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尽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它仍然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俄罗斯问题研究也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并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特色[1]。
近年来，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成果丰硕，老中青三代俄罗斯问题学者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诸多视角，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政治发展、经济转型、对外政策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用自己的默默耕耘不断深化对俄罗斯的认知。但同时，国内尚未真正形成跨学科的“俄罗斯学”。尽管2006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一次“中国俄罗斯学学术研讨会”，并提出了“创立跨学科的俄罗斯学”的倡议，国内学者对如何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2]，但现实的科研教学管理体制、学术资源分配模式、人才分布状况以及学科建设本身的难度，让中国的“俄罗斯学”还只是处于一个酝酿阶段。
笔者无力就构建中国的“俄罗斯学”提出宏大设想，只想对如何推进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谈一孔之见[3]。
一
苏联解体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和国际关系主体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是，俄罗斯寻找自我的历程并未结束，俄罗斯深刻的全方位社会变革仍在继续。可以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国内与国际的互动，让俄罗斯所走出的每一步都不是那么简单，并且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层层涟漪。
那么，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问题？在如此复杂的研究客体面前，我们究竟如何确定我们的研究重点、确定中国的研究视角？2000年，李静杰先生提出中国的欧亚学界要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吸取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推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为我国国内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四大课题[4]。10年过去了，中国俄罗斯学界的同人们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在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同研究对象的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学科发展本身的要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基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俄罗斯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大纵深的，既要在宏观层面关注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向，又要在微观层面探讨俄罗斯形势变化的细枝末节，更要将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表里。
在俄罗斯政治研究领域，要把握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两条主线[5]。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变迁，以1993年宪法为基础，俄罗斯当代宪政制度的主干得以确立，总统制、联邦制、政党制基本运转正常。然而，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制度的更替决不像换穿一件外衣那样简单便捷。因为在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政治经济体制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基本制度框架是由各个领域无数个大小不等的具体制度所构成的，社会的转型必须以具体制度的更替作为基础，必然会遇到各种利益（或权力）的调整和再分配，必然会遇到新旧观念的碰撞”[6]。
回顾俄罗斯经历的20多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当代政治制度建立的迂回曲折。尽管俄罗斯宪政制度的主干依旧，但其实际运行却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从叶利钦时期的政治动荡、寡头干政到普京八年的重塑威权、强人治国再到“梅普组合”下的“双头政治”，俄罗斯的总统体制、政党体制和联邦制度都经历着微妙而又深刻的调整，总统与其他权力机制的关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联邦制的形式与内容等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点。那么，俄罗斯政治制度近20多年来的变迁究竟折射出一个国家政治转型怎样的规律？制度性安排与“非正式制度”是怎样的一种关系[7]？俄罗斯当下的政治制度是更符合其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还是相反，它将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演进对其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将产生何种影响？俄罗斯20多年来的政治变迁对于其他转型国家有着怎样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在苏联解体20多年之后，俄罗斯与东欧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存在怎样的差别？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8]？
与政治制度同样重要的是政治文化，它是影响俄罗斯政治变迁的更深层因素，也是决定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深层次根源。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变化，多种政治价值观激烈碰撞、组合，并表现出西欧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冲突，传统平均主义、集体主义、人格崇拜等政治文化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思潮的冲突，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冲突[9]。尽管从叶利钦时代开始就寻求构建以“民族思想”为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俄罗斯至今仍未形成一种为多数社会精英与民众认同的主流政治思潮。即使是普京本人的政治思想也仍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他一方面承认“市场经济与民主制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也认为只有“强势国家”才能作为俄罗斯社会创新的指导力量发挥积极作用，并“试图在完全不相容的两种观念中找到一种历史的妥协[10]”。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明确表示：“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11]而当由他重建起来的垂直管理体系暴露出易受制度性腐败侵蚀且经常自行其是而违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时，他又痛心疾首地指责“我们的官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和傲慢的集团，把国家公务看作是一种生意……利用已经取得的稳定局面去达到一己之私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12]。那么究竟怎样的政治文化因素使制度性的政治安排发生了畸变？为什么在俄罗斯的政治运作中“潜规则”如此盛行[13]？当代俄罗斯主流政治文化的缺失导致了国家发展方向的模糊，当“主权民主”和“保守主义”似乎逐渐成熟并刚刚要占据主流的时候[14]，却又似乎已经落伍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需要了，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的“全面现代化”思想直指“能源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腐败”等种种积弊。但是，它是否已经取得了全社会的共识？在激烈的权力与利益角逐面前，“全面现代化”思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如果再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路标转换”为什么如此之快？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坐标究竟如何确立？
俄罗斯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仅就经济发展而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呈现出两个明显的波峰浪谷。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着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波折起伏？叶利钦时期经济下滑的症结是否应单纯归咎于“休克疗法”？普京时期的经济增长难道只是高油价的结果？俄罗斯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产权关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宏观金融与货币政策等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在过去20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未来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如果说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导致了当时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灾难性后果，那么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和重新引入苏联式垂直管理模式的做法究竟是促进了俄罗斯经济8年高速增长的动力，还是让俄罗斯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祸首[15]？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全面现代化”战略直指能源与资源依赖的“要穴”，并且描绘了“创新发展”的蓝图，但它是否又符合俄罗斯的自然禀赋、经济现实、管理经验甚至历史传统？“全面现代化”的路线图需要通过怎样的架构、机制与利益主体去贯彻实施？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延续，但它同时也受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际战略环境的制约，更是不同阶层、集团，甚至精英人物相互博弈的结果。对于俄罗斯对外政政策的研究，既要避免就战略谈战略，大而化之而无法把握，又要避免就政策谈政策，流于表面而缺乏深度。一定要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放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总体框架下进行探讨，放在不同利益集团和精英人物相互博弈的具体环境里深入剖析。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研究，一定要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层次，不仅要关注其具体的对外政策方向（如俄美关系、俄中关系、俄欧关系、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更要把俄罗斯国内发展的战略需求及其制约因素同对外政策的深层互动联系起来，把国家战略需要影响对外政策变化的传导机制研究清楚。既要厘清思想与行动、历史与实现、或然与必然之间的差异，也要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比如，尽管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了，俄罗斯的国家身份依然没有最终确定并且在不断地摇摆。那么，影响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如果我们说这些因素应该包括国家实力与能力、历史文化传统、精英理念、外交行动及其反馈信号、国际战略环境等的话，那么这些因素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决定着俄罗斯国家身份的建构？在文明属性上，俄罗斯究竟是属于欧洲文明还是属于独特的欧亚文明？在国际地位上，俄罗斯是要恢复超级大国、争做独立“一极”、争当后苏联空间的地区“霸主”，还是要做“新兴国家”？在行为方式上，俄罗斯是要以极端的方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还是融入全球化进程？假设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具有多重属性、难以一概而论的话，那么它又会在什么情况下“变脸”、如何“变脸”？俄罗斯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对世界、对地区、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16]？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
二
尽管我们为了叙述的方便将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划分为政治、经济与外交三个基本领域，但实际上，这三个领域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尽管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专长，但在思维路径和研究方法上必须牢牢地把握全面、综合、系统的路径，避免人为地割裂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毫无疑问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必须打破学科的界限，合理利用不同学科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西方的苏联学研究曾经经历了极权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多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不同范式的转换，而不同范式的转换为苏联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现代化理论范式从发展的角度研究苏联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将苏联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置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探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互动关系。而多元主义范式把苏联预设为一个颇似西方多元化的开放社会，引入利益集团、社团主义等分析框架，把政府、国家简约为利益集团现象，强调公共政策是集团压力的结果，是利益集团和同盟相互竞争的结果[17]。不同学科范式的引入与利用拓宽了西方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视野，并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方法。可以说，跨学科的研究是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永恒的增长点，也是这一学术领域能够不断创新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的俄罗斯问题研究界，目前还很少有将俄罗斯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同俄罗斯文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实践，而美国的俄罗斯问题学者却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美国莱斯大学的埃娃·汤普逊教授专长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她的《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将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引入俄罗斯研究这一领域，专注于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学理论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时代意识。通过细致而又具有历史感的文本分析，她深刻地揭示出俄国文学中政权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联系不仅表现在叙事者的语调和评论中，而且也同样表现在对文学形象的刻画和地理空间在读者记忆中的长期印象之中，实际上，俄国文学在一定程度是美化俄罗斯殖民主义行为的工具和俄罗斯帝国意识延续的载体[18]。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俄国文化史专家詹姆斯·比灵顿通过剖析弗鲁贝尔、莫索尔斯基、埃森斯坦和果戈里四位俄国文化名人，从艺术史的角度来揭示俄国政治历史发展长时段的面貌，他从一些典型的文化史读本的研究出发，最后聚焦到对俄罗斯未来政治趋向的判断这样宏观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来[19]。
笔者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中，要特别注重经济学同其他学科的有机结合和综合运用。这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物质性基础，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也是最可论证并具说服力的学科，它为国别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可计量的尺度。比如在当下最为热络的俄罗斯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及中俄地区合作、俄罗斯能源经济与中俄能源合作等问题的研究中，统计学、概率论、博弈论等经济学方法的运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以中俄地区合作而言，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增长趋势的判断，对于俄罗斯远东消费市场的科学性计量都应该成为中国开展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重要依据。
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界限，做到“既专又通”[20]。政治制度与文化、经济发展与转型以及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把握当代俄罗斯脉动的一条主线。综观20多年来俄罗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演变之间的曲折变化与复杂关系。叶利钦执政前期，俄罗斯搞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经济上的自由化，国家的功能与作用极大地弱化了。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取向与重心自然是“大西洋主义”所倡导的向西方的倾斜。普京执政之后，政治上“权威主义”强化，经济上“国家资本主义”抬头，而对外政策的调整也是深刻而全面的，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以及“全方位实用主义外交”的施行。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有深入地思考俄罗斯国家战略、经济发展、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真正地把握其国家发展的真实脉动。尽管每一项研究项目的选题与内容是相对有限的，但在研究者的脑海里，必须要思考比项目选题本身宽泛得多的内容。比如俄罗斯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是否表明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地区经济联系松散的国家，政治集权和经济集中是必然的治国之路，而在原苏联地区维系某种“帝国秩序”是否又是维护其国内政治稳定与拓展经济空间的必然选择？上述目标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是只有国家机器才能作为超然的主体保持俄罗斯的完整和生存？是否在这样的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允许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民众、寡头、社会与国家之间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过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时期的强大与辉煌，但这是建立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强大尽管令人畏惧，但不可能持久”[21]。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经历怎样的互动？普京“国家主义”的治国理念与梅德韦杰夫的“全面现代化”构想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异同？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又有着什么样的借鉴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
在一项具体的项目研究中，全面深入地考察政治、经济与外交之间的深刻互动也是使研究更加深入、丰满的重要途径。比如，预算体制是研究联邦制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通过对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由谁支配、怎样去花，这些具体问题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经济权利的此消彼长和政治关系的深层互动，同时也可以看到联邦主体在对外经济联系和俄罗斯总体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而后者对于考察俄罗斯与欧盟的“沿边合作”、俄罗斯同独联体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乃至中俄两国之间的地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推进中国的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要打破历史与现实的隔阂，实现两者的融会贯通，在现实的氛围中审视历史，在历史的背景下把握现实。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比灵顿是国际知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他的著作在国际俄罗斯学界具有广泛影响[22]，同时他也对美国政府的对俄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23]。比灵顿认为，“人文学科比带有计算性质的社会科学更具有洞察力，特别是在判定一些事关历史方向的重大问题的时候”[24]。其实质在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的制约，特别是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分析其当下情境，还是研判其未来发展，如果脱离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轨迹，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任期内倡导“全面现代化”进程，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重要研究路径是将其放在俄罗斯现代化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来考察，认识到此番现代化进程是俄罗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样，我们不仅获得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更可以使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未来预测拥有牢固的历史根基。比如，通过对彼得大帝改革、亚历山大一世改革、维特改革、斯大林推进工业化进程等的回顾，我们可以比较梅德韦杰夫的“全面现代化”与上述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在目标设定、路径选择上有着怎样的异同，推进现代化的手段与方式、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在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有着怎样的差异，而自然禀赋、经济结构、管理模式、政治文化、官僚机制、社会心态等因素又将对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25]。这种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方式将使我们的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推敲。
创新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对于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这一相对新兴的学科而言，大胆挖掘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比如，西伯利亚的开发不仅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也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从这些角度考虑，我们就可以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历史、俄罗斯对西伯利亚的开发战略、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上的对外合作进行相关考察[26]。但如果我们再拓展思维空间，联想到富集但开发难度极大的西伯利亚资源，联想到良好而又脆弱的西伯利亚生态环境，联想到随着全球变暖可能到来的北极开发与西伯利亚开发的紧密互动，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许多潜力巨大的学术“新大陆”。
在这方面，美国同行的一些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2003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一份名为《西伯利亚的诅咒》的研究报告，报告的作者菲奥娜·希尔和克利福克·加迪集中讨论了过去200年间，特别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对于西伯利亚的开发。他们提出了“经济温度”这一概念，并试图以此为核心来揭示西伯利亚开发与俄罗斯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认为，苏联政府无视西伯利亚恶劣的自然环境，错误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投入金钱、资源和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口在世界“最冰冷的角落”建立城市和企业，但这些苏联城市成形后，城市本身（连同其交通系统）亦几乎同时步入衰败。他们认为，幅员广大但经济效益低下的“西伯利亚不是地球上最美好和资源最富庶的地区，而是一个无底深潭，一个既耗竭又死缠住俄罗斯的僵冷而无法摆脱的巨大苦恼”[27]。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力量鼎盛与否，不是取决于国土大小，而是要看其经济交易的次数和效率，要看传统智慧、教育及技能、社会结构、法治以及政府是否鼓励投资，等等。比如18 世纪的荷兰和现今的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因为聚居了能接受新概念、对新科技反应极快的大批商人，所以都取得了经济上的繁荣，而西伯利亚的官僚架构和他们所管理的“冰封之地”却完全是个反面。无独有偶，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的著作《刺耳的繁荣：“超音速”经济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以雅库茨克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西伯利亚发展的现实场景和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28]。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们的最后结论，但这种大胆而新颖的思路和方法无疑对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推进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所谓“立足中国”，就是要将维护和推进中国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的根本出发点，用中国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审视俄罗斯。30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管理模式乃至民族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9]。当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对于中国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状况关乎中国的经济安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选择与外交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与国际环境，所以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必须高度关注俄罗斯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所谓“面向世界”，就是要广泛吸收国际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学术营养，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和专家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在继续巩固和加深与俄罗斯学术机构交流的同时，中国的俄罗斯学界也需要进一步拓宽与其他国家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学术交流，要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权威俄罗斯问题期刊发表文章等方式在国际斯拉夫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相信这种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会让我们拥有一面多棱镜，我们可以用它来更准确、更细致地观察五彩斑斓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