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述要
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经过了早期译介时期的前史，五四运动时期的初步奠基，中共成立初期的初步探索，井冈山时期的初步形成，中央苏区时期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激烈较量，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的理论框架形成，延安整风时期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实现，西柏坡时期的理论创新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理论飞跃等历史时期。长期的思想进程中形成了重要的发展经验、特殊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创新成果。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逻辑之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是要通过把握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为思想逻辑分析提供一个历史线索。因此，本章所阐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历史进程，而是抓住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对这些历史节点也不偏重于历史过程描述，而是偏重于其思想史价值分析。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和译介到中国。但是，这种传入和介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传递过程。尽管如此，中国人通过这些译介初步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大致情况，这就为下一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积累了素材。
（一）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零星传入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开始接触外部世界的中国思想家在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政治思想、重大政治活动的同时，零星地提到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奠定了早期基础。
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王韬（1828～1897年）在欧洲期间，经历、耳闻了巴黎公社的情况。他和张宗良合作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纸上，最先报道了巴黎公社运动的有关情况。
江南制造局所编写的《西国近事汇编》，在逐周汇述西方各国的重要时事过程中，也经常记载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及共产党人的活动。在报道欧洲革命的时候，开始将共产主义学说引入中国的文化当中。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把社会主义译述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将共产主义翻译为“廓米尼士”“康米尼”。
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在其《使德日记》中，也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他把共产主义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民主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他记述道：“‘莎舍尔德玛噶里’，各国皆有之。”
19世纪末期，中国人在翻译欧洲学者的著作过程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学说，他们或者是简单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者是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个别内容，而这些翻译出来的文字，大都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别是有关大同社会的观念、均贫富观念等来表达。
1898年，胡颐谷将英国人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翻译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为名在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
1899年，李提摩太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纪德的《社会的进化》一书的部分章节，其中个别地方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登了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章节所写成的《大同学》一书的前4章。同年5月，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共10章内容；在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名字的同时，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他们讲求“安民新学”，也就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学说。第8章中写道：“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书中专门有一段阐述恩格斯观点的话：
恩格思有言，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此言也，讲目下之情形，实属不刊之明论。[1]
上述这些节译的内容，初步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其中不乏褒扬之词。从文化积累和知识介绍角度来说，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流传空间，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早期文献。
但是，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这些被节译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而是别人的作品，原著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介绍就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因此不可能提供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翻译者在进行文本的语言转换时，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
第三，翻译者们只是在无意中摘译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内容，而不是要主动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因此，这些资料只是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文献，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
（二）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
20世纪初，一些留日学生和维新派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态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观点陆续传入中国思想界，见诸中国知识分子的译文或自己的著作中。这些情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早期的文化积累，为日后中国人正确理解和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前提。
戊戌变法失败后，“托古改制”的思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搬用资产阶级改良的路子也不行。此时，大量的在日留学生开始把目光转向在日本初步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大量译介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著作和思想，形成了一次在国外展开的社会主义思想译介高潮。早在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就已经在日本出现。1898年，日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协会，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当时中国留学生翻译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有：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精髓》，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乌井满都夫的《社会改良论》，恃地六三郎的《东亚将来大势论》，太原祥一的《社会问题》，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矢野龙溪的《新社会》，以及英国人克喀伯的《俄罗斯大风潮》，等等。这些著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都有一定的介绍。这些译作增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都是直接从日本学者那里搬来，很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他们所翻译的书中的观点并不完整准确，从而也就不可能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加之，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译介也好，流传也好，都是在少数知识分子、留学生中进行的，对于广大的中国社会民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小众化而不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产生。
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历史上，特别值得提到梁启超。他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家之一，在自己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多次对马克思的生平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等做过介绍，从而使中国知识界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三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对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地位和主要观点有简单的介绍。他写道：
麦喀士（即马克思，下同。——引者注），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今译为尼采。——引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2]
1904年2月14日，他在《新民丛报》第46 ～48号合刊上，发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拉萨尔的思想有所介绍：
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应为“栝”。——引者注）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3]
梁启超在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从实践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他还根据社会主义者的统计，得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的结论，因而发出“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的感叹。[4]但是，梁启超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是均贫富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当然，梁启超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曾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指出：
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
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5]
也就是说，他不仅不赞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把社会主义看作同基督教一样的宗教迷信思想。
尽管梁启超本人并不赞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和基本内容，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却是有功劳的。作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梁启超在维新运动后，也在苦苦寻找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他在介绍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时候，没有特定的选择，而是客观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一同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同时也为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在这些思想中做出选择提供了早期的文献基础。特别是，梁启超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有着巨大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客观上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
1903年2月，马君武在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有所介绍：“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6]。在文末他还列举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及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中误认为是马克思著作）等著作。
孙中山在组建同盟会之后，为了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思想。其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有广泛的接触，曾在文章中自称社会主义者，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同盟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以很大的热情，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兴起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译介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当时，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
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同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王德维尔德、书记胡斯曼会面。5月20日，比利时机关报《人民报》报道了这次会面谈话的情况。孙中山提出，中国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就是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他还指出，中国一方面要采取欧洲的生产方式，同时又要防止像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而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使中国的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三民主义理论，并把民生主义看作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信念。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建立民国后，中国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要实行社会革命，即实行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1月1日《民立报》以“大总统与社会党”为题，刊载了孙中山1911年12月30日同江亢虎的谈话。孙中山说他对社会主义“竭力赞成之”，希望对社会主义学说“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并说“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7]
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演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做了阐说，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马克思
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热之言论矣。[8]
他大量解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公有理论多加借鉴，将之纳入他的土地公有、资本归公的主张当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朱执信在《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小传》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马尔克Marc》一篇，[9]对马克思、恩格斯及社会主义学说，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十大纲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历史地位，认为马克思“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他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主要内容。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凡财皆从劳动而出”，而资本家的财富就是剥削劳动者而来。
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空想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他把马克思的观点同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做了比较后指出：“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者所由来，与谋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马克思主义则“异于是”，从阶级斗争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源，以及打破资本主义统治的途径。
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介绍德国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即使这种学说在我国民众中推广并为民众所接受，他说，把德意志社会主义革命家“介绍于吾同胞”，其目的在于“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也就是说，朱执信自己在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有了比较明确的自觉性和目的性，那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人们的头脑当中，用这种学说为中国革命提供一种理论的参考和借鉴。
除此之外，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叶夏生的《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廖仲恺的《社会主义史大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胡汉民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都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文献。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在《天义报》上也介绍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也在他们创办的《社会星》《社会党月刊》《社会党日刊》《新世界》等刊物上，译介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早期影响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王缁尘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和《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两文，是民国初年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作。1912年5～7月，《新世界》杂志在第1、3、5、6、8期上，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刊载了由施仁荣翻译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部分内容，这是恩格斯的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著作在中国的最早译本。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引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也做出了许多较正确的阐释，并且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试图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民生主义之间的界限，把二者画等号，并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不可能得出真正的结果。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节点
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经历了奠基、萌芽、起步、形成、发展、丰富和不断完善的长期而开放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的关键阶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本部分所涉及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并不是要系统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而是着重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阶段的情况，从中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和主要经验。
（一）初步奠基与早期探索
五四运动到八七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奠基和早期探索阶段：五四运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拉开序幕，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过程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起步。
1.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奠基
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从理论前提、时代任务、理论创新空间、理论创新主体、阶级基础等几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传播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逐渐使它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扎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孜孜追寻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迅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他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各地都有了忠实的读者，一批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还传播和宣传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基本思想，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和革命道路。
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时代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鲜明的时代主题。毛泽东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0]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格局和特征。新的历史时代产生了新的时代主题，那么如何来把握这个时代主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历史任务，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也就是不断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征、不断破解时代主题的过程。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五四运动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江泽民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最根本的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11]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广大进步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破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日益深入。五四运动虽然提出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题，但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爱国就意味着救国救亡，那么，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走向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要追求进步，那么中国要走向什么样的状态才叫进步，中国进步的前途在何方？要追求民主，那么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要追求科学、追求真理，那么追求什么样的真理，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人民追求真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达到真理？等等。这些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的众多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层次的发展主体。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孕育了最为关键的集体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发展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同五四运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曾说过：“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2]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方向和前途，中国人民也才真正开始自觉地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才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培育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个体主体，不仅成就了诸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理论精英，更重要的是培育了诸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和思想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理论创新的核心主体。五四运动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创造了群众主体。
使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转换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运动，胡锦涛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显示出崭新的战斗姿态”[13]，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胡绳也指出：“中国近代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14]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和成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了自己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拥有了自己的阶级主体。
但是，五四运动并没有真正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因为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刚刚开始，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尚不充分；中国工人阶级刚刚踏上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尚未完全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尚不坚实；中国共产党尚未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还没有完全形成，集体智慧的汇合及其结晶尚不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尚不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形成创新成果，只有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后，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真正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2. 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宣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目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从思想家的个人行为转向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行为，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的掌握先进知识分子发展到掌握先进群众，或者说从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到先进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也获得了初步实现。
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阵地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注重理论宣传工作，成立专门翻译、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相继创办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报纸杂志，由此也带动了社会上一些进步媒体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阵地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立即成立了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机构——人民出版社，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在短时间内迅速在中国得到出版，中国思想界和一些先进群众能够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中央还在广州开办了平民书社，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专门负责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刊物，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的学校如上海女校、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等相继建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和革命人才的重要阵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逐步形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队伍进一步壮大，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在翻译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同时，早期共产党理论家们开始在不同领域阐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4年5月，李大钊出版的《史学理论》一书，是中国理论家出版的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主要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概括，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他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等理论，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做了较好的分析。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理论家，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哲学家和理论家，1926年2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旨在宣传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建党初期为数不多的中国理论家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于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走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目的性和重点性也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思想，一些关系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日渐凸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具体国情、中国各阶级地位、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初步成果。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杰出代表。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更加明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力图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削弱其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展开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三次思想论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激烈交锋，在论战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扩大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大众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理论。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非常鲜明：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学习和研究、宣传和普及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提升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性、领导性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自觉性和目的性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密切结合，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的密切结合。
但是，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只是初步的。一方面，从外在制约来说，中国共产党处于对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双重依赖当中，既受到共产国际的外在限制，也受到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掣肘，在重大问题的探索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从内在条件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尚未成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握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分析都存在着不足。因此，不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处于开端阶段，尚未真正起步，更没有产生成熟的发展主体和系统的理论成果。
3. 八七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蹒跚起步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核心问题，发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新方针，引领武装斗争的理论自觉逐步向实践跃升，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历程，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意志，初步展现了独立自主的风格，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理论家正在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蹒跚起步。
把中国革命性质、革命核心问题以及对农民革命的实践部署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联结上抓住了土地革命这个核心问题。会议集中了此前党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探索成果，强调了土地革命的中心地位，尤其是把这些理论上升到实践层面，制定了农民暴动的决议和大纲。此后，农民和土地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并且党在实践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论认识。毛泽东在30年代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其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问题的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七会议上土地革命中心地位的确立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重要起点。
高度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把武装斗争同夺取政权直接联系起来，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探索。会议明确提出，“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15]；武装斗争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16]。在此基础上，会议把城市武装起义和农村农民暴动作为武装斗争的重要方式，制定了农民暴动的具体方案，从而使武装斗争理论自觉、逐步转化为实践行动。
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号召全党同志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在严重的环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17]，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地帮助党做这件事，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会议虽然只是提出而没有解决革命道路问题，但提出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深入。正是在这种号召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苦苦求索革命道路，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成果。
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初步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风格。会议迈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半步”，这就是摆脱了对国民党的依赖，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18]，组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会议明确提出党要承担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19]。毛泽东在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央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决心，这种放弃领导权、不做主人翁的思想和做法是“一大错误”，必须改变。[20]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仍然处于共产国际的监管和操控之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在走向成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两个发言。在第一个发言中，阐述了农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初步纲领，这标志着毛泽东土地革命思想初现端倪：强调党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中心位置，积极支持和引导农民革命力量，决不能离开农民群众“站在地主方面”[21]；从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具体情况出发，明确提出了划分大中地主的标准，把小地主问题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并实事求是地区分了自耕农和富农的界限。但是，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讨论土地问题，并脱离中国具体国情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22]。在第二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论断，标志着“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初步产生。他结合军阀统治的实际和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指出，党过去总是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自己却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由此在蒋介石、唐生智拿枪杆子镇压共产党的时候，我们就束手无策，“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是对当时军阀力量、反革命起家的根据、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国革命的目的、军事运动同民众运动的关系、军事运动与夺取政权的关系进行浓缩性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武装起义传统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它用中国化的语言来解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其民族化的语言和风格，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能够无障碍地进入一般工农大众的头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毛泽东的发言表明，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核心的理论生长点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观点，显示出他作为杰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日渐成熟。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之旅是艰难的，稚嫩的步伐是蹒跚的：八七会议虽然提出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怎样领导革命的问题；虽然提出了要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但并没有真正提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内涵；虽然提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并没有解决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是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中心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土地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政策；虽然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这次会议的不足，同时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创新空间。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限于历史条件，八七会议也存在着重大缺陷。
一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而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虽然摆脱了对国民党的依赖，但是进一步强化了对共产国际的依附，这就造成了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完全依附于共产国际，而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独立，以致那些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人长期把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而对共产国际的不正确指示提出批评的人则长期受到排斥和打击；完全依赖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从而限制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以致那些完全照搬苏联经验的人往往自以为并被共产国际和大多数人视为正统，而那些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人则往往被看作错误路线的代表，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
二是八七会议是在对反革命极其仇恨、对右倾投降主义极其愤怒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的许多论断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和复仇心态，从而为“左”倾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埋下了隐患，这种隐患稍一遇到发展的条件，就迅速滋生。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不能不说同八七会议的这种隐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缺陷及其长期影响，增加了中国共产党觉醒的艰难，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曲折。
（二）历史性起步与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激烈交锋
这主要发生在土地革命前期。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探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因为存在着对共产国际和国外革命经验的严重依赖，两种马克思主义观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暂时占了上风，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严重压制。长征途中，在同共产国际暂时失去联系的特殊情况下，遵义会议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迎来一个重大转机。
1. 井冈山斗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伟大开端
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抱着共产主义必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中国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克服种种干扰，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和初步的理论总结，初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时代特征，科学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和自身特点，尊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切实从实际出发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核心的内涵。从中国实际出发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指出中国是处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国家和封建军阀直接统治下的半封建国家，中国社会矛盾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本没有完成，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根据红军和根据地的具体实际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工农红军采取比较“冒进”的策略，以猛烈的军事行动来发展和扩大红色割据政权的地盘；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工农红军则采取逐渐地推进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地方工作最忌人力分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切实尊重和正确看待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结合起来，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尊重农民武装的特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尊重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把袁文才、王佐的旧式地方武装改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红军。
把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不断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开启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探索的历程，并为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积累了理论资源。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积累了党领导人民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系统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形成了完整的红色政权理论。他从中国社会性质、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正规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五个方面，对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条件做了全面分析；从中国革命全局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前景，“‘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不仅对于边界的斗争极端重要，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红色政权必然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23]红色割据政权建设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起点、一个步骤、一个试验，构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正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抵制和纠正中央和省委的错误指导，同来自上级的主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当时，中央提出了一些“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也发来一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命令，给井冈山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等对此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批评上级代表的“唯上论”做法，同机械执行上级指示的教条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纠正一些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摇，科学回答“红旗能够打多久”的问题，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割据地区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红色政权不断推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在同这些错误思想和指示的交锋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井冈山根据地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并根据变化着的客观形势制定了符合斗争实际的政策策略，推动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健康发展，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革命道路。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统一意志，形成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合力，创立了思想建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来，就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认为离开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是，中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工人阶级数量相当少，绝大多数群众是农民，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共产党员的来源主要是农民群众。在这种特殊的国情和斗争环境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同党员主要来自农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脱离中国具体国情而教条主义地排斥农民，只能使党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失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党也就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而迁就主义地放纵农民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也不可能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党的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所提出的思想建党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创新成果。井冈山的斗争环境极其特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教育，不进行艰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就很难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4]为此，1928年10月以后，边界特委组织了党团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等，解决“农民党”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亲自到训练班视察、讲课，通过训练班学习，广大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得到了提高，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奠定了思想基础。高度重视思想理论教育，突出强调思想建党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在中国这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特殊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建设党的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创新。
总之，井冈山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真正迈出的第一步。井冈山时期的探索和经验，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留下了深刻启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不断把中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同错误思想进行不懈的交锋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群众始终是党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基础。
2. 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道路和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上论”“唯共产国际论”“唯书论”等错误思想进行了抵制和反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提出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初步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由于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尚不成熟，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都要征得共产国际的同意才算“合法”，党内的“唯共产国际论”非常严重。这种状况给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探索带来了许多障碍，因为共产国际毕竟远离中国实际，它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许多指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规定等是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失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毛泽东等人在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同“唯共产国际论”进行了坚决的和策略性的斗争，创造性地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持悲观主义态度，不相信中国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中央领导回国后，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于1929年2月给红四军发来了“二月来信”，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指示，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4月5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了《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批评共产国际的悲观主义思想，对“城市中心论”提出质疑，提出要建立广大的农村武装割据、大块的红色政权，在此基础上去夺取全国政权，初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回信中，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在批评“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25]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探索成果。
1930年，毛泽东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6]的重要论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初步产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7]“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8]的经典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和内在特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初步形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国化表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历史观和方法论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典型表述。调查研究就是深入群众的社会实践，从中获得正确认识，提出符合实际的决策，从而也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根本条件、制定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联结群众的重要桥梁，体现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涵。毛泽东不仅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调查研究方法论：必须是全面的而不能是片面的，形式主义的、片面的调查研究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必须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也就是必须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必须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的放矢地调查研究，唯此才能真正获得实际效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动的教条。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实和指导实践，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为此，必须树立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能神秘主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立自主性特质：“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科学正确的决策是实践成功的先导，而科学正确的决策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一切离开实际的决策都是结不出果实的花朵。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国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中国人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能单纯地依靠外来的经验和遥远的指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早期表述：“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能不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并进而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伟大的，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艰辛和曲折。越是任务艰巨，越是道路曲折，就越需要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那么，中国共产党要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就必须确立正确的和积极的思想路线，反对错误的和保守的思想路线。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29]从根本上说，这种思想路线不是从原则出发、从头脑到实践、从思想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思想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里的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早期表述形式。
但是，必须清楚的是，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探索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说只是局部性的探索，其探索的理论成果并没有被党中央所接受，没有上升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3. 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激烈较量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党内两种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激烈交锋。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发展，临时中央对它的内部事务的干预日益加强，力图把“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贯彻到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各个环节，而要贯彻这种教条主义就必须打击那些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1931年8月3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发来指示信，对中央苏区和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全面批判和否定了中央苏区的工作。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出了王明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胜利是因为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的正确。其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乐观估计，要求中央苏区要争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或大城市，把苏区扩大到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决议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正确的思想路线和革命道路，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提出要给予“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和“致命的打击”。
1931年11月1～5日，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就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留下重大创伤的“赣南会议”。会上，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代表团，同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等人，围绕着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设、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展开争论。一方面，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提出“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指责博古等人是“洋房子先生”。另一方面，中央代表团批评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给毛泽东罗列了一大串错误：思想上的狭隘经验论，土地问题上的富农路线，根据地建设上的右倾保守，军队建设上的党包办一切，军事斗争上的游击主义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系统批判和全面否定。赣南会议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次直接交锋，交锋的结果是，照搬照抄国际路线的教条主义压制了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但是，中央对此并不满足。1932年4月14日和5月20日发来指示信，批评苏区中央局“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要求对毛泽东的批判必须要再进一步。为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批判，让毛泽东回后方主持苏维埃工作，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完全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照抄照搬国际指示、苏联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一次激烈交锋，虽然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并开始影响到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但是毕竟中国共产党的觉醒还有待时日。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治病，罗明向毛泽东请教如何对付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情况，并指出不能实行城市中心论，而要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罗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回到福建省委后在闽西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1月21日，作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向福建省委提交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随后又根据闽西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写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罗明的意见和建议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工农武装割据、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等思想，这与临时中央领导的指导思想是相反的。
由此，为了肃清毛泽东的影响，为了能够推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教条主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就拿罗明开刀，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3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开始把矛头指向罗明。2月15日，苏区中央局做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开始对罗明进行批判。2月16日，博古在瑞金做《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积极进攻的总路线，对“罗明路线”做了全面批判，把罗明的主张明确定为“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去的逃跑退却的路线”。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做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2月24日，福建省委做出了《临时省委对中央局 〈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决定在各级党政机关和共青团组织中猛烈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之后，罗明被调往瑞金接受批判，刘晓、郭滴人、谭震林、张鼎丞等人的职务被撤销。随后，临时中央又开展反对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活动，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
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正如李维汉后来所说：“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30]这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纷争推向了最高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觉醒和独立前最严重的斗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暂时以失败而告终，而正是因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中国革命一度遭遇巨大失败。当然，也正是这种曲折和磨难，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痛苦中觉醒，在失败中逐渐独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离开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漫漫长征。在长征路途上，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集体觉醒，实现了在遵义会议上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是中央领导机构从错误走向正确的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初步战胜了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代表的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开始武装全党，逐步在全党得到认同。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多年的艰难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找到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找到了自己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实现了集体觉醒，从依赖国民党、依赖共产国际转变到独立自主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终于从自己的幼年走向了基本成熟。
（三）科学命题的提出和理论框架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到达陕北之后，开始深刻总结和反思土地革命以及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着力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了它的根本原则，阐述了它的基本内涵，制定了它的科学方法，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和实现历史性飞跃的基础。
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召开了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之后，毛泽东先后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论著，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等方面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进一步阐明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延安整风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党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了解；另一方面一些人虽然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能很好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主观主义错误长期存在并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理论原因。为此，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普及，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著作，特别是发奋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1937年七八月间，他到红军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形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经典著作，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做的一次深刻的哲学总结，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实践论》以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矛盾论》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抓住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重点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事物做具体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31]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中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产生等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及时代特征结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32]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
高度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并在学习、运用的基础上，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他对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展开，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南，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必须把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做了反复论证和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高度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看作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和尺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郑重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制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以及大量的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制定了一整套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方法。
（四）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功实现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领导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走向了完全成熟和高度团结统一；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灵活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使之在民族战争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1937年8月，洛川会议确定了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此后，党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继承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发展的经验并在新的形势下创新发展，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毛泽东先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不断进行总结、阐发，逐渐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初步阐发了中国革命规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1937年5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1937年8月，发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之后，毛泽东连续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共产党人〉发刊词》阐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明确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并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掀起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高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经验教训，高度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并把它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同时党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思想也逐步形成并日益成熟，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组织了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延安整风的每一个阶段，都突出了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纠正，对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是一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是全党整风的准备阶段，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主观主义学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培育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开展整风运动做了思想动员。随后，党中央先后做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同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分析和批判了党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和学风，强调要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加深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错误的认识。9月26日，中央成立了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的学习研究组，领导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经验教训。
第二阶段，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是全党普遍整风阶段，重点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清理错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整顿党风、整顿学习、整顿文风的号召。2月8日，又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深刻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的规定。该决定列出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长篇讲话，指导和推动了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领导整风运动。同时，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文委系统和中央党校都建立了学习委员会。
第三阶段，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重点是组织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历史进行讨论和总结。1944年3月初，周恩来到中央党校做《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4月和5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做了“学习问题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下了结论。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伟大贡献，公认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了正式结论，整风运动结束。
延安整风是一场有领导、有准备、有重点、有步骤、有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通过这次思想理论教育，党的高层领导、党员领导干部、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著作，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更好地深入到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当中。延安整风全面清理和整顿了党内的错误观点和思想方法，使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的党员群众都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明确了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认真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高度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历史和基本经验教训，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该文件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33]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以及全党对之进行的深入学习，表明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指导思想。它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和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载入党章，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做了言简意赅的深刻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做了系统论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这些内容主要包括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做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经验和理论探索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加以阐述。
（五）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理论创新高潮
党中央在西柏坡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极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和适应历史转变，科学回答重大历史课题，初步形成执政党建设和新政权建设理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一，党的历史方位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即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第二，党的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占领了一部分重要城市并将很快占领全部城市。当此之时，城市的重要性愈益显示出来，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必须“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34]；“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35]。第三，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变。中国革命已经处于全国胜利前夜，国内大规模战争就要结束，国内和平的实现已经曙光初现。当此之时，生产建设即将成为历史主题，由此，党的中心任务也将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从革命战争转向生产建设。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整个中心工作服务。第四，中国革命性质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将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目的。[36]西柏坡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基本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现实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机已经到来。
重大历史性转变的客观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课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分析新的矛盾特点，认真研究和回答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和政策体系，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
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了新政权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执什么样的政”，就是解决国体和政体问题。毛泽东科学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科学内涵，形成了独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权理论，即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核心的新政权建设理论。“怎么样执政”，就是要回答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党，怎样才能够成为合格的执政党。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迎接革命胜利和胜利后党的建设问题，初步形成了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早期理论架构：要适应新的执政环境转变领导方式，变农村领导城市为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方式；要发扬学习精神，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以较高的能力素质当好执政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员干部的修养，防止滋生骄傲自满、居功自傲、停步不前、贪图享乐的情绪，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要继续发扬“两个务必”精神，体现“两个善于”的气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当好执政党。
积极回应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核心，就是如何建设、巩固好城市。围绕这个问题，党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城市工作理论。首先，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管理和建设好城市。其次，必须正确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做到城乡兼顾，协调发展。最后，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搞好城市斗争，必须掌握好斗争的辩证法，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巩固政权。
积极回应党的中心任务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核心，就是要迅速结束战争状态实现国内和平，迅速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和其他事业。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主要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几种主要形式：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和对外贸易方面，采取“对内节制资本，对外统制贸易”两项基本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提出了要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制定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策略。
积极回应中国革命性质转变，初步回答“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性课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问题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矛盾特点，根据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党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首先，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矛盾状况，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策略：“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7]由于存在这些基本矛盾，我们就必须要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团结人民群众以孤立反革命分子，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其次，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方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8]最后，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中国将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39]。
（六）“第二次伟大结合”的开始及其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道路，初步探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并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形成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积累了思想素材。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要理论成果，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构成了新时期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源头。
率先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论断的思想源头。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以及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出来。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率先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理论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提出了判断政治是非的根本标准，初步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思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根据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思想源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二者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一面，可以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这个理论成为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哲学根据。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思想是新时期党明确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哲学根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论断为新时期提出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理论、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判断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基本标准：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国际团结。这六项标准成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40]
做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对基本国情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为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中国的国情实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对此做出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41]；“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42]。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43]；“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4]。这个概括后来被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直接引用：中国的国情特点最突出的就是两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45]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实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才算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由此阶段经过更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46]这实际上就是做出了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时间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这个判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出发点，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
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论断，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思想源头。5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毛泽东毫不动摇地宣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7]他多次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制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前进的目标。为了把这个伟大目标具体化，毛泽东科学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57年2月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8]不久，他进一步深化这个构想，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9]这个发展战略在三届人大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引导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正逐步得到实现。
提出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源头。毛泽东强调，为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总结中国经验，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创造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50]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1]。这些论断对邓小平推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极大的理论先导作用，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许多论述同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高度重视，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52]。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
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原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源头。科学论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观点，探索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源头。
但是，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陷入理论的误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教条化，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被严重误判，以致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提出并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都遭遇了挫折。
（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功实现和不断推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开展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实践，这是一个接续发展的奋斗历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改革开放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中，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八）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紧紧抓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以当代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为背景，以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践基础，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根本要求、奋斗目标、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理念等做出了全面论述，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思想内涵，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想的行动指南，是指导新的伟大斗争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了90多年的历史发展，实现了两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给当代人以极大的启示。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任何教条主义的做法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造成严重的后果。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党之所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偏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当时还没有全面介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不完善阶段。土地革命时期，党之所以多次陷入错误路线的旋涡当中，与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分不开。毛泽东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理论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是实事求是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地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任务，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模式的做法都不可能真正形成实践和理论的成果。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道路、土地问题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重大失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当时还没有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没有摆脱对俄国革命模式的照搬照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就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毫不动摇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不同时期历史实际的结合，取得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巨大进步。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问题，任何主观主义的空谈和盲动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就是深入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矛盾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特点，创造性地探索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的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牢牢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矛盾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关于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怎样把握新的时代特点和矛盾态势，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新课题。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主体，是独立自主地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政党及其理论家队伍，任何幼稚的、不成熟的、缺乏理论涵养的人占据了党的主要领导岗位，并以某种所谓的权威为支撑来强行引导理论发展的方向，都会给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事业带来重大挫折。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所经历的实践磨难和理论曲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些不成熟的理论家占据了理论领导地位，而像毛泽东这样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被压制。改革开放前夕，我们国家出现了徘徊和曲折，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在政治和理论上不够完全成熟。而当邓小平等一批成熟的政治家和理论家重新走上主要领导岗位后，我们的实践和理论事业都迅速发展起来。当前，压制理论家的情形当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进一步培养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仍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路径，就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交锋中开展理论创新，任何放纵和“宽容”错误思想的做法都将给党的理论创新带来干扰。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是领导全党同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即毛泽东思想；随后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思想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之所以在50年代提出判断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也是着眼于批判当时党内外的各种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之所以提出思想政治方面的四项基本原则，其根本就是要反对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以免其扰乱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建设，从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当前，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也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