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
红岩精神与其他中国革命精神在形成过程中，都有各自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基础，由于各革命精神的地域不同，故它们也常有地域文化特色。
一 红岩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
红岩精神的产生有着坚实的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巴渝文化在抗战特殊背景下相结合的产物。
（一）优良的民族传统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而优秀的民族传统。宋代有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又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奉献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之伟大胸襟。中华民族一贯就很崇尚：忠诚爱国，忠于职守，以天下为己任；很推崇：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很讲求：信义、气节、操行等美德。这些构成了“红岩精神”的历史渊源，或者说“红岩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古代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和优秀思想的精髓，并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华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又使其升华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红岩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部分，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在抗战时期红岩精神中的实践和体现。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看重和谐，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伴生了豁达大度的胸襟。表现在文化价值上，就是兼容并包的文化价值观。任何社会形态，不同思想文化的存在都是正常而不可避免的。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不同思想之间的争鸣、相成相济中向前迈进的。
（二）巴渝文化中为正义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1.为正义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作为巴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人民自古就有热爱祖国、舍生取义、不畏艰险、刚直爽朗、勇于牺牲等人文传统。在重庆历史上，巴蔓子将军舍身为国、钓鱼城将士团结御侮、邹容慷慨赴义、饶国梁烈士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而勇于献身、杨闇公等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牺牲等，都集中地体现了重庆人民的崇高品格和高尚节操。
自古以来，巴人就以勇猛、善战著称，并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英勇斗争，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早在《华阳国志》中就有记载，周武王伐纣，“征巴、属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约公元前4世纪，巴国朐忍（今万州一带）发生内乱，时巴国国力衰弱，国君受到叛乱势力胁迫，百姓被残害。巴国将军蔓子遂以许诺酬谢楚国三城为代价，借楚市平息内乱。事平，楚使索城，蔓子认为国家不可分裂，身为人臣岂能私下割城。但不履行承诺是为无信，割掉国土是为不忠，蔓子告曰：“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于是自刎，以授楚使。巴蔓子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成为了巴渝大地传颂千古的英雄壮歌。[19]当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元军下四川，准备夺重庆，然后顺江而下灭南宋，却不料，竟在重庆打了足足36年，屡攻不下，最后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在钓鱼城含恨战死。重庆钓鱼城成为改写世界历史的地方（即1259年7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导致大面积入侵欧洲、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铁骑纷纷回师争夺汗位，使欧洲免于蒙古铁骑的蹂躏）。
在近代重庆，有邹容、廖树勋、饶国梁等为正义而英勇牺牲的事迹。邹容烈士的事迹在前面辛亥革命精神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这里我们主要叙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重庆革命者饶国梁和重庆辛亥革命烈士廖树勋的事迹。饶国梁，字作霖，出生于1888年，四川省大足县原云路乡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军兵分数路，攻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督练公所等处。饶国梁被编入四川队，扼守莲塘街，堵截援敌，以保证进攻总督府刺杀两广总督张鸣岐战斗的胜利。黄兴率百余人分别从督衙前后门攻入，总督张鸣岐听见枪声慌忙逃去，命全城清兵重重包围起义军，双方展开殊死搏斗，不少勇士毙命。饶国梁后不幸手臂中弹负伤，敌兵纷纷扑围，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捕。初受清军的审讯，敌人软硬兼施，诱使他变节。可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但求速死。问官以激将法说：“观汝所供履历，似非无学识者，何不将生平抱负及此次计划，逐一供出，使人知中国革命之价值，岂不更胜一筹乎？”饶国梁怒斥敌人：“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最后要来纸笔，奋臂一挥，洋洋千言，宣传革命大义，鼓吹恢复中华，写下了绝笔书。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令清官吏感动慑服。1911年4月30日被敌人杀害，与同难71人丛葬黄花岗。[20]红岩村主人饶国模受其兄饶国梁的影响，积极支持革命。1939年1月，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同志来到重庆，改八路军通讯处为办事处，并在此秘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之前的房屋已远不够用。中共中央南方局打算找偏僻又隔主城不太远的大有农场作为办公地点。饶国模一听她的农场能够帮助共产党解决办公地点的问题，当即答应，并立即划出房基地，帮助设计，代垫建筑费用，亲自购置建筑原材料，又从大足、铜梁家乡请来工匠，及时破土动工。八年抗战中，作为办事处的房东从未收共产党一分钱的租金……[21]正是她的倾力相助、无私奉献，才使得中共得以在这里领导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红岩也由此成了大后方人民心中的灯塔。廖树勋，是同盟会会员，1907年回长寿县任体育教习，培养了一批投身革命的学生。1911年11月18日，根据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布置，在涪陵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发动起义，建立了长寿军政府。后廖带队东下，协助万县独立，不幸在梁山遭清军伏击牺牲，重庆独立后，被蜀军政府褒奖为烈士。[22]
大革命时期重庆共产党人为了共产主义而英勇献身的代表是杨闇公。杨闇公1898年3月生于潼南县双江镇，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主要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3月31日，他组织领导重庆群众在打枪坝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南京城的罪行，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者牺牲，他也受到刘湘的追捕。4月4日，他在赴武汉的轮船上不幸被刘湘的军警抓捕。反动派对他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但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敌人以死威胁：“难道你不怕死吗？”他回答道：“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深夜，敌人将他押至浮图关秘密处死。临难前，杨闇公痛斥军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年仅29岁。[23]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共产主义理想，重庆共产党人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战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诗篇。先后有四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一任川东特委书记，四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和两届江巴中心县委的众多负责同志，以及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牺牲在重庆。[24]比如，傅烈和李鸣呵。在白色恐怖的1928年2月，傅烈在重庆被选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书记。此时，四川反动军阀气焰嚣张，军警、特务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傅烈不顾个人安危，日夜战斗在白色恐怖的山城。即使不幸被捕，也以浩然的革命正气坚持战斗，并壮烈牺牲。傅烈在被囚禁期间，像铁板一块顶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毒刑折磨，保持着革命气节，用生命保护了组织和同志。敌人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用尽了各种酷刑，“先用煤油灌进他嘴里，再用铁丝穿着两个大拇指吊起来”，“拇指关节都扯脱了，绳子断了好几次”，其他如板凳刑、吊打、背火背篼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傅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气节，宁死不屈，横眉怒斥敌人：“你们砍断我头颅，也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你们需要的片言只字。”[25]李鸣呵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4月18日，在惩办叛徒途中被捕，次日在朝天门英勇就义。他临刑前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恩来同志：永别了！绝命书已转卜克同志，想不难得悉。目前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与壮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于领导革命的本党是要尽量摧残的！望你保重，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期成功。”[26]
从清末到民国，从反清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革命志士到共产党人，在重庆的土地上，英雄辈出，他们以感天动地的革命实践，去追求崇高思想和理想信念的实现，表现出了崇高的思想境界、浩然的革命正气、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切为红岩精神在重庆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豪爽耿直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有“山城”之称。有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大宁河等大江大河流经重庆。尤其是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流程长达665公里，横穿巫山三个背斜，形成著名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该峡位于湖北省境内），即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这样的大山、丘陵、大江大河、大峡谷等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古代重庆人是巨大的考验。在和大自然同生共存的过程中，巴人负重自强、吃苦耐劳。从古代开始，重庆人每做一件事情，付出的汗水和艰辛都很多。特有的地域环境，造就了重庆人吃苦耐劳、不服输、勇于拼搏的精神。这是红岩精神艰苦奋斗的源泉之一。从大禹治水至此娶涂山氏，“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白鹤梁上72次水文记录，历代人民凿山开路，栈道求生，截水改流，通商探险。在古代，经过重庆人民的艰苦努力，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距今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今重庆市巫山县已经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巫山人。距今两万年至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铜梁文化”。夏商时期，三峡地区是全国主要岩盐产区，由于盐是古代重要的硬通货之一，由此在巫山地区催生了早期的巴国文明。先秦时期，诸侯国巴国先后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江州（今重庆渝中区）、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区）建都。
3.英勇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爱家精神
早在巴国后期，巴蔓子为存国土而刎颈。[27]东汉巴郡太守严颜被俘宁死不屈，声称：“我郡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28]南宋合川钓鱼城的抗元战争，历36年而未破，成为世界防御战史的奇迹。涪陵三台寨、南川龙岩城、忠县黄化城、万州天子城、云阳磐石城、巫山天赐城等山寨，同样在抗元斗争中英勇顽强。明末石柱总兵、巾帼英雄秦良玉，两次率兵赴山海关抗击清军，又平奢崇明叛乱，解成都之围[29]，被郭沫若誉为“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绝尘事征辽”。明末，清军入关，农民起义军夔东十三家联明抗清，在清兵围剿中，义不降清，慷慨赴死。巴渝儿女据险抗击入侵重庆城的清军，使清军四进四出重庆城，几十年不能占领。清朝时期，永川人黄开基在台湾击败英舰阿纳号，涪陵人徐邦道甲午中日战争中浴血奋战，云阳人程德全在黑龙江为疏难民以身堵俄军炮口。[30]抗战初期，驻扎在重庆及附近的川军，踊跃出川抗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重庆也因此而受到侵略者更残酷的打击，日本飞机对它进行了持久、猛烈的轰炸。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抗日“大后方”的中心，重庆人民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肩负着比“大后方”其他地区更为艰巨的任务。面对轰炸，重庆人民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迸发出了以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愈炸愈强的刚毅精神和毁家纾难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重庆抗战精神，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培育红岩精神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重庆自来水公司董事长潘昌猷、经理胡子昂纷纷表示：“敌人企图以狂炸毁灭重庆，实属妄想……吾人对于各种原料，如水管等之存储，早有充分准备，足敷今后补充之用，一切非常设施亦已先后完成。退一步言，敌人终能将自来水公司全部炸毁，亦不能断绝吾市民之水源，吾人仅需汲水机一具，即能引水引江水灌诸水管，而供市民取用。”[31]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机对重庆进行多次大轰炸，炸死市民1189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32]面对日机的轰炸，中国共产党人与重庆市民以团结抗战、奋勇拼搏、勇于牺牲、自强不息的精神，共同反对日机空袭。当时《国民公报》的一篇社论曾有这样的论述：“我们觉得重庆市民是最好的国民，……他们在敌机的残暴烧杀政策下，在血火交织中，然而不计较私产的损失，忍受着个人的悲哀，他们对于抗战的信心矢志不移，他们的声音传到社会上就是：‘以热情鲜血和忠诚的服务，报效祖国，无稍更改。’这种情形，能不令人感动？这种情形，达到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民族的顶点。”[33]
二 辛亥革命精神和黄埔精神产生的文化基础
（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辛亥革命精神产生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的滋养与哺育是其产生的文化渊源。辛亥革命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受中华民族优秀人文精神的哺育和滋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在中国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革命者，在他们接受资本主义民主共和理论之前，早已生长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之一，表现为力求进步，奋发图强，坚卓刚毅，永不停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这些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为此不息奋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就了一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壮丽史诗。其次是逆境奋斗、坚忍刻苦和乐观进取、矢志不渝的优良品质。一个人在实现人生志向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因此，就要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以坚忍刻苦的精神去克服。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至于在逆境中乐观进取，矢志不渝，王勃“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感人怀想的诗句充分表现了这种高贵的品质。最后是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洪秀全、谭嗣同、梁启超、秋瑾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率先觉醒，将传统的忧患意识演化成强烈的救亡意识，赋予爱国主义精神近代意义上的新内涵，并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二）太平天国革命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
孙中山曾对其左右说，其革命之最初动机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而作为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洪秀全，客家人，出生于广东省花都县（现广州市花都区），父亲是村上的保长。而太平天国另外一位重要领袖冯云山，也出生于广东省花都县，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当时有一些广东人也踊跃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军同时反帝（反对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反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清王朝），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反对清政府的思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排满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太平天国将士作战都非常勇敢，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比如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被封为“英王”的陈玉成，早在西征进攻武昌时就“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在救援镇江时，更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坐一小船，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会同秦日纲内外夹击清军，清将大败。后不幸由于叛徒苗沛霖出卖而被捕，清朝高级将领胜保想诱降他，陈玉成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最后遭受清政府最残酷刑罚的折磨并壮烈牺牲——被清政府凌迟处死。[34]
孙中山的出生地广东花县距离洪秀全的出生地不远，容易受到其影响。在孙中山年幼的时候，一名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老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常对孙中山讲述当年之战状，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风貌。使孙中山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孙中山产生了反清思想。此时，孙中山已在香港获得博士学位，“平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35]。孙中山曾称太平天国是“民族大革命”。强调“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图恢复之举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并且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得到人民拥护，在于他“以除虏朝复汉国提倡汉人，则登高一呼万谷皆应”。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看到洪秀全虽然“犹是帝制自为”，但“其所揭以号天下者，则为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另外一位领袖黄兴也回忆，称其从事革命的动机，是在少年时期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的。[36]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后，在狱中赋诗曰：“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诸将，永夜遂沈眠”，表示对太平天国英雄的尊崇。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最力、影响最大的民族主义是对太平天国的直接继承。
（三）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黄埔精神的形成打下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黄埔军校鲜明的办学特色是以实现（新）三民主义为办学宗旨，在把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同时，贯彻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相辅而行的原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央派驻军校的代表，有权过问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务，有监督校长之权。政治部是校长和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的佐理机构，掌握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通过加强政治教育训练，使学生逐步树立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而勇于牺牲的信念，培养革命精神。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事政治工作》中指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就是军阀军队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定有革命的观念。[37]孙中山要求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能指挥作战，勇于冲锋陷阵，而且会做政治工作，具有爱国爱民、献身革命的精神。依据孙中山的创校宗旨，黄埔军校严格掌握政治与军事并重，在环境设施、训练内容等方面都注重革命精神的教育。比如，在气氛营造方面，军校通过政治色彩鲜明的标语、口号以及革命歌曲等，宣传黄埔革命精神，陶冶军人革命情操。当时，军校校门上装嵌了“革命者来”的匾额，两侧竖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学生进门就能看到。校内重要的地方都高悬耀眼的革命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等标语。军校的学生除了经常唱《陆军军官学校校歌》、《国民革命歌》外，还请苏联通信顾问科丘别耶夫教唱《国际歌》。凡此种种，不但活跃了军校的生活，而且“对陶冶军人精神，大有益处”[38]。
在教学课程和教学内容方面，黄埔军校也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军校制定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全校的政治课有26门之多，包括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习。授课者多数是共产党人。当时在军校从事政治工作的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经常给学生上政治课。军校总理孙中山、党代表廖仲恺等也抽空给学生们作讲演。孙中山在演说中教育黄埔师生“要立革命的志气”，他希望黄埔学生健康地成长。廖仲恺在演讲中，要求军校师生要树立革命理想，他说：进军校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主义而斗争。他恳切地希望军校师生“要确信主义”，一心准备革命，做“真正的革命军”。除政治课外，军校还定期举行演讲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都应邀到军校作过演讲。
黄埔军校还出版大量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如《黄埔潮》、《黄埔日刊》等，紧密结合形势向学生们宣传革命思想，用革命的观点阐述和回答现实斗争中的问题。对于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军校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树立起尽忠革命，为国牺牲的信念”[39]。对于黄埔学生军在国民革命中成为“中流砥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黄埔生李奇中称赞道：“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斗中，黄埔军确实发挥了黄埔精神，取得了革命的光荣称号。”[40]黄埔军校政治部出版的《革命画报》也为此时黄埔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中共党员）曾在《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对于宣传品的发行，……尚有《革命画报》，每期刊行万份，……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遍布全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41]画报的报头横排，描绘的是北伐军队奋勇冲锋陷阵的情景：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枪林弹雨，革命军队的士兵毫不畏惧，发起猛烈进攻。如《北伐军商船打败2》、《北伐军连克武昌、南昌》、《北伐军大捷战况》等，勾画出激烈的战斗场面，歌颂北伐军奋勇争先、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42]而《中俄大联合万岁》、《本党联俄政策万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则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行了通俗易通的阐释。[43]
三 抗战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
（一）爱国主义是抗战精神的重要文化源泉
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高扬的旗帜，其维护领土完整抗击外国入侵的斗争精神也是一以贯通的。比如，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就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当时，浙江、福建、山东沿海常常受到倭寇[44]的侵扰，戚继光十分痛恨倭寇的暴行，早在16岁时，他曾经写下一首诗：“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1555年，戚继光在浙江组织了一支由农民、矿工组成的400多人的新军。经过他的严格训练，这支军队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人民的爱戴，人民称这支军队为“戚家军”。[45]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寇战争节节胜利，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大团结、大联合，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首要前提。抗日战争的各个时期，不仅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支持抗日战争、参加抗日战争，而且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面对日本的侵略，也纷纷支持抗战，有的还亲自组织队伍抗日。甚至连曾经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也与日本帝国主义特务机构展开了生死的间谍战，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定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为国家利益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尽忠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良传统，“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是每一位有血性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最为典型的是北宋抗辽英雄杨业。公元986年，宋朝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后因其他两路军队作战不力，宋军败局已定，宋太宗于是命令各路宋军撤退。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四个州的百姓撤退到狼牙村，遭到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就牺牲了。[46]
这些为国家利益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参加抗日的爱国将士们。
四 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文化源泉
（一）井冈山精神形成的文化源泉
井冈山精神是中共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渊源。它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1.爱国爱民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具有以爱国爱民为显著特征的传统文化。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的红军战士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信念”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立志高远、坚忍不拔，执着追求，坚信“锲而不舍，金石可镂”[47]。这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也表现得很充分。“依靠群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8]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们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争取群众，并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打退了国民党的多次进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2.井冈山地域文化：民众的革命传统
井冈山属于吉安管辖，具有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时期，吉安有兴中会的分部，吉安地区有四个同盟会分部支部（吉安、峡江、新干、永新）。据蔡复灵的《同盟会江西支部史略》所记载：“……则设兴中会分部于吉安……乃秘密设同盟支部于南昌鸭子塘之某陋室中……时高安、宜丰、万载、铜鼓、峡江、清江、新干、丰城、樟树等处，均有分部之秘密组织。”[49]在北洋军阀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井冈山地区先后聚集有朱孔阳、罗冬生、王佐等为首的大小几十股绿林武装。他们都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使得平日那些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闻风丧胆。在宁冈县境的半岗山上，也活跃着一股名叫“马刀队”的绿林武装，头领是当地的贫苦农民胡亚春。后来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当地的袁文才，也就是在此时参加“马刀队”的。1923年袁文才毅然上山，与胡亚春等头领对天盟誓结拜兄弟，任“马刀队”的师爷。并在井冈山安营扎寨，占山为王，率领弟兄们昼宿夜行，声东击西，打击地主豪绅。后“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在北伐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袁文才又将保卫团改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0]大革命失败以后，袁文才率领队伍上井冈山，多次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央苏区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
中央苏区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除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影响外，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直接的。
首先是强烈的家族和民族精神，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精神。由于战争和长期社会动乱，客家先民被迫外迁，背井离乡，辗转迁徙，迁居地大多是比较贫困的山区，资源贫乏、交通落后，并受到当地族群的排斥，客家人以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努力建设自己的家园，开拓一片新天地。同时客家人在艰苦开拓的过程中，不安于贫困现状，无时无刻不在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这种精神还表现在当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或国家民族处于危难时期，客家人的进取精神便会使其奋起反抗压迫奴役，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来推翻腐朽的旧制度、旧政府，建立新社会，挽救民族和国家，表现出客家人敢于奋斗的大无畏精神。[51]其次是穷则思变、勇于革命的精神。客家人南迁到江西、福建一带后，比较好的土地已被当地人占据，留给他们的生存空间是贫瘠的山区和丘陵。客家人身上所特有的艰苦奋斗品性，激发了客家人勇于开创天地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斗志和热情。[52]另外，客家人南迁后，又面临与土著居民之间的争斗。随着客家移民的增多，客家人与客家人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客家宗族之间为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客家人长期面临的斗争，很容易孕育客家人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客家人的斗争涉及地方权力之间的争斗时，被压迫的一方的革命性表现格外显著。[53]
以上客家文化的内容成为苏区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央苏区的革命民众所在地是客家人或者土客混居的地区，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了客家人的革命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勇于进取的精神，开创了苏区局面，培育和形成了苏区精神。[54]中央苏区的革命民众很多就是客家人，具有这些精神。中央苏区核心区域20县，其中属于纯客家县的有16个，非客家县4个。客家人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民众和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客家子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工农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55]客家子弟深受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熏陶，成为客家文化的主体。他们在参加中国苏维埃革命后，把客家文化带到了革命队伍中。
（三）长征精神产生的文化基础
长征精神产生的文化基础，包括中华民族精神中为民族独立而不断努力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民众利益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以及西南民众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顽强坚韧的高尚品德。
首先是西南地区民众艰苦奋斗和坚韧顽强的优良品质。长征时期，在红军将士的宣传组织下，大西南的贫苦民众积极支持和参加工农红军，并表现出了在艰苦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不懈奋斗的精神。这是大西南民众长期以来在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在为了生活下去顽强坚韧、不断奋斗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众所周知，中国西南地区是以高山、高原、丘陵、峡谷、草地为主，尤其是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更是高山林立、气候寒冷、交通极为不便、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都极为落后的地区，加之地主、头人（少数民族首领）、反动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这些地方的民众生活极为艰难。面对这些困难，广大的民众具有吃苦耐劳习性，充分表现出了坚韧顽强的艰苦奋斗精神，与自然斗、与反动统治者斗、与凶狠的动物斗、与地主斗。红军所经过的贵州、四川、重庆、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公元1281—1284年，发生在重庆酉阳的九溪十八洞起义，是西南少数民族抗元斗争的著名起义，有力地支持了合川钓鱼城、彭水绍庆府等地的抗元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朝时期，贵州张秀眉等分别领导了“苗族起义”，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使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6月4日，由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进驻重庆酉阳县南腰界，8月1日，南腰界区苏维埃成立大会召开。推行耕者有其田，不断壮大革命武装，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56]1934年3月，四川越西彝族人民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武装起义，提出了打倒二十四军军阀刘文辉、反对苛捐杂税、打富济贫等口号。
其次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红军长征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剧对中国侵略的时期，日本在抢占了中国东北后，又掀起了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机中。为此，红军在长征途中，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不忘救国——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为了宣传抗日主张，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在贵阳乌当区发现的《红二军团告工农群众文告》中写有“……日本帝国主义无耻的侵略，蒋介石无耻的媚日卖国，使得中国亡国之祸已经威胁着全国广大群众，要想挽救中国的危亡，只有中国广大群众，在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前面，一致动员起来，消灭媚日卖国的蒋介石，打倒日本一切帝国主义。”1935年4月2日，中央红军三军团在青岩街上开展政治宣传，在王家坪学校厢房内写有“白军兄弟与红军联合起来去抗日”。在王家坪弓腰山魏发怀家房壁上写有“白军兄弟们，不打抗日的红军，北上抗日去”、“白军士兵不要打我们，我们是北上抗日的红军”[57]。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下形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事例。
最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的为民众利益而勇于牺牲的精神。红军长征时期，广大的红军将士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表现出了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也有许多典型案例，在长征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烈士中也体现得很充分。比如，“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生”的陈延年烈士。陈延年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赵世炎被选为旅欧少年共产党委员，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6月，反动军警包围江苏省委机关，陈延年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掩护其他人逃跑，不幸被捕。7月4日深夜，陈延年在刑场浩气凛然，刽子手按他下跪，他傲然而立，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刀斧手们强按他下跪，延年一跃而起，最后被敌人乱刀砍死。[58]
（四）延安精神形成的文化源泉
1.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延安精神是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奋发图存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汲取了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营养，又实现了对民族传统精神的批判和超越，从而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延安时期，这种民族精神经过共产党人的继承与创新，发生了现代转换，也就是勤劳勇敢的精神转换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创业精神；团结统一的精神转换为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好和平的精神转换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转换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2.古代陕北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
自隋朝以来，延安一直都是郡、州、道、路、府的所在地，是陕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延安城东嘉陵山上，矗立着唐代修建的高达44米的九层宝塔，是延安人民英勇顽强的象征。城北清凉山间，殿宇洞窟星罗棋布，最有价值的是宋代开凿的万佛洞，是延安人民精湛艺术造诣的代表；城西凤凰山顶，有北宋范仲淹督建的镇西楼，是延安人民保家卫国坚强意志的体现。[59]在漫长的历史上，陕北和延安曾迎来了无数名臣武将和仁人志士。战国时期著名兵家吴起，任魏将时屡建战功，吴起镇就是吴起坐镇陕北的记载。秦始皇的大将蒙恬、公子扶苏，汉朝名将李广、卫青，唐朝老将尉迟恭、郭子仪，北宋将领韩琦、范仲淹、庞籍、狄青、杨文广、沈括等都镇守过延安，抵御外来侵略。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生长在延安，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也是延安人。[60]
在革命传统方面，首先是吃大苦、耐大劳，善于忍耐极端贫困的艰苦奋斗精神。陕北土地贫瘠，缺水风沙大，自然条件恶劣。延安城就坐落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这里的人民非常贫穷，为了生存下去，延安民众善于应付艰难，善于度过困苦。缺米少面，糠菜度日。身陷贫困，镇定自若。丰年有余，“尚节约，少奢侈”，“重修造，善积储”。其次，陕北民众老实敦厚，急公好义，讲义气，乐于助人。与人共事，言行一致，共事共心，很少有虚情假意、拐弯抹角的。最后，仇视欺压盘剥，民众之中蕴藏着深厚的政治变革的推进力，一遇适宜的土壤气候，便会喷薄而出，你呼我应，汇聚成巨大的洪流。比如，隋朝时期刘加伦聚众10万人，大闹延安府。明朝末年，当时的陕北土地贫瘠，生产力极其落后，连年发生灾荒，赋税和徭役十分严重，农民们无法生活下去。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陕北农民领袖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尤其是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就是从陕北米脂县开始的，并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清朝时期，陕北回民为反抗压迫举行过多次暴动；民国初年，陕北张九才也举旗造反。[61]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员发动武装起义，在黄土高原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
西柏坡精神的形成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础，其文化渊源在于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七千年文明史，积淀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1.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构成了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拥有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华民族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各族人民都一致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压迫。中华民族在漫长曲折的历史长河中锻炼和培养了自己坚强、宽厚的民族性格和优良道德风尚。例如，尚实行而不尚空谈，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62]；杀身成仁，舍生取义[6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等。这些高尚的品格和优良的道德风范，世代相传，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民族。尤其是在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两个务必”方面，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先贤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比如，提倡“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诸葛亮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诸葛亮在《诫子书》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64]诸葛亮在与李严的一封信中，曾谈及自己的生活状况：“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65]身为宋朝宰相的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通过艰苦奋斗，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并担任宰相。担任宰相，俸禄应该说是不低的，但他把俸禄的绝大部分用于办义学，看到穷苦清寒的子弟，有天赋能够读书的，他就把他们集合起来教导，学生、老师的费用全由他出。因此，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
2.西柏坡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慷慨悲歌、好气任侠
西柏坡精神的形成也与西柏坡人民长期以来的艰苦奋斗和不畏牺牲、勇于拼搏的革命传统有关。西柏坡在战国时期属于中山国的范围，是在燕赵之间的一个小蛮夷之国，从文化特征上看，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司马迁在论述燕赵区域内各地的风气时说：“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卞急，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辞气慷慨。”[66]比如在公元前377年、前376年，中山国两次被强大的赵国进攻，但在中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赵国的侵略最终被打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形成了伟大的太行精神——英勇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八路军将士勒紧裤带，把自己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物资拿出来救济群众，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把自己最后的粮食送给最需要的老人、儿童。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曾经指出：“每到农忙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