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夷制夷”（魏源）

道咸时期，学界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生面，东南海防、西北舆地之学蔚然成风。于是，魏源、徐继畬、张穆、何秋涛等人群星灿烂，正气浩然。《海国图志》（1843）、《瀛寰志略》（1848）、《蒙古游牧记》（1859）、《朔方备乘》（1858）等相继刊刻。清人对此评论说：“道咸间西北史地学盛时，魏源默深别竖一帜，为东南海疆成《海国图志》一书；故谈辽、金、元三史地者，京师以张穆等为滥觞；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以魏默深为先河。”或谓：“自道咸以来，钱晓征宫詹大昕、张石舟明经穆、何愿船比部秋涛、魏默深鹾尹源、龚定庵铨部自珍，喜研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各有撰述传后，为一时风会所趋，遂成专门绝学。”这种学风的转变，毫无疑问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时人不仅看到了东南沿海门户的洞开，而且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东北、西北两面的侵略威胁正在逼近。

魏源（1794—1856）是晚清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县（今邵阳市）人，道光二年中举，曾为陶澍、贺长龄、伊里布等督抚的幕宾。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著名人物之一，他的最著名的主张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海国图志》。《圣武记》则是他的另一部成名作。是书编成于1842年8月，显然是作者受了鸦片战争的强烈刺激。

《圣武记》分为两部分：前十卷用纪事本末体，将清前期历史分为《开国龙兴记》《康熙戡定三藩记》《国朝绥服蒙古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国朝绥服西藏记》《西藏后记》《乾隆征廓尔喀记》《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俄罗斯记》《国初征抚朝鲜记》《乾隆征缅甸记》《乾隆征抚安南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乾隆湖广征苗记》《道光湖粤平瑶记》《国初东南靖海记》《康熙戡定台湾记》《康熙重定台湾记》《乾隆三定台湾记》《嘉庆东南靖海记》《康熙武昌兵变记》《嘉庆宁陕兵变记》《乾隆临清靖贼记》《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嘉庆畿辅靖变记》《嘉庆川湖陕乡兵记》；后四卷用“武事余记”的方式，着重论述清朝的兵制兵饷、考证掌故，表达作者关于城守、军政、军储等问题的建议。

魏源在其序言中说：“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及，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出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这表明作者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面对海疆危机，想到了东北、西北以及西南的陆地边疆，编撰了《圣武记》。是书的编撰既是为了加强东南的海防，亦是为了巩固陆路的边防。

作者在爱国精神的激发下将其搜集的资料，加以“排比经纬”，探索国家兴衰的规律。“于是我生以后之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磅礴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才、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作者在《圣武记叙》中呼吁道光皇帝发奋图强，整肃军政，洗雪耻辱，振兴祖国。“《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然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实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他希望通过歌颂清朝前期的“盛世武功”，激发朝野人士抵御外侮的决心，并通过大力整顿军政，使清王朝真正成为“军政修”“人心肃”“国威遒”“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的世界一流强国。

魏源歌颂兆惠和海兰察征剿大小和卓木的战争说：“君不见伊犁河、巴里坤，转战万里回孤军。黑水营，叶城畔，四百骑破贼三万。风声雪声甲马声，援兵夜半浑河营。饮马昆仑铭月竁，汉家天兵信雷电。万夫特，万钧重，未年未有海超勇。”又歌颂阿桂事迹说，“君不见金川一夕猿鹤惊，一军独整阿文成。百战归来相明主，宁知相业超常武”。

魏源认为，“人材”是国家兴衰的根本。拥有人材就拥有一切。重视人材则国家强盛，轻视人才则国家虚弱。“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斯之谓折冲于樽俎。”在他看来，“师夷长技”，乃是祖国由衰败走向兴盛的必由之路。顺治朝已经这样办理，现在应当冲破思想障碍，将这一经验推而广之。“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外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国初征荷兰夹板艘以攻台湾，命西洋南怀仁造火炮以剿叛藩，先朝近事，典在册府，扩而推之，敢告御侮。”

纵观中国历史，当一个王朝的政令、军令虚悬之后，不能雷厉风行，不能令行禁止，这个王朝势必走向灭亡。周朝、汉朝、唐朝、宋朝中后期是如此，金朝、元朝、明朝中后期亦莫不如是，历史悲剧反复上演。人们在总结这些封建王朝灭亡的规律时，无不扼腕叹息，各种不同的见解相继出现。

魏源总结历史教训说：“瞻其阙，夫其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棰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其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管仲）、商（商鞅），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埸矣！”显而易见，这一见解不过是看到了历史的表象，并不非常高明，至少不具备历史学家深邃和智慧，但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不经意间给现代人启迪。

在《圣武记》中，魏源用较大篇幅记载了清廷在边疆地区的用兵情况。诸如，《国朝绥服蒙古记》《康熙亲征准噶尔记》《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乾隆荡平准部记》《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国朝绥服西藏记》《西藏后记》《乾隆征廓尔喀记》《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俄罗斯记》《国初征抚朝鲜记》《乾隆征缅甸记》《乾隆征抚安南记》等，讴歌了这些战争对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伟大意义，高度赞扬了其对于巩固祖国边防的重要价值。“国家威棱震叠，际天稽颡，括地成图，东尽东海，南尽南海，西不尽西海，北不尽北海，而欲征图朔貊，飙轮弱水，厥制严武，至雄以博。”

“我朝而龙沙雁海之外，万潼亿毳之民，独峰驼、无尾羊之部奔凑千里，臣妾一家，内隶理藩院旗籍司及王会司，视功大小以区承袭之等差酌途远近以定朝贡之疏数。是以间气英灵，鞭挞沙碛，与国为旗常带砺，与国为干城腹心。洵哉！九州之表有奇杰，六经之外有事功乎！”

“凡两蒙古之君长皆隶理藩院，世其爵禄，通其婚姻，时其朝贡，制其等威，定其牧地，均其互市，内宿卫禁廷，外捍御要荒，纵横万余里，臣妾百余旗，盖旷古所未有。至准回二部，则皆古西域地也，皆出嘉峪关外。国家平准噶尔之地，易其名曰伊犁，曰乌鲁木齐，曰巴里坤，曰哈密。及平西域诸回部，若辟展，若新疆，若哈拉沙拉，若库车，若沙雅尔，若赛里木，若拜城，若阿克苏，若乌什，若喀什噶尔，若叶尔羌，若和阗，咸入版图，设将军、参将、都统、提镇及办事领队大臣，及侍卫司官有差。其回部司事各官则曰伯克……至西宁、西藏二处，先朝尚未大烦兵力，止各设总理事务大臣一人驻治。”

针对“地广而无用，官糈、兵饷岁解赔数十万，耗中事边，有损无益”等谬论，魏源认为这些看法目光短浅，属于“里闬鄙儒眉睫之见”。他批驳说：“曾亦思西兵未罢时，勤三朝西顾忧，且沿克鲁河长驱南牧，蹂躏至大同归化城，甘陕大兵不解甲，费岂但倍蓰哉！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裒多益寡者政之经。国家醰醲孳生，中国土满人满，独新疆人寥地旷……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奈何狃近安，忘昔祸！惜涓埃之费，昧溟渤之利，以甘里闬鄙儒眉睫之见。”

康熙皇帝曾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可见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又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清廷以内外蒙古为屏藩，这既适应了大清帝国政治统一和国防战略的需要，又超越了历代汉族政权奉行的夷夏之防的狭隘思想。魏源对于康熙皇帝的上述边防战略指导思想是理解的。

睿智的史学家，研究历史通常着眼于现实的关怀。在魏源看来，道光时期的财用虚空表现在许多方面，可谓千疮百孔，无不影响着王朝的命运。要转弱为强，既需要除弊，又需要节用；既需要堵塞漏卮，又需要开源兴利。“何谓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天储所仰，莫如漕盐，行之二百岁，百窦千蠹，昼夜朘蚀……何谓节用之利？普赐田租，普免逋负，自古旷荡之仁，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之世……何谓塞患之利？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恭尾闾之壑……何谓开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在这些综合性建议中，魏源非常重视对于东北的屯垦。

清初，八旗兵入关之后，大量旗民内迁。满族人的发祥地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康熙、雍正时期，内地人口迅速繁殖，加之天灾不断发生，山东、直隶、山西和河南农民开始成群结伙向边疆地区谋生，闯关东、走西口，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安家落户，开垦荒地，“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但是，伴随着自发性的移民开荒，民族矛盾和土地纠纷也日益增多。这本来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只要加强管理，使移民开荒有序进行。边疆必定很快发展起来。然而这种现象在清廷，尤其是满蒙大臣看来，不仅侵犯了满蒙旗民的利益，而且不利于边疆的稳定。因此，清廷制订了一系列政策，禁止内地农民前往边疆开垦土地。乾隆朝针对蒙古土地的开垦，规定：“其开垦地亩及佃种之民人交该地方官从重治罪，递回原籍。”嘉庆朝规定，满族人的发祥地东三省，“一民不准容留，一亩不准开垦”。这种封禁政策在东北实施的比较坚决，尽管没有完全阻止内地民人前往，但毕竟阻碍了东三省的开发进程。因此，到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东三省许多地方仍处于荒芜状态。

正是由于东三省的大片土地处于荒芜状态，有边而不守（例如，外兴安岭一线以及格尔必齐河沿岸，并未派遣军队常驻戍守），才为俄国大量移民和军队入侵留下了可乘之机；也正是由于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处在尚未充分开垦状态，经济落后，军队部署有限，导致边防力量的空虚，对于俄军的入侵不得不采取步步妥协退让政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咸丰时期东北大片领土丧失，不能不归咎于这一落后的“封禁”政策。咸丰皇帝喝下的这杯“毒酒”事实上乃是其曾祖父、高祖父酿造的。

“君不见八旗圈田遍三辅，生聚承平百万户。又不见边外上都千里沃，插汉故疆供坰牧。人满土满两堪患，何不移人垦土两得算。贾生筹汉旋乾坤，奏疏我钦文定孙，开平兴和万顷屯，徙实八旗兼汉军。三冬射猎三时勤，三边拱卫皇畿尊，有客抚掌笑脱籍，此是汉唐徙民术，今日鹧鸪行不得。”

魏源在上面这首诗歌中提出了军屯和移民实边的计划。“阜食莫大于屯垦，屯垦莫急于八旗生计，以君养人不如使人自养。”在魏源看来，八旗生计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要改变这种局面，惟有在东三省实行屯垦。实行屯垦既可以使旗人自养，又可以固圉强边，一举而数善。“国朝列圣之厚八旗者至矣！康熙三藩初定，诏发帑金六百四十余万，代偿八旗债负，每家获赏数百金，未置存产，徒糜衣食，一二载荡然无余。其后又颁赏六百五十五万金，亦立时费尽。雍正初，屡赏兵丁一月钱粮，每次三十余万，亦不逾旬而罄。”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人丁繁殖太快。“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佃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魏源认为解决“人满为患”的办法是屯垦。“窃谓满、蒙、汉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东三省，满洲旧地也，宜专以徙满洲之余丁。开平、兴和，国初平察哈尔蒙古之地也，宜专以徙蒙古之余丁。至外省驻防，难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汉人之俗也，宜专以安置汉军之人。”这叫做“各因其地，各还其俗”。这种徙民实边，开垦荒地，加强边防的战略思想很有远见。尽管这种思想不是魏源最早提出的，但在道光年间，魏源的积极提倡还是很有价值的。非常遗憾，这种积极的边防战略思想的实施一误再误，一直到1895年才开始大规模实施。

魏源对于俄罗斯侵略中国的事件予以密切关注。在《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中，他指出，俄罗斯在元代时不过是葱茏西北的一个小公国，经过数百年的“日事扩张”，“至明始大”，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其地袤络满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与中国相首尾。其国都在大西洋，而东接蒙古、黑龙江者，特其边鄙云。”俄罗斯疆域三面滨海，东西两万余里，南北六千里。其东西之中以乌拉尔山脉为界，以西的河水均流入里海和地中海，以东的河水均流入北海。其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种植、痘疫、五方风气、部落别处、师兵罗卫，“与中国大同”。“其地产名马，兵长骑战，长火器，坚甲可御铳弹。”明末清初，清军方定黑龙江流域，是时，“俄罗斯亦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两师相值各罢兵。既又南向侵掠布拉特乌梁海，夺四佐领。崇德四年，大兵再定黑龙江，毁其木城归，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罗刹复城之。顺治十一年，遣兵于黑龙江逐之。十五年，调高丽兵逐之。又数遣大臣督兵，以饷不继，半途返”。

康熙时期，“罗刹又东略人畜于赫哲费雅哈地，薮我逋逃，阻我索伦貂贡，将割据黑龙江东北数千里瓯脱地。上以其密迩留都，不可滋蔓，又重开边衅。乃于（康熙）二十一年遣都统彭春等以兵猎于黑龙江，径薄其郛。侦其势，于黑尔根与齐哈尔各筑城戍之，置十驿，通水运。又令喀尔喀车臣汗断其贸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陆并进，克其城。纵其人归雅库旧部。二十五年正月，罗刹复以火器来据城，我师围攻之，死守不去”。是时，俄罗斯新沙皇即位，致书大清，请求解除雅克萨兵围，开始划界谈判。二十八年十二月，索额图与俄国代表会议于尼布楚，商订中俄东端边界条约：“一，循乌伦穆河上游之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罗斯；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呼纳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乃归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尔喀东部之库伦，而立石勒会议七条，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于黑龙江西岸。于是，东北数千里化外不毛之地尽隶版图。”乾隆时期，由于俄罗斯在新疆边境地区招降纳叛，侵扰中国边境，复引起多次交涉。乾隆皇帝多次采取断绝茶叶、大黄供应，以惩罚俄罗斯人的背信弃义。

善于用兵者在于以长击短，而不是以短击长。在魏源看来，俄罗斯之所以强盛得益于彼得大帝改革，得益于俄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俄罗斯在明初立国时，俗尚椎悍，未识西洋技艺。至比达王（彼得大帝——引者注）才武奇杰，离其国都，潜游他国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返国传授，其所造战舰、火器反为西洋最。”因此，先后战胜英吉利、法兰西，“自是威震大西洋，近日复与英吉利争中印度”。

印度作为南亚次大陆上的古老国家，大部分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尤其是作为中国的近邻，自然成为魏源关注的重点地区。“不悉东印度之形势，则不知用廓夷（即廓尔喀，尼泊尔之别名——引者注），虽有犄角捣批之策，而不敢信也；不知南印度之形势，则不知用佛兰西（法国）、弥利坚（美国），欲行购造兵船之策，而未由决也；不知中印度、北印度之情形，则不知联络俄罗斯。”魏源研究印度的目的在于寻找对付英国的有效对策。“志南洋者，志西洋也”。17世纪的印度处于莫卧儿王朝统治之下，由于连年征战，财力空虚，大部分地区失控，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荷兰、英国和法国相继对印度地区展开殖民掠夺战争。1638年至1658年，荷兰人攻占了斯里兰卡（Sri Lanka），又攻占了印度西南海岸的奎隆、柯钦等地，作为据点。1640年至169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侵占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孟买和加尔各答。尤其是从1756年开始，英国开始大规模侵占印度领土，与法国殖民者进行了多次战争，通过176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法国被迫承认英国在东印度的殖民地霸主地位。英国从1767年开始连续发动四次战争，首先侵占了南印度的迈索尔（Mysore），而后又侵入中印度马拉特地区，到1820年前后，占领德里等印度腹地城市。从1840年开始，英国和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渐趋激烈，英国又加紧向西印度和北印度进军，1843年吞并了信德；1845年，打败锡克军队，占领了旁遮普地区（Punjab）。魏源在编撰《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时，比较仔细地研究了这一地区存在的各种国际矛盾，认为英国人时时刻刻窥视缅甸，不能不激起缅甸人的顽强反抗；英国人侵占印度各地，不能不激起印度人的民族仇恨；英国人排斥法国人在印度的利益，不能不引起法国人的怨恨；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冲突，势必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些国际矛盾，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

他说：“东印度为英夷驻防重镇，凡用兵各国，皆调诸孟加腊（Bengal）……又与我属国缅甸、廓尔喀（即尼泊尔Nepal）邻近，世仇，故英夷之逼中国，与中国之筹制英夷，其枢纽皆在东印度。南印度斗出南海，有佛兰西、弥利坚、葡萄牙、荷兰、吕宋各国市埠环列，而英夷之市埠曰曼达喇萨（即马德拉斯Madras），曰孟迈（Bombay），皆产鸦片烟，与孟加腊埒，各国不得分其利，恒外睦内猜。故我之联络佛兰西（即法国）、弥利坚（即美国）及购置船炮，其枢纽皆在澳门与南印度。中印度为英夷与俄罗斯相拒之所，中惟隔一兴都哥士大山（Hindu Kush Mountain，即兴都库什山），俄罗斯逾山则可攻取温都斯坦（Hindustan），英夷设重兵扼守之。故我之联络俄罗斯，其枢纽在中印度。”英国殖民者曾经多次与廓尔喀交战，成为世仇。“英吉利国都虽远在大西洋，而其属国印度则与廓尔喀接壤。故我攻廓，英夷乘之，我攻英则廓夷亦愿助之。”

魏源在仔细研究有关印度、俄罗斯和廓尔喀的历史后，非常明确提出利用国际矛盾，与廓尔喀、俄罗斯、美国结盟，共同对付英国殖民者，从而达到“以夷制夷”之目的。“廓尔喀界西藏及东印度，摄两劲敌之间，然内贡中国而不贡印度夷，近日英夷西与俄罗斯构兵，东与中国结衅，故廓尔喀欲乘两大国之势，以攻印度。印度地产鸦片烟，英吉利关税岁八千万计。其兵船入犯中国者，十九皆孟加腊人，诚能听廓夷出兵之请，奖其忠顺，扰彼腴疆，捣其空虚，牵其内顾，使西夷失富强之业，成狼狈之势，亦海内奇烈也。”“俄罗斯地袤二万里，与中国首尾相接，地大兵强，西洋所畏。其与我互市之地，则有陆而无海；英夷之与我互市，则又有海而无陆。近日俄罗斯屡与英夷争达达里之地，其地横亘南洋。俄罗斯得之，可以图并印度，故与英夷连年血战。若能许俄罗斯海舶赴粤贸易，联络弥利坚（即美利坚）、佛兰西（即法兰西）等国，皆英夷仇敌，则英夷兵舶不敢舍其境而远犯中国。夫以夷攻夷之效，咫见者以为迂图。乾隆、嘉庆间一封暹罗，遂足以西制缅甸，东制安南，善弈者或一间着，而全局皆生。况以宅中驭外之势，制仇衅四结之夷。”

每一个国家战争时期都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危险，而国家安全通常要求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主要作战对象，一个作战方向，以保证自己能够集中主要兵力。所以，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采用外交手段力避两线作战。魏源的利用尼泊尔、俄罗斯和美国牵制英印殖民地的思想，不能说毫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