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榷关与北路贸易: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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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书选择以清代榷关为突破口对北路贸易进行系统研究,就是最终要依据榷关税收能够对大宗商品流通形成客观见证的性质,对清代北路贸易做出相应的量化分析,并最终得出具有可信力和说服力的相关论点。

全书共分为七章,本章是导论部分。除了对本书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及书中的基本概念进行介绍与界定,对本书运用的文献基础以及研究方法予以说明之外,也对书中的基本内容与结构安排做出简要概括。

清代榷关之所以能够从客观上反映了全国范围内长距离的商品流通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就在于它们是专门征收商品通过税的机构。中国古代商税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最终演变出榷关制度,而清代的榷关税务制度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健全、最严密的制度,它与以往的商税制度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本书第二章在对清代榷关的发展与完善进行介绍的基础上,着重强调清代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榷关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深厚的社会经济土壤,而清代北路三关的历史沿革也从微观层面印证了这一点。

清代榷关的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人事管理、税务管理及额税管理三方面。其中,人事管理制度主要针对各管关人员的选拔、任用以及考核等方面;税务管理制度是指对征纳双方的管理,大致包括纳税手续、税务登记、征收工具以及偷漏罚款等方面的规定;额税管理则是户部管理榷关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保证清代国家财政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虽然清政府会对所有榷关共同实施上述相应的管理,但由于清代榷关的布局呈现由沿海向内陆及沿边地区延伸的特点,各关的贸易水平因处于不同经济贸易区域而不尽相同,由此,征税能力以及战略地位的高低就会使清廷做出因“榷关”而宜的特色管理。基于此,本书第三章通过对北路贸易重要榷关的管理模式进行详细分析,旨在强调清廷对北路三关实施管理的特殊性,从而凸显清代北路贸易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该章对北路三关额税的确立以及变更过程予以历史还原,并在与其他榷关之间额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揭示出北路三关在全国榷关额税中占据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说明北路贸易在清代商业史中的历史地位。

清代榷关实征关税的最终流向可以体现其在清代财政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对于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从而透视出榷关本身所具备的某些功能和性质。虽然地处北部边疆的北路三关的年征关税数额与沿海、沿江及运河沿线榷关存在一定差距,甚至仍被称为所谓“小关”,但其对于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的意义却不能因此而被抹杀,原因就在于财政上取得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会支配政策趋向。本书第四章对北路三关实征关税具体分配情形及其财政意义予以相关剖析,明确指出毗邻京畿的杀虎口与张家口的实存盈余银是清代皇室经费的直接利源,即表现为不受国家财政约束的“内帑”;相比之下,作为蒙汉杂居商业城市的归化城,其实存盈余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的作用则强于其对于内帑之贡献。

以旅蒙商为主体的往返于口内外的汉蒙民族贸易以及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构成了北路贸易的两股主要力量,而其自身在商路交通、货物运输工具、贸易形势以及辐射范围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特点。榷关与区域社会的商品流通息息相关,通过榷关能够对特定区域的实际贸易状况拥有清晰的解读。本书第五章一方面对北路贸易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特点予以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北路三关大宗货物的种类及其行销地域进行总结,并就北路三关对大宗货物征税过程中的免税货物以及征税关系给予相关历史呈现。

对于清代户部榷关的关税征收能力而言,仅凭借其每年固定向户部解缴的关税定额来得以反映显然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户部各关在完成定额任务之外,往往会产生真正的盈余,这部分税银能够进一步真实再现各榷关历年征税的实际状况。因此,只有以历年实征关税资料为基础,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其实际波动趋势,并最终对各榷关的征税能力和贸易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书第六章一方面结合档案资料对北路三关实征关税的波动趋势作出总结;另一方面则依据北路三关的相关税则及清代北方商货价格的变动,推导出各关最高实际税率,并以此进一步对清代北路贸易实际贸易额进行适当估算。结果显示,就已有资料来看,清代北路贸易先后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在曲折中不断上涨的乾隆时期、在繁荣中保持稳定的嘉道时期、遭遇顿挫的咸丰时期、两股力量逐渐分化的同治时期、剧烈震荡的光绪时期。至于影响北路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从客观来讲,主要体现于国家政策环境、时局不靖及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从主观来讲,榷关管理制度的混乱及商人的偷漏行为则是北路贸易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七章再次重申了清代榷关与北路贸易之间存在的内在密切联系,并对与此对应的若干结论进行了相关总结。


[1]许檀:《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2期。

[2]诸如[美]王国斌等的《转变的中国》 (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彭慕兰等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论著都是从正面肯定明清传统经济发展的重要学术成果。

[3][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4]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清代地方榷关考述》,《清史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5]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6]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7]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12、131—138页;《清代地方榷关考述》,《清史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8页。

[8]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9]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10]任智勇:《同治初年的关厘之争——以江南四榷关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1]廖声丰:《简论近代常关衰落的三个阶段》,《学术研究》2009年第4期。

[12]廖声丰:《浅析晚清常关衰落的原因》,《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13]廖声丰:《晚清常关改革述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4]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15][日]香坂昌纪:《论清朝嘉庆年间的国家财政与关税收入》,《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

[16]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8页。

[17]倪玉平:《王庆云〈石渠余纪〉所载道光关税辨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8]倪玉平:《清朝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以“道光萧条”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19]何本方:《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2期。

[20]陈国栋:《清代中叶以后重要税差专由内务府包衣担任的几点解释》,载许倬云等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第196页。

[21]祁美琴:《清代内务府》,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67页。

[22]赖惠敏:《清乾隆朝的税关与皇室财政》,《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6),2004年,第53—103页。

[23]陈勇:《晚清咸同之际税关间的关税纠葛及其调解》,《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24]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27][日]香坂昌纪:《清代浒墅关的研究》,[日]《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地理学》(第13 号),1983年。

[28]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问题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9]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24页。

[30]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

[31]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

[32]鲁子健:《清代四川的榷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3]马永山:《论清初榷关定额报解制度的改革》,《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3期。

[34]廖声丰:《试论清代榷关的管理制度》,《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

[35]邓亦兵:《清代前期关税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36]廖声丰:《论清政府对长途商业的管理政策——以清代榷关的考察为中心》,《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7]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8]范毅军:《明清时期(1400—1850)长距离贸易与市场整合》,博士学位论文,斯坦福大学,1993年。

[39]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40]许檀:《明清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41]参见[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2]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43]彭泽益:《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44]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乾隆至道光年间天津的关税和海税》,《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5]参见廖声丰《清代芜湖榷关及其商品流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清代前期凤阳关的征税制度与商品流通》,《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清代前期的北新关及其商品流通》,《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清代前期粤海关的商品流通及税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与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清代赣关税收的变化与大庾岭商路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鸦片战争前的天津关》,《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廖声丰、胡晓红:《鸦片战争前的淮安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46]林子雅:《清代(1723─1850)浒墅关税收变化与苏州经济地位之关系》,《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下),2010年。

[47]王德功:《清廷西征与杀虎口的繁荣》,《文史月刊》2004年第9期;《杀虎口税关始末》,《文史月刊》2005年第3期。

[48]燕红忠、丰若非:《清代民族贸易的个案研究——对杀虎口监督一封奏折的几点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9]吴美凤:《清代的杀虎口税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2期。

[50]许檀:《清代前期的杀虎口商业》,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西口文化论衡》,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344页。

[51]邓亦兵:《清代前期杀虎口在中原与蒙古经济贸易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杀虎口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编:《西口文化论衡》,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345—352页。

[52]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

[53]许檀:《清代后期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54]卢明辉:《清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982年第5期;杨选第:《清代呼和浩特地区工商杂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2期。

[55]参见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版。

[56]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57]祁美琴:《论清代长城边口贸易的时代特征》,《清史研究》2007年第8期;祁美琴、李立璞:《明后期清前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的生长及其变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3期。

[58]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9]廖声丰:《清代前期北方边疆地区的榷关》,《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60]乌云格日勒:《清代边城多伦诺尔的地位及其兴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

[61]戴一峰先生把近代海关与常关称为“晚清两大榷关系统的形式”。参见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62][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关于榷的意义》,吴杰译,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8页。

[63]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64]衣长春、宋媛媛:《论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第2期。

[65]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三)《恰克图之贸易》《恰克图之市场》,载包遵彭、李定一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3册《早期中外关系》,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38页。

[66]郭蕴静:《清代商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54页。

[67]《临榆县志》卷12《建置编》(下),载时晓峰主编《山海关历代旧志校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8页。

[68]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69]许檀曾利用关税收档案资料,在对清代前期山海关的税收来源、税收数量、税口分布及其各自的发展变化等进行详细考察后,强调山海关所征关税中70%—80%,甚至90%来自东北沿海各州县的海口,东北与南方各省的海船贸易税收是该关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应属沿海税关。(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70]周家楣、缪荃孙编纂:《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一·关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71]李景铭主编:《中国财政史》,北平华北大学1936年版,第444页。

[7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4《户部·关税》。

[73]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74]宫中朱批奏折,乾隆十五年五月十九日,直隶古北口提督布兰泰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5]宫中朱批奏折,乾隆十六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6]许檀、何勇:《清代多伦诺尔的商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

[77]庄吉发撰:《故宫档案述要》,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第5页。

[78]由中国台湾学者吴美凤女士提供。

[79]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8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

[8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82]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