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做：从理念到建设实践
相信没有哪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没有问题，何况中国这样一个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大国家。我们国家正在经历转型期和机遇期，目前在发展过程中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熟的社会和理性的公民，不会仅停留在焦虑、怨气或消极的指责中。即便批判也应是辩证的、富有建设性的理性思考。常言说“方法总比问题多”，重要的是针对“问题”要勇于直面，且在“为什么”层面发问，社会某个方面出“状况”了，应努力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找出症结所在，才能对症下药，并进一步在“怎么做”的环节着力。
（一）解除生存焦虑：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
如上分析，社会焦虑的根源之一，是来自物质生存、贫富差距过大的“压力”，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产生社会不公感、幸福感下降的酵母，还是引发焦虑、怨气的根源。从这些年不同的调查报告看，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而调查显示民众在温饱解决后新的担忧中，排在第一位的仍是养老、医疗等生存问题。事实上中国式贫富差距中，还包含着底层民众生活过于困苦的问题。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指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注：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113/02047233363.shtml.）所以，对症下药的第一味，应就是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增加底层民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比例，缩小贫富差距。通过民生问题的改善，让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存不再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生活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社会心态的普遍焦虑、怨气也就会得到减缓改善。
关于贫富差距问题，我国在1993年时提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即针对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思维，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激发人们的市场积极性，这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一部分。事实上市场经济的确活跃起来，经济发展非常有效。
在十五大报告中延续了以往的发展概念，提出的仍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在2001年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则提出了要在全社会形成既注重效率，又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念。效率“优先”的思路开始改变。
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公平效率关系做了这样的表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也是针对社会中不断显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而作出的新的思路性调整。
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发生了新的变化，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这些阶段性纲领性文件提法的变化中，我们能感受到社会时代的发展，收入分配改革核心的变化，以及公平与效率观念的改变。正如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说的，国家把“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问题提上日程，这“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了执政层面对社会公平的坚持。报告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十八大报告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向民众公开承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对此十六大报告的提法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是，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从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到承诺“人均收入”，这种改变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力促社会公平和成果共享的发展思路。
比以往更进一步的，不仅是有了具体的承诺，十八大报告中还提出了更具体的实践举措，指出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低者，节高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缩小收入差距，否则“收入倍增”，贫富差距会更加拉大。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http：//finance.qq.com/a/20071019/000015.htm.）。
当然，“翻一番”的问题还和CPI有关。网上有笑言：“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过CPI”，表达了人们对物价增速和工资增速比率的担心。（注：参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6975807.html。）“豆你玩”、“糖高宗”、“蒜你狠”、“姜你军”等新词，表现幽默才智间也透露出人们的无奈和部分悲摧感。事实上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不光是收入问题，还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在我们课题组最新的调查中，问了“您认为当今社会人们焦虑的最主要原因”的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生存问题尤其是物质生活压力大”（86.94%）的选项，“人际关系和社会竞争太紧张”、“精神空虚，缺乏人生意义感”依次排第二、第三位。说明虽然物质生活已经得到相当解决，但民生问题在民众心目中，仍是最有压力并需要解决的问题。（见33页图5）
中国主张的是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公正理念中就暗含有“补差原则”。这个原则可以说就是“以有余补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意味着鼓励两极分化。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不仅要承认“多劳多得”的利益分配差距，而且要承担缩小这种差距的责任。执政党的集体主义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集体，有责任去关心帮助弱势群体或弱势地区。“补差原则”就是对那些因各种自然的、历史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天然资质或条件较差的成员，给予特殊的惠顾，创造出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我们今天追求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要求我们在注重市场效率和竞争的同时，更加注重公正中的“补差原则”，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全社会要伸出援手，更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安排中，体现公正补差，实现社会主义的“成果共享”。
我们经常会听到“弱势群体”这个词，市场经济重新洗牌后，拥有财富、权力和知识的群体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强势群体”，以贫困农民、打工者、下岗失业者等为主的群体则成为“弱势群体”。他们或在教育资源、健康医疗、住房、就业、生存环境等方面机会不平等，或在利益表达机制、社会话语权方面处于弱势。《春天里》被农民工一不小心唱红网络，“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农民工版《春天里》把他们弱势群体的悲凉境地和对春天的渴望冲突出来，歌声里的那种悲怆和伤感就如那群弱势者的写照，动人也让人心痛。
应该说，提出关注“弱势群体”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2002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概念，报告提出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践中我们的国家、社会也在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不断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在改变弱势群体生存状况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觉得在关注弱势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早些时候国务院总理就在亲自过问讨薪问题了，CCTV《新闻联播》2011年连载了《老杨讨薪记》，而2012年在CCTV所作的专题报道中老杨还在为农民工讨薪。关注弱势群体不能停留在理念和呼唤层面，要用制度“hold住”。而即便有了法律和制度，还得有配套制度细则才可能有执行力。
另外，缩小贫富差距，还应注意为分化阶层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的“平等化”、“尊严化”努力。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幸福感、焦虑感、怨气等不好心态，都和“尊重感”缺失有关。如果社会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把“豪宅”、“XO”和人生的“成功”联系在一起，把“奢华”、“名牌”和人的“尊贵”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服务以及公共资源只向富有和权贵阶层倾斜，底层“草根”百姓处于被边缘化、被忽略甚至鄙视的境遇中，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就会更加明显。所以，国家和社会应当在如何营造和谐、均衡、公正和人人受尊重的社会氛围方面下点功夫。
（二）让制度“hold住”公正与秩序
当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社会公正时，公正失范和心态恶化现象就会普遍出现。当扶助老人会产生“后顾之忧”，当“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社会风气和人们良知心态一定会因“伤不起”而发生“恶化”。博弈论认为，具有功利理性的人在博弈互动中会做出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而制度机制可以规导人们放弃违法和不良行为的选择。
哈耶克在《自由的构成》一书中曾经提到，整个社会秩序的实现不仅依赖于个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且更是由行动者与表现为一般性抽象结构的社会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美国科学院院士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社会秩序是一个博弈过程，在社会存在大量不遵守规则的情形下，体制和制度的有效供给对于社会秩序的良性演进和社会公共文明的形成极为重要。例如诚信问题，市场利益主体在进行“失信”还是“守信”的博弈选择中，如果计算出守信成本远远大于失信成本，就会选择失信。如果社会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制度性约束惩罚，使道德缺失者在失信、守信“博弈”中深切体会缺德失信带来的风险和过高成本，就会规导他们放弃选择失信。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强制性的制度和规矩“教育”失信者“学会”选择诚信道德。
所以，对造假欺诈腐败等违法或缺德者不仅要给予刚性的“直接责罚”，还应让其承担“间接责罚”。如可通过建立社会主体的道德资质评估机制，做道德信誉状况的“黑白名单”记录，使有德者积累道德资质，因道德而享受回报，而道德失信的“记录”由于放大了责罚范围和时间，会加大缺德成本和风险。而全国联网的“市场主体诚信数据库”的建立，会形成“一处失信多处受罚”的抑恶环境，使无德者对“间接责罚”的后果“望而生畏”，从而放弃违规和缺德的选择动机。
此外，目前中国的制度体系在制度细节方面还存在某些空缺，有题目梗概无故事情节，宏大叙事有余，过程细节不足。所以如上面分析过的，常常是党和政府理念方针很好，但由于现实中缺少落实的机制举措和途径程序，致使好政策或走样变味，或半途而废。
奥斯特罗姆提出过“制度细节”概念，认为制度就必须注重细节的制定，否则就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形同虚设。奥斯特罗姆指出，主张中央管制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中央机构应该按照什么方法来组织，它应该拥有何种权威，应该如何维持对这种权威的限制，它将如何获得信息，它的代理人如何选择，怎么激励他们做好工作，以及怎么对他们的工作加以监督、奖励或制裁。如果不注重制度细节，相当于提出了“无制度”的制度。只有制定完善的和可操作性的制度细则，才能够对“搭便车”、规避责任的行为进行规制，也才能对机会主义心态进行他律性纠正。当然，还要有一支具有政策水平和执行力的管理队伍。
制度管理中的执行力缺弱，也是现今中国一些领域政策总得不到落实的瓶颈问题，所以，要进一步推进责任追究，严格落实责任“买单”制度，以制衡有关部门与责任人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比如，通过责权利挂钩制度机制的设置，使失职或不称职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得到相应的监督、奖励或制裁。事实上许多政民矛盾、群体性冲突，往往和具体部门与具体责任人执行力不作为、乱作为有关，如果真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些矛盾，任务之一就应从具体执行部门的政策水平和责任能力入手。当然这一点又需要发扬“制度细节”精神，制定出配套的细节规则。比如，就积累民怨的“讨薪难”问题而言，可做“恶意欠薪”专项治理和制度建构。就思路而言，可要求所有相关职能部门系统清理已有规章制度，查找到底有哪些影响“执行力”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并研究设置出配套的细节制度规则，推动落实社会公正机制，使弱势群体得到有效的制度救助。
总之，公民权利的平等保障，制度等公共品的优质提供，是无数政治家、法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责任政府的共同愿景，也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执政理念的体现，是今天我们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之策。而且这也会消解部分由“制度不作为”引发的冲突和问题，有利于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更有利于社会心态的疏导和建设。
社会心态和社会秩序、道德风气息息相关，如果社会和谐有序，人们的心态就会平和，所以，“扶住”社会心态需从源头做起。
仅靠道德本身力量还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道德冷漠和怨气、戾气的发生。许多国家的公序良俗和道德心态是建立在法规、制度及社会管理基础上的。如对于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行为，许多国家都有具体法律进行相关规制。《法国刑法典》有“怠于给予救助罪”，美国有《救援责任法》和《善行法案》，加拿大有《见义勇为法》。其他如新加坡、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法律中，都有关于救助危难的责任规定。在美国、加拿大等国，还有《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是为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无后顾之忧。该法律名称源于《圣经》中“好撒马利亚人”的经典比喻。
在图14中，问及“您认为如何改变社会不公现象”时，排在第一位（82.24%）的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类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在公众眼中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不公”成因和最急迫的建设任务。
图14
而目前我国在制度机制规导方面还存在一些设计构建的空间。如各种道德问题还需要相关具细立法来“扶住”，之前出现的各种“彭宇案”，让当事人做好事寒心之余，也“教育”更多人对扶老人等救助行为的“后怕”，“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社会讨论中，焦点之一就是对“立法”的制度呼唤。在调查问卷中，也体现了人们普遍的后顾之忧心态：当问及“您认为，当前社会缺乏见义勇为的最主要心态原因”的问题时，绝大多数（89.79%）的人选择了“担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45.71%）和“缺乏社会保障机制，英雄流血又流泪”（44.08%）。（图15）
图15
也有一些道德失范和社会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课题组调研时也在公众共识那里得到印证。在“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的调研中，六项选项中，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图16）
图16
社会在制度监管方面还存在某些缺弱，虽然监管力量和手段有限是一个原因，但监管程序存在的随意化和弹性状态，也需进一步刚化和细化。规则制度的刚性如不能完整体现出来，不法分子和无良者就会有投机违规和选择缺德行为的机会和环境。
另外，还应举国之智，设置具有相对共识的社会观测体系，如政府效率指标、清廉指标、公正指标、公众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诚信档案、道德资质等全方位指标体系，利用信息社会的技术功能优势，定期测评定期发布，并使这些指数结果和各种利益、激励方式以及人才考核发生关联。同时也应启动部门监管、法律惩戒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社会力量，构筑社会大众的多维监管防线，除了媒体监督外，各个社会组织和“公民记者”也可积极发挥社会检测功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理性的正能量。
针对公序良俗建设而言，当前在社会综合治理的基础上，恐怕还应对问题突出的行业或领域启动专项整顿，如公安部、交通部的3~5年的秩序整顿，食品生产领域、医疗行业、工程监管行业、文艺界、网络、商业服务领域等各种专项治理。
公众对我国法制、管理等部门已开展的“交通整治”、“清网行动”、“打黑除恶”等专项治理，给予了充分肯定。学者们提出对企业等其他行业领域也应在政府主导下成系统地进行质量安全和企业诚信的重点治理。学者强调专项整治不是“搞运动”，而是期望集中对目前道德问题严重的环节进行关注，查找漏洞和薄弱环节，进而推进设计完善制度机制的建构工作。比如，对食品、药品这样一些关乎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产业，社会应建立并实行重点监管、严格责罚的制度，零容忍，零风险管制。
（三）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建立政府公信力，首先须从廓清政府职责边界和权力制衡开始。政府的职责，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国家安全，为公民提供制度层面的合理分配和矫正，从制度层面保证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平等和起点平等，包括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最低受惠值的结果公正。这些基本职责从亚当·斯密到罗尔斯，无数政治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反复陈述。无论有多少“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理论，政府的责权有三点必须明确：第一，要明确即便政府是“守夜人”，责任政府也有是否严格履职的问题，如果没有履行“守夜人”职责使命，那就是“不作为”。第二，要明确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大政府”或“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和思维习惯，使政府出现“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其中也包括作为不当甚至乱作为的问题。第三，要明确目前我国政府在许多地方存在“权力制衡机制”失缺的问题。事实上公共权力“不作为”、“作为不当”和“乱作为”，责权利不挂钩的问题，也和“权力制衡机制”缺失有直接关系。十八大已发出公共权力治理的指令，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点对重展执政权力公信力至关重要。
其次，要让政府走出“低信任度”的社会怪圈，还要重举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建立政府公信力是一个国际命题。2007年联合国曾举办过一个关于政府创新的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建立对政府的信任”。我国在2006年也把政府公信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更是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创新政府管理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十八大在执政党的决策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概念，并强调了“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任务。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取得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它实质上显示的是国家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和执政能力。影响政府公信力的要件复杂多样，简言之可分四个维度：一是政府的施政理念是否获得民众认同；二是政府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公正合理；三是政府职责能力和执行力是否到位；四是政府公共形象是否具有德望。可见，执政理念取向、政策制度状态、政府执行能力和政府道德形象，四维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都和政府公信力联系在一起。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多元、城乡分化与贫富不均等不公现象，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时出现的执行缺位或越位现象，公共决策失误问题，都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但行政腐败和舞弊问题，会更多地损害政府形象。
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多样，重塑思路也应多维展开。一是在打造透明清廉政府上下功夫。政务公开、权力运用透明是一切政府成就公信力的要则。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中国在2009年全球180个国家排行中居79位，在2010年排名为78位。因此，我国在透明清廉政府建设中还要做很多工作。近些年，我国已从国家层面出台了政务公开以及反腐等多项要求和举措，一些政府部门也陆续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预算投资等政务信息，反腐工作也在步步举进。相信随着政务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政府部门的财政机制、职责机制和防腐机制都会随之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完善。透明清廉政府建设还意味着要为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创造条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有更多、更有效的听证、提案等公众参与机制，有更多的民众监督平台。要注重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信任、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公信力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也有关。
二是要注重公共信息的“开诚布公”。现在常常是假话不信，真话也得不到信任，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公共信息的“塔西佗陷阱”，就必须走“诚信信息”道路。相关民意调查显示，近八成公众认为，面临事件，一些相关部门首先采取隐瞒或否认态度，在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或“躲猫猫”的博弈中控制事态、推诿责任，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政府形象。目前，新兴媒体已改变了信息传播的社会状态，微博异军突起，“公民记者”遍地，如果政府部门遇“事”不能及时给出事态真相，人们就会寻找信息，猜测分析。民间自发信息不仅鱼龙混杂，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公信力更会随之失落。问题是，政府公信力丧失后带来的不仅是公众的“不信”，还有离心离德，以及敌视心态和坏事归因的逻辑。因此，开诚布公是公共政策的最优选择。诚实的政府才可能是勇于负责任的政府，才能获得社会信任。
三是要加强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解释力。新的制度、政策确立的理由和合法性是什么？一个和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决策或项目因何要确立？有些矛盾和困难为什么得不到解决？问题和困难在哪里？等等，都要对社会大众反复解释宣传。某些事情公众不知道就“被实行”、“被改变”了，会产生被愚弄的反感甚至愤怒。我们已进入现代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联系，民众的公共参与要求，都使民众主体性越来越成为不可忽略的要素。知情权、参与权，尤其是牵涉民众自身权益的问题，政府都有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义务。而目前这一切做得还很不够。解释力和政府透明、公务诚信有关，也是大众参与要求的一种实现方式。加强政府解释力，除了加强宣传力度和道理的清晰度以外，还要求每个公共权力代言人慎待自己的公共话语权。因为当个别代言人解释不力或言语不当时，往往会被放大为政府意见而酿就舆论风波，损害政府形象，也损伤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最后是要注意提高各级政府的责权意识和服务职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负有独特的公共责任，而且公共权力和职责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公共权责比天大”。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完全用于人民。每一个政府部门，每一个公共权力执掌者、代言人，务必善待甚至敬畏手中的权力，把它化为沉甸甸的责任。唯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人民的信任。服务水平也是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要彻底改变“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政府形象。在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政府再造”的全球大背景下，我们更应积极变革传统行政范式和观念，探索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新范式。工作的程序化、细致化、问责制度、监督和绩效考评制度，以及新的责权观念，对诚信政府建设来说，一个都不能少。政府公信力不仅应当建立在诚信自律等道德基础上，还要建立在制度和机制的规约基础上。
（四）社会归属感的交织构建
如上所述，现代社会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在价值碎片化、诉求个性化的同时，传统群体也个体化、碎片化了。和传统社会不同，市场社会更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社会交往方式和公共生活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集体主体的“碎片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的是“个性化”，这正是后现代社会“碎片化”现象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大众“个性化”表明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表明社会的自由、平等、宽容和解放。但社会如果只有“碎片化”而没有“整合”，个体性过强而社会共同体过弱，社会就会趋向散沙一盘。相对而言，传统建立在地缘和亲缘关系上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以及计划时代的“单位人”交往方式已失去功能，现代市场社会需要一种新的适应“碎片化”个体和陌生人的社会交往与结构方式。
从社会组织形态及其功能分类来看，除了国家、民族这样大的社会归属以外，还有各种党派政治组织、各类单位组织、社区、各种其他民间组织等，再就是有一个很基础的社会组织单元——家庭。家庭存在着由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两性结合形成的婚姻关系以及供养关系，三种关系组成家庭核心结构。家庭是一个即便在“陌生人”的社会中也能为人们提供爱和温暖的归属港湾。外界社会无论怎样“陌生”，怎样竞争和冷漠，家庭往往都会因为它特有的关系结构，用爱和责任为人们搭建起地域归属和精神心理归属的空间。
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及其观念在生活中又有着东方国家独具的地位和意义。许多著名经典作家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时，都认为东西方曾经走了两条不同的历史道路，即以西方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亚细亚古代”是在原始氏族血缘关系没有解体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制国家，所以，在“亚细亚古代”社会关系中的宗法血缘关系就非常强。“古典的古代”是在血缘氏族结构冲破后建立的城邦国家，所以血缘关系相对讲较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城邦国家和宗法国家的区别，指出城邦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宗法国家的基础是血缘关系。（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东方血缘社会历史道路使中国的家庭模式及概念和功能，都获得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极大的特殊性。对此梁漱溟先生曾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在东西方社会结构中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简单讲，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西方社会结构时曾说，西方社会结构是像田里柴捆一样的个体集合体，而中国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这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大不相同”。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由不同个体按亲疏关系组成网状关系，是放大了的“家”，侯外庐先生说西人的“country”在汉语中叫做“国家”，就是因为家族血缘关系在国家社会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模式。这种“模式”在政治理念上是把“国”当作“家”来治理，而在家庭观念中则是把治家和治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看待。儒家文化就是感悟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关系的血缘宗法性质，看到了“忠孝德治”对于国家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把“齐家”与“治国”提到同等地位。当鲁哀公问孔子：“为政如之何？”孔子答：“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易经·家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也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中国传统文化是把孝亲、尊祖等家庭伦理扩展至国家治理，认为如同以孝道伦理维护宗族一样也应以忠孝伦理维持国家。在他们眼中，孝道是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支柱。而孝道是源于天然血亲之爱中，爱亲之情，仁爱之心天生就有，人性本善，人道天生。人道即是天道在人世社会的体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礼记·丧服小记》）。既是人道之大，又是天道具相。在逻辑上，得天道者必行“亲亲”、“尊尊”孝忠之道，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把家庭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家庭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因素。而西方的家庭模式相对言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在其《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中，谈到西方社会老人赡养问题时指出，西方社会“老年人处境每况愈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个体化核心家庭权利的扩大”（注：［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等译，3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而且西方社会更多强调个人自由，社会治理模式理念也不同于中国传统齐家治国的路数，社会秩序与和谐多寄托在社会契约和法制力量基础上。
正是由于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使“家”概念对于中国人而言有了极特殊的含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文化，能够像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凸显和丰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对家的依恋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着个体，在人生中甚至具有“根”的意义。“家”就是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代相传的“生根”的地方，是可以永远依赖和寄托我们身体与心灵的居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家”，在精神上就会永远处于“居无定所”的心理感觉中。
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也必须十分重视家庭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独特功能。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一种模式和文化成为传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血缘为根基的中国历史造就了强调“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随着历史变迁，家国同构作为政治关系状态已得到根本改变，但作为一种注重血缘亲情和注重家庭和谐的历史传统，在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仍旧发挥着独特而强大的文化影响。有学者说，中国人对于“家”几乎负有无限责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无论房价飞涨，还是生活际遇困难，都能够在家人的物质和亲情支持下共渡难关，在某种意义上这会缓冲社会成员因各种困局而产生的焦虑甚至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注：http：//news.sina.com.cn/o/2011-08-01/052722911178.shtml.）。
“家”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生存和繁衍发展功能外，还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和身心归属所在。因此，中国建立和谐社会，进行人文关怀、社会心态建设，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寄托于契约法制的力量，除了好的政治制度和好的社会法制外，中国还要诉诸东方社会特有的血缘传统及其“家”文化。“家和万事兴”，家庭不仅在传统社会而且在今天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点和资源。“家庭为本”的生活方式及家文化，在血亲情感取向基础上，会培养出辐射到社会人际“波纹”中的仁爱情感文化，在培育起家庭责任取向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中对他人和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这些东西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元素。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倡导共同富裕，这和执政党的理念有关，更和中国特有的“家”文化取向有关。
时代在变革，传统的“家”文化当然也要接受现代社会的选择。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严格的差序代际关系已逐渐平等化和简化，传统家庭的功能也随着社会需求和家庭本身的性质发生着变化。但中国“家”文化中那些表达中国人情感甚至人类情感的因素会传承下去，那些有利于人的归属感、幸福感和社会和谐的因素会积淀下来，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价值要素。在和谐社会和人们平和、幸福心态建设中，我们一定要把“家”的建设放在一个重要基点上。
社区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社会城市结构的基本单位组织，是社会居民生养栖息的主要场所，又是一定生活群体的精神共同体。
社区存在及概念是社会发展的新事物。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传统社会家族血缘纽带被冲散，城市社区逐渐成为社会运行中的一种基本地区组织单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管理模式也发生重大了变革，原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统包统揽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逐渐向社会和市场分离转移。一方面政府管理重心下移，行政单位社会职能逐渐淡出；另一方面社区在城市管理、国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心态建设中的地位逐步凸显。随着市场化、社会化进程，“单位人”身份属性向“个体人”、“社会人”过渡转化。一种新的社会基础单位——社区——形成，从家庭、政府和单位转移分离出来的各种社会职能转由社区承担，社区在社会运行和管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日渐凸显。许多关乎国家管理和社会建设的工作，都必须从社区做起。
社区建设在居民身心归属意义上可表达为“家园建设”，但家园建设绝不仅是一个居住场所的概念。居住栖身是社区家园的重要功能，所以家园建设当然要努力建造舒适方便的物质硬件空间。但另一方面，家园还意味着一种人的精神心理归属所在。这就要营造人们对社区的心理情感方面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为人们提供一个心灵情感的生活空间。就家园意义而言，人的需求就表现为对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需要。只有建立在双重家园需要的满足的基础上，人的家园归属感才会真正产生。
目前我国一些社区建设，从房地产开发商到管理服务理念，大多还停留在为居民提供居住场所的目的层次上，较注重楼房建造、设施配备、制度性、商业性的管理和服务等硬件建设，对社区文化氛围、人文关怀、情感凝聚以及心灵归属方面，关注不够。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建造物质的、科技的生活空间已不难，但让居民真正找到家园归属感并不简单。很多社区的“社会组织”功能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社区功能萎缩成一个单一的住房区域，楼群相接，住户相邻，但社区生活单调甚至冷漠。面对市场个体人的孤独和人际竞争环境，社区还不能很好承担起社会归属和心理港湾的功能。
如果说建立在“双重家园”基础上的家园归属感是人类普遍需要的话，那么中国人的家园感寻求可能更为突出。这和中国血缘家族为根基的社会历史相关，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文化相关，这一切已积淀为我们民族和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生活模式采用亲情的、德治的方式，已孕育出了带有浓厚血缘亲情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已作为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理习惯深深积淀下来。家庭成员对家庭具有充分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这其中有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的依赖，但更有一种心理和情感方面的归属感。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比较而言，尤其是中国人，特别注重亲情——这是血缘亲情根基的文化心理延展，也格外注重家园，家园具有中国人的心灵归宿的意义。西方人可以到上帝即彼岸天堂那里寻找精神寄托和归宿，中国文化没有自生出典型意义上的彼岸宗教，中国人几千年来习惯于从“家”中落实归宿感和精神依赖。
构成家园的因素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一点是“亲情”氛围。所以社区精神家园营造要从亲情入手。目前我国的城市社区生活，存在一些“城市化”过程的问题，居住环境的高层化、别墅化和单元化常使人们过着“不相往来”的生活（53页图8，54页图11）。加之许多社区服务过于商业化，缺乏应有的人文伦理的关怀。
可见，物质的社区家园建设富有成效，相对来说，精神的、心灵的社区家园建设还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努力。在纯粹的市场化管理服务中，有时候会让人感到冰冷和疏离，缺乏人们所需的人性化亲情关怀和心理精神的依归，这样的社区不能发挥情感凝聚和精神依归作用。
中国的社区归属感建设思路，必须按照两条线路展开：一方面是体制、组织及管理、服务等机制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亲情化管理和精神家园的建设。研究表明，社区影响居民归属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居民对硬件环境的满意程度；二是居民对社区环境的价值文化认同程度，三是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依赖和人际依赖程度。所以在社区建设中，要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从而加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家园感。著名的“百步亭”社区服务中既有商业运作，更有亲情服务（服务工作中认干妈、干女儿的做法，是商业服务关系，又像亲戚一样）。百步亭等典型社区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家园、精神家园的需要，居民在这里找到了家园归属感。用社区居民的话说，百步亭社区“温馨的让人不忍离去”。
社区建设要有新的立意高点，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围绕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归属需求展开。使社区既成为居民的安身之地，又成为居民的心灵家园。中国的社区就应该采用“大家庭”模式的亲情管理思路进行建设。
传统中国具有家国一体的特征，中国人历来主张爱国如家，在“单位制”管理体制中，人们往往“爱厂如家”、“爱单位、组织如家”，家庭人、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后，必然转化为“爱社区如家”。而爱社区如家，才可能爱社区组织和社区中邻居，才有党群关系、物业与业主关系、邻里关系中的爱心传递和互动，并由此升发出爱社会、爱政府、爱党、爱国家的情感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培育爱国主义思想情感，弘扬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工作任务，都可以从社区这个社会基础平台做起。
我国许多典型现代社区已有很好的寓管理于家园感营造的经验和做法，在这些社区考察调研，能够感受到“大家庭”式的亲情管理方式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许多示范社区形成了“一人有难大家帮”的互助互爱氛围。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一户居民面临孩子辍学困难，兼任党组织书记的社区管理者说：“只要有社区组织在，就不能让一个孩子辍学。”有这样的党组织和社区管理组织，居民怎么可能不对社区产生归属和家的感觉。此外，社区居民往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社区生活感受来感知党、政府和国家。社区公民对党、政府、社会、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这样由社区的向心力、凝聚力而引发起来的。
总之，要让社区承载应有的“社会组织”的归属功能，要着力在“精神家园”层次上努力营造，把它当作创新社会管理、加强人文关怀和心态建设的一个着力点，这是现代社区建设和新型管理模式的一个新的工作思路重点。我国许多城市的示范社区，率先进行了社区建设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大多数社区在提供“社会归属感”方面还远不到位，在思路和方式上还停留在行政管理习惯或商业运作模式中，而中国现在正需要能够提供“归属感”和“精神家园”的新型社区。
单位组织曾经为中国人最大功能地提供了归属感保障，“单位如家”，“爱厂如家”，在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心理归属需要的一种资源。东方社会非常重视群体生活取向，就企业管理模式而言，形成了带有浓重东方色彩的“Z型管理模式”。Z型管理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管理模式”，该理论创建者威廉·大内对管理做了亲情化、人道化的探索。该理论强调企业单位团体的力量和成员间的尊重、信任、亲密性、微妙性与和谐合作，使企业组织形成一种“和谐亲密的工作环境”，只有在和睦、友善、信任的环境中工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和更高的效率。威廉·大内强调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很自然地适应它的工业环境，而西方的个人主义者经常引起矛盾”（注：［美］威廉·大内：《Z理论》，朱雁斌译，43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后，人们沉浸在物化高效和对人的忽视中，威廉·大内的理论让人们更多地关注人性需求，人们需要亲密、信任的关系，需要工作组织的“归属性”。东方管理模式往往具有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和价值理念，它包括群体合作价值取向、年功序列工资制、长期雇用制度，以及尊重、信任与亲密人际关系的组织氛围。对于单位管理者来说，在工作过程中决不能把职员当作机器工具，要充分尊重、信任和关爱企业单位的所有员工，更多运用“亲情式管理”。
中国“亚细亚古代”式的历史发展道路，在“家国合一”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中，各种群体组织就像是“家”的延伸，中国人的“同胞”亲缘文化使人们习惯用“亲情”、“缘分”来维系彼此关系，其中包括工作关系。这是中国文化心态不同于西方文化心态的重要方面。这种不同文化冲突和观念错位有时候会表现在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中，如某外资企业的管理者根据他在本国同类企业中的一贯做法，规定企业员工下班时必须一律开包检查，如检查人员遇到生疑者，则需接受进一步检查。此举一出，引起企业中中国内地员工的强烈反对，认为是极大的人格侮辱，该企业的总经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同样一个规定，在中国的企业中会导致如此强烈的不满。这就是中国血缘文化特色和中国人家园归属心理在单位组织中的体现。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归属功能建设，如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娱乐健身组织、社交组织等各种各样的活动组织，必须看到其中蕴含的中国“家文化”特色和心理归属给出功能。在今天现代市场充满竞争、生活追求越来越高、商业氛围浓重、人情越来越淡的社会中，各类社会组织完全应该更多承担起亲情落地和满足归属需求的功能。人们通过各种“社会组织”，使“陌生人”变成“熟人”或朋友，从中获得关爱和帮助，交流感情分享思想。通过“社会组织”，“原子化”的个体可以找到自己社会归属感和精神家园所在，在这里会“心有所定”，摆脱人际孤单，感受社会应有的“共同体”的依赖和温暖。同时也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感和人生意义感。
事实上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找组织”现象，自创组织、自主结社等现象，包括家庭教会的兴盛，或各种拉帮结派甚至是黑社会组织，都和人们的寻找归属组织有关。人必须有一个社会归属组织，或归属社群关系。研究者在调研家庭教会成员中，总结出“三多”：即单身多，女性多，白领多。白领多意味着物质温饱满足后的精神需要，需要信仰，更需要归属感。为什么会单身多？女性多？答案有一个：即这些人有更凸显的个体孤单和无助性，他们更需要从社会其他组织或群体中——如家庭教会中获得归属和依赖还有温暖。事实上大多数教会朋友会告诉你他们被教会吸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教会组织中有人际温暖和组织依赖感。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使社会经济分层、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关系、人际关系都发生巨大变化，“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渐成趋势。传统群体结构的式微，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个体的归属感大大降低，在新形势下，全能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适用，需要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执政党也发觉了这种社会变化和需要。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要坚持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要推动县（市、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发挥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作用。当然这里关注更多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还没有明确强调个体化的人群所需要的社会组织的归属功能和心态建设功能。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心态建设任务，但如何进行心态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在心态建设中的作用如何，都还需决策层以及全社会的更多认知和研究。
大量社会管理和个体化了的人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接应”。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建设还存在一些困境，比如，整个社会决策系统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概念和社会需要不匹配，对现实出现的“找组织”现象、心态失衡现象、幸福感失落现象和社会冲突现象，许多人尤其是决策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和“归属感”失落之间的“社会逻辑”。所以社会组织建设遭遇的，有些是客观问题，有些则是观念方面的问题。
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在过程中。邓小平批评计划体制弊端时曾说：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国家目前在扶持社会组织建设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很好理解和落实，这是社会组织建设遭遇的客观问题。应该进一步树立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路，让社会组织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让社会组织因地适时生长，接应个体化人的社会组织归属需要。
困扰社会组织建设的另一问题是资金支持问题。在体制改革中叫停了某些对社会组织的政府拨款，因此一些社会组织处于“无米下锅”的困局中。社会组织建设还缺乏自我创建和自我管理运行的法律依据。许多社会组织找不到挂靠单位即主管单位，或无法登记而生存，或无实力开展活动，处于休眠状态，名存实亡。这与现实中人们“找组织”现象背后的需求显得极不相称。在治理结构方面，中外社会治理研究的学者们多在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即社会组织有利于政府建设，同时有效的行政体制会为公民参与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而协同的关键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补”和“嵌入”。有研究者考察了美国的社会组织状况，其“社会组织约30%的收入来源于政府”（注：郑琦：《感受美国的社会组织》，见http：//www.qstheory.cn/sh/shsy/201204/t20120410_150368.htm。）。
社会组织生存困局，在某些时候，与一些地方和一些负责维稳的同志的压力维稳思路相关。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越少，不稳定因素也就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事实上社会组织发展能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话，会弥补社会存在的归属“空场”问题，缓解由此引发的上述各种失衡的社会心态，起到帮助国家政府缓解社会冲突和人际紧张的作用，政民、党群的紧张关系也会从而得到缓解。
研究政治学颇有成就的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强调了“社团”即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在诺齐克看来，只有社团才能在国家权力之外继续维持人们之间的认同和纪律，在小社会团体内的交往互动中培育人们的责任意识、他人意识和互助精神。所以，与“全能政府”变身相匹配的，是社会组织的生长，建构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协同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同时，也会给人们带来社会归属感而“心有所定”。
齐格蒙特·鲍曼强调社会组织作为共同体应有的意义。他给《共同体》书名的副标题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书中指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没有人会取笑我们，也没有人会嘲笑我们的笨拙并幸灾乐祸。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可以坦白、解释和道歉，若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忏悔；人们会满怀同情地倾听，并且原谅我们，这样就没有人会永远记恨在心里。在我们伤心失意的时候，总会有人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而且，我们的权利，也只不过是希望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注：［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3~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除了上述社会组织机制的归属感救助以外，还有一种被人们忽略但实际上非常需要的归属感落点，即文化心理层面的“共同体”。
丹尼尔的社群理论认为，现代化使得社会日趋原子化，因此如何建构相应的社群纽带是新的社会治理的大问题。丹尼尔认为社群存在三种类型：即“空间社群”、“记忆社群”、“心理社群”。也就是说，社群共同体不仅意味着是血缘的、地域的，还可能是文化价值观的、情感的和心理意义的。由此，社会归属也可分为物质的、人际的空间，还有精神领域的。在后者意义上，归属感要解决心灵归属问题，即人的精神和心灵有无居所。安身立命要解决什么？就是解决身份归属和心灵归属的问题。很多时候，社会性要求不仅表现在对群体生活的认同与依赖，也会表现为精神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且文化认同归属会增强共同体的凝聚。而越凝聚就越认同、身份归属感越强，反过来又加深文化认同和归属。
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自由给现代人带来的独立、孤独无助、焦虑感，以及人逃避孤独的行为选择。许多人摆脱社会群体后缺乏群体依赖感，如果又没找到任何精神支柱、信仰归宿，就一定会心无所定，产生“纯粹自由”后的孤独感和焦虑。
许多人可能身居繁华都市的豪宅，但可能会精神空虚，心无所定，缺少心灵归属，仍有“无家可归”的感觉。这也是坊间人们所说的“瘦猪肥猪都哼哼”的症结所在之一。而社会的自杀问题，一些人群中的精神抑郁和疾病问题，也都从人生意义和苦闷角度说明精神心灵归属的重要。在“精神流浪”、孤独压力的心态基础上，就无法生成人的“幸福感”。在社会存在的普遍焦虑心态环境中，媒体记者力图调研人们的“幸福感”，结果成了坊间人们谈资和恶搞的题材。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之所以被“搞笑”，这和人们目前存在的焦虑、怨气等失衡心态有关。而“心无所定”，缺少精神归宿，或缺少心理群体归属感，是引发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家庭教会信众增加，自杀率、抑郁症、社会怨气增多，社会冲突增多，不是担忧和阻止就能解决了的。我们必须正视社会归属、心理归属的社会“空场”状态，必须提供解决社会归属感需求的“社会组织建设”问题，构建能为人们提供空间归属、心理归属的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
此外，还要关注“心理群体”的建设问题，在全社会营造价值共识、文化共识、舆论共识等心理共同体，心理共同体能给人们提供心理归属感。心理群体产生的依归感除了共同价值观和舆论共识，还有相互的信赖。
目前中国社会，许多学科在研究社会组织功能时，往往更注重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整合与推动作用，即便研究“社会协调”功能，也多在行业协会、职业团体、公益组织等方面讨论，对精神心理建设的关注太少，对社会归属于人的重要心理和精神支柱需求认知研究都很不够。我们的社会，尤其是现代“碎片化”了的社会，一定要给个体的人们提供一种归属和依赖所在，让人们心有所定身有所安。这个归属依赖所在，可以是社会群体组织——表现为单位、社区、民间团体等各种社会组织，也可以表现为心理群体——即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共同价值观和文化圈构成的“心理群体”。
总之，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可在更多程度上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社会归属的需要，缓解中国人的亲缘情结和归属乡愁，有助于解决或弥补转型期市场社会中的人们归属感“空场”问题。
（五）建造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无论在现实感受认知中，还是在调研数据中，我们都能看到社会中存在的焦虑、迷惘和某些精神危机。社会治理、国家和谐，是一个系统工程，四个文明全面铺开，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地位交织，但在上述维度中，看不到对社会大众“心态问题”的应有关注。精神文明中应该包括心理需求的关注和建设，但遗憾的是社会上下没有过多地关注人们的精神心态建设，而这正是“以人为本”命题中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碎片化”过程中，文化价值也呈现多样价值分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现代化也是一个世俗化的、祛魅的、价值多元的时代，是一个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也如麦金泰尔所说：“所谓的当代道德分歧，不过是些相互对立的意志的冲突而已，每一意志都是由它自己的某些武断选择所决定的。”（注：［美］麦金泰尔等：《德性之后》，龚群等译，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共同价值观“碎片化”后，社会就会因价值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精神危机，表现为生活的无意义感或幻灭感，尤其是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满足后，更易发生人生意义的困惑，即人们所说的“富裕后的迷惘”。温饱没有解决前的人们，会拼命为生存努力，但富裕后的一些人，有可能会遭遇“富极无聊”的困扰。经济学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当人处于贫困线时，生活质量更多取决于物质，所以生活目的和意义往往与物质获得紧密联系，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后，生活质量诉求就多样化了，物质就不再是决定性的了。这也是为什么“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幸福感却不升反降”的富裕困惑的原因之一。如果这些人没有相应的精神目标，就会产生富裕后的意义迷茫。所以，不仅贫穷、苦难中的人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富裕中人也需要精神支柱和人生动力。
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就是人需要过有价值意义的精神生活。人如果没有精神支柱，就会深感“身无所安、命无所立、心无所属、情无所托”而处于“精神危机”中。
事实上在人类思想史上，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一直都有着一种超越现实的价值存在。现代化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价值碎片化”、“去中心化”和“深度意义的解构”。当精神生活走向世俗化的同时，那些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和意义也随之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世俗的、个体的多元主义。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讨论了“距离感的消失”问题，他将“距离的消失”分为三种情况：社会距离的消失、心理距离的消失、审美距离的消失。他说，“社会距离的消失，意味着礼俗的消失，文明礼貌的腐蚀，这已经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容易处理了，而且允许个人有自己的‘步伐’”（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学者分析说，表面看起来，当代文化是平民文化、多元文化，个人完全可依照个人兴趣和意志自由选择。然而一个充满物欲追求的“理性经济人”，陷于物欲追求和市场标准引导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个人的价值标准，被“匿名的权威”所摆布。（注：参见许纪霖：《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在当代中国社会，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展现给人的是一个万花筒式的样态。人们可享受更多样的文化商品，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爱情可以不是《梁祝》式的至死不渝，而可以是《天亮说分手》和《糊涂的爱》式的转移。一些文化创作会表达“躲避崇高”的取向，一些作品不再喜欢负有“载道”“言志”的责任。传统价值观在失落，社会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市场社会的工具理性。生活和行动的重心，有可能不再是对超越意义和神圣价值的追求。而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和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渗透，加速了精神价值和意义世界的解构。
精神意义世界不在，人们生活在工具理性和生存竞争压力中，会产生很多精神需求或疾病。许多人抱怨“工作单调乏味”，上班工作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
有许多描写企业工厂员工生活状态的文章，当看到“甩不掉的寂寞，离不开的工作”、“园区单调，新进大学生不出三月几走光”的标题时，我们能感受打工者的身体疲惫和精神空虚的心灵挣扎。人们在分析富士康“连连跳”背后原因时，也都看到了工作紧张和压力的因素。当然在上述城市家庭教会发展中出现的“白领多”现象，也在精神生活寻求中具有象征意义。
社会生活水平变了，社会主体变了，许多人看到了温饱解决后要注重精神生活的解决，国家文件也强调“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我们有没有真切看到精神生活需求的新的表现方式？“精神文化”满足不光是文化产品的提供，最重要的是精神支柱或信仰不要“空场”。没有精神信念和信仰，犹如没有灵魂和气血，再多文化产品也撑不起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如果提供的文化产品又多为商业的、娱乐的和低俗的，那对人的精神需求就更适得其反了。当今中国产业文化获得极大发展，但也存在气血精神文化弱化的问题。
思想史上自古希腊开始人们就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认识你自己？人应当过怎样的生活？什么是好的生活？人为了好的生活应该怎么做？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人有意识，他必须要思考自己的生死问题和“为什么活着”的问题。而休谟的“是”与“应是”法则，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康德“头上星空与心中道德律”，马克思“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儒家的“安身立命”，其核心问题，无不在探讨人应该如何活以及人生意义问题。
哲学上的诸多“超越性问题”，也是为解决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超越的困惑。宗教采取了“期许”的方式去帮助苦难无助的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精神“超越”，那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超越，无论现实怎样，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上得到支撑、救助、庇护和“归宿”。
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强调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必须要树立一种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要解决我们人的意义所在和精神归宿问题，也要解决国家民族意义上“向何处去”的问题。比如一个民族社会有“应然”的理想目标，就不会灭亡就会发展兴盛，一个人心中有理想信念，他就心有所定，无论自己漂泊在哪里，心中有理想就不会焦虑。
《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是余秋雨先生多国之旅中的感慨与思考的集结，在书中他探讨了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衰落的原因。在CCTV“文明之旅”的一次节目采访中余秋雨说：我去各国旅行，不完全是看古迹，主要在思考，能建造金字塔这样辉煌古迹的民族，到底是怎样衰败的，那些雄伟的古迹还在，但这个国家今天的主要国防力量，是致力于保护外国旅游者不受恐怖袭击，因为旅游业是他们国家的第一项国民收入，他们请大家来看他们祖先留下的石头。当主持人问：我们有令我们骄傲的辉煌文化，但今天又时常觉得没有文化，为什么？余秋雨说：文化分“道”和“术”，如茶具、旗袍、金字塔等，传留下来容易，这些文化物体是“术”，但关键是文化的“道”如何流传下来。（注：参见http：//jishi.cntv.cn/C30810/classpage/video/20110517/100008.shtml。）
失落了“道”的文明一定会走向衰落。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等四大文明发源地，唯有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延绵不绝，传承而未有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已成为一个引发众多学人兴趣并探究其中原委的历史现象。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文化之“术”即辉煌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的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的创造和流传。纵看中华文明史，有多少思想家、艺术家和文化大师，构筑了精深博大的中国智慧和精神文化世界，就是这些东方智慧和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一个民族必须有它的家园。自然家园很重要，而精神家园对一个民族更为重要。古罗马帝国盛世之后的衰落，古巴比伦文明的消亡，古埃及文明的衰败，都和其精神文化的衰落相关。在一次关于中国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感慨地说，现在许多文化缺乏骨头。骨头就是“道”，没有道的文化就没有骨头，没有精神没有“魂”。任何一种文化都凝结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它就是文化的灵魂，或曰文化之“神”。守护文化之“神”，就要把握凝结在文化之中的精神实质——价值理念，从而把握文化立场、文化取向和文化选择，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注：参见朱贻庭：《守护文化其“神”》，载《道德与文明》，2011（3）。）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是在坚守创建属于中国的文化之“道”和“精神家园”。
中国文化讲“安身立命”。安身取决于立命，立命取决于立心。“立心”就是给自己寻找并落定一个精神支点，一个精神家园归宿。中国文化没有给出典型宗教的世界观，这和中国历史道路有关，和“天人合一”文化有关，在天人无分的思维世界里，很难产生那种无所归依、受强大异己力量压迫的孤独意识和宿命意识。“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观念使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紧张的对立，不是征服对立异己，而是“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个人在面对这个外部世界时，没有与之抗衡的异己性和被压迫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韦伯说，儒学把人对于世界的紧张感减轻到绝对的最低限度。西方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相分，也就主张人的精神实质和自然本性，即灵与肉的相分，并导致把人的世界划分为尘世和彼岸。西方历史道路也打破了血缘关系，没有归属依托的个体在上帝或其他神祇那里找到依归，最后发展出有完整体系的宗教文化。
建立在血缘社会根基上的祖先崇拜，也对中国信仰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根本影响。祖先崇拜之所以很难发展成典型宗教，关键在于人们所崇拜的对象不存在于外在彼岸，而就在此岸世俗生活中。祖先崇拜的本质是宗族群体的求生精神，同宗共祖的宗族群体成为人们的生存与情感依托，对群体的依赖感超过了对一切外力的寄托，对外在力量崇拜的典型宗教就难以取得滋生和信仰的市场。（注：参见葛晨虹：《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267页，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
中国人有“根”的追寻，有很强的血缘家族归属感，心有所定，家文化，群体共存取向，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居所，就成为我们“身份认定”的依据。西方人永远有上帝有教堂，中国人永远要求有家有亲人，它们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精神依赖和归属所在。
（六）幸福是一种心态：社会心态建设
如果精神发生危机，后果之一就是幸福感低落。人们说人类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就是追求幸福的历史。古希腊“三问”中“如何才能过好的生活”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怎样才能幸福。近些年的中国社会，随着各地建设“幸福地区”、“幸福城市”和“幸福社区”的施政导向，“幸福”已成热词。但要改变上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幸福感相对低落的问题，除了物质水平进一步提高，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进一步调整制衡外，从心态和观念上加强建设，也是不可忽略的任务。
“相对收入理论”和“社会比较效应”解释收入提升和幸福感不同步提高的原因时，认为人们的主体幸福感，常常取决于与其他人幸福相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或失落。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房子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差不多，每一个房子的居住者都会感到很满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那么它就会立即显得破落不堪。（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叔本华曾说，世上最大的悲剧是，人们“很少想到我们有什么，可是总想到我们缺什么”，这也许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引起的苦难都多。有人曾问哲人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心怀嫉妒的人总是心情不快呢？”亚里士多德回答说：“因为折磨他的不仅是他本身的挫折，还有别人的成就。”所以，引导人们正确面对富裕差距，脱离“攀比心态”和“羡慕嫉妒恨”的怪圈，幸福感落差就不会那样明显。这是心态主体建设的一个方面。
此外，把握好物质财富与生活意义的关系，也是心态建设中的重要内容。
物质财富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基础，但不是生活的全部价值所在。如上述，如果精神不在场，纯粹的物质追逐一定会带来人生意义的迷茫、困惑和焦虑。物质财富和精神相结合才有幸福和意义。正如弗兰克·隆巴多在《富裕后的生活》中所讲：“我完全相信物质财富只有在其他财富——身体上的、情感上的、精神上的和心灵上的——都具备的情况下，才会有意义。”
关于财富和幸福感问题，会让我们想起郭明义们的快乐。郭明义朴素而坚定地认为慷慨助学助困是他人生的本来部分。他在帮助他人、爱岗敬业和奉献国家中感受着人生的快乐和幸福。郭明义的财富观、人生观和幸福观引发我们对许多社会现象有了新的思考和对比：社会中有的人可能精神“贫穷”得只剩下百万物质，而郭明义在精神世界里是个富翁。在麦金泰尔批评当今西方社会物欲横流呼唤回归人类精神美德时，郭明义的形象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片亮色。
当下社会引导消费张扬奢华的商业氛围，一方面是成为苦恼“房奴”的大众群体，另一方面在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文化中，“豪宅”、“奢华”、“品牌”、“公馆”、“顶级享受”，已和“高尚”、“品位”、“尊贵”等词联系起来。在这种氛围中，豪宅等物质享受就这样和人的高尚、尊贵联系起来，引导人趋向物质追求，也让社会人群产生更多的“鸭梨山大”。所以有人说，“每次看到这些广告，我都有深深被刺痛的感觉”，而专家则认为，炫富广告会放大社会分化。（注：参见叶铁桥、郭姗姗：《房地产炫富广告刺痛百姓心》，见http：//house.focus.cn/news/2007-05-14/311164.html。）这样的商业文化如果太浓重，就对人们的社会压力和心态产生负性影响。
如果社会必须大力倡导正确的财富观和人生观，如果人们能像郭明义们一样，把自己的生活意义，同国家和他者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在共同体中的“大我”中体会到自我更多的力量和快乐。美国学者加德纳也讲，“真正的幸福”是“指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幸福感建设还和“小我”和“大我”的意义把握相关。“小我”、“大我”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在主张天地人合一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个体应该把个体自我和群体大我结合起来，在“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取向和情结中，我们能感受中国文化的“大我”胸怀。在黑格尔、马克思的“伦理关系”理论和“人的社会本质”理论中，我们也能读到他们对个体和社会整体关系的强调。克尔恺郭尔曾在“自我隔离”（self-seclusion）理论中提出“魔性的”（demonic）概念。纠正“魔性的”孤立孤独的方子，就是爱他人，并用责任和爱对待你的群体。
纵观思想史，许多思想家不约而同都把爱当作核心价值关键词，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儒家学说、基督教教义、大乘佛教教义等，莫不如此。爱在黑格尔理论体系中实际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实体”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是“为全人类求解放”的大爱情结。从情感之爱到社会互助大爱，从感性自然之爱到理性应然之爱，古今中外众思想家和诸理论为什么都在强调社会之“大爱”？理论根据之一即人是社会的人。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城邦起源和目的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在他看来，人不可能以独立个体而存在，人总是处在一定的家庭、村落或城邦之中。（注：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卷一，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费尔巴哈也认为：“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马克思更是强调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人生活于社会关系中，社会本质决定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从“小我”升为“大我”。客观上社会人群必须有“大爱”支撑或调解，否则将在“丛林法则”中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我们见到的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卷一，3页。）人的社会性本质在弗洛伊德、弗洛姆那里，被称作“社会性格”，强调病态的精神病人是没有“化”好社会性格的人。（注：参见［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第八章，“个人和社会的特性”，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事实上不论人们意识到没有，社会之“爱”是人实现自我社会性本质的一种方式，是人生存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能力，也是社会存在方式需要的一种精神黏合剂。
所以，无论理性还是感性，无论人的自然还是人的自觉，都要求人类必须有德性之爱，这个广义的爱，在理性上体现为“责任”等道德规范，在制度上会落实为某些底线的法律义务，比如对父母的赡养和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无论法律还是道德文化价值观，都必须落实社会群居及其社会关系的本质上，都“软硬兼施”地要人们实现“爱”的“必须”。
宗教学者杰克·康菲尔德这样说：“我们所有的活动之下，深藏着对爱和爱的行动的渴求。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与占有或拥有无关，甚至与理解也无关，而是发现这种爱的能力，和所有生命建立一种充满爱、自由及智慧的关系的能力。这种爱不是占有，而是发自我们自身的幸福感，以及与万物的联结感。因此它是慷慨与觉醒的，是一种爱所有事物的自由。出于爱，我们的道路可以引导我们学习如何使用天赋去疗愈和服务，去创造四周的和平，礼赞生活中的神圣，祝福我们遇到的一切，并希望一切众生安好。”（注：［美］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幽径》，第1章，“我是否好好爱过”，见http：//tieba.baidu.com/p/1560540612？pn=2。）歌德也讲：“你若喜欢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大爱中的“大我”，没有精神追求，仅仅生活在物欲或者个体“小我”之中，他一定会感到孤独感和心灵的困顿。
一位在“心灵出口”问题上进行专题访谈的记者写道：我“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理念于我来说还不够，我到哪里才能找到心灵的出口呢？”有学者在其采访中说，“中国百年来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一直在学习西方文明，但只局限在三个层面：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经济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学习他们精神层面的内容”，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遭到断裂性破坏，“今天的中国，经济上相当富裕了，精神世界却几乎是个真空。一方面，社会道德集体滑坡；另一方面，个体要承受巨大的痛苦”。作者探讨了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对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人们内心精神超越性的批判，敏锐地指出许多人生苦痛事实上都和精神世界的失落有关。（注：参见黄秀丽：《一名法制记者的心灵探索与观察》，见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105/25766.aspx。）事实上马尔库塞的理论代表了西方社会对现代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单向”发展的世界的反思。人在这个“物化”世界中被定格在物质层面，不再信守和追求精神层面的价值，沦落为物欲工具而失去了人不同于动物的精神生活本质。关键是失落精神家园和社会归属感的人，会因缺少精神支柱和人生信念而出现某种物质和精神的“分裂”，而这样的人是一定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感”或者“幸福感”的。
心理学家由此创建了“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思潮。其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谢尔顿和劳拉·金。该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活力与美德的科学”，也就是说，心理学不仅应对人的精神损伤、心理缺陷进行研究和修复，也应对人类自身拥有的潜能、力量进行研究和发掘。积极心理学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它看到了人类积极的品质——包括社会的善德、理性思维和良好心态，在促进社会发展，使个人和人类走向幸福建设性功能。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利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人类潜能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911556.htm#refIndex_1_911556。）心理学研究注意到在关于抑郁、焦虑、偏见等负性情绪的研究和纠正中，大量问题是精神和心态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收拾好心情”，整理好“心灵秩序”，人生活中的许多负性情绪和人生感受是可以避免或修复的。
“积极心理学”强调关注人的主观正向体验：即人的幸福感、满足感、希望和乐观主义心态及获得途径，强调那些关乎幸福感、满足感和乐观主义的个人素质，即爱的能力（甚至比工作能力还重要）、人际交往能力、毅力、宽容、创造性、乐观等品质力量；在群体层面上研究公民美德和使个体成为具有责任感、他人意识、职业道德和公共品质的“社会组织”，包括健康家庭、和谐社区、有效能的企业和学校单位，以及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等。积极心理学还提出了积极建设或预防的思想。它主张在修复弥补人的心理病态的同时，要积极构建有利于健康心态生长的环境，认为在一个孕育抑郁、物欲、焦虑或精神分裂等问题的环境中，阻止人的心理缺陷或精神问题是很有限的。
可以说积极心理学也给我们提供了幸福感建设的新思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心态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从“心灵世界”的环境氛围建设起，也就是说，从那些能给我们带来正能量和积极心理的美德、信念、心灵感受和正确人生观的潜能入手。心灵不对，生活就不对了。如杰克·康菲尔德所说，“我们必须确定我们前进的道路与心相连”（注：［美］杰克·康菲尔德：《踏上心灵幽径》，第1章“我是否好好爱过”，见http：//tieba.baidu.com/p/1560540612？pn=2。），也如苏轼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在哪里，人的“归属”和“精神家园”也就在哪里，从而，意义感和幸福感也就在那里了。
积极心理学，又被翻译为“正向心理学”或“正面心理学”，无论如何，都旨在强调用人类积极的优质的品质元素，对人的价值观、幸福感和大我的“社会化”素质，进行干预和塑造。因此，我们的社会应该构建并倡导一种积极有意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对人的生活观念及心态进行积极解读和现实塑造，以此激发出人类自身可存在的积极品质或正能量，用人类思想史已积累的“超越性”文化智慧，解读人生面临的生与死、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矛盾难题，用大我、宽容、友善、自信、平和、乐观、自强、信仰等积极和建设性情绪来感受生活，化解那些来自小我、狭隘、愤怒、恐惧、焦虑及“羡慕嫉妒恨”等消极心态的负面压力，用好心态建设出生活的意义感和幸福感。在这个视野维度，我们所说的人文关怀、爱人、友善、幸福感、意义感和心态建设等，都是一回事。
幸福心态建设还包括社会人生意义感的培育。生命意义感是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存在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他甚至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存在分析”。戈登·欧伯在评价弗兰克尔《活出意义来》一书时说：弗兰克尔“体验过痛苦的如影随形、无所不在，也面对过邪恶的力量，但他却认定人类有足够的潜力来超越困境，他发现了一个能提携其成长的真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理论，就是一种针对人们生命无意义感和心灵空虚进行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强调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发现生命的意义，从而治疗心灵缺陷。在他的“意义价值群”中，有一个中心概念即“态度性价值”，他认为，对命运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人的精神态度或价值观念，即使是无法抗拒的命运或客观困境，人也能因态度价值的力量驾驭生活超越困苦。所以，弗兰克尔“意义治疗”的重心不是心理、生理层面而更多是社会价值观层面的。弗兰克尔认为构建培育正确的生活意义信念和目的，也是心理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正如他所说的，“意义治疗学是建立在一种详尽的生活哲学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就在于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目标，生命意义感影响着工作、创造和承受苦难的能力。（注：参见［美］古尔德：《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常晓玲、翟凤臣、肖晓月译，14页，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在心理学看来，希望和目标的缺乏、生命意义感的丧失是导致心理症状产生的重要因素。社会心态问题和人生价值观、意义信念息息相关，一个人如果人生意义不明，就会感到人生困惑和精神空虚，并可能引发焦虑、苦闷、抑郁等各种心理不适。当下许多中国人出现的焦虑感、忧郁症，以及“鸭梨山大”、幸福感低落等现象，缘由之一即意义感的丧失。
我们所说的“精神家园”问题，涉及的就是人的精神归宿和终极意义所在，究其根本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人明确自己生活的意义，其精神就有了“终极归属”。
（七）反思并建构社会价值文化生态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全社会上下一定要充分认识价值建构和理论批判在文化大发展中的地位，改变当下理论储备相对不足和理论阐释不到位的状况，关注社会舆论氛围“不成系统”的问题，反思社会现行道德教育方式，以及理论如何大众化等问题。社会心态建设和中国道德价值观息息相关，而打造社会道德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上下共同努力。
社会心态需要营造良性社会环境和道德生态，这需要对诸多理论和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清理。理论是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与社会风气。理论为社会价值观生态提供思想底气或支撑。营造正能量的社会理论生态，基本思路从以下几个维度出发：
一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范式和体系。总体看，我们国家的理论已有基本的框架和体系，从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可见，国家层面对国际竞争中文化实力重要性已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意识。但在具体论域层面，仍感到许多领域还缺乏应有的成熟理论论点，许多问题还没有调研深透。在当前文化强国战略部署中，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价值理论的批判和建构的重心地位，要关注并改变我们理论储备相对不足的状况，在打造中国理论软实力中，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应当是重中之重。
二是要对诸多理论和价值观进行反思把握。厘清各种理论思潮能更好把握社会价值导向。市场经济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现代社会也给予了人们选择多元、多样价值的自由和空间，开放的社会也带来了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价值观。但无论是多元利益主体，还是多元价值取向，都必须相容在一元价值理性统领下，相洽在有序整合的社会组织机制中。如果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总体了解和透视，就不可能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一个主动的驾驭。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易使人在沉迷于物质享受和物质攫取的同时，失落人的精神家园，在物欲追逐中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弗洛姆因此说，“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注：［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37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他批判现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使人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人性理论上否定人的社会本质，以利己自保定位人性，以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描述人际竞争关系，主张个人本位，他人被当作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这种理论和观念必导致不择手段追求一己私利；而“经济人”理论，则导致自我逐利是必然选择的价值观思维，导致对人的精神人格和美德人性的不确定。如果对各种社会思潮没有总体了解和透视，就不可能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一个主动的驾驭。
三是做好舆论和大众化的理论阐释。理论阐释力本身也是理论构建和正能量的一部分。当前社会，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阐释力不足的问题。要关注理论如何大众化的问题，从解释力度广度上，从大众文化建设上，都要做足功课。大众文化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承载媒介，对于文化这样具有价值意识属性的特殊领域，国家应承担起其发展的更多责任，不能简单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文化领域的改革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如果社会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强调核心价值理念，同时又不在意其在大众文化中的语境引导，大众文化最终就会远离社会核心价值理论。目前在社会传播和教育传递中，存在着“话语系统”进一步向大众和日常转换的问题，存在着如何进一步“讲实话”、“讲短话”的问题。目前存在着三种“话语方式”，即文件规范话语方式、理论学术话语方式以及大众日常话语方式。三种方式各有其必要与合理性，但在落实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问题时，要考虑理论、价值形态的语言、文风转换问题，学会运用时代和大众的语言方式做解释和表达，提高理论的“阐释能力”。
四是注重解决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舆论氛围的“合成系统”问题。目前社会主要教育渠道和大众生活环境“教育”存在一定的“5+2=0”现象，学校课堂教育、主流媒体的“主旋律”，往往被来自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教育”消解掉了。而坊间大众舆论因为互联网时代特性而使社会暂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大众舆论是大众的意识观念、心态和经验表达。它本身就是社会个体思想观念互动的一种合力。在一定意义上，大众舆论对大众具有一种潜在“导向”和“教育”作用。大众舆论发育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但也可以通过自觉调控和引导培育起来。
一个典故说：父亲在思考明天的演讲，为让5岁儿子不影响思考，他将一杂志上的世界地图撕碎给儿子：“你把这张世界地图拼对还原，咱们就开始做游戏。”没过几分钟儿子说图已拼好。父亲去看，果然撕碎的地图完整拼摆在地板上。儿子说：“地图背面有一个人头像，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人对了，世界就对了。这样的哲理，许多人用其他话语方式也曾表达过，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页。）毛泽东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3年5月，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31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打造国家软实力，凝聚民心，整合社会力量，须从理论意识和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抓起。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将国家价值意识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建构社会思想理论支撑，整合社会共同价值观。韩国政府一直坚持将道德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课程，其内容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但其始终将韩国价值意识教育作为最核心的内容。（注：参见［韩］汉城大学道德课教育课程改订研究会：《第七次中小学道德课教育课改订研究》，见《1997年教育部咨询报告》，112页，1997。）美国也很注重向国民推行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美国政府通过稳定的主导机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完善的评估体系等途径，向美国国民尤其是美国青少年灌输国家价值意识，进而培养美国公民的国民精神。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在表达对民主意识形态信仰方面，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一致”（注：转引自［美］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译，35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可见，任何国家都有一整套适应其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教育系统，而国民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进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灌输和教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一元主流价值观对多元价值取向的引领和整合，才能保证国家的共同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有个“如何化”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话：“树德莫如滋”（《左传·哀公元年》）。曾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教育应该变成“文化意识形态”教育，即“理论武装”不是让百姓都变成理论家，让理论“化”在文化中。这一点需要研究一下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公民教育过程中形成的隐性、渗透的教育方式。隐性教育重视公民教育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注重在“无意识”的境界中接受教育。此教育方式特点主要是不简单采取灌输教育，而是主张借助于无意识心理学理论，使其在无意识中去感受和体味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等教育内容，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隐性教育重视公民教育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注重感化，在“无意识”的境界中接受教育。有媒体理论工作者曾举例说，新编《江姐》电视剧受到80后等大批观众的好评，许多80后观众点评重播，他们接受江姐等革命者形象并受感染，“红色”教育在剧情中隐形实现。
葛兰西认为：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方式是采取“弥漫式的”、“毛细血管式的”长期渗透和潜移默化，因此由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筑的是“一道具有威力的防线”。（注：参见［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36~6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阿多诺则说，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可以“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119页，重庆出版社，1993。）。
他国也对公民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这些国家注重借助社会各种文化力量和利用公共资源，营造一种价值观教化的大社会环境，进行一种实践性教育方式。
在美国，家庭、学校、社区、教会、政府、传媒等，形成的是一个互相协调和配合的教育合力。但更值得一说的是，一些国家价值观教育很重视通过各种社会实践达成效果。教育不仅在课堂和书本上，也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如美国等国家，通过组织社会考察、志愿服务、教会义工等方式，使人们相互感染，也受到自我教育。
韩国的价值教育更是明确提出了“体会”式教育，许多中学都设有志愿者社会服务或实践课程，实践课程是必修课，有课时要求。学生每年有18个小时的社会服务课程，在升学的时候会有考核，但是现在学生越来越自愿参加社会服务，有的学生每年参加志愿者活动达百余个小时。
曾在韩国游学的一位老师感受说，韩国小学教育基本就是生活体验课，看韩国小学课表特点就是“生活”课特别多：快乐地生活、智慧地生活、合适地生活等等，还有“裁量”课，是一门综合音乐、美术、劳技等内容的课程，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意，包括电影欣赏、医学保健、折纸艺术、球类运动等，就连整理书包这样的事也有专门的课，中国老师觉得韩国的生活课程体系实在是完善。（注：参见http：//xxh310.blog.163.com/blog/static/771495402011041093588/。）
许多国家公民教育方案的具体实施一般都有“公民教育委员会”、“社会道德委员会”或类似专责机构，以指导公民教育的方向目标、规范内容、课程体系等，监督、考核与评估公民教育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美国“社会研究委员会”对美国公民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推进起重要作用；英国“公民教育协会”（AEC），对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教育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俄罗斯“国家公民教育中心”具体负责公民思想教育；新加坡的“公民委员会”，制定公民教育课程纲要，对公民文明素质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则把全国教育一体化，建立各级政府领导下的学校多元一体的公民教育管理体系，统一管理各行各业的公民教育。文部省、都、道、府、县、市、町、村教育部门以及学校，都设置专人负责管理机构。另外，在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公民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都拥有本国的“公民教育委员会”或类似专责机构，以保证本国公民教育方案的顺利实施。
有位留学生曾给我们介绍过这样一堂美国价值观教育课，美国某大学对留美学生的第一课是读《追风筝》这本小说，并请作者在课堂做互动报告。运用小说语言和情节，告诉你美国是怎样一个自由的、伟大的和宽容的国家，美国的美好及其价值观不知不觉中传递给留学生。所以，我们在研究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方式中，应注重借鉴并挖掘他国隐形的渗透式的教育方式。
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每个人都是参与大众文化的主体，都可根据自我立场对任一大众文化进行解读。尤其是网络的出现，更使大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空间和途径。信息复制技术和市场机制，使得大众文化产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必须不断地制造流行时尚才能获得商业利润。如约翰·芬特兰所说：“要给畅销书的思想或社会效益做普遍性的结论，或者概括畅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是荒诞不经的。从具体内容上看，畅销书很难进行划一的界说。有文化垃圾，也有一些畅销书堪称精品。什么都可以上排行榜——即使是纯文学，只要销的出去。”（注：转引自许文郁、朱元忠、许苗苗：《大众文化批评》，16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商业性及其利润导向会使大众文化产品中道德价值或多或少地淡出，也使大众在快餐文化中越来越关注当下的感官享乐。大众文化对有些受众瞬时感官享乐的迎合，有时候就可能对文化作品做出“深度消解”的选择，这可能意味着对社会永恒价值的远离。
一些先锋作家，用调侃方式将一些崇高的或在传统价值中有永恒意义的东西重新解读。他们既“调侃生活中的虚伪和投机，也调侃生活中的严肃与残酷；既调侃人生的无意义，也调侃人生的有价值；调侃悠然自得的看客，也调侃一切忙忙碌碌的实干家；调侃别人，也调侃自身；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不管是欢乐还是痛苦，不管是理想还是崇高，一概化为笑料。文学除了语言技巧之外，仿佛什么也不是了，名之为‘玩文学’、‘玩艺术’、‘玩电影’、‘玩深沉’”（注：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而一些“新新人类”的行为更是集中体现了当代大众文化解构意义、自由和感性快乐甚至媚俗的特征。
在一些“新新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中，表达的是个体感受的自由，追求的最高目的是自身的快乐和轻松。因此，所有带来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沉重和压抑都被排斥，快乐是一切行为的原因和目的。因此，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激情与颓废、浪漫与怀旧、理想与商业世俗的混杂体。人们在这样的大众文化包围下，“就是静不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缺乏透骨的敏锐，看什么都是‘像云像雾又像风’，一抬脚就不由得‘跟着感觉走’，一思索便觉得‘你别无选择’，于是乎只有随着大流跑，盯住时髦追，这山望见那山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整日里坐卧不安，焦虑不安，恨不得‘过把瘾就死’！”（注：解思忠：《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17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
在审美解放召唤下，许多大众电影、电视、网络、数码图像、流行音乐等都以各种娱乐方式，刺激着大众的神经、满足着大众的感官需要。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大众文化的技术方式满足人们绝对的享乐主义本质，使力比多的身体受制于经济的要求，所以在这个时代除了有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残缺不全的身体，这就是大众文化中身体的普遍形态。”（注：转引自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162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感官欲望的满足和游戏化的心理经验帮助人们克服心理上的焦虑，使人们暂时忘却生活中的忧伤和悲哀，沉醉于大众文化制造的幻想世界。大众文化通过轻松流畅的“无情节”、“无意义”的作品，给人创造一个自由想象的场景，让人们在没有深度的故事情节中消遣娱乐，释放压力，修补现实中的心理创伤，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演绎的唯美动人，让大众含蓄地释放心中无意识的冲动。它通过摇滚乐一类的通俗音乐唤起人们的积极性和生活的热情，唤醒人们的动感美觉。正如舒斯特曼所说的：“像摇滚乐这样的通俗艺术启发一种回归肉体的快乐和美感，它是人类价值领域中被哲学长期压制了的权力。”（注：［美］R.舒斯特曼：《通俗艺术对美学的挑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9）。）可见，大众文化的这种感性解放功能，在消除社会对人的异化，消除人的紧张感、焦虑感和压抑感，缓解人的精神压力方面，具有很大作用。大众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审美快乐，而大众对审美解放的无限需求又构成了大众文化发展不竭的动力。但后现代大众文化这种对文化审美功能、道德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的抑制、意义深度的消解，走得太远也是有问题的。这些或商业利益取向，或对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会这样那样地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价值观混乱、道德缺失的状况。
但大众文化的一些理论和产品，过多强调“去意义”、“深度解构”，加之商业时代带来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使一些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越来越呈现出媚俗化的趋势。身体、暴力和绯闻成为某些网络平台的主题，低俗取代了严肃的生活意义，感官刺激覆盖了精神价值的超越，许多大众文化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生活远离价值和意义的描述，甚至对社会严肃规范的“应当”取向加以调侃，对传统价值进行解构，对道德价值和生命意义进行消解。但是，“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是可怕的，文化陷入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注：［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362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如此，文化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内在基础，而成为形象的游戏，这样的大众文化只能带人们走进价值虚无的道德困境。
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大众获取价值观和意义感资源的重要载体。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精神文化的总体水平和发展态势。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意义建构”，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大众文化对接，接“地气”，也是重要的文化建设任务。
构建中国大众文化，必须坚持中国理论和文化的指导，以保证大众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只有这样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的悠扬；大众文化建设还应确立道德理性的引导地位，并在其指导下寻找到大众文化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佳契合点，使公正、关爱、友善、诚信等道德原则，化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构建中，使大众文化起到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积极作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既取决于文化大众的态度和素质，也决定于大众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感和道德责任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存在目的不仅在于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而且承载着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功能，承担着修复和弥补人们“心灵”的“心态建设”任务；加强大众文化中价值导向机制建设，也是一个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大众文化在我国是新兴文化形态，迅速发展中有待于建立起更加规范的文化市场秩序，文化的价值评估机制和标准也应进一步建立。我国目前已有基本的影视作品评估和审批程序，对确保文化作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需要借助大众文化批评、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对大众文化进行管理。正确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也是保证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在信息化时代，媒体因其公共话语权和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在社会舆论营造中，在对公众的价值影响中，其功能和责任都首当其冲。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的说法，“公共媒体的意义和能量，有时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信息时代“人们已经被媒体控制”。如何理性规导社会舆论之场，如何减少恶性事件渲染引起的负面影响对公众心灵的“二次损害”，都是媒体应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专家曾断言：“恶性事件过多渲染易加剧公众对社会的恶劣感受”，有网民曾留言建议，“加强网络舆论监督，不要让那些为了提高关注度而丧失道德标准的文章在社会上任意蔓延”。因此，负有独特舆论责任的公众媒体应该比常人更多双“慧眼”，能“看透”纷乱社会现象后的本质，能把握局部、角落和全局、主流的区别，理性掌握舆论宣传的效果分寸，在积极的、阳光的社会价值观正能量营造中发挥更大作为。
公共媒体积极发挥应有的道德影响力。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人们通常会根据他人行动的特征取向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办，这也即人们常说的“从众效应”或“行为模仿”。不管意识到没有，社会中总会有相当多的从众行为，人们往往会参考周围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应做些什么，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自觉不自觉地常常接受着他人行为的暗示和影响。因此，公众媒体和公共机构要更多宣传社会道德楷模，赞扬“身边的好人”，让更多的好人好事“影响”更多人的行为选择，让好人感动中国、感动我们。须知感动也是道德良知和社会心态以及社会风气的储备，“被高尚感动的人，将于高尚同行！”虽不能期望人人都成为道德楷模，但社会媒体必须歌颂高尚，引导人们向善而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心向善，认同并影响，社会道德才可能蔚然成风，人们心态也才可能积极向上，心有所定，身有所安，情有所属，才可能在全社会建构起和谐、友善而有意义和幸福感的生活。
目前，各媒体在社会扬荣贬耻、激励正能量的力度和权重还应有所加大，诸媒体尤其是新型媒体，必须改变“收视率”、“点击率”为主导的市场化取向，社会价值文化产品和其他产品不同，如何定位“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性质和分寸，都应从长计议，而公共媒体，在社会价值文化建设中，在社会心态的引导和建设中，任重而道远。
如何建设的问题和源头思路有关。“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是CCTV的一则广告语，也适用于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大国，但中国不能像有些人所说，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不能被他人评论“不是世界大国，因为你的价值观没有影响世界”。中国面对复杂世界格局中“文明的冲突”或“文化领导权”的竞争，面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必须全面反思，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发展中，它需要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指导，需要有序的而不是紊乱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需要大众对执政理念的认同和支持，需要中国特色的共同价值观。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它因社会的经济方式、政治理念、文化传统而形成，反映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涵盖社会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道德规范，构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注：袁贵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
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可以说，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它们从不同侧重点表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取向。而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表达了中国追求的社会目标和最核心的价值观理念。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所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的。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认同和坚持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信念所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源泉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有关，“中国特色”不仅是指当代中国的国情特色，同时也是指中国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和内在精神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所在，它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道德理念，并从社会基本道德认同和是非善恶荣辱共识角度提出建设任务。
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文化冲突或意识形态竞争“就在那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各自代表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竞争。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激烈，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巧实力”，已被各国达成共识并争相纳入本国国际战略大思路中。中国特色的价值观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如此紧迫，中国各界的我们，怎能对此还毫无感觉？怎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巧实力”利用的负面力量？怎能不积极参与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任务中来，担当一份责任，发挥一分“正能量”！
中国道路需要主导理论和价值文化。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从单质化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从简单向复杂化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多元性、差异性显著增强。中国秩序的整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都离不开来自共同价值观的维系和支撑。我们改革过程中原有的、传统观念被打破，而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发育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这种状况容易在社会某些领域和群体中，造成一定程度的价值观念的失序或紊乱。但中国不能允许社会价值观领域长期“空场”，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步伐。社会要明确定义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善恶美丑价值理念，确立社会评判是非的标准和界限，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全民思想文化与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理想信念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有效建设文明而和谐的社会的。
因此，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1页。）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全党全国在时代发展新阶段中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更加自觉、自信的把握，也是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核心任务和基础工程。在今天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部署思路中，经济发展速度等硬实力和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政治秩序、理论文化建构、文化生态和共同价值观、公民素质与国家精神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这一切，作为与硬实力同等重要的软实力构成要件，都是一种必要而又独特的国家能力！
结语
无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无论为了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未来个体命运的期待，在众多社会心态中，求变图新、切实改革应该是万众一致的心态。
无论我们在这里集中捕捉了多少问题，在宏观思路上必须判断清楚，对中国的时事和问题做正确判断和把握，非常重要。目前许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失范甚至某些“滑坡”现象，已进入“触底反弹”阶段，社会改革也逐渐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举措建设被提上国家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议事日程”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理性和制度体系基础，全社会上下尤其是决策层及社会理论层面已具有了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清醒的“问题意识”，十八大报告中也表达了执政党和国家深化改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决心、态度和承诺。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十八大报告已经根据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新的“五位一体”发展布局思路，其中就明确提出了全社会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可看出中国上下越来越具有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觉，当然也有越来越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不仅要有不断增长的GDP，也要有合理的CPI，还要有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如歌曲《美丽的心情》所愿：“一双眼睛一道风景，一张笑脸一个黎明，人人都有，美丽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