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的规矩

孔子关心政治。他那个时代，列国政治都有点乱了，孔子就希望重建政治秩序，他后来从政也是为了这目的。

孔子理想的政治秩序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周人灭商，建立王朝之后的“封建”秩序。首先是周王（天子）和诸侯国的关系。周王要有权威，国君们必须服从周王，定期去朝觐，为王室服务。其次是诸侯国内部国君和贵族们的关系。和周王与列国的关系类似，国君要有权威，贵族们服从国君。

但到春秋晚期，这两层秩序都已经乱了。周王指挥不了诸侯列国，被各诸侯国敬而远之。列国的国君，很多也指挥不了大贵族，少数大贵族变成了世袭寡头，把国君控制得像傀儡。孔子梦想把这两层关系都正过来。

这套道理说起来没人敢反对，但真正的掌权者却都不愿实践：各诸侯国君，当然希望国内的贵族寡头服从自己，但自己不愿服从天子；贵族寡头也一样，希望家臣、百姓都老实听自己的，自己却不愿听国君的命令。既得利益谁也不愿放手。

孔子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周王和诸侯的关系太重大，牵扯太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他这代人能解决的，所以他重点关注国君和大贵族寡头的关系，在鲁国就是国君和三桓家族，希望三桓家族能退让一些，把几代人以来侵夺国君的权力、土地退出来一部分，上下有序，相安无事。他后来从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干这个。

孔子关于“礼”的言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等级身份的区别：天子、诸侯和大夫、士这些世袭的贵族，都有和地位配套的待遇、礼仪，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吃饭（鼎是装肉食的，簋是装粮食类主食的），天子死了，也用这套东西随葬。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甚至坐的垫子有几层，都有专门的规定，而且从生管到死，还要管到后人的祭祀。孔子热衷研究这一套礼仪规范，最反对下级僭越，使用上级的排场。

上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此外还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贵族和农民。那时农民几乎都是贵族家的私产，没有属于周王、国君的了。

在孔子看来，老百姓都是笨人，天生就是伺候贵族的，这是万古不变的秩序。他说，上层人聪明有文化，下层人愚蠢，这道理到哪儿都不会变；治理老百姓，让他们糊里糊涂地听话就可以了，不能让他们太聪明；都是这个意思。

穷人过日子困难，对富人（贵族）难免有仇富情绪，特别是那些跟贵族打交道多一些的，没有了距离感和敬畏感。孔子很担心这种趋势，他说，穷人要是喜欢暴力，仇视富人，就会出乱子，特别是在富人为富不仁的情况下。

在颜家庄长大的孔子最了解老百姓的心态，这关系到怎么统治这些人。古代的老百姓没文化，一个共同点就是怕官府、怕老爷。到了民国时候，阿Q上了大堂还不由自主膝盖发软，跪在地上。所以孔子就教学生，你们以后当官，管老百姓，得端着架子，不能乱说乱笑，“君子不重，则不威”。有分量，有威风，才镇得住老百姓。

现在看来有点滑稽。但那时的老百姓就吃这一套。别看阿Q那么个小人物，他放胆闹起来也很难缠。要让他老实听话，就得板着脸拍惊堂木，不行再打几板子。孔子早年的弟子很多都是穷人，颜家庄的老乡亲。孔子得教他们怎么当上等人，当老爷。那些阔学生，贵族子弟，不需要学这个，他们从小就有下人伺候，知道怎么指使、驾驭下人，甚至比孔子还拿手。

中国后来的历史，从战国列国搞变法，基本消灭了贵族阶级，专制君主直接统治黎民百姓，社会的阶级划分就不那么明显了，普通老百姓通过个人努力也能改变命运，进入官僚队伍。或者是底层造反、改朝换代，比如陈胜吴广造反，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阶级差别已经糊弄不了老百姓了。再到隋唐，科举制度建立，通过读书考试改变命运，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孔子时代的世袭阶级观念，在后世中国并不是主流。

但放到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又是个特例，专制皇权和官僚机器成熟得太早了。其他古代人类文明里，身份世袭制度更普遍、更长久，一直持续到近代。所以欧洲、日本的文化里，老百姓都有安分知足的一面，能接受祖辈传承下来的职业身份，“工匠精神”，改变命运的奢望不是那么强烈，对社会上层也更尊重。换中国人就不行，都欲望很大，想金榜题名或造反革命，变成达官显贵——他们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