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的思想风景

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先生的《巨人的诞生》，在1988年初版的时候，我曾仔细读过，并纳入了阎华、廖奔和我当时主编的一套丛书。一晃小20年过去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改变或正在改变着许多事情，但似乎没有改变该书作者的学术追求，他依然孜孜于毛泽东的研究。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术队伍日渐式微的今天，尚能如此坚持，多少可视为萧先生对倾情选择的精神天空的执著守望。

多年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接触有关毛泽东的书籍不在少数。在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学术之作的书籍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生平史实研究，一是著作文本解读，一是思想理论分析。而在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研究著述中，学人们所据的视野和参照也有所不同：或立足于当今的现实需要，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挖掘有效资源；或依托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程，来考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或着眼于西方“毛学”和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深化对毛泽东的思想个性的理解。后一类著述不多，萧先生的学术选择即为其中之一，或者说是其中的比较突出的一例。而《巨人的诞生》，则是他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时留下的难得的脚印。

《巨人的诞生》勾连的是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风景。巡看这段风景的好处是，能让人体会毛泽东后来的理论和实践那样轰轰烈烈，实在是峰岭有脉，薪传有自。几年前，我的一位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朋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毛泽东诗词明显受到近代诗人诗风的熏染，可惜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探寻毛泽东诗词黄钟大吕式的英雄气概的来路。细想，他的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于大悲大患中呼唤改天换地，在林则徐、柳亚子、黄遵宪、秋瑾、鲁迅的作品中，形成了一代诗风的脉络。青年时代自谓“饱读诗书，尝立志气”的毛泽东，熟悉这些近人的作品，中年以后，也常常引用他们的诗句，在给柳亚子的信中更是直称自己的作品与柳作“诗格略近”。这是从诗词个性而言。从思想个性而言，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却离不开近代以来另一群人的名字，诸如《巨人的诞生》中特别分析到的梁启超、杨昌济等等。

从1910年走出韶山到1918年毕业于湖南一师，大致可视为毛泽东“修学储能”（毛泽东语），集中汲取思想资源的时期。从1918年到1921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则是他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把自己的选择初步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时期。这十年多一点的经历，对毛泽东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那个年代的有志青年，少有不大悲大患，少有不把自己的志向和命运摆在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中来统盘考虑的。而毛泽东和后来的许多著名革命家、政治家不同的是，他的探索，不仅蕴含着改造现实的内在冲动，并外化于某些实践，同时还总是带有浓浓的学理思考，并达到相当的理论深度。在如何做人的心性之学方面，甚至还自成一套逻辑。这些，正是《巨人的诞生》用功之所在。作者对青年毛泽东思想逻辑的梳理和研究，读者或许会有不同看法，但要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必要并且具有诱惑力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具备相当宽厚的知识背景才可能去亲近、体会和解读的精神天地。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通常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政治定位势必引出其思想文化定位问题。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是既承受着近代资本主义各种理论和欧风美雨文化思潮的冲击，而中国固有的民族传统包括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仍在起作用。于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都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传统与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是在毛泽东“修学储能”的时代，这种冲突与融合之激烈程度，远远大于此前与此后。此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统治着中国，虽然是“西学东渐”，但最有共识的选择却是“中体西用”；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中国思想界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潮的欢呼，呈现出无可阻挡的澎湃热情，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等少数几种比较普遍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修学储能”的时候，洋务运动以后逐步形成的在当时中国属于先进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一个传承和延伸的谱系，诸如从魏源、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等，这些人的主张，事实上已成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当时有志学人不可能回避的，总要去咀嚼一番的精神营养。

要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梳理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并确立他的思想个性，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研究者不仅需要熟悉青年毛泽东在探索中汲取的各种思想资源，同时还要对各种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相当了解，如此这般，才能看出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进行探索的，他是怎样汲取前人的思想资源的，这些资源为什么能在他身上发生影响，以及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巨人毛泽东》的作者选择了一个需要学术勇气和知识积累的课题。

青年毛泽东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知识启蒙是从孔孟开始的，毛泽东本人在1964年还说自己读了六年的“四书”、“五经”，当时“很相信孔夫子”。他在到长沙读书前所能接触进而崇拜的最新思想，则是从郑观应到康梁的主张，对康梁的一些文章，毛泽东后来说“可以背出来”。进入湖南一师之前，他又专门到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读了当时严复翻译的亚当 ·斯密、达尔文、斯宾塞、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人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伦理一批著述，算是在西学方面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启蒙。进入一师后，他又服膺于恩师杨昌济颇有新儒学色彩的伦理主张，还有近代以来的湘学士风，乃至发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语。对于国学传统，青年毛泽东更是用功在一般青年学子之上，内圣外王之学和程朱理学，是他津津乐道的。在一师毕业前夕，他读到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 “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禁不住在十万余字的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走出校门，青年毛泽东汲取思想资源的视野更为广阔，恰好“五四”新思潮开始席卷知识界，国外的，从各种各样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国内的，从蔡元培、胡适到陈独秀、李大钊，他无一不涉历、研读、辨析，有的，还躬身实验一番。

这就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历程。它是如此的纷繁驳杂。但驳杂不是浮光掠影，引为谈资，而是真心投入，倾力融合，由此使青年毛泽东的思考理路，虽繁杂，却有脉可寻。具体就青年毛泽东在人格道德理论的建设上来说，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万二千多字的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常有对他当时接触的其他思想资源所作的对照、比较和融合，关于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的议论和发挥，随处可见。这些议论和发挥，大多印证着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两个鲜明观点：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待“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则明显从个体自觉延伸到了群体联合和民主自治，进而表现为他当时激情张扬的“民众大联合”和建立“湖南共和国”的鲜明主张。总体上说，青年毛泽东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追求，就是世界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什么是“大本大源”？我的理解就是支配历史前进和人生进步的根本规律。当然，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这“大本大源”还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属于客观唯心论的东西，有些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但它竟让我们体会到，青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有志青年的地方，是他超越枝枝节节的改良，在思想探索方面拥有罕见的彻底性。更重要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树立了一个让人感佩的信念：必须要信奉自己千辛万苦求得的真理，并把它作为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完善人生的指导思想。他后来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果然是这样做的。

一个留下如此思想轨迹的青年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他日后的选择和作为，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每思及此，我常感慨者有二：第一，毛泽东即使后来没有成为一代革命和政治伟人，他也可能会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自己深深印迹的大学者。第二，正是在青年时代于求新、求变、求真、求实的思想关怀中养成的禀赋，使他在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行程中能不断有所创新，并成为了中国革命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进而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说毛泽东是集几代仁人志士的思想探索成果为一体的人物，当不为过。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萧先生为他的这本书起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副标题——“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及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客观地讲，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形而上的居多。我想，这大概也是萧先生这本书写得很“形而上”的一个原因。这本书是一种思想史的写法，并刻着20世纪80年代特有的激情乃至悲情思考的浓痕。今天读起来，或许让一些青年学子感到有些异样，觉得有些表述还可以更平白一些。不过，就我对萧先生的学术旨趣的了解，改也难。好在，大学里的教授，总要体现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在研究领域，倘若没有了个性，似乎也难深化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