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冷战结束后，世界处于一个更加躁动不安、利益碰撞更加频繁、外交活动更加复杂、局势变化更加扑朔迷离的状态。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中俄两个大国的战略协作成为保证两国战略利益、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1.两国战略协作的利益基础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覆盖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以至于整个国际关系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跨国经济的发展、新型网络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使得安全、经济、文化与人文交流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更加明显，增强了各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在两极体制抑制下累积的各种矛盾迅速释放，民族、宗教、文化、领土、经济等各方面的冲突、纠纷不断。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跨国犯罪、全球气候、网络安全等新问题也呈现出增长态势。在新的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行应对、独善其身，这就要求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加强合作。
然而，冷战格局的解除并没有彻底消除冷战的“遗产”，试图寻找“敌人”、不断挑起对立的思维依然存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联盟以各种借口得到改造和加强，大国利用其把控的集团力图控制全球事务、在新型幌子掩饰下的干涉主义倾向时常出现。
正是在这样一种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中俄两国几乎面临着三个同样的基本问题：如何保证本国和本地区的安全；如何拓展本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如何在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同时，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基于这样的共同问题，两国在冷战结束后迅速找到了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动力，并随着双方在各领域合作的开展，不断充实和完善战略协作的共识，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同时，中俄两国还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待这种合作在自己外交战略中的价值，使这种合作成为各自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和可互为借用的资源，并把这种合作视为推动全球力量结构平衡、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手段。
两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和共同的立场，不仅在每年元首峰会的联合声明中都表述了推动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的共同立场，还先后发表了多份专门针对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明确了两国对当今时代的政治共识，强调了两国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责任感，提出了解决现实国际问题的具体路径。[1]
多年来，中俄两国利用双边和多边平台在国际问题领域相互协调立场、加强协作，这包括：
——两国主张建立多极民主的国际新秩序，认为多极化的世界格局符合各国的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秩序的原则基础；强调各国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其发展道路。
——两国主张确立新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和扩大军事政治同盟政策；认为国际安全应当是全面的，不能以牺牲一些国家的安全为代价；主张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型安全架构。
——两国强调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性，抵制用军事联盟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和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反对由一国和某一军事联盟操纵地区安全事务。
——两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秩序改革，建立反映发展中国家现实情况的规章制度和机制，消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抵制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为一己之利操纵国际机构滥用经济制裁。
——两国都认为，G20机制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应体现代表性、平等性、实效性，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同时，两国积极推动2008年成立的“金砖机制”框架下的新兴经济体的对话与合作。
——在军备控制、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进行合作，反对双重标准，为战略稳定和裁减军备而斗争。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两国共同倡导建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并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多边新合作模式。20年来，上合组织在制度框架和法律基础建设以及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济和文化交往、建立睦邻友好地带等方面的成功与中俄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密不可分。中俄国际合作与上合组织的发展形成了彼此助推、相互拉动的局面。上合组织为中俄地区合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议题与内容，进一步强化了双边共同利益。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战略利益契合之外，推动中俄关系迅速拉近并不断深入的无疑还有植根于价值观上的情感因素。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利益契合是拉近关系的原动力，情感因素则是驱动双边关系日益密切的加速器。这种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对非西方民主治理模式的认同，对非西方化道路的尝试，以及强调传统、否定西方价值普世意义的理念。在西方不断强化意识形态攻势和推动一些地方“颜色革命”的背景下，中俄间的价值认同实际上也被具象化为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为何称两国高层交往是战略协作关系“火车头”的一个原因。
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年来，中俄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国际力量格局，牵制了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恣意妄为，在维护地区稳定、建立开放和普遍的安全等方面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机会。
2.准确把握中俄战略协作的价值
中俄战略协作是基于两国国家利益的吻合、对全球性基本问题所持立场的接近，这种相互借重、相互配合的关系有着相当牢固的基础，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双方在国际领域的协调、协作符合多元化国际发展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也有利于各种文明和治理模式的包容互鉴。
中俄自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伊始就明确了这种关系非对抗、不结盟的原则，2001年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也把这一点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种战略合作既是对两国关系性质的界定，也是两国建立新型关系的特点。
在全球化的时代，试图画地为牢地建立某种小圈子只能重蹈自我孤立和自我边缘化的覆辙，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俄两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当初的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一带一路”，融入世界体系，推动世界体系合理发展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点。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俄战略协作中反对强化冷战式的集团、反对单极世界的倾向，提倡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的目的，就是争取建立人类共享共制的命运共同体。
冷战后多年的许多动荡、危机证明，多极化世界的发展并非平和、有序，其中既有霸权主义的阻拦，也有因历史、宗教、现实利益、资源归属等因素诱发的不稳定。在国际权利重组进程中的失范、脱序可能导致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秩序更加混乱，同样也将直接损害各国的利益。在一个多元化、多维度，同时也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继续冷战时期形成的对立思维，继续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态度认知和处理复杂问题，不仅不能解释问题的本源，而且无疑将加大解决矛盾的难度。正是从这样一种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出发，中俄战略协作一个重要的目的绝不是重组引发对抗、对立的集团，而是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多极化发展当然会伴随各方博弈，能否避免战国乱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特别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力量能否保持战略克制、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能否打破大国之间冲突、对抗这一历史宿命，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跳出霍布斯二元对立的旧框框。这也是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一贯主张。
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各种手段竭力建立一个由其支配的、体现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实现所谓霸权的稳定。这种体系体现的是美国对其他国家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以及按美国的利益和标准行事的不公正不合理秩序。这当然损害了包括中俄两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权益，危害到许多国家的主权和安宁，成为中俄面临的重要的潜在威胁。中俄战略协作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反对霸权、反对美国及其盟友独揽国际事务权力的因素。
然而，“反美”不是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核心动力。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自身需要，是由两国根本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有着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冷战后20年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中俄关系从没有因为中美或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反美”也不是中俄战略协作全部的内容。中俄合作涉及各个领域，国际和地区合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也并非刻意与之“作对”，完全不同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式的“零和游戏”。同时，两国在国际合作中反对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等方面的合作显然不是出于挑战美国。更重要的是，“反美”并不是中俄各自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的基调。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在双边关系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许多战略性的矛盾，斗争当然也就成为这两对关系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中美、俄美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事实上，两国在双边和多边平台上，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等诸多领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有积极和正面的互动。
还要看到，美国和中俄之间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利益汇合点。随着其他大国的逐渐崛起以及各个地区力量中心的崛起，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控制能力也在逐渐下降，其独霸天下的战略意图不可能实现。这就迫使美国既经不起同任何大国对抗而根本丧失“领导”地位，又不能不与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持国际和平、满足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俄两国处在不完全一样的地缘环境，有着不完全一样的需解决的问题，也有着不完全一样的利益诉求。中国不可能帮助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与西方展开争夺，就如俄罗斯不可能缓解美国、日本在亚太对中国的防范。即使在中俄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中亚，也不可能如冷战时期的东欧那般完全排斥外部力量的进入。因而，两国国际合作是在平等磋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不具有刚性约束。两国都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及整体政策来安排合作的交汇点与程度，不可能出现在所有问题上“齐步走”的局面。比如在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独立以及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问题上，中方就秉持了自己的立场。
从这些年的实践看，两国已经找到了适应当代世界矛盾和利益犬牙交错环境下的协作模式，双方独立的外交政策丝毫也没有妨碍两国的密切磋商与协作。在一些问题的具体处理方式上，在不伤害对方切身利益、不破坏两国总体合作的前提下，两国又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保持了灵活性和自主选择的可能。这有助于双方以更坦诚、更“轻松”的心态来进行合作。
3.“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战略协作平台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进入了新的调整变化期，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新兴经济体和新兴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逐渐增强。同时，中国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受乌克兰危机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影响，俄罗斯不得不对其现代化规划作出调整。在这个多重因素交错、多种利益互动的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对两国维护自身利益、开辟广阔的国际空间、保证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在政治上显示了中国以积极的态度、新的思维参与全球治理和推进多极化发展的新构想。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途径，与各国合力打造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展现了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也体现了以合作实现全球治理的新途径。倡议强调战略协调、政策沟通，不刻意追求一致和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又是延伸既有国际体系功能和作用范围的一种尝试。当世界进入对全球秩序的新的思考之际，中国本着共赢、包容以及和平的精神的倡议，反映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对外开放的新思路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
第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集中了众多发展中国家，一些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展现了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沿线各国全方位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区域经贸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区域建设、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方面的提升，为改革国际体系，构建更加均衡、合理的国际权利结构，实现多极化提供了有前景的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中俄在欧亚地区实行战略协作提供了新的平台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后，俄罗斯官方原则上予以了积极的回应，普京表示：“俄方积极响应中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俄方认为，中方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非常重要，高度评价中方愿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考虑俄方利益。双方将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即将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2]
2015年3月28日，在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方明确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强调其重点是实现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的畅通，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3]俄罗斯作为线路上重要一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举足轻重。2015年5月8日，中俄两国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4]两个大国愿将其重要的发展战略相向而行、实现对接，充分反映了双方高度的政治互信，也体现了两国期待通过战略协同实现欧亚地区和平发展的愿景。
由于有着更好的政治基础、机制基础、前期合作基础，如果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其他一些地方还在探索中前行，那么中俄在这方面的合作主要是升级和深化。
当然，双方在大原则上的共识并不等于利益和战略规划的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在这方面的合作将自动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很难有井喷式的发展。其中的关键就是两国在欧亚地区的竞争性问题。
多年来，尽管两国官方出于维护双边关系大局的考虑，一直回避甚至否认中俄在欧亚特别是在中亚地区存在竞争，但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和苏联地区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利益联系、对中亚地区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与俄罗斯推进地区一体化、建立欧亚联盟的战略客观上具有潜在的竞争关系。这就如同俄罗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与一些同中国有历史纠葛的国家展开合作，特别是军事合作，无形中也增加了中国应对这类事务的变数。自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后，俄罗斯一直以“欧亚一体化”概念来平衡中方的影响，2016年6月，普京在第20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主张。他在此后的2016年第八届驻外使节会议上说，他访华期间，与中方启动了打造欧亚空间经贸伙伴关系的谈判，是成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第一步。[5]虽然该计划在价值取向、涵盖范围、基本内涵、运作原则等方面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基本一致，不过也能够看出，俄罗斯不愿被动接受他方的主张，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概念来强化在欧亚地区塑造合作议题、主导合作进程的能力。在俄罗斯的理念中，欧亚伙伴关系的实质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和多边进程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而不是其他。其实，“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的对接也是这个意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要走中国与具体国家、具体项目合作的路，而是中国与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对接。在制度安排、规则制定、区域合作路线图等方面，至少莫斯科认为其占据了先机。
总体而言，竞争性问题的产生系两个大国利益拓展的客观产物，而非双方政策刻意为之、不完全是两国政策的本意。而且，在过去这些年里，由于两国高层的积极互动、两国已经形成的具有一定高度的政治互信，这些问题没有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严重障碍。不过回顾“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多边经济合作的经验就可发现，对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而言，为防止潜在和客观形成的竞争性转变为恶性竞争，为防止耗费政治互信的能量，双方在形成某种共赢、“兼容”，而非简单的一方迁就另一方的良性互动方面还需摸索和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