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海阔天空

我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前往海德拉巴。途中我特意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停留，访谈了在那里的几个泰卢固IT专业人士。既不同于悉尼，也不同于海德拉巴，吉隆坡代表了全球“猎身体系”中在另一个层次上的节点（见第七章）。因此，逗留的时间虽短，吉隆坡的调查却大大丰富了我的民族志。在海德拉巴，我和通过乌代介绍的一群单身IT技术人员住在一起。通过这些朋友的介绍，又根据在网上发现的信息，我在海德拉巴详细访谈了43个IT人士。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我的访谈对象中男性占大多数。他们有的雄心勃勃要出国发展、有的在当地事业蒸蒸日上，也有的长期失业而专业逛街。我也走访了不少他们所就职的IT咨询公司（劳力行），访问了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我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安得拉邦沿岸的西戈达瓦里（West Godavari）地区的两个镇、三个乡村之间穿梭调查。这一地区是大量的IT专业人士的家乡。我去那里当然不是要找他们——他们很少留在小城镇或者农村——而是要考查这个群体的历史社会背景。

2001年9月11日，急性肝炎击倒了我。海德拉巴的公立医院非常拥挤，我根本无法住院；大多数私人医院是由印度归侨或者由滞留海外的印度侨民投资开办，专门服务于诸如IT专业人士之类的高收入的群体，自称提供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当然也按国际标准要价，我却付不起。看到自己成为这个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发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我不禁泪湿衣裳。我在新德里的朋友塔希尼姆·帕塔普里（Tasnim Partapuri）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姐姐、姐夫侯赛因夫妇都是医生，在德里著名的圣·史第风森（Sant Stephens）医院工作，她和他们住在医院后院的职工宿舍里，她让我立刻去德里住到他们家，这样我也算是“住院”，可以通过她姐姐、姐夫得到治疗，又不用交住院费。想到在中国的一些人对有传染病者躲之不及的情形，我真是感动不已。当全世界都在围绕着纽约的大厦倒塌事件而忙乱时，我以（美元）极低的汇率把身边仅存的美元换成卢比，搭机去往德里。蒙承希尼姆和她一家人的照顾，我的病痛反而变成了一次愉快的休整。在他们家我也终于有闲暇通过印度媒体的报道而收集相当多的二手信息。

尽管有疾病的困扰，我在印度的这段时间却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兴奋、效率最高的部分。我简直觉得有神力相助，我所感兴趣的、关心的事情几乎在海德拉巴等着我去发现。那些全日制等待出国的IT专业人士都非常乐于陪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中国青年在城里逛逛，喝上一杯果汁或可乐（印度的茶和咖啡被认为不够国际化，通常只有我才喝），再带我去走访各个劳力行以打听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务市场状况。在悉尼，猎身过程中有很多敏感问题，劳力行的老板和工人们始终压力重重，人们在彼此之间互相提防紧张，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和不同的人合适互动；而海德拉巴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流动空间，各种希望与失望交替呈现，年轻的IT人视之为正常，彼此开着互相的玩笑、也毫无保留地自嘲。更为重要的是，当我完全浸泡在基层的生活中，我随处遇见原先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又完全合情合理的现象。比如大量失业的IT工人、嫁妆的增长、农民对子女接受IT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等等，它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又和我们对全球化的一般想象大相径庭。它们向我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讽刺，也让我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联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强化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我在澳大利亚观察的猎身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全球化下的一股暗流，而印度之行则让我看到这股暗流的源头，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暗流会对我们平常所见的显流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