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澄清

一　有关“榷关”的提法

所谓“榷关”，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征收商品通过税的官梁、门津等地方或机构的概称。[61]“榷”的本义是独木桥，“在汉代，似乎把垄断经济利益的行为称作榷”，只在“专占、独占经济上的利益时才使用这个名字”[62]。“榷关”就是取其义，只允许其“有专利而不许他往”，专指对过境商品收税的地方。“榷”最早用于关税征收场合始于金朝。当时金与宋在分界线上置“榷场”11处，于西夏边境设“榷场”3处，“榷场”税收由“榷货务”负责，但是“榷货务”并非专征榷场税，而是包括所有的商税在内。[63]

近代海关出现之前，榷关包括海关与内地关两部分；近代海关建立以后，榷关出现分化，原来的海关税业务被近代海关接管，而原来的内地关税业务及管理制度仍然保持不变，这就是近代以后的榷关。为突出两者的区别，一般把近代海关称为洋关，把原来的内地榷关称为常关。因此，常关仅是在近代海关出现后针对内地榷关的一种称谓，并不适用于清前期的榷关。况且北部边疆并无近代海关，不存在概念上的混淆，因此，本书的论述仍然采用更为广泛的“榷关”概念。至于文中个别地方出现“常关”提法，实为引文，不便做出随意更改，在此提前对之作出相应解释。

二　有关“北路贸易”的概念界定

清前期，政府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政策，而与之相应的北方市场伴随汉族商人不断深入俄、蒙乃至欧洲腹地，商品交易南北对流，异常活跃，口外蒙古地区以及中俄边境的商业贸易得到空前扩张，其区域社会经济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由此而来，以单一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地区逐渐被融入全国大市场之中，而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繁荣则进一步形成了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国际性市场。因此，“北路贸易”，顾名思义，是指在地理位置上与南方沿海贸易相对称的商业贸易往来，具体包括以中原地区汉族商人为主体所展开的往返于口内外汉蒙民族贸易以及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两股力量。

在此，需要对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做一些解释。若以历史时期、贸易地点、贸易形式及性质为划分标准，中俄贸易包含官方商队贸易、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和中俄恰克图陆路贸易三个阶段。[64]其中，论及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主动融入国际性市场以及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积极推动的，当属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阶段。尤其是自乾隆间，“中俄商务集中于恰克图，遂日渐繁盛，蔚为两国通商之咽喉；与广东之垄断贸易，可谓南北辉映也。”[65]同治元年（1862）之后，由于宏观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俄商能够深入内地自行采茶贸易，并打开了恰克图至天津的陆路通商线路，享受诸多关税“福利”，中俄恰克图贸易由边境贸易逐渐转入陆路贸易阶段，而华商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以相对平等的贸易地位为前提，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更能对当时中俄双方的贸易水平做出客观评价，并与同时期汉蒙民族贸易产生积极的相互融合与促进。

三　为什么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为中心

明清以来，漠南、漠北、西北地区设立了许多驿道台站，按定制百里一站，每一站均各有人夫、马、车、船。所有驿站都与省府和军事城堡相连，并以西北部为辐射点，向北、东北、西北方向都形成了较为通达与便捷的路线，客观上为口内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提供了条件，逐渐成为进行北路贸易的重要商路。那么，究竟哪些榷关是北路贸易的关节点，需要提前作出解释。

清代全国户部榷关共计34处，[66]其中包括崇文门、左翼、右翼、天津关、张家口、龙泉、奉天、杀虎口、临清关、淮安关、凤阳关、芜湖关、扬州关、西新关、浒墅关、北新关、九江关、赣关、闽安关、坐粮厅、山海关、中江关、武昌关、打箭炉、夔关、太平关、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梧州、浔洲二厂、归化城、多伦诺尔。在这34个户部榷关之中，地处我国北方的包括京城崇文门、京城左翼、京城右翼、京城通州坐粮厅、山东临清关、直隶天津关、直隶山海关、直隶张家口、山西杀虎口、山西归化城、直隶多伦诺尔等10多个榷关。

在地处北方的这些榷关之中，山海关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设立，其地理位置险要，“关据山海，拱卫京师。东通三省，远接朝鲜。洵畿辅之咽喉，两都之锁钥。”由于该地边疆商旅云集波驶，“故严盘诘，征商贾，亦以重国课，昭法守云尔。”[67]另外，山海关既包括旱口，又包括海口，与之相似的直隶天津关凡陆路往来及海洋进口商货，均分地道，照部颁条例征收。[68]因此，二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北方内陆榷关。[69]况且，俄商起初是不能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茶叶及其他各种土特产品的，他们所需要的茶叶等均由山西商人从内地贩至恰克图再卖给俄商。直到同治元年（1861），天津关才被纳入俄方的中国内陆贸易战略当中，并成为中俄恰克图陆路贸易俄商所密切关注的对象。因此，该关不属于本书所述及的范畴之内。

崇文门是掌管进京货物税收的一个重要机构，所谓“燕京为都会之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驵侩之徒，群萃杂出。于是设官吏，定课则……不务取盈。盖度支所赖，初不系乎征榷，而豪疆擅山海之利，故约取之以示崇本抑末之意。”[70]又因所征之税，“实对于货物之消费而征收；征收之机关则称为崇文门商税衙门。”[71]可见，崇文门有自身的特殊性，其进关货物主要直接用于消费，而不再像其他关口的过关货物，存在继续进行多次流通的可能。另外，崇文门与山东临清关、京城坐粮厅共同拥有一个特殊性质，即三者都属于运河沿线的重要榷关，因此，不能被划入汉蒙民族贸易或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重要榷关的考虑范畴。

对于左翼、右翼而言，税则规定其主要负责牲畜税和契税征收。凡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官兵人等置买田房，由左翼钤印。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官兵人等置买田房，由右翼验契钤印。道光二十四年（1844）奏准：西山16村庄，凡买卖一切牲畜，归右翼征收，增额税银40两。[72]因此，这两个榷关同样并不具备北路贸易所应体现的大宗货物流通等特性。

由此看来，除崇文门、左翼、右翼、临清关、坐粮厅、天津关和山海关之外，还有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和多伦诺尔关这四个关口地处北部边疆。事实上，清代口内中原地区与蒙俄市场之间，在蒙古台站（驿道）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行商之路。其一，经多伦诺尔，通往内蒙古的钖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呼伦贝尔，以及外蒙古的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等地。其二，经张家口，通往内蒙古乌兰察布、钖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以及外蒙古的库伦、恰克图、科布多等地，又往西一直通达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其三，经杀虎口（归化城），通往内蒙古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阿拉善、额济纳旗，外蒙古的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漠西的厄鲁特蒙古等地区。[73]

从这三条商路来看，多伦诺尔、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都是北方重要商路的必经之地。其中，多伦诺尔所设税课以牲畜税为主，同时兼及皮毛木材以及茶叶等重要过境货物的征税。乾隆十五年（1750），直隶古北口提督布兰泰奏称：“多伦诺尔地方，商贾云集，货物甚广，买卖货房街道绵长数里，但向未设税务，今古北口既请添设监督，亦着该监督专差巡拦，在彼照例收税，如有夹带违禁之物，运往库伦、恰克图等地方转卖厄鲁特俄罗斯者严行禁止。”朝廷大臣一致认为：“从前归化商城、八沟等处从未征税，后因商贩聚集已众，遂设征税之例。今多伦诺尔地方商贾渐繁，与归化城八沟等处无异，亦应按照归化城之例设立税课”，议准征收四项牲畜税，并照归化城牲畜则例征收。[74]方观承认为，多伦诺尔“系产聚牲畜之区，旗民购买日广，今照例征收，并可兼可稽查窃匪，于地方有益”[75]。此后，多伦诺尔便随之发展成为漠南地区汉蒙民族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76]

相较而言，由于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这三个榷关能够深刻反映北路贸易过程中蔚为壮观的大宗货物流通，较为全面地描绘北路贸易的发展轨迹，而且其相应史料较为丰富、充实，因此成为本书重点考察的对象。为了便于陈述，本书将其简称为北路三关。至于多伦诺尔，并非因为其不属于清代北路贸易重要关口，仅因资料所限，尚未纳入本书研究范畴，在此一并做出相应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