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的衔接与当代民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评析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不断有西方学者梳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价值，并试图整理一个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学以及相关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唯物论等哲学思想层面，还包括“阶级”“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等重要的分析框架。其中“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诸种形态中生产活动的抽象，在《资本论》中被明确作为研究对象。相关理论被运用到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中，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宝贵经验。为了继承这一传统，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生产方式”的概念史，寻找一种推进当前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新路径。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全景
民族学与马恩学说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它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坚实的社会证据，同时也构成两位奠基人研究的重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马克思民族学笔记》和他关于波兰、爱尔兰等一系列民族问题的论著及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作品中。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民族这一世界性与历史性社会现象的学问，叫作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它产生的标志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出版，经过苏联苏维埃学派和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而形成。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则是指在西方世界的民族学传统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所开展的研究。在目前的西方民族学话语体系中说起马克思主义，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一系列特定概念，如生产方式、阶级、权力、异化、拜物教等，以及特定的理论、方法论，如文化唯物主义等。简单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表现为一定的研究风格和取向。他们围绕资本主义的主宰、不公平的政治关系、非西方社会的文化特殊性等命题发展出了一套批判和研究的理论体系。主要有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学派以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高涨，与整体社会思潮的转变有很大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反战、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妇女运动也日益高涨。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开始反思学术史中的殖民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成为包括民族学在内的众多社会科学的重要思想武器。最早出现在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给民族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新鲜感，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想象推动了学术批判的转型。进入70年代，各种街头运动偃旗息鼓，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逐渐退守到学术机构，发展出包括国家、阶级、种族、性别等范畴的新概念。新一代的学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将“权力”作为民族学研究的概念开发出来。这种权力理论经过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对民族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70年代看似前景光明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到了下一个十年就逐步被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研究所代表。除去许多具体的经验研究，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总结性著作。但是我们知道，总结性成果的问世实际上往往隐喻了继续发展的困境。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在1987年就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衰落。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日益沦为资本主义社会自画像的再生产，形成资本主义式或资本主义化的分析范式。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一种宏大理论而孤立了，学者们更偏向于种族、阶级、性别等话语性分析理论，呈现出普遍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在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这种趋势就更清晰了，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没有前途的旧理论而受到歧视。
有学者通过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出其民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分析（《资本论》第一卷）、历史和政治分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但是不同的学派对此解读并不一致，不同的学者均认为自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有的聚焦于辩证法，有的发挥了历史主义，有的则继承了唯物论。而且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许多学者罔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性，从中抽取一些零散的概念塞到民族学中，表现出来的研究成果更是五花八门。这里不去深入讨论诸多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只是以简单的线索来勾勒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大致景象。存在两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是从马克思那里汲取了哲学层面的理论营养所开展的研究，也可以称之为民族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marxist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和分析工具的具体研究，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marxist anthropology）。
就前者而言，奥劳格林（Bridget O'Laughlin）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为民族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以唯物论为指导，将社会和文化作为进化的主要内容。但马克思本人并未像同时代的大多数进化论者那样，把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简单地看成是生物进化的延续，他在著作中始终强调根据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运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甚至有学者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辨证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并成立了同名的刊物。马克思对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对民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居住模式、生计方式等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被民族学者作为社会基础。文化生态论者就是受到这一框架的启发，将“文化核心”作为基础结构，指出文化核心与自然环境的开发相联系，并且是文化进化得以实现的基础。怀特提出一种更为具体的技术决定论，认为可以通过考察社会中个体所利用的能量额度来认识不同社会的差异。与怀特重视进化过程的整体性不同，斯图尔德强调的是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即使这两位学者存在这样的差异，但他们还是被联系起来，称之为“文化生态学派”。他们理论的核心是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相信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社会中人们对环境的适应可以解释各种社会制度。马文·哈里斯则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他进一步将文化归纳为物质力量的产物，在唯物论的层面与马克思主义相呼应。在哈里斯的推进与萨林斯的批评之下，文化生态学进一步发展为文化唯物论，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对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弗思将之形象化地分为“直觉马克思主义”（gut marxism）和“理智马克思主义”（cerebral marxism）。前者指的是这样一批美国人类学者：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理论揭示了当代世界的状况，对于由西方经济、政治、殖民霸权所导致的问题抱有鲜明的道德热情。后者指的主要是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富含理论意义的新问题。有学者接受了这一区分，并赋予这两种类别更为学术化的标签。奥特纳（Sherry B. Ortner）将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分为“结构马克思主义”（structural marxism，在法国学者之外增加了一些英国和北美学者）和“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把弗思提出的美国学派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区分）。本文继承这一分类，接下来对两派进行简单的梳理。
法国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的分析研究才能揭示出来。他称之为“结构”，并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国结构主义的人类学传统。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指出对于“社会构成”的理解，并不能仅仅依靠一个“生产方式”，而是要关注社会中几种结构组织之间的连接方式。在他的影响下，学者们意识到同一地区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从而使得建构生产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重要目标。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启发，其理论影响迅速从法国延伸至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地区。但过于结构功能味道的建构也限制了这一学派在解释社会变迁方面的价值，伴随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陆续消失，其影响力也衰退了。
政治经济学和结构马克思主义都主张人类行为和历史进程完全受制于某种结构性的力量，不过后者认为是生产方式的结构，而前者坚持资本主义扩展的必然性。政治经济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政治经济学命题的讨论。坚持这一立场的学者关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和社会之间因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现实差距，他们提出资本主义制度而非自然环境是影响一个社区的重要外来因素。代表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不是一个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而是世界范围内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关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沃勒斯坦等人主张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强调一个全球性发展体系的存在，以及中心地带对于发展的操弄过程。也有学者以这种不平等为出发点，批判统治人类学的概念和实践、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后继的研究日益成为一种关于理论类型的补充与修正，而忽视了不同地区在这一宏大体系内的特殊性。
上文简单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不能否认的是，这一学术流派在冷战之后走向了低潮。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年轻的学者往往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不公的假设之上发展他们的研究，但对此并不自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优缺点也不感兴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几代思想家的发展之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和批判思想的内在基础，虽然深刻影响了当代的学术建构，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为名的研究却陷入沉寂。
综观上述诸流派，社会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解释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社会生产这一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两种生产”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物质和社会的生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构成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研究对象，内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其间的矛盾正是解释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的重要出发点。本文接下来就试图以“生产方式”的概念为线索，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视野中的生产方式
关于什么是“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定义。或者可以说，生产方式就是由某些基本关系所构成的一个模式，它定义并贯穿特定的历史。马克思认为起决定意义的规律是广义上的生产技术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一种社会形式和经济系统，一个同时包含物质和社会条件的集合。马克思利用生产方式梳理了人类历史上的各个社会形态，在这个阶梯上的每个阶段都由一种生产方式所主导。但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或文化只存在一种生产方式，往往是同时由多种生产方式相互重叠、作用和承接，然后有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决定其基本特征。
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加，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并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也导致了“生产方式”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有的学者从生产力所表现出来的技术、环境、工具等决定性因素出发，倾向于把生产关系归结为技术制度。像怀特关注文化的技术因素，以及其对一定社会内部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影响，通过社会进步中的技术因素分析，他细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讨论了不同技术条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古迪（Jack Goody）甚至比美国的唯物论同行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犁及相应耕作技术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非洲国家发展过程中政治组织的形态。
有的学者就从生产关系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差异性出发，讨论制度性因素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阿尔都塞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将之作为一种结构因果关系。在阿尔都塞看来，一种生产方式是由无数关系结构组成的总的结构系统，但这些关系系统服从生产关系的结构。他认为只有把劳动力、直接劳动者、主人或者非直接劳动者、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等要素联系起来，才能界定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过和可能存在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结合只有在所有权、占有、支配、享受、共同体等主题的研究中才能体现出来。他在1965年出版了《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这两本著作大大改变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景象，并对形成中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阿尔都塞之后，生产方式被发展成为一种民族学的分析工具，而不再仅仅是划定发展阶段的标准，涉及将人与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以及工具、技术、知识等组织生产的方式。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声称他们发展的是一种新的理论，与那种走向粗鄙的机械唯物论不同，追求生产方式背后的结构性因果关系。他指出，在澳大利亚土著等狩猎采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结构同时在亲属、宗教中展现出来。生产关系表现为一定的亲属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从家庭内部扩散到群体层面，渗透到维持生存所开展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下一部著作中，他进一步讨论了将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应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通过考察与生产方式相伴的经济系统，他将与经济变迁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内容视为功能性特征。这些特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作出调整，因而可以作为研究社会变迁的对象。
与古德利尔同时期的梅拉索克斯（Claude Meillassoux）最初是为了解释他所研究的象牙海岸Gouro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而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描述了一个在殖民社会或血缘社会处于辅助地位的传统生产方式，强调与锄耕农业相关的劳动方式，指出这种传统的基础被市场贸易以及其后的殖民体系所削弱。他对于生产方式以及再生产的研究，还体现在对采集狩猎社会与农业社会中女性的特殊意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家庭经济保障了劳动力再生产，从而巩固了现存的权力结构。
接下来就是以特雷（Emmanuel Terray）和雷（Pierre-Philippe Rey）为代表的所谓第二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者。特雷重新研究了梅拉苏对Gouro人的研究材料，重点讨论了如何建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试图在阿尔都塞的指导下寻找一种适合血缘社会的生产方式模型。他否认可以只通过一种生产方式来认识社会，强调动态的分析。特雷提出，只有将Gouro人社会看作两种生产方式相结合的产物，才能解释他们在进入殖民地之前的社会状态：一是“农村部落制”生产方式，一是“生产的血缘方式”。后者决定并支配着两种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结合，只有在这种特殊结合中才能理解其社会结构。
在之后的1971年，雷通过分析刚果人的三个社群指出，在外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之下，长老阶级可以通过控制再生产或重新组织生产集团等方法维持已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本土的血缘生产方式如何适应的问题。他批判了上述特雷关于不同生产方式并存讨论的静态性，指出应该强调不同生产方式结合的动态过程，也就是不同生产方式转换和交接中所反映出来的矛盾性，包括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不同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之间的矛盾。
至此，法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特征逐步清晰。这一学派将“生产方式”的概念引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指出在这些社会或文化中，生产关系与亲属制度、宗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经济活动实践出来，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往往通过非经济行为中的人际关系展现出来。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被民族学者解读为“由生产关系的支配构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连接”。这些学者通过具体的田野研究，把生产方式投射到亲属关系、继嗣、婚姻、交换、家庭组织等事项，通过发掘这些事项在社会生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描绘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图景。至此，生产方式不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概括，也与对应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事项联系起来。
三 生产方式的衔接问题
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在特雷和雷那里已经注意到了多种生产方式并存与转化的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这一理论影响的学者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那些采集狩猎的部落社会转向了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的变迁问题上，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身份和传统是否必然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扩张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吞噬传统社会与文化。但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者从传统生产方式转型的角度出发，提出生活在转型社会的人们会在资本主义和传统的关系中对冲和转换。
也就是在某一具体的社会形态之中，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解，不能单靠一种生产方式，而是要通过社会中各种结构组织之间的连接方式，即生产方式的衔接（articulation of modes of production）。这一概念是马克思用来解释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讨论的衔接存在于两方面：一是西欧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的联系。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国家与外部殖民地联系起来，强调了这个纽带中的价值转移对资本主义本身的重要性。阿尔都塞将“衔接”发展为一种连接关系，即反映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这些衔接在一起的成分达成某种机制使得各方的交流得以形成，但仍保有自身的基本特征，不会因此形成统一体。在连接结构之内，各种生产方式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占据经济、政治或文化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有着更大的能量，主导着连接关系的发展。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种“衔接”关系的存在支配着整个生产方式共存关系的存在，支配着整个生产方式的现在、危机和未来，并作为整个生产方式结构的规律决定着整个经济现实。通过“生产方式”与“衔接”两个概念，阿尔都塞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才完整展现出来。只有深入单一生产方式内部各种不同的矛盾之中，深入两种生产方式之间各种不同结构的连接之中，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历史的进程。至此，我们才能说掌握了生产方式理论的两个层次。
那些受这一理论影响的民族学者，试图建构一个社会内部各种结构的连接体系，用以解释他们所研究的各种社会的历史发展。如果以此来分析政治经济学派的各家学说，会发现学者们大致在建构两种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种就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们通过世界各地的田野材料来说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考察两种生产方式各自内在的逻辑，同时讨论它们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专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另一方如何接受、适应和反抗。这种“衔接”建立在具体的事实之上，也就是在商品流通、人口流动、资本投入、技术引进、行业建立、文化传播等基础之上形成的各种交往关系之中。归纳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它们大都形成于全球与地方的交界地带。他们所关注的社会文化内容正是不同生产方式交锋过程中的产物。
西敏司（Sidney Mintz）和沃尔夫（Eric Wolf）是第一批重提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人类学者，他们继承了马克思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讨论了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问题。他们将地方社会视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历史过程，通过地方社会关系与国家、帝国形成过程的交织来展现社会与文化差异的形成。沃尔夫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类型简化为三种：资本主义（capitalist）、贡赋制（tributary）和亲族制（kin -ordered）。从地方传统生产方式的变迁与资本主义在各大洲的扩展两个方向上，考察了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们如何回应这种历史性遭遇。沃勒斯坦指出，在资本主义向边缘地区扩张的进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分类与阶级一道成为一种权力区分的机制。这种机制构成了生产方式衔接的政治与文化实践机制，为我们深入这一狭缝地带的意义体系提供了可能。这些重要的著作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不同学者以此为框架所展开的民族志研究。下面就来讨论生产方式的衔接作为研究工具，如何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中被使用。
政治经济学派最为擅长的就是以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来展开世界体系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种植园经济、殖民地贸易等帝国与地方并存的对象上。文森（Joan Vincent）在对乌干达的研究中指出，殖民地政府引进人头税，财产关系的变迁与棉花种植业的引入共同作用，导致了农民阶级的产生。当地人通过进入种植园来逃避税收和劳动法案的约束，却为种植园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在东南亚，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研究了东苏门答腊地区的种植园，将之作为多种因素的汇集点，如全球贸易、殖民地经济、岛屿间交往、印尼内部政治、地区文化传统和地方特殊性，展现了区域内代表不同生产方式的人，如荷兰殖民者、马来精英、印尼民族主义者、爪哇劳动者和爪哇寮屋居民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开互动。西敏司的《甜蜜与权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却把糖作为生产方式结合的纽带揭示了出来。聚焦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蔗糖生产所衔接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与种植园两种生产方式，更是将两种生产方式内部所发生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工人阶级的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奴隶化生产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被用来理解某些出现在连接地带的特殊文化现象。纳什（June C. Nash）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玻利维亚锡矿工人的生活中，指出了暴力现象背后的结构性意识。她研究了一个分享地方世界观的农民社会如何转向一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描述了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其关注的中心问题在于意识领域的矛盾，一方面依赖矿井作为生计来源，另一方面又不满矿井主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这种矛盾如何影响工人们的反抗行动与文化生产。陶西格讨论了印第安人的自然崇拜如何回应、适应西方传统中的基督教知识体系。他将马克思作品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引入农民社会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作为其精神体系的内核，从而展现了传统崇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逆转。从印第安人不区分上帝与魔鬼的自然崇拜，到基督教上帝与魔鬼对立信念的引入，隐喻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张力以及人们的调适。与此类似，王爱华（Aihwa Ong）研究了马来西亚工厂女工的灵魂附体现象，将之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她把这些年轻的女工作为一系列由阶级、性别、村庄、家庭所作用的历史对象，其灵魂附体的话语展现出对工厂生产和男性控制的反抗。
生产方式的“衔接”把人类学带入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过程之中，突破了社区研究的限制。但是问题在于，对于民族学主题的理解往往沦入一种功能主义，强调非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如资本积累，或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进而形成某种决定论的意味，忽视了作为主体的适应、抗争等主动性活动。生产方式的研究应该关注的是“衔接”的结构和过程，强调各方在这种结构之下的互动。这种衔接的过程与结构所导致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发生在国家与国家、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地方之间，是一种认识社会变迁的有效工具。新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特定地区或族群的民族志研究，学者们关注族群关系、劳动力迁移、移民与外汇、家庭形态、性别分工等具体的研究领域。
四 对中国当代民族学研究的启示
上面的整理表明，“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民族学中的运用，揭示了单位社会内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产和社会特征。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正是此类工作的典范。从生产工具和组织形式等生产活动的基本特征出发，揭示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活动的大致面貌。但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你来我往不仅是一种历史条件，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格局。所以针对单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研究必须走向“衔接”，也就是生产方式理论的第二个层次。“生产方式的衔接”解释了多个社会相互联系，或者某社会内部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国社会整体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变革，而在西部大开发之后，这种剧烈的变迁更深入地影响到西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现代经济活动前所未有地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区域、民族、文化纳入复杂的经济交往活动之中。因而，只有在“衔接”中才能找到形成新关系、发展新模式、建立新机制的机会。在不同生产方式衔接或者摩擦的部位，主位和客位、地方和全局、多元和一体的复杂关系充分展现出来，这正是推进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以“生产方式的衔接”来认识我国多民族社会的现状，必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结合部”，表明“衔接”是一种历史条件。跨民族区域社会纽带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基于地缘的经济联系，以民间商贸交流为纽带的传统地缘经济联系是地方社会结合的重要基础，也是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托。只有深入了解这种民间经济来往背后的经济联系、社会整合、文化交流、人员交往，才能深刻理解民族结合部的历史与现状。传统地缘经济联系纽带的主要内容有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宗教商品、日常生活物资运输供给，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与交换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纽带和复杂的交往关系。
因此，始终要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和联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深入多民族地区的社会交往和文化网络，打破行政划分和民族区别的藩篱。从这一脉络出发，我们必须给予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民族结合部”以特别的重视。目前许多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和文化单位，人为地将其划分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而忽视了有大量的民族人口生活在民族交流的地带。如果将“民族结合部”作为一个学术单位，会发现这一概念之下包含了民族经济的交换、整合与嵌入，民族文化的借用、交叉和重叠，民族人口的流动、交往和互动。人口、宗教、民俗、商品等在区域的范围内流动，更深层次的市场体系、信仰网络、社会组织则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冲撞和共生。不同民族社会的“衔接”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关系构筑的过程，或者说是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上的边界建立社会性领域的过程。
但是不能将“民族结合部”的经济、社会、文化连接视为一系列孤立的点，更应看到点与点之间的流动与扩散。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上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交往圈，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里的流动不仅仅是城市化导致的人口流动，复杂的流动现象将生态、心态都搅动起来，流动本身成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特征。不同的群体在交往过程中如何形成新的结合纽带，应该是民族学研究的重点。
二是少数民族社会如何与整个的市场经济体系连接起来，“衔接”又是一种现实结构。鹤见和子用内发型发展讨论东亚社会如何接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就是东亚传统社会文化如何培育出市场经济的新苗。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多民族并存的复杂现实，因而就不单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也是一个传统与另一个传统的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两南兴藏”等设想是为了培育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壤，希望在民族地区出现多点开花的局面。但是当其中一颗种子已然长成参天大树，对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而言，就不仅是内发型发展的问题，而是要如何处理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系的关系。多元一体是我国多民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这里就是“多元”如何应对“一体”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把代表“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过程的话，就是市场经济所裹挟的规则、技术、关系和文化如何逐步进入民族地区，如何在少数民族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同传统的宗教、知识与习惯进行互动的问题。“发展”“进步”作为一套外来的话语体系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观，表现为国家所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如“退耕还林”“水电开发”“生态移民”“定居化”等宏观政策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以“退耕还林”政策为例，该政策落实之后，白马藏人完全进入了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世代相传的生计方式失效以后，政府、水电企业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支配性的经济力量。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白马藏人生活中的规则体系出现了复杂的交叉性。白马藏族的传统知识与市场经济规范、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跨越、交叉、借用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特征。
新出现的规则体系所反映的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社会都面临多重力量的支配。比如，传统牧区社会只有农业冲击着草原，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资本力量也开始在牧区扩散。牧区社会开始由传统的农牧矛盾向牧业与工业矛盾转变，草原上同时存在牧业、农业、工业三种经济方式。在农业、机器、资本纷纷进入牧区后，牧区原有的社会组织、生态关系、经济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力量最直接的表现是对草原生态的破坏，并间接地对牧民的生计方式、经济生活、文化传承等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发展政策的施行都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
应该注意到市场经济的扩展不仅是横向的，除了在东部与西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市场经济与民族传统的层面之外，纵向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当中。少数民族人口名义上受到国家政策的特殊优待，但由于自身各种条件、能力所限，他们又在被不断地边缘化。这个过程中每个群体的处境也存在差异，有些人已由过去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利用者，主动拥抱市场经营活动。例如，新一代牧民将游牧文化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同畜牧业的现代发展联系起来，力图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政策体系和生产组织模式，表现为家庭牧场、合作经营或联户经营等新的方式。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群体的人们由于资源占有、规则掌握、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社会分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因此，要深入理解民族现象，就必须将民族社会作为不同层次人的集团放置到整体社会结构之下，只有这样，民族内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才能展现出来。
如果说民族结合部是将生产方式的衔接空间化的话，在另一个方向上，现代交往过程中少数民族如何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也可称之为立体化，涉及国家、民族以及民族内部的分层与结构。我们致力于讨论民族地区发展的复杂性，即一个社会的转型是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结构，同其所发生的民族社会的结构与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历史可以作为不同生产方式衔接过渡的过程。这种观点与沃尔夫的历史观类似，不是国家史或者民族史，而是市场经济与民族体系交锋地带的历史，或者说两者的交织互动，才是更具有民族学价值的宝藏。但这更像是提出新的研究问题，而不是答案。
五 结语
马克思“生产方式”的概念经过阿尔都塞的发展，推进了生产方式“衔接”的讨论。这两个概念激发了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构成梳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条线索。从这一理论出发，全球与地方、国家与民族的交界地带，如经济开发区、流动人口、民族经营方式都可以看成是不同生产关系交锋过程中的机制与实践。这种连接关系本身构成了中国民族学新时期的重要研究对象，它们存在于：民族走廊、跨区域民族聚居区等空间上的民族结合部，少数民族人口、商品流动中产生的特殊纽带和现象，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开发区、旅游区、矿区等发展特区，市场经济体系下人们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生计方式。而要认识这些现象，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与传统生产活动之间的“衔接”，可以通过分析商品市场的发展、经济规则的实施、不同形式资本的投入、教育或技术的传播、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实践等内容。市场经济体系自东向西、自外而内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一切问题都可以视为市场经济与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衔接过程中的问题。脱离了这个衔接的结构和关系，便无法真正理解发生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