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发现

（一）打工妹的城市生活状况

本研究中的打工妹们工作时间较规律，休息时间也较多，这使得她们有潜在的休闲娱乐和人际交往的需求。她们的月收入较稳定，相比家政保洁要高一些，能够负担更加高额的购买和使用手机的费用。类似推销员、服务员、卖衣服这样的工作，需要与各类人群打交道，这造成打工妹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打工妹大多都换过两个以上的工作，总是带着某种“向上流动”的期许在变动工作，“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哪有干那种工作的（指保洁、家政之类的工作），大家都想找坐办公室的工作”。（2008年12月8日-C1-三哥L家）同时，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外出经历使其更加注重城市生活方式的体验（衣着、说话方式、手机使用等）和社会交往的质量：“刚出来都出去玩，还要买衣服什么的……刚出来要把以前的衣服全扔了”。（2009年3月18日-C1-四德公园）

打工妹们的住处周围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和她们处境相同的打工者，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移民社区。这个社区在空间上是开放的，与集体宿舍相比，这样的散居模式能够给打工妹创造更多、更自由的人际交往机会。研究者观察到“她们居住的房屋都是低矮简陋的平房，通常只有几平方米，黑暗，没有窗户，有的是里外套间，她们与亲人分住上下铺”。（2008年6月5日-C1-C1家/2009年4月4日-C2-C2家）这种狭窄局促、高度压缩的居住环境造成她们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私人空间，而这恰恰是她们在个人生活中想极力争取和营造的。

（二）利用手机“装扮自己”

打工妹使用手机的功能不仅是打电话和发短信，还开发出下载/播放音乐、彩铃、照相、手机上网等多媒体功能。她们使用手机装扮或表达的“自己”是以城市和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是“有能力”“适合”并“享受”城市生活的。

1．大品牌的外观和廉价的功能是首选

“买手机我一般比较看重外观，就像这种的（诺基亚），外观看起来是诺基亚的，其实是仿冒的、杂牌子的，正品都1000多块，这个就600多块钱。”（2009年4月4日-Y-B）

多数打工妹选择的手机品牌大多是山寨机，她们认为只要花上相对少的钱，就可以炫耀大品牌手机的外观，享受各种手机带来的多媒体娱乐功能，这使她们与那些“有钱的城里人”并无二致，也可以享受手机带来的同一种生活方式。

2．利用多媒体功能彰显自我

打工妹比较注重手机的多媒体功能和电池续航时间。这里的多媒体功能主要指照相、音乐播放、手机上网（qq）和彩铃等。

打工妹手机里的照片有两类，一类是从互联网下载的或从朋友手机里传来的照片（美女图/卡通图等），这类照片通常被她们设作待机屏幕；一类是用手机照的、自己和朋友家人的照片，这类照片没有以乡村为背景，展现的全部是打工妹自己和亲友在城市的形象（打扮入时、衣着光鲜）。手机里的照片是打工妹城市生活最集中的展现，它们被打工妹用作表达自己的形象——青春靓丽、自信、乐观、积极。

很多打工妹都提及自己最大的休闲娱乐就是用手机听歌，手机里的歌曲也成了一种表达，一种情感的投射，通过听歌和分享歌曲，她们反复温习和体验着城市里的生活和城市里的浪漫爱情。

用什么样的音乐作为手机铃声和彩铃，也成了打工妹中间的一种时尚，打工妹通过这种手机音乐消费，标榜了自己的个性。

问：（彩铃）人家打给你是别人听，又不是你自己听？

C2：不一样，人家可以多打一会儿嘛，人家一听你的彩铃不好听，（没准儿）就挂了。我们有时也那样，有时听你的彩铃就知道你这个人感觉怎么样，我自己喜欢的歌也可以拿给人家听。（2009年3月25日-C2-B）

（三）利用手机进行身份协商和建构

本研究主要从手机所展现的、围绕着打工妹的代际关系、雇佣关系、亲密关系和同侪关系入手，分析她们利用手机进行身份协商和建构的过程。

1．来自长辈们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手机在举家迁移的打工家庭中常常成为代际冲突的焦点，在长辈看来，打工妹过多地发短信、讲电话是不安分、学坏的表现。发生这样的代际冲突，其背后有许多结构性原因。

举家迁移的打工家庭保留并强化了传统的伦理和性别角色规范。男性被认为比女性更有能力、更有价值。家中的女性无论多么勤劳能干，其在公共领域（职场）创造的价值在家中都是不被承认的：“我挣多少钱我爸都不稀罕，我妈生病做手术那3000多块钱都是我挣的，他（爸爸）也从来不提一句；我哥刚去福建那边才挣了1800块钱，他（爸爸）就整天念叨。”（2009年3月18日-C2-四德公园）

而此时的打工妹相较原来的农村生活（或不流动的城市青少年）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不依赖家庭的，这使得她们在与家长协商时可以更有自信和资本，这点集中体现在打工妹获得手机的过程中：“我挣钱了，想买手机，我爸也不反对，一般我们都是自己挣钱，用自己的钱，攒够了钱就可以买。话费用多少不管，都是自己交钱。”（2009年3月18日-C2-四德公园）

长辈们由于先出来打工，在经济、城市生活经验和社会资本方面更有优势，能为打工妹提供完整的城市生活的庇护。但这种庇护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长辈们多数在打工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外出务工，并且很少回家，他们很少参与打工妹的成长，都是在城市相聚后才有了共同生活的经验，这使得他们在跟打工妹相处时缺乏沟通，出现矛盾时不会用平和的方式解决。

打工妹利用手机进行的协商活动往往是隐秘的、权宜的，是以不触犯长辈权威为前提的。她们在长辈看不到的地方或是自己的“小天地”（手机）里实践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长辈们虽然也有手机，但是他们对这种技术和媒介的掌控能力远不如打工妹们熟练，这使得打工妹可以开发各种长辈们不知道或者不熟悉的手机功能来逃避他们的监视和管教；同时，手机是一种私人媒介，它有各种功能来保障持有人的隐私，并有办法让持有人在不想引人注意的场合里隐匿手机和自己的存在，这是其他媒介无法做到的：“因为我哥在这，所以我把通话记录、号码本和短信都设上了密码，怕他们查我手机。”（2009年3月25日-C2-B）

应该看到，打工妹和长辈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更多时候是相互支持和协商的关系。并且在本研究中，也不乏成功化解矛盾的例子。

2．私人手机和手机号码成为资本利用的对象

本研究中手机所体现出的、围绕着打工妹的雇佣关系格局，以推销行业最为典型。在推销行业中，打工妹私人的手机和手机号码也成为被资本利用的对象。通常这类行业中商品的售卖过程很长，长到打工妹下班还无法完成售卖，要想使客户对这种与性别有关的“信任感”持续下去，并一直持续到完成商品的售卖，客户需要接近打工妹的私人时间——私人的手机号码，以保持信任。

当一份工作需要打工妹提供私人手机号码并出卖相关的私人的可接近性时，这份工作所代表的资本雇佣关系要比其他工作对打工妹的剥削更强。虽然像“超时工作”这样的情况也会赔上打工妹的私人时间，但是它不用出卖私人的可接近性——手机号码，没有推销行业的控制严格。

打工妹的反抗通常是局部的、个人化的、隐蔽的。除了各种消极抵抗手段以外，在面对无理谩骂的客户时，打工妹采用的姿态和手段则要强硬得多，廉价的技术为此类行动提供了可能：“有些客户不是爱骂人么，我就把手机设成自动应答，这样他们打电话进来就会自动接通，我也不听他，反正我的电话接听免费，花的都是他（她）的话费。”（2009年3月22日-C1-B）

3．手机中的爱情博弈

在打工妹的圈子里，不论是正在热恋的男女朋友，还是“男追女”的状态，男性通常更喜欢打电话，而不是发短信。因为电话更方便、更直接，更容易掌握女伴的状况。

很多打工妹都提到过她们的男朋友/男性朋友给她们充过手机费，这种充手机费的行为通常都是在打工妹不情愿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在男性看来，如果我喜欢某个女孩，我就希望能够随时随地找到她，这样我就必须保证她手机里是有钱的、可以接到我的电话，这种行为给打工妹造成的苦恼非常明显。

因为男性没经女性允许查看女性手机的行为而造成的争吵甚至分手的情况很多。在打工妹看来，“手机（尤其是短信）本来是每个人的隐私的”，（2009年4月1日-W1-B）没经本人允许，不可以随便翻看。

4．通过手机找到组织

许多用手机流传在打工妹和她们的朋友之间的方式和内容充满了仪式色彩。打工妹会用手机蓝牙与本地同侪交换手机音乐；把自己在城市打工的美丽形象拍下来，用彩信传给外地的亲人和朋友，或者仨仨俩俩合拍，互相用蓝牙传到对方的手机里，这种形象的共享直观表达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比外出前光鲜）。

“手机里要有足够的钱”是“我能够被朋友们找到”和“我能随时随地联系朋友”的先决条件，而这对于打工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互相充话费才在好朋友中间如此的流行：“有时候他们发信息过来，我没理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手机没钱了，就会帮我充点钱，我只要有钱也会帮他们充（话费）。”（2009年4月1日-W1-C）

（四）手机是打工妹“移动的家”

根据对上述经验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本研究总结了一个关于打工妹对手机的象征性使用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

本研究把上述发生在打工妹及其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手机使用看作一种身份建构的实践——也许“我”还无法明确地表达“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我”明确地知道“我”拒绝什么样的主体/位置/身份，什么样的人群跟“我”经历着同样的人生、共享同样的价值观和生存状态。

本研究在题目中用“移动的家”来形容打工妹生活中的手机，想用这种比喻来阐释手机使用在打工妹的城市生活中的象征性意义。

每个打工妹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无论其结局如何，都注定开始了一段“漂泊”的生活。手机给了打工妹一方整理所有对她们有意义的情感、关系和人的、心理或虚拟层面的“私人地盘”，这个“移动的家”记录并保存了她们外出打工的所有人生体验、社会交往和情感世界。靠着这个“移动的家”，她们既可以把视野和行动投射得很远——“我的生活，尤其是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可以有丰富的可能”，又始终保有一份“归属感”——“有了这个家，走得再远我都不是孤单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