馆和北平民众图书馆三个主要社教机关中，“北平民众，除了看过《北平指南》与北平图书馆出版的《北平学术机关指南》者以外，并不知道有这样三个机关”[8]。李文超将矛头直指市政当局。他说：“自从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各地的民众教育之发达，是一日千里。一般人亦都感觉到这种事业之重要，而号称文化中心的北平市社教事业，如此简陋，我们不能不责成于主办社教事业的首领，尤其是要由监督教育行政的机关负完全责任。”[9]
（二）转折与变革：分区设馆新型社会教育格局的规划
在北平市政当局看来，民教馆及社会教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应归咎于社会教育组织系统的涣散。市政当局认为这不仅导致北平市民教馆组织地位难以发挥，同时也制约了本地社会教育的整体发展。民教馆工作人员亦深有体会。张阔亭就指出，“从设置方面说，过去的民众教育的设置，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换句话说，过去民众教育的设施不能适应民众的实际的生存之需求”[10]。有鉴于此，北平市政当局于1933年起，着手对社会教育组织系统进行改革。
通俗教育馆成立之初隶属市政公所。北伐成功后，通俗教育馆奉令改由北平市教育局直辖。这是民教馆在地方行政中组织地位的一次转变。1932年，教育局并入社会局。民教馆又改归社会局直辖，其组织地位再度变化。是时，民教馆下设总务、博物、文艺三部，附设民众学校、工余俱乐部等社教机关。除民教馆以外，北平市属社教机关还包括第一普通图书馆、民众图书馆、民众学校二十余所、阅书报处十余处、民众茶社五处等。它们同样直辖于社会局。在社教组织系统中，民教馆与这些实施机关属于平级关系。简言之，此时北平社会教育组织系统大致为：北平市民教馆和其他市立社教机关平行，其上级主管机关是社会局，其下又设数部并附设民众学校等机关。详见图1—1。
图1—1 1932年北平市社会教育组织系统图
1933年11月，北平市社会局制定了《变更本市社会教育组织计划草案》。以此为基础，社会局拟定详细方案，对北平市社会教育组织系统进行改革。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加强民教馆社会教育中心机关的地位，改变原有社教机关“组织颇嫌散漫，难收实效”[11]的状况，进而带动北平市社会教育工作全面发展。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其一，划定社会教育区（简称“社教区”）。此次变革将原有的15个学区[12]划为4个社会教育区。这四区的具体区划及原有经费如下：第一社会教育区以原有第三、第五、第十五区属之，时月支社教经费计1292元；第二社会教育区以原有第二、第四、第十三区属之，时月支经费计4831元；第三社会教育区以原有第一、第六、第十二区属之，时月支经费计353元；第四社会教育区以原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区属之，时月支经费计1625.7元。[13]
其二，对各社会教育区内的组织系统进行具体规划。社会局规定，每个社会教育区设民众教育馆1处。即在4个社会教育区内分别设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14]各区民众教育馆除直辖教学、阅览、康乐三部外，还附设阅书报处、民众茶社、民众学校等若干处。各部和附设机关均由民教馆指导监督，综揽执行。民教馆在社会教育区内中心机关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分期执行。社会局根据北平实际情况，将这一社会教育组织系统的建设分为两个步骤。因整个计划实行经费不足，社会局决定先由第一社会教育区试办。区内最高设民众教育馆1处，其下再设阅书报处、民众学校、民众茶社等若干处。以一年为期，俟该区办理卓有成效后，再逐渐推广至其余各区。
此次变革拟定了新型社会教育格局，从整体上重新规划了北平市社会教育组织系统的基本蓝图。它采取分区设馆的模式，将北平市城郊区分为4个社会教育区，每区分设民众教育馆1处。民教馆为各社教区推行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使北平市社教组织系统再次发生变化，特别凸显了民众教育馆的组织地位。北平市政当局试图建立一个由社会局领导，以四区民众教育馆为各社会教育区中心，以各社教设施为点逐渐向外扩散的社会教育网络。详见图1—2。
图1—2 1933年北平市社会教育组织系统图
此次变革的理论基础，社会局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①北平市社教事业发展的需要。“按健康教育说，积极的卫生设备与消极的健康指导，故未作到圆满的地步；按公民教育说，地方自治未能澈底建树；按生计教育说，民众之生活，正需要改进。”[15]②加强北平民教馆作为推行社教中心机关的作用。市政当局认为民教事业的推进，“须有指导之中心，政令始易收效”，鉴于以往的民众教育缺乏系统的指导，“故划分社教区域，于每区适中地点，设民众教育馆一处，附设阅书报处、民众学校、民众茶社、工读学校多处，分布全区。教育馆为实施该区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负责监督指导计划及实施该区社教之责任。如此，中心机关遂以树立，全区的社教工作，乃能循序推行”[16]。③增加社教机关设置的灵活性。市政当局强调区内一切社教机关的设置需要十分灵活，要依据本地区的实际需要与特点进行设置。“譬之郊外农村，则设乡村实验区，以负各种教育的责任。若为商业集中之处，即设立工商补习学校。凡此种种，均赖教育馆为之擘划实行。”[17]④节约社教经费与资源。因北平的社教经费，“仅占全教育经费百分之六.二，办事自感困难，但划区实施，额能减少此种困难之处。因为，每区之社教机关，困难之最普通者，莫若人才之缺乏。假若已经树立中心机关，具有联结之关系，其人才可以相互的调用。如此，便能打破非经费充足不能工作的观念”。“在全区各社教机关，各种设施不必皆同，行于甲者，固可施于乙。即行诸乙者，亦可施于甲。譬如图书一项，若中心机关，藏量丰富，用巡回文库之法，凡此区中之民众学校、阅书报处，皆不致有图书不足应用之虞。”[18]⑤增加工作兴趣并提高社教工作效率。市政当局认为各区之间相互比较，有助于提高社会教育工作效率。“如工作无兴趣，则事业失其进展。然此兴趣之发生，实由于竞争而来。全区之社教机关，因为联结之关系，在工作方面，自存竞争之心。而兴趣以生，其效率更大，全区如斯，区与区比较，亦复如斯。”[19]可见，此次改革并非随性而为。社会局充分考虑到北平市社会教育的基本发展状况，理论基础较为坚实。
1933年的这次改革不仅重划北平地区的社教空间与格局，更对社会教育工作有了全盘规划。此后，北平市的社会教育工作依照此计划进行，按部就班。民教馆的地位渐趋稳固，是其工作发展的强大助力。1933年末，第一区民教馆改组成立，为其他社教区及民教馆提供了基本范式。1936年，北平市政当局增加社教经费。第二、第三、第四社教区民众教育馆先后成立，社会教育组织系统进一步完善。民教馆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机关的作用，随着这一新型社会教育格局的建立而逐步发挥。
（三）实验期：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的改组与实验（1933—1935）
按照1933年市政当局对社教格局的规划，第一社会教育区先行试办。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由北平市民众教育馆直接改组成立。第一社教区内原有市属民众学校和阅书报处等机关，经过改组及更名之后，划归民众教育馆管辖。这初步在该区确立了民众教育馆中心机关的组织地位。具体情况请参见表1—2。
表1—2 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改组情况表
第一社会教育区的改组成立，不仅推动该区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还为其他社教区及民教馆的设置提供了基本范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第一区民教馆组织结构几经调整，逐步成型。其余三区民教馆筹设之际，均复制其组织结构。起初，民教馆的组织结构以工作内容为标准进行划分。1925年，通俗教育馆设有图书部、讲演部、博物部等。1930年，颜仲鲁担任馆长时，改置总务部、博物部、文艺部三部。1933年，改组后的第一区民教馆直辖阅览、教学、康乐三部，而民众学校、阅书报处、民众茶社、乡村实验区等以附设的形式隶属于该馆。1936年，社会局筹建其余三区民教馆时，基本上照搬了这一设置。它拟定《北平市第二、三、四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草案》，规定这三区民教馆采取整齐划一的组织结构，即下设阅览、教学、康乐三部，附设民众学校、阅书报处等社教机关。
第二，第一区民教馆通过实践，基本上确定了北平市民教馆及社会教育的工作范围。精英阶层对社会教育内涵的广义理解，使其工作范围异常广阔，形式丰富多样。改组后，第一区民教馆负有图书阅览、展品陈列、讲演、各种游艺表演等多项职能，附设民众学校、阅书报处、民众茶社、民众诊疗所等社教机关。这基本涵盖了北平地区社会教育的工作范围。为谋馆务推进，该馆还应实际需要举办了多项临时活动。如北平劳作品展览会、敬老会、北平市中小学自然科成绩观摩会、母亲会、农产品展览会、卫生运动大会、儿童节庆祝活动等。
在实践基础上，社教工作人员的认识逐渐成熟。他们将民教馆的工作按照性质不同分为六大类，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公民教育、休闲教育、妇孺教育。其中，文艺教育主要包括民众阅书处、民众阅报处、民众问事处、民众代笔处、读书团、壁报牌、演讲竞赛会、注音符号研究会、识字运动、民众小报、读报班、民众读物研究会、民众学校、露天学校、各种补习学校等项。生计教育主要包括各种合作社、习艺所、职业指导所、职业介绍所、佣工训练班、节俭会、公益改良所、出品展览会、提倡家庭副业、农事改良会、动物园、植物园等项。健康教育主要包括清洁运动、大扫除、民众诊疗所、拒毒会、防疫会、捕蝇团、运动会、国术研究所、球类比赛、儿童游戏场、远足队、民众救护队、民众童子军、业余运动会、公共体育场等项。公民教育主要包括时事讨论会、国际问题研究会、国庆纪念、国耻讲演、劝用国货会、政治标语牌、睦邻会、交谊会、处女会、主妇会、青年团、耆老会、乐群会、风俗改良会等项。休闲教育主要包括中心茶园、民众剧场、民众游艺团、民众音乐会、民众歌咏团、民众游艺会、民众电影院、民众俱乐部、说书场、鼓词场、民众业余欢聚会、幻术研究会、新年同乐会、团拜会等项。妇孺教育主要包括模范家庭、家庭储蓄会、家事讲习会、缝纫讲习会、烹饪讲习会、家庭副业学习会、家具展览会、儿童恩物展览会、育儿研究会、家庭教育研究会、婴儿比赛、家庭卫生、家庭审计、家庭访问、民众幼稚园等项。这不仅是第一区民教馆工作的总结，也基本涵盖了第二、第三、第四区民众教育馆的活动范围。详见下表。
表1—3 1933—1935年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主要活动一览表[20][21]
第三，第一区民教馆增设乡村实验区，是其改造北平乡村地区的重要尝试。
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乡村实验区成立于1934年。它以大有庄、青龙桥、后营、功德寺、辛村为中心，也常被称作青龙桥乡村实验区。它是第一区民教馆所办各项工作中较为特殊的一个。从实验区下设各股及其执掌来看，它以第一区民教馆为基本范式设置，其教育对象为北郊民众。他们的生活与城区市民不同，独具特色。即与识字教育相比，实验区更加注重生计教育的推行。社会舆论也持类似看法。《京报》记者评论实验区工作时表示，“窃尝以为中国号称农国，而农业技术实简陋迂滞，毫无进步，北方似较南方尤甚。故洋米洋面充斥市场，人民不食本国米麦，非不爱国，乃以外国米麦价较廉、质较美，故不得不买之。此即中国农业日趋凋□之症结。而农民保守性重又缺智识，故自趋灭亡之途而不自知。因此农村运动乃不可少、且不可缓。但运动目标宜注重农业技术之改良，如选种施肥等事。识字尚其末事，充其量，亦不过为促进农业改良之利便。若以此为最终目的，则差之远矣”[22]。青龙桥乡村实验区的设置，是第一区民教馆改造乡村地区的新尝试。其余各馆筹备时也打算仿照执行。但限于经费等原因，该构想未能付诸实践。尽管如此，青龙桥乡村实验区的示范意味不应就此被抹杀。
1933—1935年，第一区民教馆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工作日渐成型。其组织结构日渐完善，活动内容渐趋充实，初步发挥其中心机关的作用。随后，社会局将第一区民教馆的实践经验推广至其余三区，推动民教馆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展开。
（四）完善期：第二、第三、第四区民众教育馆的先后设立与中心地位的强化（1936—1937）
建构分区设馆的社会教育格局，北平市政当局较为用心。1934年，社会局曾筹划在第四社教区设立民众乐园一处。但因经费支绌，民众乐园迟迟未能成立。因此，民众乐园的筹划，未能改变北平地区民教馆分布的格局。1936年前，北平地区仍旧只有第一社会教育区民教馆一处，它的力量显得比较单薄。第一社会教育区内社教机关尚未完全划归民教馆管辖，第一区民教馆中心机关的组织地位有待完善。社会大众对第一区民教馆的工作仍不是十分了解。例如，《北平晨报》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报纸，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称其为北平市民众教育馆。因此，建立其余三区民教馆、完善社教组织系统显得尤为迫切。这自然成为1936—1937年北平市社会教育工作的重心。
社会局于1936年增加了社教经费，希望尽快完善北平市分区设馆的社会教育格局。它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正式成立第二、第三、第四社教区及民教馆，并派定各区筹备员负责相关事宜。其中，第二区民教馆的筹备员是王栋，第三区民教馆的筹备员是张肇基，第四区民教馆的筹备员是杨明德。这加速了第二、第三、第四区民教馆的成立。
1936年6月29日，第三区民教馆正式成立，馆长由张肇基担任。它设于西堂子胡同，地处东安市场附近。该馆由原社会教育人员养成所改办。原市立民众图书馆被并入，使该馆图书收藏较为充实。该馆直辖阅览、教学、康乐三部，附设妇女班、商业补习班、民众体育场、儿童游戏场及游艺室等。其主要工作包括：筹办各种邮政展览、职校成绩展览会、游艺会、同乐会、音乐会、运动会、比赛会等；提倡民众正当娱乐及旅行游历，改正或编纂戏曲、鼓词等；因时制宜举办国术表演大会、双十节举行庆祝会、象棋比赛等临时活动。
1936年9月27日，第二区民众教育馆正式成立，王栋任馆长。该馆设于西四北大街南魏儿胡同。该馆除设有阅览、教学、康乐三部，还附设妇女班、识字班、儿童体育场等，举办的活动有市民旅行团、农展会、拒毒讲演、新年同乐会、工业展览等。
北平市第四区民众教育馆在市立民众乐园筹备的基础上改组成立。民众乐园于1934年已开始筹备。市府认为“以一处教育馆，而负推动全市社教之责，势实有所不能。兹拟于本年度，在本市城南一带，选择适中地点，添设民众教育馆一处”[23]。受经费限制，市政当局只能暂时在天桥附近设立民众乐园一处。
社会局拟定了《北平市民众乐园具体设施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它针对天桥地区的特点，对民众乐园的具体工作做出详细规划。《草案》指出，民众乐园设置的目标“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及群育。在实施时，亦须认清对象、顾及时间与空间之联系关系，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虽有目标于前，恐终无到达之一日也”[24]。该园设施目标本着多项原则，包括：“利用休闲时间，以培养民众之高尚道德”；“利用休闲时间，以使民众得到广博之知识”；“利用休闲时间，使民众锻炼成康健身体”；“利用休闲时间，使民众认识中国之固有文化”；“利用休闲时间，使民众明了国家之一切现状”；“积极从事于扫除文盲工作”；“训导商贩明了整齐清洁之意义，并养成其整齐清洁之习惯”；“以统治教育之方式，指导各种娱乐设施，使其有益于社会”；“使民众戒除有损健康之一切不良嗜好”；“指导民众家庭之卫生，使之达于美观、朴素及和乐”；“指导各小商店之生计途径，及具备商业道德”；“指导民众作正当之娱乐，以减去其无味之消耗”；“指导民众有吃苦耐劳之精神”；“指导民众遵行政府法令”；“指导民众有合作互助之习惯”[25]。对于民众乐园的组织，《草案》拟定了两套方案。一种是分设康乐、语文、扩充三部；另一种是设康乐、语文、编辑、扩充、总务五股。《草案》明确了民众乐园工作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职员学识广博、经验丰富、有高尚人格、有健康体格、能任劳任怨、有牺牲精神、有和蔼态度、能找事做、能找问题、能研究问题、能解决问题、有进取心、能虚心。[26]《草案》将该园工作分为康乐教育、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四类。其中，康乐教育主要包括：建设体育场、卫生陈列；组织康乐团体，如国术团、旅行团、清洁服务团、老人会等；各种健康比赛，如儿童健康比赛，各种球类比赛等；各种健康表演，如国术表演、踢毽表演、空竹表演、摔跤表演等；举行拒毒宣传；编辑剧本鼓词、组织戏曲鼓词训练班、组织民众剧团；成立民众俱乐部；等等。语文教育方面主要包括民众学校、成人识字夜班、壁报、常识牌、露天学校、成立扫除文盲研究会、建设图书室、举办巡回文库、设文字教导室、按期举行识字运动、编辑民众读物等项。公民教育方面主要有：商贩训练、成立讲演团、组织新生活服务团、协助自治、举办公开纪念周、举办各种展览会，如公民常识展览、违警罚法展览、礼俗展览等。生计教育方面主要计划成立互助社和职业指导处。
民众乐园选定城南游艺园作为园址。然而，该园的租借过程纠纷不断，民众乐园的筹备工作进展缓慢。1935年1月，社会局命戚彬如为筹备委员，希望可以尽快促成民众乐园的成立。尽管如此，民众乐园仍未能如愿开幕。市府拟定改进计划，加快第二、第三、第四社教区及民教馆后，民众乐园经费被用于第四区民教馆的筹备工作。
第四区民教馆迟至1937年5月16日才正式开幕，馆长由筹备员杨明德担任。在四个社教区民众教育馆中，它成立最晚。该馆同样直辖阅览、教学、康乐三部，附设民众学校、民众问事处、民众问字处、儿童及成人运动场等，举办了国术研究会、戏曲鼓词研究会、民众歌咏团、儿童节庆祝会等多项活动。
至此，北平四个社会教育区及民教馆均已成立。这改变了以往民教馆的分布格局，分区设馆的社会教育格局初步确立，是北平市社会教育组织系统改革的重要成果。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1—4 北平各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基本情况表
这一时期，第一区民教馆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持续发展。1936年初，该馆馆长戚彬如去职。此后，李崑源、阮淑贞相继任馆长一职。12月，阮淑贞辞职。曾任社会局第三科科长、督学、第三区民教馆馆长的张肇基调任该馆。他拟定了《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改进计划书》，提出了全面细致的改进计划，内容涵盖该馆工作的方方面面。这推动了该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令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该馆新设立了戏曲研究会、托儿所等，主办了宣传识字运动、第二届乡村实验区农产品展览会、第二届敬老会、灭蝇运动、儿童健康比赛、通俗读物展览会等，协同举办第三与第四届卫生运动大会、儿童节庆祝会等大型活动。
1937年5月，各区民教馆悉数开办。市府即着手加强其组织地位的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教育组织系统。社会局拟将市属“四十一个民众学校、十七个公共阅书报处……分别划归各民教馆负责办理。至详细办法，现已大致决定。呈准市府备案后，即可实行。惟各校处之经济及人事则仍由本局直接负责，各民教馆负随时辅助、监督、指导之责任”[27]。
同时，市府尝试整齐划一各社教机关经费，力图平衡各社教区的力量，推动社会教育工作全面开展。1936年，社会局首由民众学校入手。曰：“市立各民众学校之成立，前后不同。每月经费数目，因之各异。兹拟本年度起，就社会教育原有经费范围内，将不符额定数目之各校，分别予以增减，以示画一而便整理。”[28]阅书报处的经费也仿照办理。社会局拟将各阅书报处的经费一律改为五十九元。“各处一律管理、工役各一人，计管理员月薪由十六元增至二十五元，工役一人工资九元，办公费十一元减至八元，图书报纸购置费由六元增至十七元。”[29]1937年5月，社会局拟划一各社教机关的经费与待遇，并明确指出要以经费较多的第一区民教馆经费为准。它鉴于“所辖各民教馆之经费一项，多不一致。拟在可能范围竭力使其一致，并予扩充。至工作人员之待遇，今后亦将使之一致，并以第一民众教育馆作准则”[30]。
无论是从工作的范围还是从组织的设置上看，第二、第三、第四区民教馆均仿照第一区民教馆的模式设置。1936—1937年这一阶段，民教馆工作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规模的扩充上。各社教区内分别建成结构类似的社会教育格局，民众教育馆初步确立其中心机关的组织地位。由此，民教馆的施教范围拓展至整个北平地区。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地区社会教育工作的正常进程被打破。加之受经费不足的制约，相当多已经规划好的工作未能付诸实践。社会局1933年所规划的社教组织系统尚未完全实现，民教馆中心机关的地位仍有待完善。
注释
[1]参见［美］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刑文军等译，146～152页，北京，中国书店，2010。
[2]薛笃弼任职期间，试图对京兆地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通俗教育馆外，其革新措施还包括兴设银行等项。
[3]《京兆通俗教育馆昨晨开幕》，载《东方时报》，1925年10年05。
[4]《京兆通俗教育馆昨日开幕》，载《京报》，1925年10年05。
[5]秋尘：《鼓楼中记言》，载《东方时报》，1925年10年06。
[6]根据《本馆沿革志略》（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相关内容制表。
[7]李文超：《简单的谈一谈北平社教事业》，载《世界日报》，1933年11年05。
[8]李文超：《简单的谈一谈北平社教事业》，载《世界日报》，1933年11年05。
[9]李文超：《简单的谈一谈北平社教事业》，载《世界日报》，1933年11年05。
[10]张阔亭：《从过去民众教育的错误谈到民众教育的将来》，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11月。
[11]《北平市社会局民国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行政报告》，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094，1933。
[12]北平市学区的区境界限，与警察区的区域规划相同。第一至第六学区即为内一至内六区，第七至第十一学区即为外一至外五区，第十二至第十五学区分别为东、西、南、北四郊区。
[13]参见《社会局肯办事变更社教组织》，载《京报》，1933年11年06。
[14]根据1928—1937年北平地区的常用称呼，也可简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区民教馆，或直接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民教馆。
[15]《平市教育行政二年来之回顾——社会局第三科发表》（七），载《北平晨报》，1935年01年12。
[16]《平市教育行政二年来之回顾——社会局第三科发表》（七），载《北平晨报》，1935年01年12。
[17]《平市教育行政二年来之回顾——社会局第三科发表》（七），载《北平晨报》，1935年01年12。
[18]《平市教育行政二年来之回顾——社会局第三科发表》（七），载《北平晨报》，1935年01年12。
[19]《平市教育行政二年来之回顾——社会局第三科发表》（七），载《北平晨报》，1935年01年12。
[20]参见《平市社教区二、三两区即将开幕》，载《北平晨报》，1936-06-16。
[21]参见《平市社教区二、三两区即将开幕》，载《北平晨报》，1936-06-16。
[22]《乡村实验区应作之事》，载《京报》，1935年03年22。
[23]《北平市政府民国二十三年度预定行政计划书》，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131，1934。
[24]《社会局关于呈送设立市民众乐园计划草案、经费预算给市政府的签呈及给第一区民众教育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21，1935。
[25]《社会局关于呈送设立市民众乐园计划草案、经费预算给市政府的签呈及给第一区民众教育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21，1935。
[26]《社会局关于呈送设立市民众乐园计划草案、经费预算给市政府的签呈及给第一区民众教育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621，1935。
[27]《平市民校及阅书报处将划归各民教馆办理》，载《世界日报》，1937年05年28。
[28]《北平市政府二十五年度预定行政计划书、纲目表》，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167，1936。
[29]《平社教经费本年增加二百余元》，载《京报》，1936年08年14。
[30]《平市民校及阅书报处将划归各民教馆办理》，载《世界日报》，1937年05年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