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阅读好时代特征（四）：政策开明
政府的政策是鼓励阅读还是轻视阅读，甚至是封杀阅读，这是阅读好时代还是坏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周朝就有图书馆——藏室。春秋战国，诸侯鼓励上策论，鼓励阅读。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后人说焚烧的只是儒家典籍，医农工商的书籍还是放得过的，可无论如何那也不会是一个鼓励阅读的时代。
在中国古代，作为倡导读书的政策，最开明也最有效的莫过于开科考试。
汉代采取“选举入仕”的办法，主要由各地官员罗致名士，逐级推选人才，交由朝廷策试，通过者就可以成为官员。只是当时诏举没有定期，不像后来的科举选拔那么规制化。此外，汉代还有童子科人才选拔，年龄在12—16岁，能够“博通经典”的人才方得以选入太学培养，日后可以做官。
隋唐时期基本成形的科举制度，对于天下读书人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只要是比较风清气正的朝代和社会，官员们普遍好读书，原则上不读书是做不成官的，“学而优则仕”，成了一个悠久的良性传统。古代历朝的大多数官员是自幼入学，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案阅读，通过读书增长知识，提升自我的品格，有抱负的更是养成高远的思想境界，这才能“入仕”。这就是说，是读书造就了人才，读书成就了官员。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的人，没有对经典学问有一定造诣的人，是不可能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官员一旦进入官场，日后晋升的条件，不仅要看其政绩，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下，后者是前者的铺垫和补充。用人政策是最大的导向。古代读书人“入仕”的政策，自然对社会阅读的风气有许多好的引导和激励。
大凡延续时间比较长的朝代，都是比较鼓励阅读的时代。延续时间比较长的朝代，朝廷常常还会组织编修大型类书，让天下读书人为之振奋向学。初唐及中唐时期的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最为著名。《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时由欧阳询主编的唐代第一部官修类书。《初学记》是唐玄宗时的官修类书，被认为是类书编修中的精品。宋朝的宋太宗亲自审读规模很大的《太平御览》，收集摘录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明朝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一俟政权稳定，即下令编撰《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是一部比《太平御览》规模还要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这当然是偃武修文的盛举，也是皇帝重视文章和阅读的重要信号，对于社会阅读风气的形成大有益处。清朝康熙皇帝下旨汇编《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其中得失姑且不去论它，却也都是当时朝廷重视文章书籍，带动社会阅读的重要举措。
《太平御览》
我国古代书籍出版初期，大致是由官署刊行，整个宋元两代，也一直是官方出版为主流。到了明代，官刻本数量虽然在增加，可私人出版已经盛行，整个明代的私刻本书籍总量超过了官刻本。与此同时，用来经营赚钱的坊间刻本数量更是快速增长，可以用繁盛来形容当时书市的情景。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晚明时期南京官私刻书机构达二十余所，民间书坊更有三山堂、三乐斋、文英堂、文进斋、芥子园、宝仁堂、萃文书屋、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阁、大业堂、嘉宾堂、少山堂、奎璧斋、孝友堂、三多斋、九如堂等57家，数量非常可观。特别引起现代出版史专家感兴趣的是，当时的官府竟然也在刊刻通俗小说，其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其他通俗性书籍《山歌》《四时歌曲》等。当时出版业进一步世俗化、市场化的趋势，当然十分有利于推动社会阅读。
晚清时期的社会阅读管理越来越趋向放松，尽管还发生过官署禁书的事件，但是，非常明显，晚清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已经是强弩之末。同治七年，朝廷要求各省查禁有伤风化的书籍，只有江苏巡抚丁日昌最为下力气，着力实施了查禁淫词小说、邪说传奇的行动，查禁了《红楼梦》《西厢记》一类有言情内容的书籍戏曲和《水浒传》一类的邪说传奇，而且把禁书名目清清楚楚地开列出来，闹闹腾腾，张榜公布于大街闹市，等于为民间老百姓的快乐阅读开了一个书目，引得人们好奇心顿起，于是，“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了文人雅士最为快乐的事情。就是不识字读不了书的文盲，也难免寻着读书人讲禁书、听故事，以至于有人说：“按以上各书，罗列不可为不广，然其中颇有非淫秽者。且少年子弟，虽嗜淫艳小说，奈未知真名，亦无从遍览。今列举如此详备，尽可按图而索，是不啻示读淫书者以提要焉夫？” 这一次晚清最大规模的禁书反而成为一次阅读大普及，在阅读史上留下了一个笑谈。
晚清时期，西风东渐，真正能够动摇清朝统治的不再是什么淫词小说、邪说传奇，而是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思想。可是当时官员对于这一类书籍显得十分驽钝，未能做出禁毁的反应。而许多洋务大臣，像曾国藩、张之洞等，脑洞已经打开，不仅不会追查阅读异端邪说的事情，甚至还带头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夕，写下名篇《劝学篇》，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成为中国学界的主导思想之一，而对于以往“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无疑是一次教育革命，对于整个社会的阅读政策有着颠覆性的改变。洋务运动以来，译书院、同文馆一类的翻译出版机构陆续开办，使得大量的外国先进思想著作能够通过翻译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晚清民初阅读繁荣景象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