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早期在欧洲的传播
一、 全球化初期的东方与西方
今天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真正开始作为全球的一个成员参与世界的活动，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一个整体。这一切都源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注1
地理大发现的最早推动者是地处利比里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葡萄牙在恩里格王子（Infante D. Henrique，1394—1460）的带领下，“将地理探险和发现作为一门艺术和科学，使远航成为全国感兴趣、与之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事业”。注2葡萄牙人首先攻下北非的休达，然后乘着三桅帆小心地沿着西非海岸前进。1488年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约1450—1500）发现了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4）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沿东非海岸，过红海口，直达印度大陆。葡萄牙开辟了西方到达东方的新航线。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进而又占据了暹罗和巴达维作为商业活动的据点。1517年，葡萄牙人在船长费尔南·佩雷斯·安德拉德（Fernāo Peres de Andrade）和使臣托梅·皮尔资（Tomé Pires）的率领下从马六甲来到中国。这是中国与西方人的首次见面。注3广东巡抚林富奏疏言：“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考成宪之过也。”注4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5）带领探险船队出发；1493年，返回出发的港口帕洛斯，开启了人类对北美新大陆的发现。1522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的西班牙船队首次环球航海成功，从而开辟了从欧洲到达亚洲的另一条不同于葡萄牙人开辟的新航线。同时，西班牙人从美洲到达菲律宾，开始与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做生意，形成了“中国—阿卡普尔（墨西哥西海岸）黄金水道”，“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由此拉开序幕。
“寻找契丹是百年航海史的灵魂。”从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到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中世纪时这些旅游者的游记点燃着西方寻找富饶契丹的梦想。刺桐港堆积如山的香料，契丹大汗无与伦比的财富都成为枯燥无味的中世纪欧洲人的热门话题。哥伦布出发时，带着一份西班牙国王致大汗的国书，葡萄牙人则将寻找“秦人”作为他们来到东方的重要使命。注5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后，中国与欧洲商路的阻断，寻找香料，与东方展开贸易是其海上扩张的根本目的。而基督教的扩张则和其商业利益、文化梦想融为一体。元帝国将世界连为一体，欧洲人通过蒙古时代的游记知道了东方文明与东方的富饶，整个地理大发现的动机就是寻找“契丹”，寻找东方。
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在地理上人类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认识了自己生存的家园——地球。同时，初期的全球化开始了人口的流动，贸易的沟通，科学的发展。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血与火中，世界从孤立分散走向联合与统一。农作物的传播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疾病也在世界联系的各种通道中传播。注6
更为重要的是，1500年后的初期全球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多元文化的相遇与碰撞。直到今日，这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理解与纷争仍未完成。在全球化初期，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充满了血腥，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正是在这200年间，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全球化初期人类在文化上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最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这一宝贵成果的获得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经济实力与文化实力都与欧洲不相上下，甚至高于欧洲的水平。远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无法采取他们在非洲和南北美洲所采取的殖民政策，只能以另一种形式开始与中国接触注7，而来自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们为了自己的宗教利益，开始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天主教的方式，从而为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理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历史性的贡献。“12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者成为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期汉学家区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用返回欧洲逗留的机会或通过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与这些学者保持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注8
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们开始第一次用欧洲的语言将中国的古代文化经典翻译出来。由此，传教士汉学和游记汉学的那种道听途说才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游记汉学”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就是这些作者叙述的是个人经历，他们很少亲自研读中国的典籍文献，自然也谈不上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这些来到东方的“游客们”，游走四方，浪迹天涯。尽管他们也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也给西方讲述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但总体上，他们提供给西方读者的就是一副多样的、感性的中国，是一个个性化的讲述。在这个时期，由于西方人读不到中国典籍的原文，他们只能获得一个关于中国的感性印象，一个充满神奇、支离破碎、任意想象的中国，从而无论是西方的大众还是知识界，都始终无法从精神层面上把握和认识中国。注9自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分别统治的欧亚大陆的两端起，欧洲与中国就开始沿着丝绸之路来往贸易，但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以耶稣会士入华为其标志，中国和欧洲才开始了真正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才第一次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