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与社会主义问题刍议

俞邃

摘要 冷战结束后，开始了一个带有诸多新特点的新时期，集中体现为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科技进步信息化等方面。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断，客观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和人类的共同追求。当今如何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如何在时代主题背景下认识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 时代 社会主义 两种社会制度

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党和政府制定并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则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 ‘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邓小平经过对世界形势的长时期观察与思考，从1984年起，一再阐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方面，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他强调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抓紧利用。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揭示，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从而使我国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国际战略，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邓小平谈到时代两大问题时又是很有分寸的。1992年年初，他在肯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任重而道远，一定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所谓时代，一般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长时期。冷战结束后，开始了一个带有诸多新特点的新时期，集中体现为经济趋向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和科技进步信息化等方面。

从经济角度看，现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乃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如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无不以经济变革、经济建设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致力于在科技促经济的基础上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后经济因素作用飙升的主要标志。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利弊对它们的影响程度截然不同，它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态度也大不一样，甚至在许多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反全球化潮流，但是它们的经济政策客观上都是在迎合和助长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区域化的一个突出范例，欧洲联合的世界影响非常之深远。欧洲从经济联合进一步走向政治联合，虽说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联合无疑成为一大时代特征。拉美、非洲不同程度地都在跃跃欲试，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杠杆是科技突飞猛进。以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为核心的科技迅速发展，正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地球变小，联系紧密，依存加深。

从政治角度看，现时代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当属世界格局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相交织的情况下，朝向多极化曲折地发展。世界多极化是大势所趋，与经济全球化并驾齐驱。在多极化问题上，目前的认识偏差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强调冷战结束后才出现多极化趋势，而不考虑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涉及世界多极化的基本思想，结果将产生多极化的背景局限于冷战结束，并使多极化本来漫长的渐变过程大为缩短。二是将世界多极化与多极世界相提并论，从而用确实尚未形成的多极世界来否认无疑存在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三是将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这个事实，与单极世界混为一谈。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可一世，于是单极世界论广为流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经受“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逐渐处于颓势（但说不上衰落），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作用上升，于是出现了否定世界多极化的种种非议，例如无极世界论、中美G2新两极论、世界格局碎片论，等等。殊不知这些现象只不过是世界格局多极化在表现形态上的变异。

从安全角度看，这主要表现为霸权主义肆虐和“三股势力”猖獗以及与之展开的全球性斗争。冷战后，世界上的不安定因素主要来自霸权主义和“三股势力”亦即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此背景下，领土、民族、宗教和资源等因素不断诱发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新安全观”于是应运而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安全机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新安全观”要求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矛盾和分歧，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而促进大国关系调整和良性互动。唯有坚持“新安全观”，方能做到尊重联合国的崇高地位及其他安全机制的作用。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意味着顺应还是违背时代精神。频频出现的各种地区安全机制，具有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点。

从文化角度看，文化因素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世界多样性包含不同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其中的文化因素格外受到重视。文化传统对于管理模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不同文明有可能干扰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但所谓“文明冲突论”不足为训，只会为霸权主义和全球干涉主义张目。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影响相对减弱，但不等于说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

总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论断，客观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向和人类的共同追求，是实现各国文明多样性发展的人类整体发展观的集中体现。发展中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无法反对和平与发展，尽管信念不同，解释不同，行为不同。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可以成为各国时代观的一个较好的结合点。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观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增加了“合作”，提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十八大增加了“共赢”，成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强调合作是最佳选择、共赢是应有结果，目的是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多年来，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各种影响，如何在时代主题背景下认识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推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备受重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邓小平曾说过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搞清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谈及社会主义问题时，就要抱着虚心探讨和认真学习的态度，在做出任何论断的时候都要把握分寸、留有余地，切不可认为只有自己或者哪几家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更不能怀有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心态。

首先，要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汲取教训和展开思考。

其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最终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公正；专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未必就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初级阶段，不可能一步走向共同富裕，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出现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但是，过于悬殊的两极分化和长久存在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并非社会主义的属性。

其二，任何一种思潮甚至政权，都是与一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可以是政治信仰，也可以是宗教信仰，或者同时几种信仰兼备（如当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很大比例的党员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仰天主教）。世界上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分与合（政教分离与政教合一）的现象俱有。苏联的一党专政模式（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截然不同），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教合一，其特征是权大于法，缺乏监督，难以法治，甚至使法治徒具形式。这种“政教合一”是导致专制极权的组织基础，是摆脱不了封建主义桎梏的思想基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权钱交易因而酿成腐败的政治基础。我们常说党风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从苏共教训更深层次来看，党的性质更是关系生死存亡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至今还常见一种扭曲现象，那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仍然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为衡量当今谁是谁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

其三，要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多样性。社会主义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结合点，那就是极具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事实证明，固守陈腐观念看问题，往往就见不着社会主义，一旦改变观念，就会欣然觉得处处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当今社会主义因素既存在于与政权相依附的国家，还不同程度或以不同形态存在于剧变后保留不少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和以社会主义为选择方向的国家。更不用说资本主义为世界范围内未来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创造了物质和精神前提，其弊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与之竞争的有利条件和最终取而代之的机遇。

其次，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处，首先也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国家利益原则，不以意识形态画线原则，求同存异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等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当然更应如此。

其二，要合理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彼此排斥，又相互联系，势必长期共存，谁也不能任意吃掉对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是资本主义迄今依然显示其生命力的基本原因。资本主义世界如今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经济全球化，这些都有其不可避免性。列宁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列宁的话历来被“左”的思潮所扭曲，只讲“掘墓人”，避而不谈“后继人和继承人”。当年苏共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早期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垂死腐朽，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合理创造；晚期则对资本主义恭维备至，将西方价值观理想化、绝对化，无选择地一概加以效法，结果严重损伤乃至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其三，要恰当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两制关系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之后，就客观存在的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头面人物扬言要把苏维埃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然而，社会主义却得到持续发展，二战后更是形成了社会主义体系，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甚至出现过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判断。总之，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

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传播，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从而向客观现实迈出了一大步。如今提出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堪称又一大进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经受严重挫折，那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大失败”（布热津斯基语）、“历史终结”（福山语）的幻觉中总想吞没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打破了它们的迷梦。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等大国，遭到空前巨大的冲击，反而不得不求助于社会主义中国，唱出“同舟共济”的高调，从而将两制关系之依存度标榜到了极致。

其四，确有一个如何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党的十八大在对外关系方面提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其中“包容互鉴”适用于方方面面。我国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而又谨慎地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长，但我们有自身的标准，即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形式上亦有自己的特色。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冷战结束后，两制国家之间的依存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家间依存性加强，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日益鲜明的标志。依存性产生于各国安全与发展的利益需要，因此必然会出现伙伴的选择和对手的竞争问题。依存性加深，不等于国家利益和文明传统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会自然消失。依存性与竞争性是对立统一，在依存中竞争，又在竞争中维护依存，保持利益平衡，避免形势失控。这正是国际总体形势可能继续趋向缓和的内在动力。依存性与竞争性，任何一面都不容忽视。漠视依存性则势必高估本国自身的能量，往往导致故步自封；轻视竞争性则会在国际社会中处处被动。这两种倾向都有碍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增强。

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良性互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据笔者的见解，存在良性互动规律，它是由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环节构成：起点——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过程——合作与竞争同在，矛盾与妥协并存，合作要诚信，竞争要守规矩，摩擦要不导致对抗，妥协要适度；结果——双赢、共赢，而不可能是任何单方面获益。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能决定的，一厢情愿是行不通的。要与资本主义大国做到平等地打交道，凭靠的是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困境时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顺境时，更有条件产生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