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留学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

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洞开中国大门，一方面给闭关自锁的清政府以极大刺激，另一方面也迫使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得不思考救亡图存的道路何在。留学作为一种追求真理的途径，自1872年清政府正式派遣留美幼童后，逐渐形成一股潮流。从此以后，留学生以其自身的努力，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梁启超曾感慨：“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1]梁氏此说不无偏颇，留学生对现代中国的贡献，尤其是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上，确实不容抹杀。“华风西被”姑且略而不论[2]，仅就“西学东渐”而言，吸收外来文化，固然是留学生的首要选择与重大功绩，但就其背后的关怀而言，最终还是落在了“中国新文化”的构建之上。宗白华称：“我预备在欧几年把科学中的理、化、生、心四科，哲学中的诸代表思想，艺术中的诸大家作品和理论，细细研究一番，回国后再拿一二十年研究东方文化的基础和实在，然后再切实批评，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3]不管是接受和吸收西方文化，还是回归与审视本土资源，其最终目的还是归于本国文化的发展上，留学生的这一终极关怀，使得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究其原因，一是梁氏已经提到的对“西洋语言文字”的熟练乃至精通；二是接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系统训练；三则留学这一经历本身，使得留学生往往得以在对象国停留数年之久，形成独特的自身体验，乃至对所在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切的“同情之理解”。总之，留学生的文化史意义首先取决于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即作为外来文化的“承受和集成者”的特殊身份。

中国留学史研究，目前仍然处于不成熟状态；对于留学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尤其有待大加开掘。就学术史角度看，“留学史研究”大致可分为通史、断代史[4]、专题史[5]、国别史等领域。首开留学史研究风气的，当推舒新城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留学史》，舒氏在开篇就指出：

现在的中国，留学问题几乎为一切教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根本；从近来言论发表的意见，固然足以表示此问题之重要，从国内政治教育实业诸事业无不直接间接为留学生所主持、所影响的事实看来，更足见留学问题关系之重大。[6]

其实，当时距离幼童留美不过五十余年时间，舒新城就以学者身份指出留学问题之事关重大，“主要着眼于总结留学教育的经验教训”[7]。但这研究课题并未在学界形成一种传统。直到1976年，林子勋在台湾出版《中国留学教育史》，才算是对整体的中国留学教育史有一综述，但仍缺少1949年后大陆留学史的内容。黄新宪所撰《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可算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留学史专著，论述的时间跨度从1847年到1986年。但若论学术成绩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充分利用，则笔者更看重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此书虽然只论述到1949年，但在本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汪一驹（Wang, Y. C. ）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the West,1872—1949），此书是一部留学史专著，注重“通史叙述”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对留学生在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尤有独到的分析，是该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成果。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思想、教育、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留学生的身影。对每一领域进行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单就文化史意义而言，留学生在所涉足的教育、思想、文学、学术乃至传媒等诸领域，都曾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将至今为止的学界研究情况，作一综述。

一、留学生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王奇生撰专章“留学生与中国文学”，做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区分了留学日本、留学英美、留学法德的作家群。对于留日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借用郭沫若的判断得以体现：“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慧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8]这样的描述，当然不乏郭沫若作为留日学生的自夸与自负，如果我们注意到另一个比创造社成立还要早些的重要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就会意识到情况不尽如此，仅就文学研究会十二个发起人来看，也只有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三人为留日学生。[9]但留日学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值得特别关注。正如贾植芳指出的，两种人构成留日学生中“投入新文学运动的主要力量”，一是出于启蒙的目的，一是追求个性的发展；而正是他们的参与，“导致了新文学的两种观念：启蒙的文学和唯美的文学。前者以《新青年》为代表，后者以创造社为代表”。[10]

其实，留学英美的作家群也同样值得关注。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尚未得见，但从某一文学流派的研究着手，其实已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留学背景的重要意义。如周晓明即对留学族群作了区分，并从留学族群这一特殊视角去研究“新月派”。强调：“从主要成员和活跃分子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经历看，新月之群与五四前后的美英留学族群乃至整个留学运动和留学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1]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郑春在2002年完成了专门探讨“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他的贡献在于把“留学”这一人生经历上升到一个概念，即“留学背景”：

对现代作家的生存、发展、成就以及历史地位，起到关键作用的留居他国学习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经过学人个体特殊的精神转化后所形成的一种背景因素，在现代作家创作领域所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影响。是指那些在国外学习或生活过相当时间，后来又返回祖国的作家所特有的一种文化背景。[12]

由于作者主要研究留学背景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一概念主要针对作家而言。确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构建过程与“留学史”息息相关，所谓“在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或者东洋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无不向往的求学之路，技术型知识分子是如此，人文型知识分子也不例外”[13]。夏志清论及现代中国的文学潮流时说：“当时较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几乎清一色的是留学生。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难免受到留学所在地时髦的思想或偏见所感染。说真的，我们即使把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纷争看做留美、留英学生与留日学生的纷争也不为过。”[14]说清一色当然是有些夸大，但这里对留日与留学英美学生的比较是适度的。而王奇生则进一步区分留日、留学英美与留学法德作家的不同，他认为：

法德留学生作家有所不同。他们中有的是失学失业的都市文学青年（如李懆人、李金发、巴金、艾青、戴望舒等），有的在海外过着勤工俭学的生活。他们大多具有较强的艺术气质。他们所留学的国度又是西方艺术思潮的传播中心和西方哲学文艺大师的集居地，因而他们强烈地感受到20世纪欧洲先锋艺术的熏陶，并情不自禁地模仿和借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次象征派诗歌运动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都是以他们为先驱而推动的。在创作方式上，无论是叙述手法，还是语言系统，都带有浓厚的欧化倾向。[15]

这一段描述，用来述说留法作家，确实不错；但笼而统之地将留德作家也包括在内，则大为不妥。作者所举作家，都是留法的，并没给出一个留德的人物。再说留德作家中，没有哪个是都市里失业失学的文学青年。至于象征派诗歌与新感觉派小说创作，更是与留德学人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留德作家的特点需另行总结。我们先来看一看留德作家的基本情况：

从以上列出的留德作家来看，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纯粹以文学成就凸显的不多，更多的是兼及教育家、学者、文化人甚至政治活动家。所以，本书在所涉及到的个案研究中，虽然特别注意其与文学有所关联（即上表中所列人物），但不以“作家”自限。如辜鸿铭、蔡元培、马君武、陈寅恪等人，虽然也有旧体诗等创作，但在现代文学史上远非主角；林语堂虽为大家，但表现的主要是英美影响，而非德国特色；季羡林的散文成绩在文革以后日益得到表彰，但其影响不在20世纪上半期；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在新诗史上颇有地位，但笔者主要关注其独特的文化建国理想，故也暂存而不论。也就是说，对以上留德学人，本书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不做专门论述。至于关注并发掘陈铨对“民族文学”的极力倡导以及冯至坚守“学院写作”，目的是揭示其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留学德国背景的关系。

二、留学生的教育史意义

留学生的教育史意义不容低估，因中国教育至今仍处“西化”过程中。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可以五四为界，前期主要通过留日学生仿效日本，后期则通过留美学生取法美国。[17]对于后者，谢长法著《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把视野缩小到某一具体国别以及其归国后在某一具体时段内的教育活动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此书虽然注意到在引进美国教育方面的“东施效颦”倾向，但还是高度评价了留美学生的独特贡献：

他们（指留美学生）从引进、介绍、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入手，以邀请留美教育（专）家来华讲学，介绍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科学发展，指导中国教育发展方向为途径，进而通过他们在教育界身居要津的位置或自己的学行优势，以世界先进的“新教育”为指导，对中国落后的教育体制进行了诸多批评与改革。举凡教育理论的建立，教育制度的改造，教学方法的引入，科学学科的创建，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对留学教育制度和政策本身的反思与评判，可以说，在抗日战争前，留美学生通过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对战前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作用。[18]

留美学生在教育领域的贡献极为突出，那么留德学生呢？如果我们关注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19]，正可看出留德学人的特别贡献。就中国现代学术史与文化史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20]，因为它是现代知识的生产基地。而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过程中，最值得提及的，当然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陈洪捷撰《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就是以蔡元培为例，详细探讨了其是如何通过留学德国，系统地接受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影响，并用之于北京大学改革的。[21]其实，留德学人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远非仅蔡元培一人；仅出任大学校长的留德学人，就可开列出如下名单：

单就这一名单，可以看出留德学人之出任中国大学校长，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如同济大学与西北大学这样的工科型大学；二是如北大、中央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三是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专门型艺术学院。相比之下，谈论德国大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同济大学的工科模式可能更为国人所熟知[23]。但由德国人创办的工科大学，与中国工科学人的选择，还是不太一样。笔者注意到，德国大学传统固然有其共性的特征，但文科大学、工科大学乃至专门艺术学院的办学思路其实颇有区别；而接受者在不同专业领域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不同，其所受到的影响肯定也存在差异。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路，本书特别关注马君武之作为工科专业出身却同时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学人，希望能以其办理广西大学的实践来探讨其背后的德国大学思想影响。

就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的总体关系而言，王奇生的描述是可信的。“留学生在教育界的比例与留学生在其他各界的比例相比，是最多的”，且“留学生集中于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24]。这种状况，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筚路蓝缕工作的荣耀，留学生当然可以享之，但其中的错失与缺位，留学生也同样难辞其咎。田正平著《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留学生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敏锐地意识到归国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负面影响：

比如说，部分留学生不顾国情，盲目地、机械地照搬照抄国外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甚至包括一些具体的教育法规政策和措施；有的留学生言必称外国，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轻视或完全否定我们自己的丰富教育遗产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因而使他们所宣传介绍或付诸实践的理论、学说，往往失之肤浅，冲击之力有余，持久之劲不足；至于个别留学生在接受了西方近代教育熏陶之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厌倦科学，宣扬复古，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在教育上开倒车，各个时期都不乏其人。[25]

这一问题，不仅是发生在教育领域，在文学、学术、思想、文化诸领域内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留学生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与作用，当然应该充分肯定；但其在此过程中的“负面影响”，也同样需要予以正视。因为，其中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值得仔细考究。[26]

留学生在国外吸收外国文明的主要基地是大学，归国后又多半选择大学为自己的寄身之处（本书所研究的个案，几乎最后都选择了大学为寄身之所），这一现象很值得关注。不仅是因为大学成为学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其背后所潜藏的学理基础、文化传承、社会关怀等方面的意义，都值得深入探究。

三、留学生的学术史意义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学东渐”之意义重大，自然不必赘述。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一关键性转化值得注意，即西学的传播主体从传教士到留学生的变化。留学生不仅在“西学东渐”中贡献甚大，而且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很大作用。关于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已有学者予以注意。王奇生撰“留学生与中国学术”专章，做了初步的梳理，从“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到“留日学生与西书转贩”，再到“欧美留学生对科学的传播”，直至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学术建立的推动与领袖之功，都有所论及。[27]但特别强调留学生的学术史意义的，还是章清的《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该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现代中国如何化解前现代知识样式与现代型‘科学的’知识样式的紧张关系，以及现代型知识样式的建构过程，探究方向则是边缘人知识分子的留学生在本土、域外以及重返本土后的问题结构与发言位置。”[28]作者强调：

19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呈现为中心和边陲社会，随着边陲社会向中心社会派遣留学生，也造就了边缘人知识分子。因为到异域留学，首先意味着参与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可以被理解为由中心社会沦为边陲社会的历史，伴随此一过程的便是出现了大批典型的边缘人知识分子。这批边缘人知识分子如何化解由于同时介入两种文化的塑造产生的紧张，进而再参与本土文化的创造，以及本土文化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演进极富特色的一幕。[29]

这一判断，其实也为学术史研究者从另一面所证实。陈平原先生在学术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来论述问题，强调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所谓“从‘进士’到‘留学生’”，暗藏学术由“通人”向“专家”转变的思路，其实也已经充分意识到留学生的重要作用。作者希望表达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学东渐’的顺利展开”[30]；但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思路与留学生主导地位的过于强大，也不至于如此强调对“西学东渐”的反思了。

具体到留德学人，自然会想到因在北大进行改革而一举奠定中国现代学术的制度基础的蔡元培。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31]，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32]。蔡元培的学术史地位和留德史研究，已有学者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3]，本书不再将其作为研究个案。留德学人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决不仅止于蔡元培一人。下面所提供的若干数据可见一斑：

从表1-4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合计有7人有留德经历，占到8.64%的比例。如果再考虑到朱家骅、傅斯年两人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与曾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留德学人蔡元培一起，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这一分量还会加重些。应该说，以上三表通过民国时代的中央研究院、西南联大、共和国时代的中国科学院的留德学人情况，比较清楚地展示出留德学人在中国现代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就科学家的人数而言，有数据表明，留德学人次于留美、留英学人，居第三位。[37]而从人文学术角度来说，留德学人中也贡献出相当杰出的专门家：

以上三表基本呈现了留德学人在文、史、哲三大领域中的贡献。具体到本书的论述框架，并非进行专门的学术史研究，而是借助留学史的“背景分析”，探究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思潮与德国思想的联系。

四、留学生的大文化史意义

就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留学生群体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而作为个体的留学生中西融合的知识结构、漂洋过海的丰富阅历，使得其文化史意义更加突出。从实际情况看，许多出色的留学生往往身兼多任，并不仅仅是在某一领域发挥作用，他们多半都在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乃至相互渗透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史领域中发挥重大作用。如蔡元培、胡适、鲁迅等皆是。就本书研究的留德学人而言，马君武、宗白华、冯至、陈铨既是文人（文学史意义），又是教授或校长（教育史意义），还是学者（学术史意义），至于思想家型人物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意义更是不可低估。如果仅论其作为文学家的意义，当然也无不可，但毕竟难以呈现他们多元化的丰富形象。

由相对较为单一的文学史领域拓展到更加宽泛的文化史视野，好像是近年学界发展的一个趋势。倪邦文研究现代评论派的著作《自由者梦寻》，强调“‘现代评论派’深受英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美国民主思潮的影响”，并确立了他们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代表”[41]。周晓明也强调，其关注新月派，也是将留学族群之概念放入现代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的。他认为：“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留学族群和留学文化”具有“双重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一方面，它们以其自身格外显明的多源与多元品格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史卷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另一方面，它们又为整个现代中国文化文学从多源到多元的演进，以及多源与多元间的良性互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42]。但这两位论者所用的文化史概念，似乎都模糊不清，或加上思想的前缀，或与文学史并列。考虑到撰作的可操作性，本书集中关注每个个案的特殊性，会相对强调与发挥他们在某一领域的作用与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方面作用。因为，留学生往往是一身多任，同时在这几个领域内发挥作用，而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割裂开来，反而难得历史的真相与全貌。

总之，留学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怎么估价也不嫌过分。因为，我们应当注意到，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兴起本身，就是中国人在“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所作出的重大文化抉择”[43]。而另一个方面，通过留学经历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与性格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美国学者杰罗姆·B．格里德尔强调：

现有的传记研究证实了一个合理的推测：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在共和时期崛起的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事业。然而，这种影响的性质，只能通过对个人的个别观察来估价。全面评价这些归国留学生对其学生与读者的影响就更为困难。新文化时期大多数公认的进步思想发言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丁文江、钱玄同、鲁迅等最有名的——都是具有日本或西方教育背景的渊博学者。那些在1918年和1919年作为学生组织者和宣传员涌现出的人物——北京大学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清华学校的罗隆基和闻一多，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湖南的毛泽东——实际上都是学生，或者刚毕业，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后仍有留学生涯。[44]

虽然这段话所论述的人物已超出了大文化史的概念，而涉及了政治史，但这确实再好不过地揭示了留学经历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影响。其实，大文化史概念不一定完全排斥政治；政治文化的考察，如对陈铨的“民族文学观”的研究，就不可能不牵涉现实政治。但就本书的论述主题而言，除了特别看重留学生由于特殊的“留学背景”而对中国现代文化史产生的影响之外，还要强调的是对“西学东渐”这一笼而统之的概念的细化。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2] 中国文化西传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如季羡林先生主编“东学西渐”丛书时，就强调：“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 “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范围内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辉煌的程度，中国人民与有力焉。”（见季羡林：《〈东学西渐丛书〉总序》，载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而留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实也深值研究。理由有三：一是留学生本身作为中国人，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背景与民族自尊心，使得他们必然在留学过程中在可能范围内传输中国文化的理念与思想；二是留学生往往凭借其传统的国学基础，在留学期间进行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对国外的汉学发展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三是留学生出于促进中外文化融合，建设中国文化的目的，甚至会发起组织，进行活动，系统地进行传播中国文化的尝试，如“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的活动。本书主要研究留德学人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接受和吸收问题，对此略而不论，并非是忽视此问题的重要性。

[3] 《自德见寄书》，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36页。

[4] 就断代史研究而言，似乎主要还集中于对晚清留学教育的研究，中华民国（包括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教育研究似乎尚未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专门研究还没有出现。瞿立鹤著《清末留学教育》结撰认真，对清代留学教育政策有很好的总结；董守义著《清代留学运动史》则从留学作为一种“运动”的角度加以阐述，有独特之视角和历史学者的严谨；颖之著《中国近代留学简史》、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两书似乎更在普及的功效上。

[5] 比较可喜的是，专题史研究似乎正越来越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此中值得注意的包括李喜所著《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从中外文化交流角度来切入探讨留学生的作用；王奇生著《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突出在忧患时代下留学生与中国的血肉联系和重大贡献，史料充分，视角独到，对研究此一特定时段下留学生的活动颇有参考价值；张宁著《留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研究》，从社会学视角触摸留学史，对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尝试进行探讨；相比之下，田正平著《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将视角局限在教育领域，则更能对问题进行细节性的探讨，其对留学生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颇有启示；孙石月著《中国女子留学史》虽然选题新颖，但此书硬伤颇多，已为学界指出，见王奇生：《焉能如此“吸收”学术成果？》，载1998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

[6]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页。

[7] 同上。

[8] 郭沫若：《桌子的跳舞》, 《沫若文集》第10卷，第333页。

[9] 贾植芳：《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载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168—169页。另关于文学研究会的组成人员情况，请参见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2页。

[10] 贾植芳：《中国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文学》，载王琢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177页。

[11] 周晓明：《留学族群视域中的新月派》，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51页。

[12] 《悲壮的留学——留学浪潮与留学背景》，郑春：《精神与局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极透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13] 谭桂林：《宗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载《新华文摘》1999年第6期，第123页。

[1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台北：台湾传记文学社1979年版，第52页。

[15]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页。

[16] 本表据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Meng Hong: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1861—2001）—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1861到2001年中国的留德教育）. Berlin:2002, Dissertation der TU Berlin．王德林等主编：《中华留学名人辞典》，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馆编：《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相关传记资料编成。

[17]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67页。

[18] 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19]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20]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21]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作者在此基础上修改成书，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第133—206页，为下篇内容：“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的影响——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为例”。

[22] 本表主要线索据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SS.400—409．另参考王德林等主编：《中华留学名人辞典》；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考虑到有很多人只是短期担任大学校长一职，则不再一一列举，请参见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SS.403—404。

[23] 许美德对中西教育交流颇为关注，其中也包括中德教育交流。她撰文《中西教育合作之历史与前景》，对中国20世纪以来与西方主要国家开展的教育领域交流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有专节谈论中德教育交流情况，就明确区分了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与同济大学的模式（Hayhoe, Ruth:“La cooperation sino-occidentale en educaton:historique et perspectives. ”in Perspectives, vol. XV, No.2,1985）。关于德国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有论者认为其最大特色为技术教育，其表现为两种方式，即中德学堂与大学层次的高等技术学校，后者的成功范例为同济大学（Françoise Kreissler:“Technical Education as a Key to Cultural Cooperation:The Sino-German Experience”. In Ruth Hayhoe&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Armonk, New York:M. E. Sharpe,1987）。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论述，主要是立足于以德国人为主体在华举办的教育，而没有将留德学人因接受德国思想，而使德国模式在中国产生影响考虑进来。

[24]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73页。

[25]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462页。

[26] 王攸欣指出：“中西文化融会应采取怎样具体的途径与方式的问题。绝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应该择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相适应的成分，才有价值，也才可能成功。这是非常空洞和缺乏远见的，也会失去文化交融所追求的最主要的价值。我倒恰恰认为，中国人应充分体验和理解（当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中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根本不同或差别很大的一些东西。即使是对以现在的眼光看不具价值或者比中国文化中的同类型成分显得价值低下者，也应该保持视界的开放性，去努力体验和理解。否则就无法汲取西方民族和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序第3页。

[27]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81—302页。

[28] 章清：《近代中国留学生发言位置转换的学术意义——兼析近代中国知识样式的转型》，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59页。

[29] 同上文，第59—60页。

[30]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3页。

[31] 同上书，第18页。

[32]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94页。

[33] 请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34] 中央研究院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28年。该院内设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学、动物、植物、数学、医学、心理、社会、历史语言等13个研究所（筹备处）。1946年，中央研究院决定设立院士，其人选从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推荐。资格条件有两条：一为“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二为“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5年以上，成绩卓著者”。根据这两条标准，1948年从402名候选人中选出81名院士，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这81位院士中绝大多数都是留学归国的留学生。本表据丁晓禾主编：《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5—1331页。

[35] 西南联合大学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抗战期间南迁合校，可以认为是代表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最高水平。本表据丁晓禾主编：《中国百年留学全纪录》，第1325—1331页。

[36] 元青根据1955年、1957年、1980年三次选出的469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为资料，统计了有留德经历的科学家。本表主要据元青：《民国时期中国留德学生与中德文化交流》，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42—245页；另参见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张建伟、邓琮琮：《中国院士》，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 李佩珊根据山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到1986年出版的5册《中国科学家辞典》收录的人物，对877位分布在全中国各所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厂矿的相当于教授（有极少数是副教授）级的科学家做了统计与分析，据《622名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留学国家（地区）分布》表，这其中共有622人有过在国外留学经历，其中在德国留学的科学家为54人，占到全部在国外留学科学家的8.2%，仅次于美国（393人，59.3%）、英国（92人，13.7%），高于法国（35人，5.3%）、日本（34人，5.1%）、前苏联（28人，4.2%），排第三位。瑞士为6人，0.9%，与比利时、加拿大并列第七；奥地利为2人，0.3%，与丹麦、印度并列第八。参见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92页。

[38] 本表主要线索据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SS.465—471。另参考王德林等主编：《中华留学名人辞典》；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相比之下，专门从事德国文学研究的留德学人并未受到留学史研究者的特别重视，所以材料颇有不全，还有待进一步补充完善。

[39] 本表主要线索据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SS.471—473。另参考王德林等主编：《中华留学名人辞典》；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40] 本表主要线索据Harnisch, Thomas: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SS.475—479。另参考王德林等主编：《中华留学名人辞典》；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关于徐梵澄，见“悼念徐梵澄先生”专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第62—63页。

[41] 倪邦文：《自由者梦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导言第3页。

[42] 周晓明：《留学族群视域中的新月派》，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50页。

[43]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黑体为笔者后加。

[44] 〔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