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文化汉英翻译概论:基于功能目的论视角下的跨文化旅游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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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斯内尔霍恩比把翻译看作“一项跨文化的活动(Translation as a crosscultural event)”[32]。她指出:“The concept of culture as a 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 is fundamental in our approach to translation.If languag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ulture,the translator needs not only proficiency in two languages; he must also be at home in two cultures.In other words,he must be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cf.Vermeer 1986) .The extent of his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 determines not only his ability to produce the target text,but also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source text.”[33]

一 跨文化交际学

跨文化交际学(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r communications across cultures)又被称为跨文化交流学,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维基百科(Wikipedia)对跨文化交际学的定义如下: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also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which is also used in a different sense,though) is a field of study that looks at how people from differ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communicate,in similar and different ways among themselves,and how they endeavor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es”[34]

克拉姆契对cross-culture一词则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外语教学的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Cross-cultural“usually refers to the meeting of two cultures or two languages across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nationstates.They are predicted on the equivalence of one nation-one culture-one language,and on the expectation that a‘cultural shock’may take place upon crossing national boundaries.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seeks ways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rder by learning his /her national language”[35]

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英语里,“传播”和“交流”是同一个词,即communication。我国的译者根据其使用的领域,将其译为交际、交流、传播、沟通、通讯、交通等。这些译法基本上都表示与别人共同分享信息的意思。Communication一词出现在中世纪,来自拉丁文,词根为common,是共有、共同的意思。

“跨文化交际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逐渐蓬勃发展。一方面,美国人体会到必须了解其他文化,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的多文化主义也强调对各个族群文化的尊重及了解。”[36]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者。他于1959年出版了专著《无声的语言》,首次在书中使用了“跨文化交际”一词。该书的问世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的诞生,“因为该书综合了理解文化与交际的一些关键问题和基本问题,指出了不同文化对人际间距离、对时间感知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异文化的误解”[37]

在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交流学逐渐成为传播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独立研究协会的出现,如美国成立了国际交流和跨文化交流问题委员会。第二,专门学术刊物的创办。1974年创办《国际跨文化交流年刊》。第三,学术著作的大量出版,如阿森特等人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流学指南》。第四,大专院校开设跨文化交流的课程。1977年全美有450多个教育机构教授“跨文化交流”的课程。第五,出现了专门出版跨文化交流领域的出版社,如Intercultural Press Inc.,Sage Publications。第六,跨文化交流得到世界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跨文化交流学的研究在其他西方国家也迅速开展起来,成了一个时髦的课题,甚至吸引了不少业余爱好者。”[38]

我国对这一学科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中主要著作是胡文仲教授主编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以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发行的Selected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随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和萨姆瓦等合著的《跨文化传通》等著作也相继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和发行。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也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中国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了沈苏儒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该书从如何做好对外新闻报道的角度探讨了跨文化交流问题。

近年来,我国不少研究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翻译的外语学者还就如何提高跨文化能力与研究的水平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胡庚申教授根据国际交流的实际经验提出国际交流/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Codes”概念,并提出在国际交流中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庄恩平教授也设计了跨文化交际的框架,同时提出了一个设想: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应提出培养跨文化能力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人才的要求。许立生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差别。顾力行(Steve Kulich)教授在分析我国外语教学现状后,强调21世纪将是我国培养学生具备跨文化能力而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的时代。[39]

二 跨文化交际翻译与翻译语境

在了解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定义和其发展情况后,我们再具体地来看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40]

我国较早研究跨文化交际的胡文仲教授也指出:“我们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41]诺德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则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丹尼尔·肖(R.Daniel Shaw)则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42]

“在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与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休戚与共,翻译无疑是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同时也是信息跨文化传播的必备工具与渠道。因而,在全球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必须摆脱狭窄的语言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一个文化全球化的跨文化语境中,何况,研究翻译本身也会是一个跨文化的课题,尤其涉及多种文化互动与比较研究。”[43]

在跨文化交际的语言翻译中,我国翻译界对如何处理异国文化现象非常关注。“各国各地的事物情景和人民的生活状态不同,同指一事物的文字所引起的联想和所打动的情趣也就不同。比如英文中的fire,sea,Roland,castle,sport,shepherd,nightingale,race之类字对于英国人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和对于我们中国人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大有分别。他们对于英国人较为丰富。同理,中文中‘风’、‘月’、‘江’、‘湖’、‘梅’、‘菊’、‘燕’、‘碑’、‘笛’、‘僧’、‘隐逸’、‘礼’、‘阴阳’之类字对我们所引起的联想和情趣也绝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44]中外翻译理论都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所传递的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思想、习俗、情感等内容。汉英翻译实践证明,只注重语义信息的传递而忽视文化信息传递的翻译,有时很难反映源语的思想。译者的任务不仅是替译语读者解读源语语言符号,而且还需破解源语非语言符号——文化内涵。”[45]郭建中教授也强调指出:“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46]孙致礼教授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本质。”[47]

既然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质上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我们就必须高度关注翻译中的语境。英国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将语境分为三种:话语语境(context of utterance)、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文化语境指说话者、交际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情景;情景语境指言语、交际行为发生时的具体语境。文化语境是更高一层的、更为抽象的语境层面,它不仅存在于口语交际中,也可以语篇体裁的形式出现在用文字表达的语言符号中。”[48]我国著名英语语言学家胡壮麟教授也指出:“文化语境是语篇最高层次的语境。”[49]黄国文教授认为:“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点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50]

翻译文化语境就是翻译所处的文化环境。“大多数探讨翻译的‘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问题,都是以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影响研究为主。其研究对象为译语的社会文化,而不是文本,也不是翻译过程。因此,文化情景往往被视为社会中的文化语境。翻译的主体(作者、译者、出版者)或成品(译作),也因为在文化传递上的属性表征意义而受到检视。”[51]以下请看旅游公示语英译中紧密联系译入语语境的例子。

借用英语公示语中“名词+ only”结构来翻译“禁止”、“为……专用”或“仅限于……”等汉语旅游警示语,但语气非常委婉。

(1)表示“禁止、限用”之意的翻译[52]

非机动车辆禁止入内 Motor Vehicles Only

限用柴油 Diesel Fuel Only

(2)表示“仅供”或“仅限于”之意的翻译

仅供紧急情况下使用Emergency Use Only

仅供参考 For Reference Only

(3)表示“止步”之意的翻译

游客止步 Staff Only

送客止步 Passengers Only

(4)表示“为……专用”之意的翻译

职工停车场 Staff Only

公共汽车停车场 Bus Parking Only

残疾人通道Handicapped Only

以上译文不仅紧密联系英语的文化语境,采用了换位思考和旁敲侧击的方法,而且简明扼要、语言地道、委婉动听、使人回味无穷,从而达到了异曲同工的目的。以上例子表明“公示语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因此进行公示语的汉英翻译必须尽量采用汉英两种文化中在相同场合使用和具有相同功能的公示语”[53],实现翻译“功能对等”[54]的目的。

显而易见,在跨文化交际的活动过程中,翻译一直扮演着重要而又独特的媒介角色,翻译也是多语交际的产物,[55]“是那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56]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文化在全球的进一步传播,“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7]。我们可以讲,翻译是“打破文化的趋同与单一,演绎异域之美、融合之美、多元之美,促使人们勉力构建世界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58]。因而,翻译工作者肩负着传播中外文化的历史使命和重任,理应成为中外文化的传播者。


[1]Mish,Frederic,C.,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Merriam-Webster Inc.,1986,p.314.

[2]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3]Katan,David,Translation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16.

[4]Berule,Margery,S.,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2nd ed.),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82,p.348.

[5]Wehmeier,Sally,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6th ed.),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2004,p.412.

[6]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2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27页。

[8]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9]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0]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1]包惠南、包昂编:《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2]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59页。

[13]Claire,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p.3.

[14]Newmark,Peter,About Translation,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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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白靖宇:《文化与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7]Shuttleworth,Mark&Moira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35.

[18]王克非编:《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19]许钧:《翻译研究之用极其可能的出路》,《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20]包惠南、包昂编:《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22]同上书,第3页。

[23]Nida,Eugene,A.,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153.

[24]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p.110.

[25]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22.

[26]孙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总序”。

[27]章艳:《探索文化翻译的奥秘——评刘宓庆著〈文化翻译概论〉》,《中国翻译》2008年第1期。

[28]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9]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90—94页。

[30]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

[31]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79页。

[32]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39.

[33]Ibid.,p.42.

[34]Wikipedia,“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DB/OL],(2013-05-07)[2013-05-18](http: / /en.wikipedia.org/wiki/Cross-cultural_ communication) .

[35]Claire,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81.

[36]张慧晶:《伶俐、创意与谦虚:华人的语言行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总序I。

[37]程尽能、吕和发主编:《旅游翻译理论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38]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39]庄恩平:《跨文化交际发展趋势:跨学科研究与应用》,《上海翻译》2006年第4期。

[40]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4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2]陈刚:《跨文化意识——导游词译者之必备》,《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

[43]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53页。

[44]朱光潜:《谈翻译》,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页。

[45]孟建刚:《关于翻译原则二重性的最佳关联性解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

[46]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年第2期。

[47]孙致礼编:《新编英汉翻译教程》(第2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48]张敬:《对文化语境的认知与广告语篇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2010年第2期。

[49]胡壮麟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50]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51]杨承淑:《翻译中的文化语境:剖析及对应》,《中国翻译》2008年第2期。

[52]夏康明:《旅游警示语“功能对等”英译的“借用”策略》,《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53]金惠康:《跨文化旅游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05页。

[54]Nida,Eugene,A.&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12.

[55]刘和林:《中译外与文化多样性构建》,《中国科技翻译》2012年第2期。

[56]参见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7]王义静:《追求创新与多元》,《中国翻译》2005年第5期。

[58]吴贇:《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伦理探讨》,《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